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说起杭剧都说有两个剧团，一个是和杭州滑稽艺术剧院一起的杭州杭剧团，一个是和黄龙越剧团一起的黄龙杭剧团，这两个团都不是专唱杭剧的。“文化大革命”以前杭州有一个专业杭剧团，叫杭州杭剧团。杭州杭剧团是在1957年时由春秋杭剧团改名而来的，我是春秋杭剧团最后一批进团的学员，也是杭州杭剧团的第一批成员。

二进杭剧团

我出生在1940年，3岁时生父过世了，为了生活，生母把我寄养到舅舅家里，自己去给有钱人做保姆。大人没精力管我，一年到头把我放在家门口的摇椅里。5岁这年，我的养父王连生、养母盛文贤见我脸圆圆的，看起来很福相讨人喜欢，就收养了我。养父母都是杭剧春秋社的艺人，唱平台，用现在的话说起来就是曲艺演员。他们说：“别看这个伢儿墨墨黑，弄弄干净，蛮好看的。”王家条件也不好，但是比起原来在舅舅家里一年到头吃玉米糊，总算能吃上一口白米饭了。

那时的春秋社的平台艺人不光唱武林调，也唱《四季歌》《紫竹调》之类的小调。父亲弹三弦，母亲唱曲。母亲原来是工厂里的湖丝阿姐，后来逃难到了杭州，嫁给我父亲后就跟着他改行唱平台了，所以她不算“三考出身”的。

旧社会，杭州最有名的茶店叫雅园，在现在的延安路上。那时杭州有四个霸王经常到雅园来，夏天一身黑色拷皮衫、拷皮裤，脚上穿着黑皮鞋，拿着一根棍子。他们要点戏的时候，一本点戏本拿在手里，看中了台上哪一个女演员相貌好，就点她唱讨饭戏，唱“嗳嗳谣”。这种戏，演员要跪在台上唱，他们把赏钱用一张纸或者一块布包着，对着台上掼过来。有时要出演员的洋相，就把茶杯盖和钞票包在一起，“啪”一下“笃”到台上来。要是演员躲得慢了，“乒”地一记打在头上，轻么乌青块，重么头打破。头上再痛，心里再难过，演员也还要唱下去。尽管我还小，也知道父母亲唱戏是被人欺负的。没有办法，日子难过，要吃饭的。好在我父亲为人很乐观。老底子杭州城门很多，旧社会警察都在城门守着。人们经过城门都要向他们行礼，说好话。有一天，父亲唱完戏回来经过城门口，看到警察没注意他，就想溜过去算了。没想到警察回过身来看到他，“啪啪”两个巴掌。他回到家里，摸着脸叹气：“这种唱戏的日子，真是没花头。”

尽管家里条件差，但是父母还是尽力让我读书。读了两三年，家里实在供不起了。我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那是过年前的两三天，父母冒着大雪到城隍山上的茶店里去卖唱，只赚了两毛钱，带点米回来烧饭。我暗暗下了决心要出去帮家里赚钱。

这个时候，唱高台的春秋杭剧团经常在大世界演出。大世界里边什么戏都有、我们杭剧在最高一层。那时候春秋杭剧团的头牌是杨文英，她最拿手的是十二本的《孟丽君》和八本的《射灯招亲》，有的人把春秋杭剧团叫杨文英剧团。我父母和团长孙宝童关系很好，我自作主张去和孙团长说要到剧团里跑龙套，他也同意了。那时我个头很小，穿好行头，豆儿似的一颗。人小，贪睡，看看差不多了，就躲到角落里打瞌睡去了。有一次我偷偷地睡着了，一个不小心跌下来，差点摔伤。父亲心疼我，又把我领回去。回到家里待着不是事，正式读书读不起，到青年会读个夜校吧。在夜校里，我又读了几年书。

