|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这首《送别》自民国以来传唱至今，词句唯美感人，旋律悠扬婉转。它是由李叔同以美国人奥德威的原曲为基础，重新填词而成的。
李叔同（1880-1942），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前半生，身为富家公子，才艺出众、风流倜傥，卓为一代名士，于书画篆刻、音乐戏剧、诗词歌曲皆有造诣；后半生，芒鞋破钵、云游四方，是精研戒律、严正修持，以弘扬律宗为己任的一代高僧“弘一法师”，被誉为“近世律宗复兴之祖”，又唯独于书法一艺坚持不懈，终以独创的“弘一体”成为驰誉当时、标名后世的书法大师。
李叔同幼名成蹊，学名文涛，浙江平湖人，出生于天津。父亲李世珍字筱楼，以进士入仕，官吏部主事，后经营盐业和钱庄，成为家资巨富的天津豪门。叔同是其父68岁晚年所生，深受宠爱，因其生母是侧室，在家族中颇受嫉妒和冷眼，尤其是叔同5岁那年，父亲辞世，此后母子二人虽然经济尚优裕，实际处境却尴尬难堪。聪颖的少年李叔同在接受启蒙教育、熏染传统文化艺术的同时，亦体验了人情炎凉、世事多变。 ● 1898年秋“戊戌变法”失败后，19岁的李叔同奉母携眷离开天津，南迁到晩清中国第一大商埠上海，由此开始了他人生中第一段异彩纷呈的生活。到上海不久，他与文士名流结交“天涯五友”，加入“城南文社”，组织“海上书画公会”，出演京剧武生戏，又时常出入朱门高阁，与名伶、艺妓以艺事相往还。此时的李叔同宛然是海上洋场中引人瞩目的一位翩翩才子，不仅如此，他还接受了新思想、新文艺的冲击。 ● 1905年秋，李叔同东渡日本。与当时诸多中国留学生纷纷学习经济、法律不同的是，他选择了艺术，不久后考入东京美术学校西洋画科。在日本的五六年里，李叔同沉醉于西洋美术、音乐、戏剧和诗文，成为近世中国新文艺最早也是最重要的开拓者。 ● 1911年春，李叔同学成归国，先赴天津任教。次年即民国元年，重回上海。他一方面在城东女学教授文学与音乐，另一方面，积极参加“南社”活动，还兼任《太平洋报》文艺副刊编辑，又与柳亚子等人创办“文美会”，主编《文美》杂志，刊印书画篆刻。 ● 1912年旧历七月，33岁的李叔同受到时任浙江两级师范学校（1913年改名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的经亨颐的聘请，赴任该校图画、音乐教员。 ● 至1918年初，李叔同在杭州任教五年有余，兼任南京高师教职也已逾两年，学生遍及江浙，英才蔚出。然而，让友朋、学生大为惊诧的是，就在这一年的8月19日（农历七月十三），这位饱负绝世才华、时年39岁的艺术名师，突然遁入空门，剃度出家。
李叔同的出家，让当时和后世之人猜测不已。或说是对民国初期现实世界的绝望：袁世凯的窃国称帝、张勋的复辟废帝、维新人物康有为的政治“倒退”等，使得原本对于国家前途充满期望的李叔同，转而寄望于彼岸世界，以另一种途径来救度众生。或说是早年的生活遭际，造就了李叔同违拗世俗、抑郁不平的心理和性格，加上此前家族的破产、败落，促使他选择了一条违背常理之路。亦或说缘于李叔同日益深重的忏悔之心，他自责当众生溺于水深火热时，自己却锦衣玉食、出入朱门。种种解释似乎都能从李叔同的生活和经历中找到一些影子，但恐怕都不是最终的答案。李叔同的转变是在众多原因的合力下促成的。青少年时期对于艺术的极大热情，以及往后的勇猛精进、舍身求法，都寓示着他对人生境界和生命体验的不懈追求。无论怎样，他的出家主要不是消极厌世，不是被迫无奈，恰恰相反，他是怀着喜悦和探求之心而皈依佛教！丰子恺以“人的三层生活”来看待李叔同的转变：人的生活可分为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灵魂生活三层。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灵魂生活就是宗教。世间大多数人满足于走上第一层，知识分子、学者、艺术家能爬上第二层。只有极少数人生欲很强、脚力大的人，以探求人生的究竟、宇宙的根本为目标，爬上第三层。弘一法师的由艺术升华为宗教，正可以作此理解。 出家后的弘一抱着“诸艺皆废止”的决心，割舍一切尘缘和俗世情愫，远离昔日五彩绚烂的艺术生活，以至诚至敬之心专意修持。然而唯独于书法一端，非但没有舍弃，反而精进不止。 民国前后，李叔同在沪、杭等地艺术界已是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知名人士，他在书法篆刻方面的修为，即是吸引世人目光的内容之一。寓居上海期间，他曾频频为《太平洋画报》题字，又刊登《书例》，公开鬻书，慕名求字者甚众。