闸口地区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源于龙山河及龙山闸。

闸口地区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源于龙山河及龙山闸。作为杭州城南主要通江河道之一，杭州历史上曾经多次对龙山河进行疏浚。龙山闸的建置通常上溯至五代吴越国时期。《西湖游览志》引明代正德年间杭州知府杨孟瑛主张浚复西湖的奏疏称：“五代已前，江潮直入运河，无复遮捍。钱氏有国，乃置龙山、浙江两闸，启闭以时，故泥水不入。”此外，吴越国时期还曾以大小二堰“隔截江水，不放入城，则城中诸河，专用西湖水”。可见龙山闸建置之初，除了便利通航之外，更多是用来将含带泥沙较多的江潮与城市内河之水分割开来，以免造成内河淤塞。宋初，胥致尧“监杭州排岸司，浚浙江、龙山二闸，废清河堰以通漕”。苏轼推测，自此之后，吴越国时期的水利控制系统逐渐遭到损毁，可能的原因是西湖之水不足于用，需要借助江潮来满足运河通航的需求。如此，却又导致了城内运河因潮水而时常淤塞，需要频繁挑浚，造成百姓困苦不堪。苏轼采用了折中之策，选择城内盐桥、茅山二河之中人户较为稀少的茅山河接纳从龙山、浙江二闸而来的江水，而盐桥河专用湖水，一方面保障内河航运的用水需求，另一方面降低挑浚运河所造成的影响。然而如此设计终究难以长久维系，茅山河也渐而湮没。同在元祐年间担任过杭州知州的王存亦曾专门对龙山河加以沮凿，百姓“尤以为德”。

龙山河

北宋时期作为滨江纲运重要入城通道的龙山河，一般认为在南宋时因河道逼近大内不通舟楫而渐淤塞。不过在南宋定都之初，也曾有过整治龙山河、闸的尝试。其时，“浙江天下之至险，以龙山、外沙两闸纳东南之舟，而龙山之闸废久矣。大驾驻钱塘，九州四海，万里之外，千艘百舵，交错其中，十倍于旧。一遇启闸，奋棹争前，进有击斗伤败之忧，退虞潮波覆溺之害”。面对此种局面，绍兴六年（1136）权知临安府的汪思温“于是鸠工徒疏龙山河，修复旧闸，启闭出纳如外沙之制，一时舟楫皆便之”。此外，“绍兴三十二年（1162）二月二十七日，诏令临安府自浙江清水闸横河口西曲尽头南至龙山闸一带河道，并令开淘”。虽然南宋年间曾多次疏浚杭城内外河道，但龙山河因其特殊位置终究难逃淤塞的命运。南宋末年的吴自牧在《梦粱录》中记载：“龙山河，南自龙山浑水闸，由朱桥至南水门，淤塞年深，不通舟楫。”这一时期，杭城内河与钱塘江的连接通道主要集中在候潮门外的浙江闸。乾道五年（1168），临安知府周淙“重修浙江浑水、清水、保安三闸”，“启闭以时”，“民甚便之”。

对龙山河最为著名的一次疏浚发生在元延祐三年（1316），由当时江浙行省左丞相康里脱脱主持，《元史·河渠志》对此进行了详细地记载：

龙山河在杭州城外，岁久淤塞。武宗至大元年，江浙省令吏裴坚言：“杭州钱塘江，近年以来，为沙涂壅涨，潮水远去，离北岸十五里，舟楫不能到岸。商旅往来，募夫搬运十七八里，使诸物翔涌，生民失所，递运官物，甚为烦扰。访问宋时并江岸有南北古河一道，名龙山河，今浙江亭南至龙山闸约一十五里，粪壤填塞，两岸居民间有侵占。迹其形势，宜改修运河，开掘沙土，对闸搬载，直抵浙江，转入两处市河，免担负之劳，生民获惠。”省下杭州路相视，钱塘县城南上隅龙山河至横河桥，委系旧河，居民侵占，起建房屋，若疏辟以接运河，公私大便……河长九里三百六十二步，造石桥八，立上下二闸，计用钞一百六十三锭二十三两四钱七分七厘。省准咨请丞相脱脱总治其事，于仁宗延祐三年三月七日兴工，至四月十八日工毕。