1954年3月，我第二次也是正式进春秋杭剧团。因为我之前进过一次后来又被父亲领回去了，所以这一次孙宝童先生和我父亲说：“连生啊，你家的杏梅上次来过又出去了，那时她还小，就当她玩玩了，这次是要正式的三年学徒了。学得出，留在剧团；学不出，照样要退回去的。”和我差不多时间进团的还有三个人，徐玉珍、谢毛玉、邹英哥。其中徐玉珍是1953年12月份进团，谢毛玉和邹英哥比我晚几个月。谢毛玉是花旦，玉珍是童生，英哥拉胡琴。到1957年前后，春秋杭剧团改名杭州杭剧团了。我们四个是如今还在世的经历过春秋杭剧团的最后几个人了。

成了学徒，就开始跑龙套了。那时团里在演《三姐下凡》，老师们派我演个宫女，只管跟着前面的宫女走。龙套也有讲究，龙套跑错了，后面的主角走出来就不顺了。不会跑龙套的演员不算三考出身，有些学徒学不出，不好派角色，老师只好一直让他跑龙套，时间一长就改行了。那时候大家小，正是贪睡的年纪。一早就要起来练功，晚上散戏后要服侍老师睡了才能睡。有时候戏演到一半，我们实在熬不牢了，就偷偷找个地方打瞌睡。龙套该上场了，催场师傅找不到人了，赶紧大叫：“龙套！龙套哪去了！”在角落里找到我们，一看到睡得真香，气得一脚踢过来：“小鬼，上场了。”我们手忙脚乱地衣服一穿，“喔”一声，打着旗牌出去了。

不像艺校的学生有老师手把手教，剧团学徒学戏就是跑龙套时看着老师演，自己默默学。学戏一定要聪明，一次两次先生还会教你，要是忘记的次数多了，老师就不高兴了，去问他，反而会说：“你不好自己去想啊？”

杭剧团值台师傅叫金棠荣，我们这辈人都叫他娘舅，他每天早上拿了鸡毛掸子来叫我们起床练功。我们的武功老师是应宝童，他水平没有京剧的武戏师傅那么好但是很认真，我们的腰腿功、把子功都是他教。我们条件差，练功真的就是杭州老话“石板上面掼乌龟”似的练出来的，练吊毛时，我们把被子铺在地上，应宝童老师念着锣鼓点子催我们，我们一咬牙，一个翻身把头往裤裆里一钻就翻过去了。练好身上就喊嗓子，喊好之后再吃早饭。我们也有文化课的，乐队里的凌剑锋比较有文化，由他给我们上文化课。说说是上文化课，实际上也很有限。值台的金棠荣师傅早上起来给我们发片子，片子上总有不少字儿不认识。我们去问老师们这是什么字，一开始他们还告诉我们，后来时间一长，他们也烦了，就说你么白字儿在旁边写一个好了。

当学徒，先生家里的家务事都是徒弟做的。我的先生是卢影湘，她和我母亲是平辈的，所以我叫她姑姑，杭州话叫孃。进团时，我母亲曾经拜托她：“影湘阿姐，我们杏梅还小，以后要你多照顾了。”先生待我们几个人还好的，管我们也管得很牢，我们这些小姑娘晚上睡觉都是睡在她旁边的。她是团里的主要老生，她的丈夫郭少华去世得早，她29岁就守寡，带着一儿一女过日子。她要演戏，家里的事情就交给徒弟干，我可以说是从早干到晚。我一早起来就要给大家烧早饭，吃好早饭以后，再拎着碗筷到河埠头去洗。记得有一次，我看到河里有一条机帆船“卜卜卜”开过来，那时候机帆船很稀奇，我看呆了，一不当心，碗氽下去了，筷子漂走了，回过神来，哭也来不及了，只好一只空篮儿拎回去，被先生骂了一顿。到先生演戏了，我要在大幕边上站好，她一下来，一壶茶就要送上去。晚上下戏先生要卸妆了，我要把肥皂、热水、毛巾准备好。先生演出一忙，他们生活起居都要我来照顾，尽管她的孩子只比我小了一两岁，却好像比我小很多似的，晚上睡觉前他们都要喊：“杏梅阿姐，帮我脚洗一洗啦。”我们这几个学徒最怕开码头了。开一次码头相当于搬一次家，很紧张。我们早上听到哨子一响，就赶快把东西一收，背着东西“腾腾腾”地跑到码头去装船。次数一多，我也有经验了，知道怎么干起来有头绪。比方说，我人矮最怕收帐子，开码头前一天，我就把帐结都打成活结，第二天早上一扯，帐子就下来。开码头时，要先搬好先生的东西，再来搬自己的东西，最后还要挑公家的行头箱子。我们这些人啊，从小营养不好，又要一年到头干重活，个子哪里长得高。

