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有飞行器之前，人类行走的路有陆路和水路两种。哥仑布开辟的从欧洲跨越大西洋至美洲的航路、达伽马自葡萄牙首航印度的东方航路，应该是最著名的海路。至于陆路，对中国人来说，最著名的应该是两千年来横亘亚欧大陆的丝绸之路、清代张家口至库伦（今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的张库大道。无论陆路与水路，当人类经过，物质、精神也同时在流动。丝绸之路的历史记忆，远不止各国商人穿戈壁越沙漠冒风雪艰难行进的身影，中国与西域、中亚、西亚、欧洲的物质交换与文明互鉴更是它深厚的内涵。来到长安的撒马尔罕的“金桃”既是异域物件也是外来文明；跨越大西洋的航路代表的也远不止物质意义上的“哥仑布大交换”，更是欧洲文明对美洲文明的侵蚀、改造、替代或彼此间的融合。

且将眼光收回，打量一下我们身边的钱塘江。它是一条水路，一条著名的水路，靠着它，浙江、杭州与世界相连、与全球共通。如今，一些路（陆路或水路）被冠以“诗路”美名，钱塘江诗路即其中之一，被认为是“贯穿浙江中西部的历史文化之路，在浙江传统诗路体系中有着独特和重要的地位”，“是‘诗’的具化和‘路’的诗化的统一体，是以诗为灵魂、以路为载体的地域文化形态”。悠悠江水被赋予了如此“历史+文化+审美”的意涵。然则，哪条大道没有诗人走过？哪条江河没有诗人的行吟？钱塘江不过因为水之壮美、山之妩媚、物之富饶、人之灵杰，吸引了更多诗人的目光。

▲《钱塘江沿岸图》

然而，这只是钱塘江的一面，它还有其他面相。江上帆影点点，载着的不止是贸迁于途的商贩、远行或归乡一脸倦容的行客、触景生情或兴会或愁思的墨客骚人，还是“开门七件事”的生计。柴、米、油、盐、酱、醋、茶，茶乃最后一件，殊不知，千百年来，钱塘江上所承载的茶竟比丝绸之路、茶马古道、张库大道的还要巨量。钱塘江是一条茶路，一条著名的茶路，尽管它的“著名”还不太为人所知。

茶为国饮，也是国货。北纬30度上下不但是人类文明发祥的黄金地带，也是最适于茶叶生长的绿色腰带，18世纪晚期的英国人凭借着对自然、物种的认知在喜马拉雅山脉以南发现了古茶树。钱塘江主脉自徽州休宁发源，不择细流，逶迤向东，奔向杭州湾。它的流域，处处有茶，产量既巨，名茶也多。茶叶这一丰饶的物产乘着钱塘江的水利之便，成为千千万万中国人家的开门之一事，也成为风靡另一个半球的“绿色黄金”。

钱塘江茶路是具有全球意义的商道。这得从欧洲人尤其是英国人的饮茶风尚说起。欧洲有关茶的记载始于1559年。茶叶在1610年首次抵达荷兰阿姆斯特丹，17世纪30年代到法国，1657年去了英国。17世纪60年代英国商家给茶叶打的广告词说“一种质量上等的被所有医生认可的中国饮品”；80年代的一份关于茶的疗效的说明书中列举了茶叶的20种疗效，有“净化血液、缓解头痛、强健内脏、增强记忆力、治愈外伤”等等，中国茶叶成了包治百病的神药。起初，茶主要是在上层社会传播。1688年光荣革命后威廉三世从荷兰来到英国，他的妻子玛丽二世将她在荷兰居住时养成的品茶习惯带到伦敦，从此饮茶在宫廷和上流阶层中推广开来。18世纪初期，安妮女王（1702—1714年在位）也喜好品茶，促进了饮茶之风在英国社会的传播。

