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江河畔，可桢桥头，“国立浙江大学黔省校舍记”碑亭旁的竺可桢校长铜像左下侧，有一方高58厘米、宽48厘米，厚8厘米的石碑。就是这块看似不起眼的石碑，承载了浙大西迁遵义办学时，工学院师生在艰难中求存、在逆境中崛起的厚重历史。是它，记录了从李熙谋到王国松，两任院长创业的艰辛；是它，见证了钱钟韩、钱令希、苏元复、徐僖、侯虞钧等院士多少个清晨的劳力奋斗、成长；是它，伴随了李寿恒、吴钟伟、杨耀德等“求是”精英无数个黄昏的默默耕耘......而这块石碑的再度被发现，重新进入人们的视线，却又是极其地偶然。

大约是1984年的下半年，时任遵义公园（现遵义纪念公园）办公室主任的花鸟画家蔡聪森，在动物园猴池旁靠遵义四中围墙花坛的堡坎处，不经意地发现一块方方正正的石头，斑斑驳驳的石面上，隐隐约约可以看到一些字迹。他凭着艺术家的直觉感到，这块石头应该有来历、有故事。冲洗擦亮后，赫然映入眼帘的石面右边抬头一行小字是：“国立浙江大学工学院实验室”，中间正文是“奠基纪念”四个大字，落款则依次是“校长 竺可桢，院长 李熙谋、王国松（代），营造厂寅记”，最后一行是立碑时间“中华民国卅二年十一月十一日”。

同1982年7月在十一中重新发现“国立浙江大学黔省校舍记”碑一样，这一意外的发现，引来意外的惊喜。不久，这块“奠基”碑就安放到了1985年10月新建成的浙大校舍碑亭旁。

2014年9月，随着竺可桢校长铜像落成，这块“奠基”碑经历近三十年风雨之后，才得以在铜像左下侧安放，成为浙大西迁文化这道靓丽风景线的重要组成元素，警醒人们经常忆起并时常记住浙大工学院在遵义度过的艰苦岁月。

1940年元月，浙大西迁遵义落脚伊始，工学院就相中了老城次东门外湘江河沿岸属于贵州省第五行政区联合农场一片狭长地带。因为这里面山临河，采光很好。经协商，在这里因陋就简地建起十多间木柱竹编抹泥作墙、茅草满铺为盖的简易建筑，作为机械、热工等的实验室。

别小瞧了这十几间东倒西歪的茅草房，它可是“麻雀虽小，肝胆俱全”。机械实验室主要开展冷热加工的基本实验。冷加工有车床、刨床、铣床、钻台等设备；热加工则进行模型翻砂。热工实验室具备材料应力试验万能试验机、剪切疲劳试验机等，可作煤炭和其它各种燃料的热量分析。而机器功率试验和自行设计建造的水力试验场，可以测试各种流道的流量和流速。电工部分先是借新城的陆军大学（后为步兵学校）饭厅作电力实验室，电讯部分的实验室又在老城的子弹库，包括电话、电报、无线电以及电磁测定等。化工实验室安置在新城白农路的西蜀会馆（川主庙），开设各种定量、定性分析实验。土木测量室则在何家巷四号占有了一室之地。

实验设备虽然简陋，但毕竟是浙大师生不避艰险从杭州经建德、泰和、宜山一路搬运过来；实验室的设置虽然分散，但毕竟能在相对安定的抗战后方得以生存。工学院师生不仅用以开展教学科研，还承担外单位委托的科研任务和工程项目，直接或间接地服务于抗战救国大业。譬如参与桐梓天门河水电厂的设计安装，团溪锰矿的调查、鉴定和开发等。

在做好自身教学科研的同时，浙大工学院实验室还不忘回馈热情接纳浙大办学的遵义百姓。1940年8月15日，工学院电机、土木、化工、机械等系分别在各自实验室举办展览，竺可桢校长当日日记就记载：“九点半允敏与梅偕至何家巷五号看电机系之展览，其中亦有不少土木测量仪器。次至西蜀会馆化工系及陆大膳厅之机械、电机二系之展览”。由此开始，从1941年起，就以中国工程师学会择定的大禹诞辰“六月六日”工程师节，将其实验室全部向市民开放。此举往往吸引老城、新城的市民，扶老携幼、络绎不绝地前来参观。当人们看到以往从未见过的电灯、电话和飞机残骸时，感到十分惊讶。而仔细观察肥皂的制作过程，更是觉得眼界大开。尤其是人们站在两个放在不同高度、装满河水的巨大木桶前，看着水流利用落差冲击那个小型水力发电机发电，使电灯泡发出耀眼的光芒时，莫不为之眼前一亮，大声惊呼！以至于一传十、十传百，就连周边十里八乡的百姓也涌进城里来参观，大家都把工程师节当作了自己的节日。