其书法兼善各体，篆、隶书取宗清代名家邓石如、杨岘，楷书取法北朝碑刻，行书则信服宋代苏轼、黄庭坚等，明显地带有晚清以来“碑派”书法的特点。赴杭执教的6年里，李叔同沿着早年的“碑学”道路，继续深入前行，而且时时发挥他的书法篆刻艺术才能，为学校、刊物题诗、作文，为同事、友人题跋、书联，留下了大量书迹。 李叔同传世之作中，有一件《灵化》横披尤显特殊和珍贵，是他1916年在虎跑寺断食期间所写。此次断食一共持续18天，到最后7天，他不但已无苦痛，反觉身心轻快、文思敏捷，如脱胎换骨、飘飘欲仙。其中第十七天（农历腊月十七）时，适逢浙一师学生朱稣典前来探望，李叔同遂手书此幅相赠，并在跋语中记录了断食的真切感受：
“丙辰新嘉平，入大慈山断食十七日，身心灵化，欢乐康强。书此奉稣典仁弟，以为纪念。欣欣道人李欣俶同。”
“嘉平”是十二月的别称，“新嘉平”之“新”字，既是李叔同对新一年即将开始的期望，更传达了获得新生的欣喜。在署款中，他改名为欣，改字为俶同，又号欣欣道人。源于心灵深处的喜悦展露于每一个细节。这件书作虽仍取法于魏碑，但相比于早年，削弱了笔画的锋芒棱角，收敛了结体的倾斜欹侧，线条用笔趋于浑圆、凝练，气息更显平和、静穆。
民国初期的李叔同，在书法艺术领域已经盛享时誉，名声远播，然而如果没有最后20年人生和艺术的持久修炼，没有最终的出神入化和独树一帜的“弘一体”，那么他也许只是清末民初碑派书法洪流中的一位名家，却难以成为“开宗立派”的艺术大师。1918年的剃度出家，对于李叔同的书法艺术而言，是一个重要的关纽。 有意思的是，披剃前的弘一本是抱着出家后“诸艺皆废止”的决心，因为不论书画篆刻，还是戏剧音乐，一一凝结着他在俗时的情愫，如令既然通人空门，自然是要割舍一切。1918年春夏时分，弘一开始有计划地遣散众物，将所有艺术作品、书物连同笔墨纸砚全都分赠各处。他将平生所藏的90余枚印章以及书画数轴，悉数赠予西泠印社。印社在孤山石壁上特地凿出石洞，外嵌太湖石，用以珍藏和封存这批印章，印社友人叶铭篆题“印藏”二字，又作隶书跋文镌刻于左：
“同社李君叔同将祝发入山，出其印章移储社中。同人用昔人‘诗冢’‘书藏’遗意，凿壁庋藏，庶与湖山并永云尔。戊午夏，叶舟识。”
这批印章在壁龛中一藏就是整整45年，直到1963年西泠印社六十周年大庆前夕，印社同人因担心印章久藏致损，决定将其发掘而出，另行珍藏，世人方才得以一睹真容。这90余枚印章，装于一石匣内，枚枚无损，多出自西冷印人或沪杭金石篆刻名家之手，为王禔、叶铭、费龙丁、王匊昆、经亨颐、陈师曾、夏丐尊、李苦李等人刻赠叔同之作。此外，夏丐尊、周承德、丰子恺、刘质平、金咨甫等诸多友生，都得到了弘一分送的所临法书、碑帖和用具等纪念物品。 然而，弘一对于书法终究无法舍弃。1918年9月，弘一在灵隐寺受戒后不久，到嘉兴精严寺佛学会披阅经藏，当时仍有知晓弘一俗名、前来索求墨宝者，“已弃旧业”的弘一遂与当地居士范古农相商，范氏以为：
“若能以佛语书写，令人喜见，以种净因，亦佛事也。”
于是，弘一重又购买书写工具，以应求书者。其实，此前弘一在杭州已借人笔墨，为夏丐尊写《楞严经·念佛圆通章》轴，为叶铭奉书“南无阿弥陀佛”六字名号。《楞严经·念佛圆通章》轴恰写于弘一剃度后的第二天，可谓弘一“僧书”时代的开山之作，跋语中详记当时因缘：
“戊戍午大势至菩萨诞，剃度于定慧禅寺。翌日，丐尊居士来山，为书《楞严·念佛圆通章》，愿它年同生安养，闻妙法音，回施有情，共圆种智。” 弘一出家后的前十年，对于书法不断尝试，风格多变，希求寻找一种最适合自己、也最能寄寓自己情感体验的独特书风。弘一生平多次书写“勇猛精进”四字，“勇猛精进”既体现了儒家所提倡的“奋进”精神，又常见于佛教《无量寿经》等，以奋勉不倦为精神旨要。这四字可谓是弘一于佛、于书刻苦修行的最贴切描述。
国学大师马一浮对于李叔同的书法艺术及其出家前后的风格变化，曾有一段精到的评述，他说：
弘一书法的渊源，上规秦汉篆隶，所以根底扎实。未出家前以沉雄浑厚胜，这是致力北碑的特征。削发后，精神面貌为之一变。现在芒鞋跣足，云游十数载，和在西湖虎跑、玉泉的情景又起了不同程度的变迁。如今是经过佛学的陶冶，再变而为恬淡静穆，霁月光风，如不食人间烟火的世外之笔，这是个人的修养所致。 李叔同的书法与他的人生一样，绚烂之极终归于平淡，然这平淡中饱含着深沉、丰富的内蕴，是他精神世界的真实写照。艺术和宗教为李叔同的人生注入奇异的色彩，而他在艺术领域的卓绝造诣、对宗教的深刻体悟，也让世人回味不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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