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得芝 | 论宋元之际江南士人的思想和政治动向-学术纵横-杭州文史网

　　南宋后期的著名学者黄震在咸淳四年(1268)所上《轮对札子》中，把当时的衰弊局面概括为四点：民穷，兵弱，财匮，士大夫无耻。他指出，自高宗南渡，国土仅有宋初之半，端平以后，实有者“又几止于半之半”；度宗即位以来，仍惟求湖山歌舞之乐，宫室服食之安，对京、襄、荆、蜀大片国土的荒残略不念虑。于是民困于椎剥而日以穷，兵多虚额游手而日以弱，财耗于冗费（营建、燕饮、赏赐、佛老等）而日以匮，“至若士大夫，又多狃于流俗，渐变初心，既欲享好官之实，又欲保好人之名，自以和平为得计，……风俗至此，最为可悲。”[3]这里所谓“和平”，指的是气节消靡，圆滑处世，以保其美官厚禄，不能激切直言指摘弊政。黄震用“无耻”一词来指责当时的士大夫，看似偏激，其实他所揭露的弊病仅是一个方面，宋季士大夫之无耻更有甚于此者。

　　宋朝士风的不良由来已久。顾炎武将宋世士风变坏归咎于王安石当政后“骤奖趋媚之徒，深锄异己之辈”，于是“千进之流，乘机抵隙”，以致“移人心，变士习，……历数十百年，滔滔之势，一往而不可反矣。”[4]这不过是因袭了一些宋人反对新法的议论，殊欠公允。事实上，真宗、仁宗时期，士风问题就已相当严重：奔竞干进，为猎逐官位不惜谄媚请托，忘乎廉耻；因循苟且，遇事推诿，但求无过，以此保其循资升迁，固其高官厚禄，而将能兴利除害、有所作为者斥为“生事”，加以排挤；下至一般士人，但熟记死板章句，巧饰媚俗诗赋，只求合于当局，以此侥幸科举得中，博取美仕，而有实务之才者十不一二。[5]诸如此类弊端，皆见于时人论议，如范仲淹的《上十事疏》和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就首以整顿士风为言。可惜他们的改革都未能成功，北宋皇朝日益腐败，终至崩溃。

如果说北宋的不良士风是由当时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及其相应的官僚制度所养成，那么到了南宋，又加上统治者奉行苟且偷安的基本国策，导致了士风的进一步败坏。孝宗时，曾担任过殿试读卷官的太学博士虞俦上言：“今日内外人才习为软熟，其势久而必至于萎靡不振。”他指出，科举名次高下是士子所视为趋向的，大抵爱君忧国者必有切直之论，嗜进苟得者必多谄谀之辞，然而切直者却被置于下列，而谄谀者却能居于前名，当国者如此取士，是导致士风萎靡的一个原因。[6]淳熙十一年(1184)，卫泾在殿试对策中批评当时朝政习于“纵缓”，以致“庸常琐琐之徒得以偷安固位，自为保持之计，上下苟且，莫肯任责，而治效之不进，风俗日以坏，士气日以弱，民生日以困。”他认为士风之不美，根源在于科举的弊病，士人为求爵禄，不顾礼义，苟且修饰以迎合于上，侥幸于一得，是以“冒进之习滋，廉耻之道丧”。[7]后来他又进一步痛论人才的衰弊：“窃谓今之士大夫，徇利而不顾义，矜名而不务实，习成软熟，谓之得体，稍知激昂，则指为生事。公清鲠亮者苦落落而难合，脂韦容悦者尝龊龊以自娱，忠义笃实者以迂阔而见疏，贪鄙巽懦者以侥求而幸进。是以气节颓败而不立，风采销萎而无余。庸庸垂绅，默默尸位，若大若小，浑然一律。”[8]叶适在孝宗、光宗、宁宗三朝所上奏札中也屡以士风为言，指出士大夫“廉耻日缺，名实日丧，风俗大坏而不可救。”[9]“贤能无用，风流日以坠失，士俗日以颓败。”[10]他还一一论列了以资格用人和荐举、任子、科举、学校、制科等各方面的弊病，痛切指出，士习实坏于学校和科举。他说，昔日尚词赋固属末技，今则“天下之士，虽五尺童子无不自谓知经，传写诵习，坐论圣贤，其高者谈天人，语性命，以为尧舜周孔之道技尽于此，雕琢刻画，侮玩先王之法言，反甚于词赋。”对当时正兴盛的道学教育提出了批评；至于科举，则庸夫俗子率皆俯首诵习所谓“黄策子”者，家以此教子弟，国以此选公卿，士人从小学习这一套，但能应付三日课试之文，则青紫之望盈于前，廉耻、义命皆所不顾，“朝廷得斯人而用之，将何赖以兴起天下之人才哉？”[11]

