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乡在戴村镇上董村。1949年5月，萧山刚解放，我与在萧山简师读书的同学蔡琳一起被分配到戴村区公所工作。

戴村区的区委书记是周惠，区长叫陈菁之。区公所里有支武装部队——区中队，队附（副中队长）郑振庭兼着复兴乡的乡长。复兴乡的范围内有石盖、冗里、马安、河口、畈里、上董、缪家坞、塘坞、猫头山等村（现分属戴村镇和义桥镇）。蔡琳被分配到复兴乡担任文书，我留在区公所里工作。复兴乡乡公所设在石盖村的一个祠堂里，距区公所不过三四里路。当时土匪很多，而复兴乡乡公所只有乡长郑振庭和文书蔡琳两个人，力量很单薄。为防止土匪袭击，不久，区里让我到复兴乡，协助郑振庭和蔡琳的工作。

郑振庭是戴村镇后郑村人，长我4岁年纪。郑振庭出身贫苦，自幼丧父，生性耿直，靠砍柴为生，和母亲相依为命。他的家被日本鬼子烧毁，幼小的心灵中就埋下对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深仇大恨。1943年，17岁的郑振庭离开家乡，一路流浪，最后到诸暨大唐一家木材行落脚当学徒。大唐一带是金萧支队非常活跃的地方，木材行是金萧支队的一个交通站，从事收集情报、传递信息、掩护同志的工作。郑振庭受到影响，也成了交通站的一员，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1947年底，他成了路西县政府武工队队员（路西县是共产党领导的政府）。由于郑振庭是戴村人，武工队领导经常派他到楼塔、河上、戴村一带摸敌情。1948年8月中旬，金萧支队决定攻打国民党戴村警察所，郑振庭扮作一个农民，先来到戴村，把警察所的地理位置、兵力部署、武器数量等情况打探得一清二楚。不几天，金萧支队在蒋谷川的率领下，一举攻下戴村警察所，缴获12支长枪、1挺机枪、1000多发子弹和一部电话机，俘虏伪警察22名。这年年底，郑振庭又和战友们火烧了设在戴村的国民党粮库（专供国民党军队粮食），沉重地打击了反动势力。郑振庭在戴村一带是个令国民党反动派恨之入骨的人物，而老百姓却非常崇敬他。

郑振庭烈士墓

这里还

这里还要介绍一下和我一起分配到戴村区工作的蔡琳同志。蔡琳是城厢镇人，家住陈公桥八卦台门内（现东门菜场附近）。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我和蔡琳一起考入萧山简易师范。在学校里，蔡琳经常看进步书籍，追求光明。1947年，他参加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学生运动。1948年底，他和我等8位同学成立了一个进步的学生组织，并出版刊物。他文笔很好，经常在刊物上发表进步文章。1949年初，蔡琳和我一起到云石山区，找到了在那一带活动的我党武装组织——金萧支队。接上关系后，我们就在萧山城关散发传单，张贴标语，搞得国民党反动政府惊慌失措，以为是金萧支队已经开进了萧山县城。蔡琳同志既是我的同学，更是我的战友和同志，他年纪比我大些，属牛，我叫他“阿牛哥”。

萧山刚解放那阵子，土匪活动十分猖獗，既有大股的土匪部队，又有零星的散兵游勇。我们在明处，土匪在暗处，很难防止他们的袭击。当时戴村区公所的区中队，总共不过30多人，而且这些队员中有不少还是原来在国民党部队和伪警察所中干过事的，因招募武装人员比较困难，对这些人员的审查也不是十分严格。各乡的武装力量更弱，像复兴乡乡长郑振庭只有一支快机，文书蔡琳背的是一支步枪。我们平时都是枪不离身，连晚上睡觉都是抱着枪，子弹上膛，警惕性很高。

由于基层基础工作薄弱，土匪在农村中散布“变天”，说什么“共产党长不了，蒋介石马上要从台湾打过来了”“跟共产党的人以后一定要吃苦头”等等。土匪传播的这些谣言和反动言论，使得老百姓不敢向政府靠拢，我们的工作很难开展。区、乡两级政府既要剿灭土匪，又要粉碎土匪散布的谣言，团结和教育老百姓，还要征集支援解放军大部队的粮食、马草（主要是上等的稻草），工作任务十分繁重。我们复兴乡乡公所3个人，为安全起见，通常是3个人一起下村，形成合力，不单独外出。整个乡开大会开不起来，上级要求我们一个村一个村地开会，粉碎谣言，宣传形势，讲解政策，安定人心。但这样的会还是开得很吃力，往往是答应来参加的，而后来又没有来。许多老百姓害怕参加我们的会议，被土匪知道了，遭到暗算。

