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时期的杭州，在“街谈巷语”中发生和发展的水浒故事，经广大民间艺人和“书会才人”的加工和创造，为后来的《水浒传》起了重要的奠基作用。

隐居在杭州癸辛街撰写《癸辛杂识》的周密，曾经收录了龚圣与的《宋江三十六赞》和《序》。在该《序》中有“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一语。这里所指的“宋江事”，当是以宋江故事为主的许多水浒故事的概称。这里所指的“街谈巷语”，主要当指（至少是包括）杭州一带的“街谈巷语”。广大民间艺人和“书会才人，为了迎合群众的需要，自然要在“街谈巷语”的基础上，不断进行加工与创造。宋元之交的罗烨，在他的《醉翁谈录》中曾对“小说”进行分类。他指出：“夫小说者……有灵怪、胭粉、传奇，公案、兼朴刀、杆棒、妖术、神仙。”根据这种分类，他记录了许多南宋时期“小说”的篇目：属“公案”一类的，有《石头孙立》；属“朴刀”一类的，有《青面兽》；属“杆棒”一类的，有《花和尚》、《武行者》。从这些篇目可知，它自然就是水浒英雄孙立、杨志、鲁达、武松等的故事。这些，大体可以说就是杭州的民间艺人和“书会才人”所加工与创造的部分水浒篇目。为什么这样说？我们可以把上述罗烨的分类与灌园耐得翁、吴自牧等的分类略作比较。灌园耐得翁在《都城纪胜》中的分类是：“一者小说……如胭粉、灵怪、传奇、说公案，皆是朴刀、杆棒及发迹、变泰之事。”吴自牧在《梦粱录》中的分类是：小说……如胭粉、灵怪、传奇、公案、朴刀、杆棒、发发（当是“发迹”）、踪参（当是“变泰”）之事。分明可见，罗烨的分类与灌园耐得翁、吴自牧基本一致，按，《都城纪胜》成书于宋理宗“端平乙未”（1235），《梦粱录》成书于宋度宗“咸淳甲戌”（1274），而《醉翁谈录》一般认为成书于宋末元初，可见，比《都城纪胜》肯定要迟出得多，可能比《梦粱录》也要迟些。众所周知，《都城纪胜》和《梦粱录》都是记载杭州的“小说”的，所以，罗烨可能就是根据灌园耐得翁以至吴自牧的记载而来，或者自己直接根据杭州的“说话”来分类，不过是补上具体的篇目罢了。据此，我们大体可以这样说：是南宋时期的杭州或长期生活在杭州的民间艺人和“书会才人”，在“街谈巷语”的基础上加工和创造了“石头孙立”等水浒篇目，并逐渐发展成为后来《水浒传》的重要篇章。

宋江

这里，必须谈一下问世于宋元之交的《大宋宣和遗事》。这部讲史话本，有些部分只是简单的历史编年纪事，如从宋徽宗建中靖国六年（1101）到宣和二年（1120），这整整20年时间，只不过是四五百字，质朴无文，当是从古书中抄录而来；另有一些部分，如方腊故事，尤其是宋江故事，则具有一定的文学意味。这些部分，自当也是南宋时期的民间艺人和“书会才人”在“街谈巷语”的基础上加工和创造而成的。但，这些加工和创造者是哪里人呢？我们从宋江故事看来，他们不可能是熟悉北方的人，而是熟悉南方的人。且看，其中描述北方的地理环境就有许多混乱、差错之处。如，先说李进义等“同往太行山落草为寇”，又说晁盖等“前往太行山梁山泊落草”，再说宋江等“直奔梁山泺上”。按，梁山泊（或梁山泺）与太行山完全是两个不同的地方，而且相距甚远，一在黄河以南，即今山东梁山县境，一在黄河以北，即山西高原与河北平原之间，怎么能乱扯在一起？可见，他们对这些地方甚为陌生。至于描写北方的景色，也缺乏北方的生活基础。如，马安国押送十万贯的生辰纲，自北京到开封，途经南洛县的五花营堤，只见“修竹萧森”。众所周知，竹子主要生长于长江流域及华南一带，黄河以北只是庭院中极少量的观赏用小竹而已。这里的描写，实际是南方的景色。不妨对照一下方腊故事中的地理描述。固然在南宋初年，方勺的《泊宅编》中就对方腊事有了记载，可能成为《大宋宣和遗事》的依据；但是，《泊宅编》中尚有不少未曾提及的地名，如寿昌、分水、休宁、缙云等这些小县城，而方腊故事中都提到了，却未有混乱、差错之处。看来，这些加工和创造者，对浙江杭州一带是相当熟悉的。据此，比较合理的解释就是：这些加工与创作《大宋宣和遗事》中宋江故事等的民间艺人和“书会才人”，很可能是杭州一带的人，至少，在杭州一带生活了较长时间。

