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章太炎《告满洲留学生》考辨 张昭军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 【原刊于《史学史研究》2011年第03期】 《与肃亲王书》、《告满洲留学生》系研究辛亥革命时期“排满”问题的重要文献。冯自由《清肃王与革命党之关系》一文抄录有这两通书信，分别题为《致清肃亲王书》、《致留日满洲学生书》。长期以来，此文广为学界转引。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中华书局1977年版）、马勇编《章太炎书信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所录两通书信，完全以冯文为据。而台湾学者丁中江所著《北洋军阀史话》（台湾远景出版社1964年版、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2年版）则认为，《与肃亲王书》乃宣统元年孙中山在东京时所写，并由同盟会早期会员丁怀瑾起草。鉴于丁怀瑾乃丁中江之父，且丁著节录有部分书信，因此，也有学者信从丁说。由于这两通书信既未收入《太炎文录》，又没收入《孙中山全集》，从而出现了两说并存的现象，给研究者带来一定困惑。 笔者调查发现，日本外务省档案中存有书信的印刷件，且与冯文、丁文均有一定出入，故撰此文，加以辨析。 
《章太炎书信集》 一 书信的印刷件系日本外务省档案乙秘1725号的附件，竖排铅字印刷，纸型类于A4但稍长，今藏于日本外交史料馆。据日本警视厅的报告，“1911年10月23日午前10时，住在东京小石川区小日向台町一丁目四十七番地的革命党员章炳麟与高等师范学校学生商泰，从三丁目四十三番地宫井鐘次郎经营的印刷厂取走印刷品一千枚，散发给了留学生。”该印刷品即我们所要讨论的书信。 关于书信的作者，日档本并非如冯文那样直书“章炳麟白”，也非如丁文所说“孙文启”，而是以“某白”落款。作者是谁呢？日本警视厅在报告正文中有明确交待，印刷品系由章炳麟起草。由此看来，两通书信收入章太炎文集不存在问题。 较为混乱的是写作时间。先说《告满洲留学生》。冯文将该信的写作时间记为辛亥武昌起义后，章太炎羁留东京时所作，这与日本档案所记年份一致。但具体写于何时，冯文明确标为“阳历十月十日”，汤志钧所编《章太炎政论选集》、《章太炎年谱长编》等也照搬这一提法；日档本则写为“阳历十月□日”。据《太炎先生自订年谱》：“秋八月，武昌兵起。余时方与诸生讲学，晨起，阅日报得之，不遽信。及莫，阅报，所传皆同。一二日知鄂军都督为黎元洪，用事者则谭人凤、孙武。”当时留学日本的黄尊三在日记中写道，11月2日清晨，他才从报纸上看到武昌起义的消息。从警视厅报告看，章太炎得知武昌起义的消息是在阳历10月份，显然早于黄尊三。不过，冯文记为10日，则明显有悖史实。武昌首义爆发于10日晚间，而章太炎是在早晨起床后通过日报得知起义消息，据此可以确定，他得知起义消息不会早于11日，冯文把《告满洲留学生》的写作时间记为10日显然有误。 关于《与肃亲王书》的时间。丁中江记为宣统元年。冯自由所作《清肃王与革命党之关系》、《宋教仁遗著程家柽革命大事略补述》，均记作“己酉间”，即1909年。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则系诸1907年，“本年，章氏有《致肃亲王书》”，其来源为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五集。虽与冯文的说法不一致，但《长编》未作任何解释。谢樱宁编《章太炎年谱摭遗》，以为冯的记忆未必准确，汤志钧的说法甚有可能，于是据书信内容详加疏解。从此，研究者在提及此信时出现1907年、1909年两种说法。