据记录可知，1664年英国输入的茶叶总重为2磅2盎司（约962克），是英国东印度公司董事部花了4镑5先令购来呈给国王的。1666年又以56镑17先令购买了22磅12盎司（约10公斤305克），这些茶叶大概是从荷兰公司购得。公司第一次运茶叶进口是在1669年，重量为143磅；1670年运进79磅，两宗都是从万丹（今印尼万丹）购得。进入1690年后，茶叶进口量终于达到3.8万磅，这些茶叶实际上是由中国帆船运到巴达维亚（今印尼雅加达）的一部分。1697年，两艘英国商船第一次停靠在中国厦门的海岸。这一年中国茶叶首次直接运往英国，1699年运抵伦敦的茶叶共有1.3万磅。1701年茶叶进口量达10万磅。1713至1720年间，每年进口茶叶30.6万磅。18世纪20年代年平均进口量为88万磅，18世纪30年代为116万磅，18世纪40年代为202万磅，18世纪60年代为373万磅，增长趋势显著。与18世纪10年代的情况相比，茶叶进口量在40年里增长了12倍。至18世纪90年代，东印度公司销售茶叶2000万磅，与本世纪初的销量相比，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茶叶的销售量增加了400倍。

18世纪茶叶在英国销量的巨增是由英国国民的饮茶风习托起。18世纪早期，茶叶在英国还是奢侈饮品。1724年执政的辉格党领袖沃波尔改革关税，将茶叶作为奢侈品课以重税。1726—1784年间，东印度公司正规进口的茶叶被征收几乎为原价100%的关税，茶叶售价因此高昂。但在上层社会的带动下，英国在18世纪后半期迎来了茶叶的大众消费时代。18世纪20至80年代，茶叶的人均年消费量从0.1磅左右上升至0.7—1.0磅。1734年，在典型的中产家庭标准食谱中，每周人均花费7便士购买茶叶和糖，而用于购买面包的却仅有5.25便士。至1749年，在零售店店主家庭的预算中，每周要花3先令给全家人买面包，花4先令买茶叶和糖。这说明在该世纪中期，茶和糖已成为中产家庭的生活必需品。而到了该世纪后叶，在英格兰，喝茶成为很普遍的事情。尽管价格不菲，最下等的农民也像有钱人一样一天喝两次茶，甚至农场主的仆人竟然也提出在早餐时喝茶。茶已经成为英国所有社会阶层必不可少的饮品。1784年8月《折低法案》（也称《交换法案》）的颁布更是大大促进了茶叶消费。该法案以窗口税替代茶税，茶叶零售价的税率从当年上半年的119%断崖式跌降至12.5%。茶叶价格降到原先的一半以下，人均消费量因之增长了两倍多，达到2—2.5磅。这种变化更加直观地体现在法案实施前后茶叶的进口量上。1776—1780年和1786—179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茶叶进口量从210,207担1增加到774,075担，增幅达268%。所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茶也成了英国的“国饮”，只不过他们饮茶方式比较奇特，口味特重：茶与糖同煮，有时还加奶。

▲工薪阶层的茶

这么多的中国茶叶如何运到欧洲？就清代中期（乾隆至道光）而言，主要渠道有两条：一条是陆路，即从南方茶叶主产区经水陆通道运至张家口、大同等地，再往北运往库伦、恰克图，卖给俄罗斯人。另一条是海路，各地茶叶汇集至广州洋行，卖给欧洲各国的东印度公司。经海路运销的茶叶在重量上远远超过陆路的。东印度公司贩销的茶叶不止供应本国，还倾销甚至走私他国，其中有一部分转销美洲。美国独立战争的导火索——波士顿倾茶事件中被倒入海中的就是英国东印度公司转销至北美洲殖民地的茶叶。1784年美国商船首次抵达广州，自此中国茶叶直运北美。