大宋宣和遗事

《大宋宣和遗事》中的宋江故事，已经花了较多的笔墨描写了杨志卖刀、晁盖劫生辰纲、宋江怒杀阎婆惜和遇玄女得天书等事件，这些都发展成为后来《水浒传》中的重要情节。另，如宋江数次推荐、带领英雄豪杰上梁山事件，在后来的《水浒传》中更扩而大之，极力加以描写；至于“遣宋江收方腊”一语，后来竟演成洋洋十回大文；只有花石纲事件，在后来《水浒传》的杨志传中略加点染，但也仍有线索可寻。总之，这就为后来《水浒传》勾勒了大致（当然并不完整）的轮廓。不但如此，有个别人物还刻画出了某些方面的性格特征。如宋江这一形象，他在私放晁盖、结交英雄豪杰方面的“仗义”精神，已经为后来的发展准备了相当的基础。而这，可以看作是杭州一带的民间艺人和“书会才人”的艺术劳绩。

南宋时期的杭州，许多文人受到“街谈巷语”的影响，也参与了水浒故事的加工与创造，为《水浒传》的问世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首先，要从李嵩谈起。《癸辛杂识》有一段话是：

龚圣与作《宋江三十六赞》并《序》曰：“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不足采著。虽有高人如李满辈传写，士大夫亦不见黜。余年少时，壮其人，欲存之画赞，以未见信书载事实，不敢轻为。”

这个“传写”“宋江事”的李嵩，据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一七中的记载，是“钱塘人，李从训养子。工人物、山水、道释，尤长于界画。光、宁、理三朝待诏”。李嵩生长于杭州。他的养父与业师李从训也是宫庭画院待诏，他自己又是宋光宗、宁宗、理宗三朝的宫庭画院待诏，自然一生不能远走他处，所以，他“传写”的“见于街谈巷语”的“宋江事”，当是杭州一带的“街谈巷语”中的“宋江事”。像他这样一个人，居然能够这样，也就不难推知，南宋时期的杭州，“街谈巷语”中的“宋江事”是相当流行的了。

值得进一步深思的是，李嵩是怎样“传写”“宋江事”的？侧重在哪些方面？

今天，已经无法见到李嵩所“传写”的“宋江事”，我们不能妄加判断；但是，从李嵩的身世与思想，从他所“传写”的其他作品，不妨作一点大体上的推测。据有关史料，李嵩虽然是个宫廷画家，而少年时曾是一个木匠，自少能够较多地理解、接受底层人民的思想、感情、意志和愿望。同时，他又长期生活于宫廷画院之中，面对日益危殆的国势，自有一腔忠君爱国之思。他所画的代表作《观潮图》，就寓有此意。据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一七《艺文赏鉴》中所引的张靖之《跋》：“今所画，略无内家人物、仪卫供帐与吴俗文身戏水之流，惟空垣虚榭，烟树凄迷，平波远山，上下与帆樯相映而已。披阅中，欲使人心目迟回，有感慨吊惜之怀，无追攀壮浪之想。嵩意匠经营，情留象外，岂亦逆见将来，预存后鉴耶？杜子美云：‘江头宫殿锁干门，细柳新蒲为谁绿？’殆为此画题咏也。”其忠君爱国思想，不难想见。李嵩，也许就是凭着这种思想，使他更为注意“街谈巷语”中的“宋江事”，并去“传写”它（这行动本身就包含着一种肯定，甚至颂扬“宋江事”之意！），更何况，外族日逼，国事日非，转而思念草泽英雄，因而，也像《观潮图》那样，在“传写”中渗入一种忠君爱国意识，这也是可能的事。

