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新政期间，浙江“最低级的学校是初等小学堂，每个市镇上都有这种学校，只教中文和简单的算术。进这种学校，必须通过一次简单的考试并保证做个好学生，完成所有的课程。本地还建有高等小学堂，课程相似但要求较高。”夏衍曾回忆他进新式学堂的经过：“我八岁那一年（时为1908年——引者）正月，母亲带我去樊家拜年，当大姑母知道我在邬家店的私塾读书，就严肃地对我母亲说，这不行，沈家是书香门第，霞轩（我大哥）从小当了学徒，可惜了；又指着我说，这孩子很聪明，别耽误了他，让他到城里进学堂，学费、膳费都归我管，可以‘住堂’（住在学校里），礼拜日可以回家。大姑母主动提出，母亲当然很高兴地同意了。这一年春季，我进了‘正蒙小学’，这是一家当时的所谓‘新式学堂’，但是功课并不新。我插班进二年级，一年级学生念的依旧是《三字经》，不过这种新的《三字经》已经不是‘人之初，性本善’，而是‘今天下，五大洲，亚细亚，欧罗巴，南北美，与非洲……’了。”

夏衍

继高等小学堂后，“接下来就是进入府中学堂，开设的课程有中国古典文学、数学、地理、中外历史、基础科学，此外还有英语和日语。从府中学堂毕业后就可进入浙江高等学堂，它设在杭州城，有三名外籍教师任教，课程同府中学堂一样，不过要求更高，而且还附加法语和德语”。当时有人在日记中写道：“近来中外学堂皆注重日本之学，弃四书五经若弁髦，即有编入课程者亦不过小作周旋，特不便昌言废之而已。”

浙江高等学堂等各级新式学校的设立，为年轻的学子们打开了一个崭新的世界，也为他们提供了较之前人更多的人生和职业选择。民国年间曾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蒋梦麟，追忆他在20世纪初叶入学浙江高等学堂，“眼前豁然开朗，对一切都可以看得比较真切了”。他开始读包括英文原版的世界史在内的各类书籍，“所接触的知识非常广泛，从课本里，从课外阅读，以及师友的谈话中，我对中国以及整个世界的知识日渐增长”。时值革命思潮日渐高涨，“浙江高等学堂本身就到处有宣传革命的小册子、杂志和书籍，有的描写清兵入关时暴行，有的描写清廷的腐败，有的则描写清廷对满人和汉人的不平等待遇。学生们如饥似渴地读着这些书刊，几乎没有任何力量足以阻止他们”。

蒋梦麟

去江南其他城市求学的浙江学子，也有类似的思想演变历程，周作人在1901年考入南京的江南水师学堂，他后来回忆说：“在南京的学堂里五年，到底学到了什么呢？除了一点普通科学知识以外，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但是也有些好处，第一是学了一种外国语，第二是把国文弄通了，可以随便写点东西，也开始做起旧诗来。这些可以笼统的说一句，都是浪漫的思想，有外国的人道主义，革命思想，也有传统的虚无主义，金圣叹、梁任公的新旧文章的影响，杂乱的拼在一起。”

各种新知识的接受，促使这些学生更多地去观察社会、时局和思考。当时杭州“大部分湖滨地区均被八旗兵军营所占，旗营一直延伸到了城内半英里之处”。这些所谓的旗兵，“实际上绝对不是兵，他们和老百姓毫无区别。他们在所谓‘兵营’里娶妻养子，对冲锋陷阵的武事毫无所知。唯一的区别是他们有政府的俸饷而无所事事，他们过的是一种寄生生活，因之身体、智力和道德都日渐衰退。他们经常出入西湖湖滨的茶馆，有的则按当时的习尚提着鸟笼到处游荡，一般老百姓都敬而远之。如果有人得罪他们，就随时有挨揍的危险。这些堕落、腐化、骄傲的活榜样，在青年学生群中普遍引起憎恨和鄙夷”。

即便如此，在科举制度明令废止前，家长和学生们仍对科举中仕抱有期望。陈布雷忆述，1903年14岁的他奉“父命应童子试，心不愿而不敢违”。初试失利，又去应府试，名列第一，“父始色霁”。蒋梦麟自述：“为求万全，我仍旧准备参加科举考试。除了革命，科举似乎仍旧是参加政府工作的不二途径，他也如愿考上了秀才。有趣的是，“郡试以后，又再度回到浙江高等学堂，接受新式教育”。而且“回到学校以后，马上又埋头读书，整天为代数、物理、动物学和历史等功课而忙碌。课余之暇，又如饥似渴地阅读革命书刊，并与同学讨论当时的政治问题。郡试的那段日子和浙江高等学堂的生活恍若隔世”。而他的父亲和亲友们则为他考上了秀才而兴奋不已，都希望他就此有远大的前程，“能一步一步由秀才而举人，由举人而进士，光大门楣，荣及乡里，甚至使祖先在天之灵也感到欣慰”。

陈布雷

但蒋梦麟自己则另有打算，已不再满足于已接受的新知新学，“渴望找个更理想、更西化的学校”，更多地去充实自己。不久，他就“趁小火轮沿运河到了上海，参加上海南洋公学的入学考试，结果幸被录取”。他记得很清楚，“那是1904年的事”。1908年，他回到杭州“参加浙江省官费留美考试，结果被录取”。从此，他步入新的人生历程。