孝宗至宁宗前期还算是南宋稍有振作的时期，士风已是如此。宁宗开禧三年(1207)韩侂胄北伐失败被投降派杀害，史弥远掌握了朝政，直到理宗绍定六年(1233)他病死，擅权达二十六年，这一时期政治更加腐败。史弥远为了笼络人心，并利用道学作为思想统治工具，标榜“褒崇名节”，朱熹被追谥为朱文公，道学名士真德秀、魏了翁等人被先后起用，为之装点门面，实际上史弥远所重用的是一批奸佞之徒，肆行贪黩，以致“馈赂公行，熏染成风”，正直之士则遭到排斥。真、魏等人的起用完全无补于士风的纠正，后来他们也因不满史弥远擅权废立而被斥逐。魏了翁在嘉定十七年(1224)所上奏札中对士大夫的两面派投机作风有一段很生动的揭露，说他们“进焉而柔良，退焉而刚方，面焉而唯唯否否，背焉而戚戚喳喳，成焉而挟其所尝言以夸示于人，不成焉而托于所尝料以议其上。”“龙断而望，可左可右，跨闾而语，可出可入，盖嗜利亡耻之人，贪前虑后者为之耳。士大夫而若此，则其心岂复以国事为饥渴休戚者哉！”[12]理宗时，魏了翁又上疏说：自嘉定以来，士子“仅于经解语录揣摩剽窃，以应时用，文词浮浅，名节堕顿。盖自其始学，父师之所开导，子弟之所课习，不过以哗众取宠，惟官资、宫室、妻妾是计尔。及其从仕，……一旦临小小利害，周章错愕，已昧所择；脱不幸而死生临乎其前，则全躯保妻子之是务，虽乱常干纪有不惶恤。呜呼，使此习也日长月益，平居无直谅多闻之人，立朝无正色犯颜之士，临难无伏节死义之臣，虽利在盗贼，利在夷狄，亦委已听命而己。”[13]魏了翁所陈士风之弊可谓切中要害，不过他此疏的主旨是要求理宗进一步尊崇道学以正学术，以纠士风，却是开错了药方，因为正是权臣当政与道学的结合造就了这么一批虚伪投机、空疏无用、惟私利是图的士大夫。

　　理宗在史弥远死后“亲总庶政”，期有所革新，然而正如时人高斯得所说，所谓“端平更化”，“不过下一诏书，易一宰相而已”，于大化之本毫无深虑。[14]理宗倒是更加尊崇道学了，并重新起用了真德秀、魏了翁等人。真、魏都被召入参掌朝政，然而他们对如何革新弊政，安危治乱，竟拿不出一点好主意，只是一味侈谈“正心”、“诚意”的功用，什么实际问题也没有解决，暴露了道学家的空疏与无能。周密引用刘克庄的话说：“自义理之学兴，士大夫精研寻微之功，不愧先儒，然施之政事，其合者寡矣。……是殆以雅流自居，而不屑俗事耳。”认为“此语大中今世士大夫之病。”[15]理、度两朝统治者崇尚道学的结果，更养成了一大帮昏愦无能、欺世盗名之徒，成为宋季士大夫阶层的显著特色。他们假道学之名以欺世，“凡治财赋者则目为聚敛，开阃捍边者则目为粗材，读书作文者则目为玩物丧志，留心政事者则目为俗吏”；其所读之书不过《四书》、《近思录》、《通书》、《太极图》、《东西铭》、《语录》之类，自诡其学为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言不惭地吹嘘说是“为生民立极，为天地立心，为万世开太平，为前圣继绝学”；做了地方官，必建书院，立先贤祠，或刊注《四书》，衍辑《语录》，遂号称“贤者”，以此钓声名，取高位；拉帮结派，排斥异己，把对他们稍有讥议的人都斥为小人，而考察他们的行为，却与其所鼓吹的义理大相乖违。周密说：“每见所谓达官朝士，必愦愦冬烘，弊衣菲食，高巾破履，人望之知为道学君子也。清班要路，莫不如此。然密而察之，则殊有大不然者。”由于贾似道专权当国，惟恐有分其势者，故假崇尚道学、旌别高科之名，专用这一等萎靡不才之徒，列之要职，以免掣肘；此辈“高者谈性理，卑者矜诗文，略不知兵财政刑为何物”，以致国事糜烂渐尽而不可救药。[16]度宗咸淳四年(1268)知建昌军王梦得上章言事，说得更透彻，谓“今日之天下正在于文太盛而质太衰，……偷薄欺伪愈出而愈巧，粉饰涂抹日密而日精，发号施令可诵而述，而奉行脱略，递相欺蔽。……最是士大夫心术日坏，掇拾先儒绪言以为裨贩之地，由是起声誉，由是窃高爵厚禄，责以实政，平日无具，临事颠倒错谬”，依靠这班人岂能拯危治乱？[17]此时忽必烈已调兵遣将大举南征，南宋国势垂危，然而“在廷无谋国之臣，在边无折冲之帅”[18]，有识之士议及士风朝政，莫不痛心疾首，但已病入膏肓，到了“无一事之不弊，无一弊之不极”的地步，[19]不可救药了。