至正七年（1347），康里脱脱之子达识帖木儿任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再次对龙山河进行疏浚，“先是，父脱脱为江浙行省丞相时，尝开便河以通于江，民甚便之。至是复湮塞，达识贴睦迩遂复浚以继父志，时称其父子之功”。然此时“舟楫虽通，而未达于江也”。

龙山闸位置示意图

明代初年，主要出于军事方面的考虑，对龙山河、闸以及候潮门外的旧运河进行了大规模的疏浚和扩建。“洪武七年（1374），参政徐本、都指挥使徐司马以河道窄隘，军舰高大，难于出江，拓广一十丈，浚深二尺，仍置闸限潮。舟楫出江为始便。”在明代曾专门设置龙山闸管理机构，但至明代中期，由于龙山闸发挥作用有限而被撤销。弘治十六年（1503），工部提督水利郎中臧麟“谓杭州府龙山河闸久闭，官夫虚设，乞为裁减，就令浙江驿驿丞带管。德胜、猪圈二坝，止以制水，过船绝稀，其官乞止留一员兼管，坝夫各留其半”。嘉靖年间，“以河高江低，改闸为坝”。其后仍为置闸。与龙山闸同为杭州城南重要连江通道的候潮门以南至跨浦桥一带（即浙江闸）的旧运河（又称贴沙河），在明初也一度得到浚治。《西湖游览志余》载：“洪武五年（1372），行省参政徐本、李质同都指挥使徐司马议开河增闸，河横阔一丈余，闸亦高广于旧，寻又改闸为坝。今止小船经行，大船俱不由矣。”其间，跨浦坝官署于成化六年（1470）被革除，“以其偏僻，舟楫不经也”。嘉靖九年（1530），主理杭州榷关的工部主事汪大受重新开浚此段河道，其《重开贴沙河记》载：“惟杭之关南有河焉，为城诸河咽喉，延十余里，而隘甚。舟筏鳞栉以集，惟筏行最迟，为舟碍舟，奋勇争先，毒手相搏，持诉榷司无宁日。”此处榷关之南的河道应该即为龙山河。竹木商人的排筏与民船拥挤于狭窄的龙山河上，纷争不止，汪大受决定重新开浚当时已经淤塞的贴沙河，“使商民异趋，以永无争哉”。

清代杭州历任官员都较为重视城市内外河道的疏浚，龙山河也因此得到多次浚治。康熙二十四年（1685），浙江巡抚赵士麟开浚城河并重浚龙山河，“自江干至湖墅皆通舟楫，往来便利，民咸德之”。雍正五年（1727），浙江总督李卫修浚城垣河道，“委宁绍分司徐有纬开浚庆丰关对岸小闸桥一带淤浅处一十三丈”。嘉庆九年（1804），浙江巡抚阮元也曾主持重浚杭城水利。在闸口车站铁路运输热闹繁忙的1928年，浙江省亦曾谋划在闸口重新建设水闸，以实现钱塘江与运河的沟通：

运河经苏入鲁，来源甚长。至杭拱埠、湖墅与城内相接，以至闸口。旧本与钱江相联络，因年久失修，渐次淤塞，遂与钱江隔绝。在普通水位水面相差约七八尺，船只不能互相往来。上江货物之欲运至拱埠、苏、申者，须在闸口起卸，由人力搬至运河，再由船只转送他地，停顿转折，不便孰甚。亟宜建筑水闸以便船舶直接往来。

闸口位置示意图

同时，建设厅对闸口一带屡次淤塞的原因也进行了分析，称“杭垣河道，昔时本通钱江，自前人恶江潮混浊，于内河通江之处，设置挑板后，陵谷变迁，江岸南移，钱江遂与内河隔绝，河道淤塞，坝基私占，水利交通，均受其困”。但迟至1947年，因测量勘址、相关技术人才筹备等前期工作迁延以及受抗日战争影响，重新沟通江河的计划一直未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