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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宋时期的浙江文化|藏书与刻书:浙江文化史上的两大亮点(下)
来源:浙江省文史研究馆微信公众号  作者:顾志兴  日期:2022-01-12

藏书与刻书:浙江文化史上的两大亮点(下)

浙江的藏书与刻书印刷业素称发达,不仅在浙江文化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且在中国文化史的很长时间里居于中心的地位,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播发挥过重要作用。藏书与刻书印刷业堪称浙江文化史上的两大亮点。

杭州:由北宋刻书重镇到南宋的印刷中心

北宋时期,杭州已经成为全国刻书重镇。叶梦得在《石林燕语》卷八中指出,“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正因为杭州刊书有如此之良好声誉,所以当时朝廷的出版主管机构——国子监的“监本书”都在杭州刻印,这反过来自然又促进了杭州出版事业的繁荣。据文献记载,杭州自994至1069年所承担刻印的“监本书”至少有《史记》《汉书》《后汉书》等三史,《周礼疏》《仪礼疏》《春秋公羊传疏》《春秋榖梁传疏》《孝经正义》《尔雅疏》《七经正义》等经书,《唐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后周书》八史和《资治通鉴》等史书,还有《外台秘要方》等医书。
从以上所列书目可以看出,封建社会里最重视的经部书、史部书多在杭州刻印。《外台秘要方》是医书,关乎人命,也因杭州刊书质量高,所以“奉圣旨(交杭州)镂板施行”。从现有文献证实,北宋时的“监本书”大约半数以上都由杭州负责刊印。
除了国子监在杭州刻书外,杭州地方官刻、私刻书亦多。
值得一提的是布衣毕昇在庆历(1041—1048)间发明活字印刷术,比法国人谷腾堡用铅活字印《圣经》要早400年,这是中国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关于毕昇的籍贯里居以及在何地发明“活版”,沈括《梦溪笔谈》未提及,但国内外学者都认为毕昇是在杭州发明活字印刷术。胡道静先生云:“沈括钱塘人,其兄若侄辈亦世居杭州。104条记皇祐(1049—1053)中杭州西湖侧发地得一古钟,末云:‘其钟今尚在钱塘,予群从家藏之。’因疑毕氏活字亦得自杭州而藏在钱塘故家。杭州者,乃雕板兴起以后三大刻书中心之一也……窃尝疑毕昇为杭州之一雕板良工也,唯其熟操枣梨之艺,深识工程之艰,温凉甘苦,默会于心,运思铸巧,求简代繁,遂克有此伟大发明,此亦艺精于勤之一理也。”目前关于毕昇在杭州发明活字印刷术已获公认,这自然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
南宋时,浙江成为全国印刷业的中心。南宋第一位皇帝宋高宗对典籍文献十分重视。由于杭州自北宋以来已成为全国刻书的中心,加之南宋杭州成为全国政治、文化、经济的中心,皇家又重视典籍的收藏,对浙江出版印刷事业自是一大促进,其时官刻有国子监、皇家内府,各府、州、县的刻书,民间私家和坊刻书亦盛,并且诞生了一批有名的出版家,故浙江成为全国出版事业的中心。
官府刻印和私人名家刻印

这一时期的刻书印刷可分为官府刻印和私人名家刻印两类。官府刻印包括国子监(最高学府)刻印、内府(宫廷)刻印和两浙公使库(包括两浙东路、两浙西路等六七个朝廷部门)刻印,其中以两浙公使库刻印的数量最大,称“公使库本”。仅两浙东路和两浙西路所刻印之书便略有:《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扬雄撰《太玄经》十卷、《唐书》二百卷、《周易注疏》十三卷、《尚书正义》二十卷、《周礼疏》五十卷、《毛诗正义》四十卷、《礼记正义》七十卷。此外尚有《论语注疏解经》、《孟子注疏解经》、《通鉴释例》、《通鉴外纪》、《苕溪渔隐丛话》、《临川先生文集》一百卷、《林和靖先生诗集》四卷等。
两浙东路所刊之书,质量颇精,且在中国出版史上有其独创性。此前刊刻经书,往往正文和义疏(注解)分别刊刻,因此学人读书,往往遇有不解处,读一句正文,又找另书读一句义疏,这是十分麻烦而又不便的事。两浙东路茶盐司于绍兴初年所刊之《尚书正义》、《周易注疏》、《周礼疏》三书始将经文和注疏合在一起,刻成一书,这是前无古人的创举。此后刊刻古书,多仿其式,可见这一改革影响之大。
杭州书坊和私人刻书
书院藏书