咸淳九年(1273)，被元军围攻达六年之久的战略要地襄阳终于失陷，守臣吕文焕投降。襄阳失陷的主要原因是援军断绝，而其根源则在于朝廷的腐败无能。襄阳人师严曾突围至临安，上书论事，不报，愤恨至极，作诗云：“鹿门山人沧浪客，洒泪已枯眼见骨。……城中性命汤火近，路穷援断无消息。……大言阔步好公卿，三百年余涵养成，……平时肉食夸果决，谁信临危跋踬行！白首皱颜牙齿落，万事已矣秋风生。”[20]襄阳一失，元军主力沿汉水南下，突破长江防线，“岸江郡邑大小文武将吏降走恐后”，其降者竟卑鄙地请求元朝按先前所许，赏给他们及其子弟部曲官职，归还他们的资产、屋室、奴婢，“可羞可恶之状百出”。[21]咸淳十年冬，太皇太后下旨号召各地官员起兵勤王，但却大多畏葸不前，响应者寥寥。[22]德佑元年(1275)初，贾似道被迫亲出督师，但丁家洲战败后，惊恐万状，下令退兵，十三万军一时溃散。元军乘胜取建康等许多城池（守臣多或降或逃），直逼临安，南宋“举朝相顾失色”，“通国上下，彷徨无措，迁、守二议，迄无定主。但闻侍从某人遁，卿监郎曹某人遁。”[23]在此危急时刻，许多平时“大言阔步”的公卿重臣只顾保身存家，纷纷弃职逃跑。二月末，左丞相王爚求罢不允径自回乡，右丞相章鉴（此公是有名的好好先生，被称为“满朝欢”）也托故乘夜出走；三月，知临安府曾渊子，浙东提举王霖龙，参政文及翁、倪普，台谏潘文卿、季可、陈过、徐卿孙，侍从以下陈坚、何梦桂、曾晞颜等数十人并遁，“朝中为之空迹”。太皇太后下诏斥责说：“我朝三百余年待士大夫以礼，吾与嗣君遭家多难，尔小大臣未尝有出一言以救国者，吾何负于汝哉！今内而庶僚畔官离次，外而守令委印弃城，耳目之司既不能为吾纠击二三，执政又不能倡率群工，方且表里合谋，接踵宵遁。平日读圣贤书，自诿谓何？”[24]士大夫的这种状况，正是南宋统治者自己种下的恶果。徐卿孙曾拒绝贾似道授意建言“议和”，并反对迁都，及见众人皆走，虽经犹豫，终于还是跟着逃跑了，后来王义山为之作挽诗云：“阖朝奔逸荡无关，夜半潇潇风雨寒。世乱争先寻活路，时贫输与做穷官。平生自谓学无事，一死谅非君所难。到此彷徨犹不忍，国亡那敢计身安！”[25]其实宋季士大夫多数是把身家性命看得比国家存亡更重要。“状元宰相”留梦炎在朝为官（吏部侍郎），贾似道专权误国，他不敢发一言纠弹；德佑元年擢为右丞相，寻进左丞相都督诸军事，及元军下苏州，逼临安，即弃职逃归；元军至衢州，他就主动投降，后应召出仕元廷（已60岁），任礼部尚书。文天祥被囚于大都，坚贞不屈，但求速死，于是降官王积翁、谢昌元等商议奏请释之为道士，留梦炎竟反对说：“天祥出，复号召江南，置吾等于何地？”乃罢，文天祥遂被杀。[26]进士方回先曾赋诗以谀贾似道，因得除官，贾败，即上章劾其“十可斩”，遂得知严州（浙江建德）；元军至，“回倡言死封疆之说甚壮，……忽不知所在，人皆以为必践初言死矣。……乃迎降于三十里外，鞑帽毡裘，跨马而还，有自得之色，郡人无不唾之。”[27]元朝授方回为建德路总管，乃欣然就职，卖力为新朝“安定”境内。他知道公论多责其不死，鄙其所为，竟厚颜辩解说是奉宋帝之诏归降：“筹帷巨公，分钺彪帅，不责之死于亡国之先，而责一内郡太守于国已亡之后乎？”[28]留梦炎、方回，一为中朝重臣，一为州郡长吏，代表了宋季相当多士大夫的趋向。吴澄感叹说，其能“死宗庙社稷，死城郭封疆者，一何寥寥耶？呜呼稀矣！”[29]宋遗民舒岳祥有诗云：“咸淳无正史，德佑少完人。”[30]此之谓也。