我们这4个人进杭剧团，说好每个月有1块5角的月规铜钿，现在话说起来叫实习工资。这个1块5角钱不是全部给我们零用的，除了我们的日常以外，我们私人穿的彩裤、高靴还有化妆品都要在里边开支的，我人矮，穿两寸的高靴不够登样，一直都穿三寸的，甚至老旦、小花脸也是穿高靴的，所以钱就用得多。那时开锣声一响，买票的人都进来坐下后，我们先生就在台口看今天下面坐了多少人，估算今天有多少票钱，够不够今天的伙仓费。连老师都要算每天的收人，就知道剧团收入肯定不多了。有时候我们几个人实在没钱了，就叫英哥去问团长金麟童讨月规铜钿——我们几个人里只有他胆子最大——他低着头说：“先生啊，我们的月规铜钿好给我们了，我们连茅纸都用光了。”有时金麟童心情不好，朝英哥看看，说：“你们这批小鬼，我们伙仓都开不出来，还要问我讨1块5角钱？”

我是杭剧多面手

我一开始是跟着卢影湘老师学老生，后来排戏过程中，导演有时也叫我演些别的行当的戏。小生、老生、花脸、老旦、彩旦……都会叫我演演看，演得好了，下次就继续叫我。这些行当没有老师教的，只能看别的老师们演，自己悄悄地摸索。慢慢地，我的戏路就宽起来了，各个行当都能演，也演了不少让自己、让观众印象深刻的角色。

1957年夏天，杭州市召开第一届戏曲观摩演出大会，我记得参加的有杭州京剧团、杭州越剧团、杭州杭剧团还有后来萧山越剧团的前身联友越剧团和桐庐越剧团的前身新六越剧团。我们杭剧团参加演出的是《兄弟义抢生死牌》，这也是我第一个比较吃重的戏，我在里面演个坏县官。导演把角色派给我后，也没老师教，就自己琢磨。一般来说，像这种小花脸出来，都要带点矮子功，我们杭州话说起来是“狗头贼脑”出来，第一句话多半是“我做官儿清到底，见了上司拍马屁”。这些戏导演派到你身上了，你就要去想办法演好。因为这个戏演得好，获得了剧本奖。杭州市文化局就推荐该戏参加浙江省第二届戏曲观摩演出大会，获得了三等奖，这是我们杭剧第一次参加省里的比赛。

杭州胜利剧院

我演的最多的行当还是老旦，其中演得最多的是《佘太君斩子》。《佘太君斩子》讲的是杨四郎从番邦回来探母，佘太君见儿子投降番邦，就要把儿子斩了。这本戏是文则如编剧，傅昊平导演的。有人说我们杭剧音乐不丰富，其实是不对的，他们对杭剧了解太少，我们杭剧除了大陆板以外还有平板、大经调、小经调，后来再把杭滩也吸收进来了，音乐就更丰富了。因为演得多，所以发生的趣事也多。有一次，在胜利剧院演出这本戏，正是夏天最热的时候，三十七八度的高温，那时又没有空调，我《探谷》这一场演完，三寸高靴脱下来时，里面的汗是直接倒出到来。几个龙套热昏头，刀枪把子都脱手，丢到乐池里去了。铁镜公主为救杨四郎来面见佘太君这一场是全剧的重点场次之一，铁镜公主和佘太君两个人对唱，长达40分钟。还有一回，我突然内急，却下不了场，拼命给演铁镜公主的王漪德打暗示，她虽然看不懂，只好跟着我越唱越快，我最后几乎等于飞跑下场，那个急啊，到现在都记得那一次。这本戏很受欢迎，每次下乡观众都点名要演这本戏。有一回到桐庐演出，票子都卖光了，我去时发起了高烧。剧团领导吴增祥和周樟林来找我谈话：“王杏梅同志，今天票子都卖出去了，团里没人能顶这个角色的，你能不能克服一下？”他们两个人，一个团长、一个书记，怎么办呢？我这个人是一横一划的，只好说：“为了团里，我能克服的。”演到最后，大幕一落下，我就昏过去了。那时，田元培刚刚从群艺馆调到我们团来才一两天，他看到我演佘太君后说：“哟，这个小姑娘真不错啊。”那时候我大概二十六七岁，个子矮，人又瘦，以为我还是个小姑娘。边上人说：“她都已经嫁老公了。喏，乐队里的鼓板李牛根就是他老公。”他说：“嗯，李牛根不错，这么好的姑娘都被他抢去了。”一下子大家都笑起来了。我的丈夫李牛根为人很谦虚、低调，在乐队里除了琵琶不行，其他响器件件拿得起来。退休后有票房里的票友来请教他、请他帮忙，只要有时间他从不拒绝。他也是一位民革党员，1993年开始到2010年，民革浙江省委员会几乎年年评他为先进党员。