现在，需要谈一下龚圣与。

龚圣与

龚圣与和李嵩一样，也是画家，思想上也有共同之处。据吴莱《桑海遗录序》：龚圣与“少尝与陆秀夫同居广陵幕府。及世已改，多往来故京。家益贫，故人宾客候问日至，立则祖如，坐无几席”。可见，宋亡之后，尽管家中甚贫，客来无处可坐，但是，他并不因此去媚事新主。他还以颂扬态度，为宋末忠臣文天祥、陆秀夫作了传记。陈宏绪在《寒夜录》中称他“忠谊激烈，大类谢翱、郑所南”。其忠君爱国思想是很鲜明的，所以，王鏊在《姑苏志》中就称扬他是一个“负才能、尚气节”的人。看来，在忠君爱国这一点上，他与李嵩是完全一致的。龚圣与还称李嵩为“高人”，可见，他对这位前辈是敬慕的。他在写作《宋江三十六赞》与《序》之前，就对宋江等有好感，“壮其人”，并“欲存之画赞”的，而这时，他尚“未见信书载事实”，但却可能已经看过李嵩所“传写”的“宋江事”了，加上他具有上述的思想基础，所以，他是很可能受了李嵩的影响，也许，他的《宋江三十六赞》与《序》，就是李嵩笔下的“宋江事”的继承与发展呢。下面，就谈谈他的《宋江三十六赞》和《序》。

别的暂且不谈，就谈谈其中的忠君爱国思想倾向。如对宋江，《序》中称之为“识性超卓，有过人者，立号既不僭侈，名称俨然，犹循规辙”，在《赞》中又称之为“不假称王，而呼保义”。可以明显地看出，作为“盗贼之圣”的宋江，其“过人”的“识性”，主要在于“不僭侈”、不称王。其忠君爱国思想，可谓溢于言表。这是面对尖锐的民族矛盾，基于儒家的正统观念，才把宋江形象作了如此加工与创造。又如，《赞》中称吴用是“义国安民”，称关胜是“云长义勇，汝其后昆”，称花荣是“中心慕汉，夺马而归”等等。这些，都是出于同样的立场和用心。

龚圣与对张顺的“赞语”是这样四句：“雪浪如山，汝能白跳。愿随忠魂，来驾怒潮。”前已提及的《大宋宣和遗事》，其中的张顺只是“天书”上加有一个绰号“浪里白跳”（黄本作“白条”）而已。这个绰号，只能表明其水上的功夫，而龚圣与的“愿随”两句，则赋予丰富的社会意义了。为什么这样？且作如下探索：