日本学者植松正撰《关于元代江南的地方官任用》一文之末，曾据万斯同所辑《宋季忠义录》和王德毅等编的《元人传记资料索引》制成《宋末进士登第者动向一览表》，共151人，分为三类：出仕元朝者57人（占37.8%），隐居不仕者84人（占55.6%），入元后情况不明者10人（占6.6%）。[32]科举是宋朝选士的主要途径，因而也是士子的主要出路，尽管弊端甚多，许多有才学者不屑于此，但大多数士人仍然孜孜不倦地奔竞于此途。南宋读书人极多，各阶层人只要有可能就让子弟走入学-科举-做官这条路，因为凭此簪缨世族得而保其门第不衰，平民之家得而提高其身分和财富。[33]科举三年一届，所取进士虽常达五六百人，然而江南许多经济文化发达地区往往一个州报名参加乡试者就达万人以上，按乡贡限定名额只能二百多人取一；举乡贡者到省试还多数被刊落，十余人才得中一进士，竞争十分激烈。[34]且公卿大臣、州县长吏由此选者甚多，故世俗十分重视，志乘必载。因而以进士作为分析士人总体状况的大致依据，不失为一个较好方法。植松氏所辑颇多遗漏，且未录殉国者。今据昌彼得、王德毅等所编《宋人传记资料索引》及李国玲《补编》和部分元代文集加以补充，辑得理宗、度宗两朝进士在宋元交替之际事迹较明者328人。但这个数目仍然极不完备。理、度两朝十七届取进士近万人（9239人，不含特奏名），其中宝佑四年(1256)取601人，开庆元年(1259)442人，景定三年（1262年）637人，咸淳元年(1265)635人，四年664人，七年502人，十年（宋最后一届科举）506人。[35]这几届去宋亡最多二十年，最短只二年，必有相当多人入元犹存，但大多数情况不明。我们姑以这328人为例，大约地分成三类，制为一表，并略加说明。

　　A，蒙古攻宋以来先后以身殉国者71人，占21.65%。其中有血战牺牲者，被俘不屈遇害者，不甘为亡奴而自杀或绝食而死者，情节都很壮烈，毋庸细述。宋亡后十余年仍以死殉节的谢枋得是个特殊的事例。在宋时他因直言批评时政而屡遭权臣排斥，德佑元年才被授为江东提刑，总兵守信州；信州失陷，其弟侄五人皆殉难，妻子被俘，只身脱走福建建宁山村，“朝迁暮徙，崎岖山谷间”。后建宁人黄华起兵反元，用宋年号，声势甚大，枋得身在其地，他与黄华起义军有何关系不得而知，但他的一首诗中有这样几句：“八闽英杰盛如林，安得三忠存至今！旧俗风流千载事，精忠大义一般心。”（“三忠”指张世杰、陆秀夫、文天祥）[36]显然是赞颂福建反元义军的，这和当时大多数江南士人为自身利益反对人民起义的态度迥然不同。至元二十一年(1284)元朝平定了黄华之乱，颁赦令，枋得始出山卖卜谋生，身分暴露；两年后程钜夫奉旨搜求江南贤士，荐之，枋得以母死未葬为由拒荐。其后留梦炎又荐，地方官奉命逼迫，他致信留梦炎，以激烈的讥刺言辞指责留为了功名富贵背义降元，并斩钉截铁地声明：“某自丙子以后一解兵权，弃官远遁，即不曾降附。先生出入中书省，问之故府宋朝文臣降附表，即无某姓名；宋朝帅臣、监司、寄居官员降附状，即无某姓名；诸道路县所申归附人户，即无某姓名。如有一字降附，天地神祗必殛之，十五庙祖宗神灵必殛之。”[37]福建行省参政下令将他拘押解送大都，他作诗与亲友诀别：“雪中松柏愈青青，扶植纲常在此行。天下久无龚胜洁，人间何独伯夷清？义高便觉生堪舍，礼重方知死甚轻。南八男儿终不屈，皇天上帝眼分明。”[38]于是途中就开始绝食，死于大都馆舍。此时元朝正加意搜求故宋士人，授予官职，而南士也已渐趋于“随时”，但谢枋得仍不稍屈节，像这样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志士，总是值得后人钦敬的。只是在入元的故宋士人中，此类贞烈之士为数甚少。此外还有一些人追随益王、广王抗战，崖山败亡之后流落异邦，至死不渝，如陈仲微，也应收入死节者之列。