日档本表明，《告满洲留学生》正文所说“四年前曾说肃王”，指的恰是《与肃亲王书》。也就是说，《与肃亲王书》写于《告满洲留学生》四年之前的1907年。 二 通观全文，日档本是以一封公开信的形式呈现的，大标题为“告满洲留学生”；《与肃亲王书》则以“四年前与肃亲王给与阅看”为题，附在正文之后。这也可以解释日档本为何是印刷品，因为它不是普通的书信，而是要广为散发的传单。冯自由把《致清肃亲王书》、《致留日满洲学生书》作为两通独立的书信，以时间为序，附于《清肃王与革命党之关系》一文之末，从形式上已很难看出两信之间的逻辑联系，更不可能识得这封公开信的全貌。 改动更大的部分，系日档本最后一段按语：“此信去后，肃遣其幕客致意云，‘不愿入盟，愿相扶助。’其后数月，日本人加藤仡夫为革命党致书于肃，要求西藏，肃即与诸王公开议，事虽未就，足以知其从善服义之心。然二书本为彼此利益，非以权谲诱人，若满政府早从此策，亦自居于最安之地矣。附志于此。”这段按语，被冯自由从书信中删除，然后变成自己的语言，放入了《清肃王与革命党之关系》的正文：“己酉间，太炎特致书善耆，劝其加入同盟会，合谋革命。函由日本同志携往北京递进，书投后，善耆密语程家柽，谓不愿入会，愿相扶助，嘱代转达。其后数月，有日本人加藤仡夫为少数革命党人某等致书善耆，要求拨出西藏为民主政治实验国，善耆乃与诸王公讨论此事，卒为多数亲贵反对而止。事虽未就，亦足以知其服善好义之心，为满洲亲贵中绝无仅有者也。”尽管冯文没有注明他从何处得到章太炎的两通书信，但对照这两段文字不难看出，他所依据的或许正是这封写给满族留学生的公开信。 
《章太炎年谱长编》 丁中江所摘录的书信中也没有这段按语，但有意思的是，丁在正文中出现了这样一段白话文：“这封信投送给肃亲王后，善耆遣其幕客致意说：‘不愿入盟，愿相扶助’。其后数月，日本人加藤仡夫亦为革命党致书于肃亲王，要求西藏，肃亲王即与清廷亲贵王公会商，不得结果，事虽不成，但革命党人对善耆始终保持高度的好感。”很显然，这段话译自“按语”，较冯文更直接。笔者据此推断，丁中江所见到的也是章太炎写给满族学生的公开信。 3 就内容而言，日档本的史料价值远较冯文为胜。笔者核对，不计文末按语的删节，不计标点误植，冯文仅错、漏、别字就达26处。丁中江所摘抄的书信虽只是一小段，文字出入却有9处。两文均已影响到史料的准确性，且有误导之嫌。有鉴于此，笔者把书信原文整理附置于下： 告满洲留学生 满洲在东留学生诸君鉴: 武昌义旗既起，人心动摇，贵政府岌岌不皇自保，君等滞在海东，岂无眷念，援借外兵之志，自在意中，此大误也。所谓民族革命者，本欲复我主权，勿令他人攘夺耳；非欲屠夷满族，使无孑遗，効昔日扬州十日之为也；亦非欲奴视满人，不与齐民齿叙也。曩日大军未起，人心郁勃，虽发言任情，亦无尽诛满族之意。今江南风靡，大势将成，耆定以还，岂复重修旧怨。东方一二妄人，志在兼并他人土地，妄作莠言，以动贵政府之听。不知贵政府之旧交，首在俄罗斯，其次则欧、美诸国。与彼国交通使命，建设商场，不过三十余岁，借口旧交，其实安在？彼国旧交之域，无过高丽。今观彼国之待高丽，他日之于满族可知也。贵政府一时惶恐，亦或堕其术中，君辈满洲平民，于此真无利益。抚心自问，满洲人之智力，能过于高丽人乎？若在彼国钤制之下，监察森严，一举手一动足而不可得，君辈虽智识短浅，何遽不念是哉？若大军北定宛平，贵政府一时倾覆，君等满族，亦是中国人民，农商之业，任所欲为，选举之权，一切平等，优游共和政体之中，其乐何似？我汉人天性和平，主持人道，既无屠人种族之心，又无横分阶级之制，域中尚有蒙古、回部、西藏诸人，既皆等视，何独薄遇满人哉？四年前曾说肃王，晓以此意，肃王心亦默知。彼爱新觉罗之皇族，犹不弃遗，何况君辈，惟是编氓，何所用其猜忌耶？诸君对于此事，不须忧虑。幸各安怀，明哲自爱。阳历十月□日 四年前与肃亲王书给与阅看 肃亲王左右： 仆向与都人士语，知营州贵胄，首推贤王。