每一次的实验室对公众开放，竺可桢校长都会陪同夫人陈汲，和众多观众一起，饶有兴致地观赏。他还不时提醒工作人员，注意防止意外事件的发生。1943年6月6日，竺校长就陪同到遵义参访的英国驻华大使西摩到次东门外的工学院实验室参观。

1943年秋，随着办学规模的扩大，浙大再次与次东门外的第五行政区联合农场协商，继续增加租用该农场土地，用于改扩建工学院的实验室为实验工场，将分散的相关实验室集中起来，便于教学和管理。于当年11月11日举行奠基仪式，并勒石纪念，于是就有了本文开头那块奠基纪念碑的故事。新建的实验工场增建了航空工程实验室，设备有v型及星型飞机发动机，全套航空仪表。最吸人眼球的是停放了一架由美军后勤总署赠送的退役双翼教练机，供航空工程系学生实习用。

1944年4月10日，英国大使馆科学考察团团长李约瑟博士由工学院代院长王国松陪同，颇有兴趣地参观了扩建中的工学院实验工场。

1944年6月6日，又一个工程师节来临，适值工学院实验工场扩建完成。浙大为之举行了隆重的落成庆典。竺可桢校长一大早就和遵义工程师学会的陈正修会长前往参加。竺校长讲关于洪水及大禹治水的故事，王国松代院长报告了实验工场筹建经过，陈正修致辞，训导长郭斌龢、研究院院长郑宗海、机械工程系主任钱钟韩先后发表演讲。前来参观的市民和参加庆典的浙大师生被他们的精彩演说吸引，不时报以热烈的掌声。

到下午三点十分左右，由于天气晴朗，气温较高，发电室的柴油发动机负荷过重，“参观者多见烟囱有火花”，赶快报告。五分钟后，就近闻讯赶来的王国松代院长马上关掉机器，校工阿牛赶快用被子将不断冒火花的烟囱盖住。但为时已晚，火花已经引燃竹编墙壁，火势迅速蔓延到茅草屋顶，酿成火灾。不到十分钟，与发电室紧邻的电机实验室、化工电器肥皂室、化工原理实验室和土木实验室都被殃及。竺可桢校长“抵其地则烟火直冲云霄，看者人满，排到城墙上五六百人之多”。在场的浙大师生和不少前来参观的市民配合县政府消防队，一面踊跃取水救火，一面迅速将书籍、药品和可移动的化工机械设备移出，使之免遭火患。但那些大型化工机械、电机等则被烧毁，损失惨重。直至四点半，大火才被扑灭。

事后，浙大向教育部申请建筑经费，又组织发动师生、校友募捐，使实验工场得以重建、修复。

1946年的6月6日，代理校长职务的工学院院长王国松还将重建后的实验工场最后一次向遵义市民开放，以表达对遵义人民的感谢和道别。暑假前，师生们不约而同地来到各自的实验室，协同做好各种仪器设备的拆卸、包扎和装箱工作，等待学校安排车辆运返杭州。那架教练飞机也送给了有不少浙大教师子弟就读的省立遵义高中，作辅助教学用。

7月20日，驻遵的军官总队70余人擅自破门撬窗，强行将次东门外的工学院实验工场占据。此举受到浙大师生和广大市民的强烈反对。王国松代校长很快召开行政谈话会，决议向军官总队提出严正交涉。

不久，最后一批浙大师生员工、眷属和数百箱教学物资、仪器设备，也于9月4日清晨，乘坐上百辆十轮大卡车，浩浩荡荡地离开子弹库，告别遵义城，踏上东归返杭的路途。次东门外的工学院实验工场也远离将近七年的热闹喧腾而归于沉寂，伴随日夜流淌的潺潺湘江河水，任由荒草丛生，付与苍烟落照。

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修建遵义会议纪念公园，拆除了早已破败不堪的实验工场，建成林荫道、花坛、花圃，原有的一切变得了无痕迹。只留下几张泛黄的历史照片和老遵义人脑海深处难以忘怀的记忆，还有如今竺可桢校长铜像旁那块不时唤起人们记忆的工学院实验室奠基石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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