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瑾是中国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活动家。我最早知道秋瑾烈士献身革命的历史，是幼年时受先祖父如甲公的教诲，他老人家在辛亥革命时，正当而立之年，对清末的革命活动，都时有所闻。他总是说孙中山、黄兴、秋瑾等是推翻满清、建立民国的功臣。我最早读到秋瑾烈士的诗词，是从家藏《茶馀随笔》那本书上看到的。那书上刊有秋瑾所作《感怀》《感时》等五首诗，都是脍炙人口的代表作品。那时出版的中小学国文、历史等课本，对秋瑾烈士的生平事迹都有介绍，她写的诗词被选入教材，我们背诵如流。读她的作品使我深深地感到她对祖国命运的深切关怀，对清王朝统治者媚外辱国、残酷压迫人民的无比憎恶，景仰她献身革命的强烈意愿。爱国主义思想，使人油然兴起。

一九四九年九月我从老家浏阳来到湘潭，十月间在一家旧书摊上发现了一九一二年长沙秋瑾烈士纪念委员会编的《秋女烈士遗稿》，这本书版权页署有“长沙秋女烈士追悼会筹备处发行、袁樾栋校对、长沙南阳街振华机器印刷局排印”等字。我少年时代就想一读秋瑾全集，想不到竟在湘潭城找到了，当时心里有说不出的愉悦。以后这本《秋女烈士遗稿》，一直伴随着我，视同拱璧。一九六一年我又购了中华书局一九六○年七月编辑出版的《秋瑾集》（我称之曰中华本），这要算是最为完备的本子。

《秋瑾集》长沙本与新版中华本比较互有异同。如有关秋瑾婚龄，长沙本卷首所载民国元年《王时泽序》谓“年十九”结婚，中华本陶成章撰《秋瑾传》作“年十八”；秋瑾与其夫王廷钧的关系，陶传谓“（秋瑾）与廷钧不睦”，而王序则谓“伉俪甚敦”；陶传对秋瑾东渡日本后与十人相结为秘密会，没有列出同党的名单，而王序则谓“女士遂与刘道一、彭竹阳、曾骥才、（王）时泽等十人同入党焉”，其他不同处尚多。在诗目编排顺序上，长沙本自《赤壁怀古》至《寄友书题后》凡八十七题，与中华本编目顺序全同；而《寄友书题后》的标题顺序则有所不同。词目编排次序则两本均同。仅《勉女权歌》一首，中华本列入歌类，长沙本列入词类，置於《鹧鸪天》之后，题作《勉女权》，无“歌”字。

一九六二年四月，我读过新版《秋瑾集》中华本后，用家藏长沙本进行校勘，对两本诗词互异字句，写出了校勘记，致函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介绍得书经过，不久收到复函，谓计划修订再版，嘱将校勘记和原书《王时泽序》全文抄寄。事后《秋瑾集》中华本得以修订重印，这是可以告慰于秋女烈士的。但《秋瑾集》修订本没有将《王时泽序》编入，同时诗词部分对照长沙本仍有十余处异文未作校记说明，我在新版书眉标出。

遗憾的是我所藏《秋瑾集》长沙本，在十年动乱中，与我所藏几千本珍贵的古籍同罹劫运，致未能保存下来，这是非常痛心的事。那时我因藏书问题无端受害，抄家三次，批斗一十九回，一夜之间成了“现行反革命”、“邓拓黑帮”，绝大部分均被抄走销毁。“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在那恐怖年代，连秋瑾烈士的坟墓也被平毁（据1991年《报刊文摘》报道），更何况她的遗著。平反后，我重操笔墨生涯。一九八九年十一月，我给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去信，告以文革动乱中《秋瑾集》长沙本以及大批文稿被毁的经过情况，得到了该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总编办公室的支持，将当年我写给编辑部的信件、编目、校记等，从档案中查出，复印了一套给我（但《王时泽序》却未见寄），使我得以写出《闲话〈秋瑾集〉长沙本》和现在的这篇稿子来。当我写《闲话……》时，我不忍把《秋瑾集》长沙本罹劫的情况写进去，以免叫人读了扫兴。《闲话……》在《博览群书》杂志一九九七年第四期发表后，湖南《书屋》杂志编辑王平同志（他是秋瑾挚友王时泽之孙）来函向我索要《王时泽序》，这使我不免遇到了难题，我只得把我所藏《秋瑾集》长沙本遭遇的厄运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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