B，入元隐遁不仕者174人，占53.05%。这一类人物在南士（包括非进士出身者）中居多数，其情况比较复杂。有些人国亡后即决意终老山林，甚至宁甘冻馁颠沛，而坚守对宋朝的忠贞，屡聘不出。如孙潼发，先是程钜夫荐举他，固辞；后留梦炎举宋进士七人，亦有其名，仍不应，“甘老于布衣”，“不降其志，而卒以明哲保身。”他家在严州桐庐，与建德相去咫尺，本与方回有交往，方降元后，竟十二年“不一造其门”。[39]进士陈祥于国亡后遁迹为僧，“或歌或笑，或戚或忧，人皆目为狂”，盖佯狂以自托者。[40]栖身于缁衣黄冠者流，是江南士人抵制元朝、保持名节的一种方法，如何时、谢枋得之为僧、为道即此类。尽管南宋士风萎靡，但名节观念在士人中还是有相当影响，不少人虽然未能“死国”，对故国沦亡的痛切和对元朝的抵制也不像谢枋得、谢翱、郑思肖那样强烈，但尚能顾念名节而羞于谋取新朝官职。至元二十三年(1286)程钜夫奉旨“求贤”江南，荐举三十多人，[41]有半数以上拒聘、辞谢或不赴官。牟谳诗：“士固各有志，肯为富贵移？……势利苦炎炎，名节贵皓皓。……所以唯慕陶，固穷而守道。”[42]陈著诗：“寡欲自能坚铁脊”，“不须逐臭存吾香”，“功名只作无时看，气节须从险处留。”[43]梁栋诗：“苟与义有违，吾宁饥不食。”都表露了这种心迹。王应麟学识渊博，熟典章，善文辞，在宋即已望重士林。理宗时他曾上言边事，触怒了丁大全，被罢；后又以直言无畏迕贾似道，两度遭其排斥；咸淳末任礼部尚书，上疏劾左相留梦炎，不报，遂辞归。[44]国亡后即杜门不出，“晚年深自晦匿，不与世接，而东南学者以为宋三百年文献所存，莫不翕然宗之。”以其声望资历应不难再取荣华，但他始终守大节不移；其子昌世亦能嗣父志，力辞荐举。[45]王应麟所作《悼袁进士镛诗》[46]赞颂袁镛义死，其实也表达了他自己的心境。马廷鸾于理宗朝曾上书斥罢权奸董宋臣，咸淳中拜右丞相，立朝颇正，因受贾似道疑忌，乞罢归。至元十五年元廷曾征召他与章鉴赴阙，[47]他比留梦炎还小三岁，却以老病为辞不受官职。在所作《老学道院记》中，他以晋徐广自况，谓徐广不仕刘宋，常悲戚流涕，或责之太过，答曰：“君宋朝佐命，身是晋室遗老，悲欢之事固不可同。”接着自叹“有士于此，壮误恩华，晚逢倾复，……其终也类徐公之不可同，而有其暮年之悲。”[48]可见其故国情思还是很浓的。顾忌名节有亏使许多故宋士大夫在出处去就之际采取了慎重态度，但他们往往更看重保持其家庭的地位，让子孙去谋取仕宦，即所谓“一身留许国，诸子用传家”，[49]这种情况常见记载，无庸赘述（如牟谳诸子应龙、应复、应奎都做了元朝的官，就是显例）。所以同是退隐不仕，也有强烈抵制者和逡巡却步者之别。

元初多数江南士人“不仕”还有另一重要原因，就是当权北人对南士的严重歧视和排斥。至元十九年(1282)程钜夫上疏说，尽管有北南之人皆得入仕的圣旨，但南方之贤者因属于“新附”人，往往被讥为“不识体例”而得不到任用。[50]二十三年，他又奏陈：“国家既已混一江南，南北人才所宜参用，而环视中外何寥寥也？岂以其疏远而遂鄙之欤？……江南非无士也，亦非陛下不喜士也，是群臣负陛下也。”[51]这种对南人的疑忌和歧视，甚至连已当了宿卫的程钜夫本人也不能幸免。[52]所以，许多人的“不仕”其实是“不遇于时”的“失仕”。[53]事实上，有不少宋官和江南士人入元后仍循其故习，汲汲求仕，但得者甚稀（即使幸得一命，也多是难望有入流之日的州县低级教职）。且科举废罢，断了士人入仕的主要途径，求仕者不是靠大钱行贿，就是要低首屈身巴结官员，南士的地位空前跌落，“武夫豪卒诋诃于其前，庸胥俗吏姗侮于其后”，稍知自珍的士人遂望而却步，“远引而深遁”了。[54]

C，归降和出仕元朝者83人，占25.3%（若包括非进士出身者，比例可能还要大）。大致有四种情况：第一种是在元朝攻宋战争中投降，被授与官职。忽必烈在征南诏书中就宣布，对归降有功者一律“验等第迁赏”。值得注意的是，元朝灭宋之初也实行蒙古攻金时的办法：归降者即命治其所部。[55]关于降官的任命，上揭植松正文已有论述，此不赘。第二种是不耐寒素，通过各种途径求仕者。读书做官已成为当时多数士人的主要目标（当然也不乏有以所学用世之抱负者），尽管故国沦亡，他们仕进之愿仍很强烈。忽必烈平宋后曾下诏，许令宋故官赍旧告敕换授元官职，于是“向之在班行者，多携故所受告敕入换新命。”[56]所谓“换授”并非同等授职，士人初授一般是儒学教授。[57]即使如此，不少人也是趋之若骛。入元宋官进士出身者，有多人出任儒学教授，或即此类。没有旧官资的士人也纷纷寻找门路，结识官府，投牒以求察举，而北上大都交结朝廷大员被认为是一条捷径，于是在当时南人中，“北行”蔚为风气，元人诗文中此类记载甚多，不胜枚举。第三种是应元廷征召和地方官府辟举而出仕。宋亡后十余年中，江南各处仍不断此起彼伏地爆发反元起义，官府往往征辟当地士绅参理州县事，利用他们的声望和对地理民情的熟悉来平定民叛，安抚地方。一些江南士人遂由此出任了地方官，如胡梦魁即是一例。[58]忽必烈对江南民心未服深为不安，[59]他知道不能单靠武力镇压，需以文臣为辅，“绥抚其士民，思有以畏服众志而安定之；起文雅通练之士知名一时者，以慰民望。”[60]于是屡遣使者到江南“求好秀才”，而进士出身者在社会上一般都有些名声，故尤受重视，先后有多人被征召、起用。[61]第四种是一些贫寒之士，迫于衣食出而求升斗之禄。如何梦桂之侄何景文（咸淳元年进士），曾隐居多年，但因八十老母在堂，贫无以养，不得不改变初衷，赴行省求仕。[62]此类事例也不少。