杭州有一座吴山。山上有一座著名的英衙公庙，是纪念春秋战国时期吴国忠臣伍子胥的。据《史记·伍子胥列传》：伍子胥自刭于姑苏（今江苏苏州），吴王夫差“取子胥尸盛以鸱夷革，浮之江中。吴人怜之，为立祠江上，因命曰胥山”。据《集解》：“胥山在太湖边。”然而，杭州人把这些“传”了过来，并加以发展。梁简文帝萧纲已经为杭州吴山英衙公庙写了“洪涛犹鼓怒，灵庙尚凄清”等诗句。唐代元和十年（815），杭州刺史卢元辅在《胥山祠铭》中也说：伍子胥被奸臣谗死，忠魂不泯，就在钱塘江上“愤悱鼓怒，配涛作神”，“大耀威灵，荡漭千里”。这些正是杭州一带颇为流行的传说。人们面对钱江的排排白浪，往往称作是伍子胥所乘的“素车白马”。龚圣与很可能是把杭州这些传说融到张顺形象中去了。“雪浪如山”，正是举世闻名的钱江大潮形象，“愿随”两句，则是张顺愿意跟随伍子胥的“忠魂”，表示自己也要做个“忠臣”之意。后来，《水浒传》中的张顺作为“王师”中的一员去征“草寇”方腊，被射死之后，其灵魂附在张横身上，乘钱江波涛而上，直到五云山下，终于把“草寇”方天定“扯下马来，一刀便割了头”。这种描写，很像是“愿随”两句的生发。张顺既是这样的“忠魂”，人们自然还可以有更多的附会，如张顺“一点幽魂，不离水里飘荡，感得西湖震泽龙君，收作金华太保”（九十五回）。后来，宋徽宗又下诏旨：“敕封金华将军”（九十九回），真是够荣耀的。且看《咸淳临安志》卷一五《金华将军庙》：“神姓曹，名杲，真定人，仕后唐为金华令。郡兵叛，以计平之。吴越王嘉其功，擢守婺。钱氏入朝，委以国事，杲即城隅，浚三池，曰‘涌金’。既殁，民为立祠池上。咸淳初，安抚李芾，以钱氏书涌金池三字，刻石于庙之右偏。”看来，因为张顺属于“忠魂”，便把平定过“兵叛”的曹杲头衔及其“金华将军庙”都移到张顺身上去了。《水浒传》中的张顺，其后半生形象可以说是相当典型的杭州“土产”。这，龚圣与的“赞”自当起了某些启示的作用。

还得谈一下周密。

周密，不仅收录了水浒故事孕育与发展初期的重要资料，而且，还对这些重要资料给以热情的宣扬与赞颂，对水浒故事的进一步发展也直接起了促进作用。且看，他对龚圣与《宋江三十六赞》和《序》所写的《跋》：

此皆群盗之靡耳。圣与既各为之赞，又从而序论之，何哉？太史公序游侠而进奸雄，不免异世之讥，然其首著胜、广于列传，且为项籍作本纪，其意亦深矣。识者当自能辨之云。

这话，分明有三层意思：首先，以“太史公序游侠而进奸雄”，尤其是为陈胜、吴广和项羽等作“列传”和“本纪”，同龚圣与的《宋江三十六赞》和《序》进行类比，这无疑是对龚圣与以及他这些作品的大胆赞颂；其次，太史公笔下的游侠儿都是出身微贱而富有才识者，而陈胜、吴广和项羽都是敢于反抗的英雄，以此作比，实际是对宋江等这些“群盗之靡”的大胆宣扬；末了“识者当自能辨之”一语，既是对“识者”的称许，更是对不“识”者、“讥”者的指责。毫无疑问，周密这些话更会促使“群盗之靡”的故事向前发展。

在杭州一带“街谈巷语”的直接或间接影响下，李嵩“传写”了“宋江事”，龚圣与又作了《宋江三十六赞》和《序》，周密又从而宣扬与赞颂，这些文人的加工与创造，自然又可能反过来影响着“街谈巷语”的继续发展。尤其是忠君爱国思想方面，在水浒故事中更是大为强化了。这种思想后来逐步扩大，不仅直接影响宋江形象，而且制约着几乎是全体水浒英雄的行动，成为一种主要思想倾向。总之，随着时日的递增，“街谈巷语”与文人笔墨相互影响，彼此促进，就使水浒故事不断趋向丰富、成熟，终于使《水浒传》在明代一朝分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