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式与政治：徽宗皇帝的葬礼
陆敏珍

浙江大学历史学院（筹）教授

一国之君崩于何时，本应该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事实。然而，由于正史、稗史、笔记小说等文献记载的多样性，宋徽宗何时驾崩变得扑朔迷离。尽管有诸种不确定，徽宗皇帝的葬礼是确凿记录在案的。这场大行皇帝的葬礼，起自绍兴七年（1137）朝廷闻听卜音之后，终至绍兴十二年（1142）梓宫归后的归葬与册封，历时甚长。在这五、六年之中，皇帝的孝心、朝局走向、外交斡旋等诸种因素掺和一起，使得整个事件错综复杂、枝蔓甚广。以仪式为焦点，通过铺陈葬礼的进程，展现出仪式拉开的序曲、中场与最终落幕的过程，史书记载中那些散落的、未经参详的细节将变得饶有兴味，仪式本身所拥有的界域与力量，也将清晰地展现出南宋初期的政治过程。
高宗以及文武百官、军队、僧道、普通民众等不同群体，在礼制与不同的诏令之下一并进入葬礼仪式之中，构成一个集聚的仪式链。高宗作为这场葬礼的主导者和仪式的主角，在整个礼仪当中，不仅要体现出为人子的孝道，更需彰显出人君这一合法继位者的身份。
在这场不闻讳日、无有棺椁的皇帝葬礼中，最值得关注的是，朝廷运用“故事”，为这场事出非常的丧葬礼仪寻找解释和行动依据，他们利用“故事”来回应新形势，有意调整部分仪式用以合情；以“故事”带动葬礼的仪程，强调其合乎礼制。
两宋陵寝制度的传承与变革

李晖达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  

两宋诸帝陵采用中原地区流行的五音姓利堪舆术进行选址和营建。据北宋官修《地理新书》，天下姓氏分为宫、商、角、徵、羽五音，五音分别对应水、火、木、金、土五行，由此各音所属姓氏有各自对应的五行“利向”。赵姓属角音，故北宋皇陵均采用角音大利向标准，东南为尊、西北位卑，后一帝陵居前帝的西偏北，祔葬后陵居其上宫正北偏西方向。北宋沿袭唐代以来的攒宫制度，与天子的大行丧礼相配合，与山陵建成后的葬礼合而为一，组成完整的“殡葬”制度。自太祖开始，皇帝葬礼按照儒家最高礼法，执行“七月而葬”的丧仪，此后一直沿用，成为“祖宗故事”。
由于南北地理环境差异巨大，南宋在皇陵选址与营建上，不得不对五音姓利堪舆原则进行变通，以适应江南的山地丘陵地貌。至宁宗永茂陵，借角音小利向理论，已逐步转型为极具江南特色的形势派风水墓葬。南宋继承北宋攒宫与陵寝制度，并加以整合，以攒殿代替陵台——作为天子陵寝的攒殿位于上宫之内，实行陵攒合一的攒宫制度。考古揭示的遗迹显示，与北宋陵园相比，南宋陵确无石像生和封土，体现了降陵一等的权殡性质。“陵攒杂用”不仅仅是一种政治上的权宜之计，其制度的核心并不是“攒”，而是通过“攒”体现其北复中原的政治口号。
纵观两宋陵寝制度，其传承关系是十分明显的，角音姓利法则为其中的重要理论基础，建筑结构、陵园布局均由此共同理论而产生。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五音姓利”作为两宋官方认可的风水观，在帝陵择地和营建中被吸收使用，但它不是一统天下的制度。在礼法与风水之间，儒家昭穆制度才是营建帝陵遵循的根本法则。对于南宋君臣而言，帝陵建设坚持五音堪舆理论，不仅仅是在墨守北宋以来的祖宗旧制，更是对王朝正统性的一种重要体现。

崇礼太子城遗址的历史研究   

邱靖嘉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金朝建立后，沿袭辽朝捺钵制度。燕山以北的“山后”是辽金皇帝驻夏的主要地区。金前期，皇帝和女真贵族大多驻夏于凉陉，即今河北沽源县境内的坝上草原。世宗时，在此建立行宫景明宫，并以北部的金莲川作为固定的驻夏围猎场所。

从金初开始，漠北的鞑靼、蒙古诸部即已成为金朝的主要边患，常南下侵扰。而山后地区邻近沙漠，尤其是夏捺钵凉陉地区更是北境边防的前哨重地。章宗即位后因受北部边境局势的影响，夏捺钵很少再去金莲川。景明宫在战火中被毁后，在山后另外选址建置了一所驻夏行宫泰和宫。
经考古发掘可知，今河北崇礼太子城遗址即为金代泰和宫。泰和宫当始建于明昌六年（1195），得名于皇都大内的泰和殿，泰和二年（1202）落成后更名庆宁宫，章宗曾两次驻夏于此，至宁元年（1213）毁于兵燹。泰和宫遗址呈长方形，南北长400米，东西宽350米，四面筑有城墙，其中西墙又分内外两道，间距50米，墙外有护城河环绕，城门仅见南门1座，门外有瓮城。城内重要建筑基址沿南北中轴线分布，呈前朝后寝的布局，而且建筑规格很高，道路规整。说明泰和宫虽然规模不大，但却是一座规制严整、防卫完善的小型城堡，这与辽金时期一般季节性捺钵行宫具有本质不同。
泰和宫的修建出于防范北方鞑靼侵袭的军事需要，将原本“草居露宿”的简陋行宫筑造成了“有高殿广宇城池之固”的堡垒，这是金朝为应对现实的安全问题而对传统捺钵制度所做出的变革。同时反过来，太子城遗址也为我们了解金代捺钵制度的演变与泰和宫的具体样貌提供了第一手的实物资料，其重要性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