1962年大演现代戏以后，行当不像古装戏那么明显了，但是不少类似丑角、老生的角色仍然是我演。1963年3月5号，毛主席发出号召，向雷锋学习。我们杭州杭剧团立马根据报纸上的报道，一边写剧本，一边排戏，大概过了十天，就演出了，是全省第一个演这个戏的剧团。《雷锋》里我演地主，看起来可凶狠了。为了表现地主欺压穷人，小雷锋饿到吃地主家狗碗里的狗食，我戴个光头的头套，穿了件长衫，拿了把柴刀上场，对着雷锋“仓仓仓”砍了他三刀。这一场，我把地主演得让大家咬牙切齿，有人说恨不得冲上来打我。《雷锋》算是我们杭剧团的代表作了，刚刚上演后的那段时间，最忙的时候一天要演五场。

剧团演出任务重啊，那时我们演员怀孕了都要坚持演出，一直演到演不下去为止。记得第一次怀孕时，女儿在肚子里快七个月了，在老中国剧院演《东风解冻》，我演爸爸，硬是靠一件很大的老布棉袄把我的肚皮遮住了。我演的最后一本戏是《小保管上任》。这时候我小儿子在我肚子里已经7个多月了。那时就要过年封箱了，我和市文化局艺术科的王兴陶反映，我实在是身子不方便，过完年后就不再演这个戏了。没想到他说：“王杏梅，不行啊，你能不能再克服克服，你这个角色那么重要，团里没有人比你演得好，我们还要下乡呢。”

我1954年进杭剧团，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前，这12年里最大的两个印象，一个是忙，一个是乱。我一家人都和杭剧紧紧绑在一道，本来是对杭剧充满感情，但是因为忙，因为乱，反倒一说起杭剧，就觉得一言难尽。

说到忙，那时整个戏曲的形势都很好，团里演出很忙，一个团常常被拆分成两个队出去演出。一队在城市演出多，二队在农村演出多。我是一队的，后期一队的年轻人中，陆云舫是主要小生，韩美丽是主要花旦。杭剧团在杭州城里演出的话，主要在市东剧场和下城俱乐部两个剧场里演。市东剧场是个老剧场，在皮市巷和庆春路的交叉口。解放后市东剧场改造过，设备很好，舞台、灯光、座椅都换成了新的，里面还有浴室、演员宿舍，在杭州市算起来，也是个不错的场子。

年轻时，杭剧团的演出任务很重，常常一天演两场，忙起来的时候演三四场都有，古装戏、现代戏什么戏都演。那时候根据形势，我们排戏节奏很快，常常是头一天晚上看剧本，第二天早上排戏，两三天后就要演了。经常排新戏，我们一天到晚除了演戏就是背词，有时晚上睡觉，梦里都在背。我们不少人连坐月子时都在背戏，一出了月子就要上台去，就怕一个不小心，自己的角色被别人代替了。我进了杭剧团一心就为了角色，也很少计较个人得失，很少人知道我曾经为了排戏糟掉了一个儿子。我大儿子四个月的时候，团里排现代戏《金沙江畔》，当时演出很紧张，晚上演好之后，我们再继续排戏，每天排到凌晨三点，第二天一早又继续。有一天，孩子感冒发烧了，那时我才二十出头，没有育儿经验，还把孩子带到剧团里面。没想到排到一半，胡文君老师来跟我说孩子体温越来越高了。我把他抱到市一医院以后，结果医生说感冒已经变成了肺炎，来得太晚了。才四个月七天啊，真的很难过，为了一本《金沙江畔》一个男伢儿就这样耽误了。那孩子很可爱的，大家都很喜欢，剧团里的同事都抢着抱来抱去，像玩具一样，不肯放手的。五六十年过去了，现在想想还是心痛。