虽然南宋时临安府官刻书较多,且质量亦佳,但影响最大的还是书坊和私人刻书,杭州书坊和私人刻书很盛。兹略举数例于后。
陈起刻书。陈起所刊书多唐人专集。王国维在《两浙古刊本考》中论定:“今日所传明刊十行十八字本唐人专集、总集大抵皆出陈宅书籍本也。然则唐人诗集得以流传至今,陈氏刊刻之功为多。”陈起除刊唐人诗集外,同时还刊刻了南宋的“当代文学”,有人以为“南渡后诗家姓氏不显者,多赖以传”。故而陈起对唐诗与南宋江湖诗的传播有突出的贡献。但陈起亦因刊刻江湖诗集而招致大祸,这是自北宋苏轼“乌台诗案”以来,南宋又一著名的文字狱。陈起流配远方,《江湖集》板被劈毁。
唐诗是我国诗歌中的瑰宝,根据周端臣的挽陈起诗“诗刊欲遍唐”句,可以想见陈起当时所刊唐诗之多,这位南宋私人出版家对保存唐诗,使之流传起了多么大的作用!
陈思刻书。与陈起同时,杭州另一书商兼出版家陈思亦影响较著。陈思,钱塘(一说中都)人,宋理宗时在世,曾官成忠郎,缉熙殿、国史实录院、秘书省搜访。陈思精于鉴别版本真伪,所开书肆收购旧籍,亦出售新刊书籍与旧籍。陈思同时还是一位学者,所编撰书籍略有《宝刻从编》、《书小史》、《书苑精华》、《海棠谱》、《小字录》等。
南宋时杭州从众安桥至鼓楼一带,书肆林立,是著名的文化街,当时书坊私家出版商除陈起、陈思外,著名的还有钟家书铺、荣六郎书铺、太庙前尹家书铺等。
杭州廖莹中世彩堂刻书。廖莹中(?—1275),字群玉,号药州,福建邵武人,他是南宋末年权奸贾似道的门客,政治上无足道,但他的世彩堂刻书却极精美。在宋版书中素被称为“世无二帙”的“无上神品”,卷后均镌篆文“世彩廖氏刻梓家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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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后有篆文“世綵廖氏刻梓家塾”
陆游父子刊书。南宋严州府刊书多为官刻,声名以陆游及其子陆子遹为最。他们的刻书活动主要在建德为官时。这里值得特别指出的是陆游《新刊剑南诗稿》于淳熙十四年(1187)出版问世后,在海内诗坛引起轰动,张镃、杨万里、楼钥、姜特立、韩淲、戴复古、刘应时等均有诗作咏其事。宋时浙版书竞传天下,除刻书之精外,作者声名亦颇有关系。
陆子遹,一作子聿,字怀祖,陆游第六子。于宝庆间(1225—1227)知严州,刻书颇多,数量要超过陆游所刊。南宋严州刊书除陆游父子外,先后尚有数十种之多。这里仅列影响大的几种以见一斑:《艺文类聚》一百卷,为现存最古之本,刻于绍兴年间(1131—1162)。《通鉴纪事本末》四十二卷,此书为袁枢所编撰,于淳熙二年(1175)刊印,此书是史学编纂史上的一大创举,面世便受朝野重视,以后又一再重印。
嘉兴府岳珂刊书。南宋嘉兴刊书以岳珂为最有名,岳珂(1183—1234),字肃之,号倦翁,岳飞之孙。曾任嘉兴知府。岳珂所刻之书,后人推崇备至,岳珂被尊为宋代最著名的七大刻书家之一。其在嘉兴所刻书,略有《愧郯录》十五卷、《桯史》十五卷、《鄂国金陀粹编》二十八卷等,后者乃为岳飞辩冤所作,成书于嘉定十一年(1218)。
此外,还有安吉王永从、宁波楼钥、绍兴洪适、汪纲、衢州施元之等名家刻书。
从以上简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南宋时浙江出版事业的繁荣和发达。首先是量多,公私刻书皆为全国之冠。私家刻书,以书坊刻书成为大宗。此外学宫、书院、家塾以至寺院刻书亦多。而且,浙本书书品宽大,印刷用纸质量多佳,故而宋代的浙本书是后世藏书家梦寐以求的精品。
浙江有文字记载并素称发达的刻书印刷业以及藏书业,之所以能够延续一千多年并且至今仍在浙江民营经济中占有一席之地,是因为,浙江有深厚的手工业传统作为技术基础或技术条件,有深厚久远的商业文明作为经济条件以支持其运转。同时,浙江古代发达的刻书印刷业也为浙江丰富的民间藏书和书院教育、私塾教育提供了丰富的、持续的书源。爱书—刻书印书—藏书,形成了一条古代浙江文化产业链;爱书—读书—书院和私塾教育,则形成了另一良好的民间文化传统;这一传统和产业链相互促进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条更长的历时久远的文化链。这一文化链实质上是对优秀的中华文明传统的热爱、坚守、传承和发扬广大,同时也在这一过程中孕育出了地域文化的奇葩。这一文化链同唐末以后两次大规模人口南迁为主调的人口大迁徙与大融合,同唐末以后浙江经济地位的逐步提升和社会长期基本稳定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从浙江古代的藏书刻书业的发展历程中,我们看到了经济、文化、社会与人口相互关系的历史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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