宋亡后，江南士人经历了一段生活和精神都陷于痛苦的时期。首先是元军的杀掠和战乱中的颠沛流离。史称伯颜平宋执行了忽必烈命他效曹彬（平南唐）“不杀”的旨意。若与蒙古攻金、攻蜀相比，屠杀确实少了（如拿下曾抗拒多时的长沙、扬州后没有进行屠城），但屠杀之减少，主要还是由于南宋大部分地方官员闻风而降，而对强烈抵抗的地方通常是不饶恕的，如沙市、静江、常州之屠都很惨酷。至于掳掠行为，则仍很严重，归降的地方也不能幸免，因为江南的财富正是北军垂涎已久的猎物。战乱中，士人多狼狈奔窜，资产丧失，甚至破家殒身者不在少数。舒岳祥（台州宁海人）记其经历说：“丙子兵祸，自有宇宙，宁海所未见也。予家二百指，甑石将罄，避地入剡（今浙江嵊县），贷粟而食，解衣偿之。”“去年（丙子）大兵入台，仙居幸免；今冬屠掠无噍类，衣冠妇女相随俱北，闻而伤之。”[64]林景熙（温州人）也记载说：“柔兆困敦之岁（按即丙子），朔骑压境，所过杀掠，数十里无人烟。”次年他乘船夜经半塘，见处处有磷火闪烁，据称即被害者发出的“鬼火”。[65]可见元军下临安之后，在略取南方各地过程中，并未停止杀掠。随后由于各地不时发生反元斗争，派来镇压的元军和地方官员更是乘机掳掠。胡祗遹上《民间疾苦状》说：“[江南]自归附以来，兵官嗜杀，利其反侧，叛乱已得，纵其掳掠，货财子女入于军官，壮士巨族则殄于锋刃。一县叛则一县荡为灰烬，一州叛则一州沦为丘墟。”[66]这种伴随着民族压迫的兵祸给江南人民带来的灾难，加重了士人对故国沦亡的哀痛和对元朝的反感、抵制情绪。“笙鹤一去三百年，东南一变为腥膻，为血为肉生灵苦，在者苍痍何日痊？……东南干戈二十秋，人无贫富眉长愁，千人幸有一人在，到处呻吟无歌讴。”（谢枋得《赠何古梅学医》）“入山采芝薇，豺虎据我丘；入海寻蓬莱，鲸鲵掀我舟。山海两有碍，独立凝远愁。”（林景熙《酬谢翱父见寄》）“行不得也哥哥，瘦妻弱子羸一驮，天长地阔多网罗，南音渐少北音多，肉飞不起可奈何！行不得也哥哥。”（邓剡《鹧鸪词》）此类愁苦、愤激之音充斥于当时南士的诗词之中。