郑振庭乡长在严峻的对敌斗争中，既非常勇敢，又很有智慧和谋略。有一次，我们接到一个情报，说许贤乡有几个土匪经常在黄家石桥的茶店里造谣，其中有个叫柴国民的土匪，气焰最嚣张。我和蔡琳向郑振庭建议，采取突然袭击的方法，把造谣惑众的土匪捉拿归案。郑振庭认为，3个人一齐出动，带着长枪短枪，目标太大，土匪会闻风而逃，还是由他一个人去为好。我们拗不过他。于是，郑振庭打扮成一个搬运工人的模样，头戴凉帽，上身穿白土布做成的对襟衣衫，下身穿一条短裤子，把快机插在背后，衣衫遮住，只身去黄家石桥。他进入茶店，找个角落坐下喝茶，仔细地观察着其他喝茶的人，觉得这些人不像是土匪。不一会，门外闯进一个人来，张牙舞爪地说：“大家勿要怕共产党政府，伢吴小水部队力量很大的，要和共产党斗到底”（吴小水，萧山南部土匪头子之一，残害群众无数，1949年12月被我捕获，后镇压）。郑振庭一听，估计这人就是土匪柴国民，便迅速掏出快机，对着柴国民的脑袋，说：“我是复兴乡乡长郑振庭，现在逮捕你。”刚才还神气活现的柴国民，一听到郑振庭的名字，顿时瘫了下去。郑振庭用随身带着的一根绳子，把柴国民五花大绑，押送到复兴乡乡公所。我们见到郑振庭把柴国民捉了回来，很是振奋。考虑到乡公所没有地方关押，郑振庭就押着柴国民去戴村区公所，不料刚过永兴河上的石盖桥，土匪柴国民乘机逃跑，被郑振庭一枪击毙。

土匪柴国民被击毙，土匪们对郑振庭更加刻骨仇恨了。戴村区公所领导从安全考虑，决定暂时撤走复兴乡乡公所的人员，全部集中到长潭乡。临撤之前，我们还想把几个村的群众再发动一下。白天老百姓叫不拢，我们就利用晚上时间去开会，睡也睡在农民家里。1949年8月12日晚，郑振庭乡长蔡琳和我去戴村上董村开会。上董是我老家，工作还算好做，参加会议的有几十个人。会议是在上董的土地庙开的，会开完了，郑振庭把几个骨干留下，要求他们注意谣言，观察动向，并为大军征集粮食、马草。这时已是后半夜，我们决定住在上董村。按照习惯，我们乡公所工作人员的吃、住都由保长负责安排。这天，保长安排我们睡在董吾福家，我因在自己村里，就回家里睡觉。

就在这天晚上，戴村区中队有7个武装队员集体叛变。这7个人中，像丁伟兴、洪五林、叶阿发等都是兵痞出身，他们“身在曹营心在汉”，早已和土匪吴小水部勾结在一起。这天晚上，刚好吴小水的土匪部队也在戴村一带活动，于是他们攻打戴村区公所。区公所里的南下干部都是经过战火考验的同志，打仗非常勇敢，几十个土匪攻了好长时间攻不下来，这时有个土匪说：“找郑振庭算账去。”这伙土匪就直扑上董（可能是土匪事先已经知道我们住在上董村）。他们找到保长家，谎称：“我们是区中队的，区公所被土匪包围了，我们要找郑乡长。”保长老婆信以为真，把土匪们领到董吾福家门口，一个土匪高声喊道：“郑乡长，土匪包围了区公所，快去救援。”郑振庭和蔡琳闻讯，只当是自己人，推门而出，十来个土匪一拥而上，将毫无防备的郑振庭和蔡琳捆了起来。接着，土匪们就开始抓我。在另一间屋里，土匪抓住了董吾福的弟弟董吾托。一个土匪神采飞扬地说：“3个都抓到了。”区中队一个叛变分子是认识我的，一看被抓的不是我，就说：“这个不是董士元。”这样，土匪们放掉了董吾托，带着郑振庭、蔡琳两人离开上董村，到了村北面一个叫元盘庵的地方。郑振庭大义凛然地说：“你们这群土匪，只有放下武器，向人民投降，才是出路。”一个土匪小头目冷冷地说：“郑振庭，今天要你的性命了。”说完，土匪们就用刺刀、马刀朝郑振庭、蔡琳乱戳乱劈，两人都身中10多刀，当场壮烈牺牲。

董士元口述，草央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