钱塘江水道是经海路外销茶叶的重要通道。由海路销往欧美的茶叶有三大主产区：福建崇安（今武夷山市）、安徽徽州（今黄山市）和浙东。在五口通商之前，武夷茶，从产区经水陆运至江西铅山县河口镇，再经信江、鄱阳湖、赣江，翻越大庾岭（梅岭）至广东南雄，再由北江至广州出口。徽州、浙东茶的出口道路更加迂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宁波、广州、上海三个出口港。清代以前，宁波是与日本贸易的重要口岸，徽州茶经由钱塘江、浙东运河运往宁波，浙东茶就近走水路至宁波。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至乾隆二十一年（1756）间，自北向南有云台山、宁波、厦门、广州四口通商，徽州、浙东茶仍由原路运往宁波。乾隆二十一年，只准广州一口与大、小西洋通商，这给徽州与浙东茶叶的出口带来极大不便。自此之后，钱塘江对于茶叶运输的重要性更加突出。浙东（主要是宁波、绍兴两府）茶叶经浙东运河、西小江或浦阳江等水道运至萧山县义桥、西兴，再装船，溯钱塘江、富春江、兰江、衢江、常山港至常山，陆运至江西玉山，又装船，由信江上源顺流至铅山县河口镇，然后走与武夷茶一样的道路至广州。徽州休宁、屯溪等地所产茶叶则顺新安江东下，至严州府转兰江，与浙东茶路会合。

浙东、徽州之茶为何需要走如此不经济的路径去广州？即使只准广州一口通商，浙东的茶叶、武夷山的茶叶为何不就近从宁波、厦门等海港海运至广州？清朝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强盛的陆权王朝，比较擅长处理内亚地缘问题，对于管制广阔无边、深不可测的海洋则明显缺乏自信，对来自海洋的威胁虽然始终保持警觉却终究无能为力。权宜的应对之策就是禁海，康熙皇帝的禁海令固然是为了打击反清势力，开放海禁之后虽然准许四口或一口通商，但既对民间船只（商船、渔船）限制綦严，又不注重提高水师战斗力，所行的依然是与海洋自我隔绝的缩头之策。不允许海运茶叶到广州也是清廷海洋政策的一个体现。但商人既聪明也胆大，渐渐地有人从浙江、福建的海港偷偷海运茶叶。据两广总督蒋攸铦向皇帝奏报，嘉庆十八年（1813），由海运至广州口岸的茶叶有76万多斤，至二十一年（1816），数字达到惊人的672万多斤，区区三年竟增长了近10倍，可见从内陆通道运输茶叶是多么不经济。蒋氏奏报的目的是禁止海运茶叶，他请求皇帝谕令福建、浙江、安徽各督抚严行查禁。嘉庆皇帝采纳此议，即行传旨“嗣后着福建、安徽及经由入粤之浙江三省巡抚，严饬所属广为晓谕，所有贩茶赴粤之商人，俱仍照旧例，令由内河过岭行走，永禁出洋贩运”。自此浙江、徽州的茶叶又得乖乖地走老路了。

鸦片战争之后，清廷被迫五口通商。宁波口岸出口的茶叶主要是徽州茶与浙东茶。徽州茶依然顺钱塘江东下。因上海口岸的迅速崛起，宁波口岸的茶叶出口受到明显抑制，徽州茶也多了经九江关顺长江至上海或经杭州至上海的通道，但仍是宁波口岸出口的重要土货，只是经由宁波口岸运出的茶叶，大部分还得经上海转运外洋。光绪二十二年（1896）杭州开埠，经钱塘江水运的徽州茶又多了一个口岸，由此出口的茶叶，经京杭运河、上海水道运至上海再行出洋。