接着而来的是元朝官僚对南人的盘剥和对南士的欺凌。元朝灭宋后不久，重新任命了江南的地方官，长次官大多数是蒙古、色目和北方汉人（从名地方志所载官守名单中可知），许多原任降官被取代。[67]这些北人多视江南为其财源，元人诗谓“北人徇利多南趋”，讥刺他们“寒向江南暖，饥向江南饱”，揭露了其南下目的多为攫取财富；加以所任江南郡县官“半为贩缯屠狗之徒，贪污狼藉之辈”，他们以贿赂得官，急于求偿，于是鱼肉“新附”之民，“擅科横敛，无所不至。”[68]江南士人虽不尽是富室，也多为较殷实之家，自然成了他们盘剥的对象。士人在宋时享有优越社会地位和经济特权（尤其是免除徭役和身丁税），[69]元灭宋（下临安）后，各地供报归附人户籍册，按照北方已实行的制度，儒户可享受免差待遇，但当时战事未止，官府草创，只凭坊里正草草攒报（如儒户只称某秀才、某进士、某官人之类）的诸色户数登籍，“于内亡宋登科、发解、真材硕学、名卿士大夫多不在内”。[70]因此南士多“混同编氓”，承当徭役，更何况不少地方官轻蔑儒者，百般敲诈凌辱。陆文圭记永福人（今福建永泰）黄节山之言曰：“吾世业儒，宋乾道中曾大父魁天下。……不幸陵谷迁变，世禄之胄降同编户。官吏特不喜儒，差徭必首及之，以故吾家无中人百金之产，而里中之役一二岁必间及焉。向者吾父因役毁家，吾幼而早有事焉，长而又有事焉，筋力疲于将迎，精神弊于期会，泰山之虎，搏噬不尽则不止。吾不获已，弃家北出。”[71]吴澄为一儒士所撰墓文中说：“南土初臣附，新官莅新民，官府数有重难之役，并缘侵渔，豪横吞噬之徒又乘间而出，短于支拄者率身殒家毁。”[72]在另一科第世家的墓文中又说，入元后，“异代高门巨室失其故常，无所控倚，身殒家圮，类十八九。”[73]可知受徭役和官吏侵渔而破家的南士为数不少。舒岳祥家乡因出一种白石，可为水晶，有旨命路县官同宝玉提举差夫取凿，又以兵守之，指其家为上户，屡屡索取鸡羊酒米油铁诸物，不堪重扰，被迫走避他乡。[74]何梦桂入元后隐居，在当地很有名声，并与浙西按察司佥事夹谷之奇有交往。有一年冬末，淳安县尹率猾吏悍卒下乡催征赋役，所到之处大受骚扰，他备肴酒礼物去见县尹，不料县尹竟怒不出见，还将他捆缚凌辱。[75]足见这些地方官并不把名士放在眼里。加以当时不行科举，士人“无所售其技”，顿失先前的荣华显达之路，汲汲求仕者不得不卑身厚礼四处请托，屈就形同皂隶的低职，多数人则不免沦为平民百姓而受欺凌。士人地位的空前跌落最令他们伤心不满，所以就有“九儒十丐”的说法在江南流传。

同时，江南连续不断的反元斗争和南士的消极抵制也使元廷意识到，必须改善其统治方式，整饬吏治，笼络更多南士与之合作。忽必烈任命了一些文臣到江南，担任行御史台、按察司（廉访司）或州县官，如夹谷之奇、崔彧、张孔孙、张之翰、刘宣、魏初、王恽、胡祗遹等，这些人都有儒学素养，能兴学重士，保护其利益（如上述何梦桂受县尹凌辱，时任浙西按察司佥事的夹谷之奇得悉后即惩办了县尹），并多所荐拔，改善了元朝的形象及其与南士的关系。忽必烈还多次派人到江南搜求“好秀才”，先后吸纳了不少南士充任朝廷或地方官员。当这些人受到举荐，就有友朋作诗文祝贺，如方逢振因程钜夫举荐被授为淮西按察司佥事（未赴官）时，其友作诗贺之，有“春风吹喜自天来”，“庙堂正要栋梁才”之句；[79]赵孟頫应荐仕元，后出任江浙儒学提举，连退隐不仕的老资格故官牟谳也赠诗称道其才华和仕途显达。[80]可见元廷求贤江南之举对南士态度的改变发生了一定影响。

对南士思想、态度变化起主要作用的当是尊儒重学和优待儒士政策的逐步实施。忽必烈早在潜邸时代就对儒学在汉地统治中的作用有所认识，即位后，“遵用汉法”建国立制，更需标榜“尊儒”以支持其作为中原正统皇朝继承者的地位。中统二年(1261)，即诏立诸路提举学校官，兴复各地庙学；灭宋后，这一制度也推行于江南，南宋原有的学校和学田按政策均予保留。但战乱之后，各地学校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其兴复经历了曲折反复过程。至元十九年(1282)，发生了浙东宣慰使石国秀等动议将江东、西和浙东、西四道学田十分之八献纳归官事件；次年，经御史中丞崔彧力陈利害，元廷下令将江南瞻学田粮仍归学校，用于春秋释奠、修茸祠庙、学官请俸、生员食供，以及养瞻耆宿名儒。[81]二十五年，桑哥又奏准将江南贡士庄田粮及有余的瞻学田粮尽数起解大都，遂遣官到各路“理算”，苦害儒生，以致学校遭破坏，一些学官被逼自杀；二十九年，元廷再次改正，将瞻学田粮“分付庙学依旧为主”，供给上述诸项用度，官司不必理问。[82]这两次关系江南儒学大局问题的处理，对各地学校的兴复起了很大作用，达到了崔彧所说“以美风化，以收士心”的一定效果，其间许多南士著文作诗，赞颂官府兴修学校、保护学田的德政，即可说明这一点。至元三十一年，成宗即位，不仅登位诏条内有一款专谕官府重视学校，还特别发布了“崇奉孔子”诏书，故有学者指出：“元代实行尊孔崇儒，实际上是从成宗时才真正开始。”[83]也可以说，元朝的“尊儒”政策在世祖时期经过曲折发展，到成宗初始臻于确立。我们注意到，江南士人对元朝的态度也是在至元末和元贞间发生了很明显变化，表征之一就是许多坚持不仕元，为文“但书甲子”的南士，在这几年中大多先后采用了元朝年号。