杭州的一些专门学校，如商业学堂、农业学堂、艺徒学堂、巡警学堂和法政学堂，都是由官府全部或部分出资建立的。凡官立学堂，“浙江本地学生不收学费，外省籍学生象征性地收取一点。食宿、服装、课本等费用，由学生交纳”。在杭州，也有一些女子私立学堂，其中著名的是女子工艺学堂。“兴办女子教育的结果，是现在女子中能读书写字的人已占很大比例。而几年以前，极少有女子识字。事实上，那时女子识字简直就是奇事。”

在当时的宁波，开办了各级各类学堂，“各地的人都非常渴望送自己的孩子去学习西学。成百上千的年轻人学习英语，在年轻一代人中，英语迅速取代了迄今为止传统中国文人心目中至关重要的中国经典的地位。过去浙江很容易见到的好书法，现在要付费才可以求到。所有阶层的人似乎一直认为学习毛笔书法是浪费宝贵的时间，而毛笔书法不久以前还是读书士子的必修课。英语战胜了《四书》，数学战胜了书法。现在，在浙江找一位优秀的传统中国学者，就像十年前找一位操英语工作的本地人一样难。即使在本省内地一些相对小规模的学堂，英语教师也拿很高的薪水，供不应求”。

1903年10月20日，孙诒让在温州教会艺文学校发表演说：“吾们温州虽是通商码头，而地方风气亦未能开通。敝县瑞安近年来初办几处学堂，而经费短绌，校舍、课程都未完备。学董、讲师、办事人员多是科举出身的旧人，恐怕对于新的教学方法及新的各科教材，所见所知都很有限。总而言之，诸凡草创，比较各强国的先进规模，真不啻天壤之判了。”

时隔五年，温州师范学堂开办，“有200名学生和12名教师，大多数教师是从日本留学回来的”；1911年，又有1所中级学堂设立，有307名学生和23名教师，“课程包括中文、古典文学、伦理学、历史、英语、地理、生物、自然、数学、化学、物理和体育，大多数教师用从日本翻译过来的课本吸收新知识”；当地还有2所专门学校，“一个养蚕，一个培养用本国棉纱织布的人员”；初级学堂则有209所，有7912名学生和715名教师。温州和周围地区的居民，甚至“正在酝酿建立幼儿教育体制。”

在清末杭州及浙江各地相继设立的这些新式学堂中，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得以传播，并允许学生阅读中外报刊，民主思想渐入学生的心头，反观当时中国专制统治的黑暗现状，很多学生逐渐倾向了接受革命的主张。陈布雷回忆，1902年他13岁时，在浙江慈溪董宅私塾读书。“其时大哥提倡新学，以自然科学之研究相倡导，又同情于颠覆满清之革命思想”，陈布雷深受其影响。主持私塾的当地名士董子咸、董子宜兄弟亦提倡新学，“是时子咸、子宜、去矜、红伯诸先生及大哥等经营出版事业于沪上，输入新书及报纸杂志甚多，董氏斋中堆积盈架，暇辄往取读，尤喜阅《新民丛报》、《新小说》、《警钟报》、《浙江潮》等杂志，有时于夜课向子咸先生借读，翌日午前尽一卷而归之”，思想渐趋激进。曾与同学“组覆满同志社，辟一密室，请画师绘一墨笔黄帝像悬室中，相率礼拜之，且习为革命之演说”。

1904年始，陈布雷先后入学慈溪县中学堂、宁波府中学堂、浙江高等学堂，见识愈广，愈倾向于反清革命主张。他在浙江高等学堂就读时，“以性情气谊相投合者，则为绍兴之沈柏严、吴县之邹亚云、兰溪之胡心猷诸君。常以民族革命之义相勉，而陈君君哲尤激昂，时时以鼓吹种族革命之刊物假阅焉”。该校国文课教员沈士远，“乐与学生接近，同学时时往其室谈话，沈先生常以《复报》、《民报》及海外出版之《新世纪报》等，密示同学，故诸同学于国文课艺中，往往倡言光复汉物，驱逐胡虏，毫无顾忌，唯有时以☐☐字样代之而已”。1911年夏，他从浙江高等学堂毕业，即去上海任《天铎报》撰述，结识宋教仁、于右任等革命志士，“过从甚密”。武昌起义爆发后，陈布雷“意气凌厉，曾撰《谭鄂》十篇，鼓吹革命”，自此声名大震。

晚清的新式学堂

蒋梦麟追忆：“我们从梁启超获得精神食粮，孙中山先生以及其他革命志士，则使我们的革命情绪不断增涨。到了重要关头，引发革命行动的就是这种情绪。”他指出：“这就是浙江高等学堂的一般气氛，其他学校的情形也大都如此。”即使在官办的军事学堂里，革命思想也在暗中传播，如同盟会会员亦是光复会会员的蒋尊簋主持的弁目学堂，他在教学中以革命思想影响学生，有不少教职员和学生参加了光复会。求是书院的学生王嘉忱曾参加1906年同盟会成员策动的萍浏醴反清起义，陆军小学的师生参加了辛亥革命光复杭州的战斗。凡此种种，均生动地显现了晚清新式教育与杭州及浙江辛亥革命的内在关联。

（作者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