中更多难，陷于凶人，天诱其衷，俾无陨越。怀抱革命之志，宜不与贤王外交，虽贤王亦或以虺蛇豺虎视之。虽然，岂效氐羌狭隘，以部落相残为事者。劳心鞅掌，只欲复我主权，过此则无所问。员舆甚广，宁一物之不容？渝关以东，王家故国，积方圆五百万里，视英、德、日本诸国且二三倍，雄略之主，足以回旋。昔人所谓划玉斧标铜柱者，仆辈常矢此志未尝渝也。若其淹滞神州，不以东归为乐，八旗诸姓，独同视为国民。昔北魏、辽、金之胄，同化中国者众矣，亡人若得归国，顺民之志，统一齐州，岂于珠申一族，而当异视，版籍权利，同符汉民，今日言此，不啻息壤之言也。驰说者不达斯指，私拟吾党，以为欲如王家高宗所为，斩刈准噶尔，使无噍类，狭隘之见，非文明国人所应效，种族革命之义，岂云尔乎。仆申此义，以为无忤贤王，所以奋笔驰书而无怍也。方今边疆多事，东亚阽危，王家所谓大帝国者，威灵所及不出方隅，濒海诸州，既为他人宰制，比闻西藏开放之议，讙然载途。此土大遥，度王家亦未能远驭，空弃五百万里之金藏，以资他人。此仆辈所为摧心偾气者。以是观之，并包数族而为一大帝国者，非独王家所不能镇抚，虽以亚历山德、成吉斯汉处之，犹不可以终日，瓦解之势，速于逝驹，粲然明矣。贤王以世嫡冢孙，代为藩辅，未尝于中国得尺寸权藉，遭时多故，惕然不宁，重以仁心为质，胸无畛界，度越常人固当千万，故仆敢以二策为贤王陈之。一为清室计者，当旋轸东归，自立帝国，而以中国归我汉人。此非仆一介之私言也，日本有贺长雄，尝于日露战争时，从军辽左，记其所见于书曰：“今日欲使东三省保其秩序，无受外侵者，惟返清帝于奉天为可。不然，虽鞭之长，不及马腹，他日复失，未可知也。”何者？八旗户籍，不逾千万，其人材亦至乏矣。今时所谓英骏者，特于陆军有步伐驰骤之长耳。政治之材，犹其所短。既欲羁制汉人，使就轨范，而又当分布于东三省，譬若千石之粟，供百万军，其势固不能遍给。纵令得志，蒙、回、卫藏之属，犹不能及。与为他人蚕食而有之也，孰与满汉分而有之。若能大去燕京，复辽东之故国，外兼蒙古，得千四百万方里，其幅员等于中国本部，然后分置郡县，务农开矿，使朔漠不毛之地，化为上腴，地小则人才不忧其乏，势分则民族不忧其讧，其贤于兼治中国万万也。文政既成，申其军实，南与中国，东与日本，为唇齿之同盟，谁复能俾睨东亚邪？夫德意志联邦，以民族相类，合之则强，此满蒙之势也; 奥大利与匈牙利以民族相殊，兼之助乱，此满汉之势也。今而后知摦落以为大者，无宁辑安同族之为愈也。二为贤王计者，贤王于宗室中称为巨人长德，固与方域之见殊矣，革命之业，贤王亦何不可预？昔露西亚皇族，有苦鲁巴特金者，爵为上公，而作无政府党之首领，声施赫然，光于日月，此犹其未成者耳，事若获成，则米拉保、巴德利显理辈，曾不足比其一发。何者？以民而抗政府，犹云为己，以皇族而抗政府，则明其为博爱大同之志也。吾党所持，革命以后，惟建设共和政府，二王三恪之号，虑不足以辱贤王，要使千载而下，睹其史书，瞻其铜像，然后贵耳。迩者吾党声气，骎骎日骤，日本、露西亚诸党人多有交臂请誓者。湘粤之域，小有折伤，要不足以损毫发。贤王于此，其能入我同盟也。如上二策，惟所取携，要之，必以一身主动，而后国家之事从之。王家庆邸，既怯懦无果断，陆军兵柄之争，又令北洋阴怀异志，失今不图，而令发难在彼，贤王虽智力绝人，亦安所发舒耶？投会抵隙，今其时矣。书此达意，非敢以口舌取人，亦以结同德于好也。某白。 此信去后，肃遣其幕客致意云，“不愿入盟，愿相扶助。”其后数月，日本人加藤仡夫为革命党致书于肃，要求西藏，肃即与诸王公开议，事虽未就，足以知其从善服义之心。然二书本为彼此利益，非以权谲诱人，若满政府早从此策，亦自居于最安之地矣。附志于此。 感谢原文作者及发布媒体为此文付出的辛劳，如有版权或其他方面的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杭州文史网观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