元朝对江南士人的优待政策，主要是儒户定籍和差役优免问题，也是经过了十余年的曲折过程才确定下来。灭宋后初置的归附人户籍册，只是根据坊里正的草草攒报汇集而成，不仅不全（淮东、西和浙东等处别无报省籍册），且所报儒户多有混乱、缺名者，实非儒籍，宋进士、举人、著名学者等多不在内。至元十八年浙西儒学提举叶李设置了儒籍，二十四年各道儒学提举司又分别置有儒户册（据各州县学官所报在学人员），十分混乱，其间多有富户冒入儒籍以规避差役，而真正的士人却未能入籍者。如上文所述，有不少儒士受役破家。至元二十七年，元朝对南宋旧境户口进行全面的重新抄籍，关于儒户，抄户局按尚书省指示只据归附初籍册查对，凡此后续收的一律籍入当差民户，而不理采抄户中儒户所具手状（理由是“江南秀才甚多，真伪难辨”）。因原籍混乱，查同者杭州九县四司只99户，信州一路只4户，贵德一路只2户，可见绝大多数儒士被“收系当差”。二十八年，因上诉者多，先后两次放宽，认定叶李所籍和二十四年各道儒学提举所置册上有的，可权作儒户抄数；但还有不少儒士被排除在外，于是最后决定按抄户中儒户所具手状核实后入籍。[84]萧启庆教授据现有不完全资料推算，定籍的江南儒户最高估计可能达到总户数的0.85%，约十万左右，如此则足可容纳南宋所有的科第之家了。定籍儒户可享受与佛、道、医等户同样的免除科差杂役待遇，虽然定籍后一两年内有些地方官府还照旧将儒户与民一体当差，但因有籍可依，经申诉得以改正。总之，到至元末，儒户的免役待遇大体得到落实。[85]此外，虽然当时不行科举，断了南士的登龙之望，但元朝也为儒人开了两条常川的入仕途径：“岁贡儒吏”和充任教官；按规定的岁贡儒吏名额，“在数量上说，并不亚于宋金的科举。”[86]

尊儒重学和优待儒户政策的实施对江南士人思想态度的变化起了很大作用。刘辰翁在《临江军新喻县学重修大成殿记》中赞扬江西廉访使的德政，“既定先圣弟子籍百又二十人，复其终身，常调不征，县旌别有加，命修学。”接着说了一通道理：“儒道即君道，尧言、尧行即尧，夫子言、夫子行即夫子”，“干戈溃乱之出于宇宙，如雷霆风雨，危不可处，而天体霁然，不待明日光复其旧，必归于礼乐、性情、道德”等等；[87]舒岳祥在《宁海县学记》中也写道：“皇帝既一南北，郡百蛮，乃尊孔氏，隆儒术，阐文治也。……凡有籍于学者，皆得免徭役；士无科举之累而务问学之实，郡岁贡一士……。”并谓“自古一统天下之主，未有不尊孔氏、隆儒术也。”[88]看来，南士们在尊儒重士上找到了“认同”元朝的依据，承认元朝也是遵循古圣先王之道、合乎天理的正统之主。同时，元朝实现了分隔甚久的南北中国的统一，使南士得以纵游齐鲁燕赵，观览中原风物，一偿宿愿。按照能一天下者即可为正统的观点，也是“认同”元朝的一个方面。[89]

考察元初江南士人思想态度的变化，大体可以看出，世祖、成宗之交是一个转折时期。到这时，故宋士人思想上所谓“节义”的堤防已渐崩溃，“同人”、“随时”之说盛行，有不少多年退隐不仕者出而勉就元朝官职（在本文附表所列宋进士仕元者中约占三分之一）。当然，南士的不满并未全消。成宗登位诏中虽宣布“仰中书省议行贡举之法”，但仍然议而不行；给南士提供的出路一般只是他们向来鄙视的吏职和升迁极难的“冷官”（教职）；对南士的歧视在世祖以后甚至变本加厉；等等。他们常常发出委屈埋怨之声，“谓儒生出吏胥、异教下”，愤愤不平。[90]于是遂有诸如“释氏掀天官府，道家随世功名，俗子执鞭亦贵，书生无用分明”，“热选尽教众人做，冷官要耐五更寒”之类牢骚诗作；或自解自嘲，如一老儒训子云：“古者儒皆可吏，吏无非儒，尔其以儒饰吏，庶不俗不迂，以不悖于时。”[91]浦江士人吴良贵为故宋宦族，仕元，年逾五十犹沉于下列，仅任山长，黄溍为之解曰：“惟不必于仕，故崇台邃馆不以为意；惟不必于不仕，故寒斋冷庑不以为厌。其出处之际，处之审矣。”[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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