要说乱么，有两方面，一个是两团合并的乱，还有一个是社会形势的乱。从艺术上面来讲，两个团的艺术风格特别是音乐风格稍微有点不一样的：杭州杭剧团的音乐风格很硬、很高亢；宜兴杭剧团因为长期在苏南演出，吸收了苏南戏曲的一些特点，比我们要软一点。艺术风格上的磨合，花了我们很长时间，也付出了不少代价。从人事上面来讲，1957年两团合并，1958年就遇到整风，再后来精简人员。杭剧团的人都苦的，精简出去就等于没饭吃啊。两团合并前，大家很团结的，从来没有什么不开心，老师们排戏时，看哪个角色适合谁就叫谁演，大家从来不会争的。碰着精简么，难免就有争执，最后只好把老艺人、老师们找一些理由先精简出去，有的说是出身问题，有的说是旧社会遗留历史问题，甚至还说是男女作风问题，现在回想起来，大多都是“上纲上线”的虚假理由。这个时候不管是老杭州杭剧团还是老宜兴杭剧团的人，都说还是不合并好，都觉得自己被弄得七颠八倒。

再说社会形势变化对我们杭剧的影响。本来么我们演员好好演戏、乐队好好拉琴才是最重要的。结果形势变化，演出任务都被打乱。1958年搞“大炼钢铁”，村村造高炉。为了慰问工人，杭州的文艺界不少人被抽调出来，分成好几支小队到宁波演出。实际演出中，高炉的声音多少响啊，我们喉咙叫破也没用，到最后，我们嗓子唱哑了，工人们却是啥花头都听不清，演出效果一点都不好。那时候高炉多，我们在宁波差不多演了将近半年。这个时候宁波杭剧团还没有解散，我们趁休息时间去拜访过他们。宁波杭剧团最出名的是俞少泉老师，是杭剧界的老前辈。

宁波杭剧团解散后，我们把俞少泉老师请到杭州艺训班来给学生上课。1966年初，我们在外地演出，领导把我们叫回来，回来没多久后“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1969年，我和陈谊君、关丽莺、郑小玲、王漪德几个人算是最后一批从“砸烂”的杭剧团调出，分配到井冈山棉纺织厂。王漪德和郑小玲在袜子车间摇袜子，我在毛衫车间织毛衫。在棉纺织厂上班很累的，白天、晚上三班倒。当时工人对我们文艺界去的人有看法，认为我们肩不能挑，手不能提，都是娇滴滴的。其实我从小就是苦出身，一点娇气都没有。有一次我在翻纱车间翻棉纱的时候，手被机器卡进去了，等边上的人把机器停掉，剪开棉纱，整只手都已经乌青了。第二天去上班的时候，同事说我现在是工伤，完全可以直接请个长病假。我那时候脑子里面没有这种概念，就怕人家说我们剧团里面来的人娇滴滴。要是那时候我请过长病假，就能算工伤，那我现在的退休工资还可以高一点。

1973年杭剧改革组成立，杭剧团曾经有一百零八将，但是杭改组只有23个编制。当时陈谊君、郑小玲和我三个人都在蔡永祥展览馆上班，他们先调回杭改组来，我因为家庭观念很重，怕家里小孩没人管，最后还是没回杭改组。“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杭州市属的各个剧团都恢复起来了，只有杭剧团没有恢复，当中的原因听说很多，不过那时我不在杭剧改革组，真实情况也不清楚了。

王杏梅口述 蒋羽乾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