可通过一些数据略见经由钱塘江水路运销欧美茶叶数量之一斑。宁波口岸，1866年出口茶叶突破10万担，1872年18万担，1878年10万担，1880年恢复至15万担，1895年达到峰值19万担，1903年至1915年维持在8万担至12万担之间，至抗战全面爆发前基本维持在11万—13万担。若平均计算，大致可说自宁波开埠后，经此出口的茶叶每年至少有10万担，此中浙东本地产茶叶约占两成，考虑到尚有别处出产的茶叶，则徽州茶约占七到八成，即7万—8万担。再来看一口通商时期广州口岸的情况。因为没有完整的数据可资利用，只能对英国东印度公司个别贸易季度（年）的相关数据进行折算分析。1784年公司采购绿茶17,968担，其中绝大部分应是徽州、浙东所产，经钱塘江水道运往江西、广东。1786年公司运出绿茶54,476箱，其中徽州产的松萝、屯溪茶26,726担，浙东产贡熙骨、贡熙茶10,182担。1812年采购屯溪茶26,918担，浙东茶7,729担。182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及该国散商，加上美国，共从广州出口茶叶274,636担。因欧美人喜好的变化，武夷茶的采购比重越来越大，相应地徽州、浙东产的绿茶份额降低，后者至1820年前后约占欧美茶叶进口量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若以低值计算，1820年，中国绿茶出口约7万担，这些茶叶的绝大部分是经钱塘江水道辗转运往广州的。

欧美进口的绿茶中有两种茶叶曾经深得欧美人的热捧。一种是松萝茶，据说创于明初，产于今黄山市休宁县休歙边界黄山余脉的松萝山，具有色绿、香高、味浓等特点，今仍为徽州名茶。另一种是浙东产的贡熙茶。此茶据说是进贡康熙皇帝之茶，故英国人称之为贡熙茶（Hgson），并视其为茶叶中的贵族。英国人另外称此茶为Gunpower，大概是因为此茶外观呈珠型，类似于当时的枪弹，故有此形象的称呼。此茶即产于浙江绍兴、宁波等地的平水珠茶，是一种蒸青绿茶，今仍有出产，但“贡熙”之名不扬。可再通过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茶叶采购价一见当时中国出口的各种茶叶在欧美人眼中的贵重程度。1751年广州茶叶出口价，武夷茶价格每担为15.50两，贡熙茶价格却高达每担41.13两，比武夷茶的价格高出接近三倍。贡熙茶在英国的售价更是高得惊人，该世纪中期，伦敦市场上每磅贡熙茶售价10先令6便士，售价之高，不亚于珠宝，故人称贡熙茶为“绿色珠宝”。再看1820年茶叶采购价，武夷茶中的工夫茶，最高价为29两/担，色种茶最高价46两/担；绿茶中的屯溪茶最高价30两/担，贡熙茶最高价65两/担，贡熙骨最高价34两/担。贡熙茶仍为欧美人眼里的最名贵之茶。至于名叫“贡熙骨”的绿茶，当是次等贡熙茶。

中国茶叶既已深入欧美人心，更成为英国人的“国饮”，茶叶贸易遂成为中国与欧美诸国贸易的最主要商品。1690年后，茶叶进口量仅占英国东印度公司进口商品总量的1%。1760—1775年，公司从广州输出的茶叶总值为14,746,909两，占公司从中国输出商品总额的76%；1786—1795年10年里，茶叶输出额达到36,173,374两，占公司输出总额的88.3%。1760—1795年，出口茶叶价值约6,000万两，占公司输出总额的81%。至19世纪初叶，茶叶输出额的比重继续攀升。所以，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初期的中英贸易可谓茶叶贸易。但是，这种茶叶贸易的背后却潜藏着危机。在英国一方，因为英国工业品在中国的市场很小，英国对华贸易一直处于逆差地位，而且逆差越来越大，公司采取种种手段解决货款现金不足问题，其中之一是怂恿散商向中国走私鸦片。在中国一方，进入19世纪，因鸦片泛滥导致白银大量外流。后面发生的事情已众所周知。一片绿色树叶竟与罪恶的侵略战争有了勾连。此中的连锁，足见历史演变的魔幻。

英国人为了获得中国的茶叶，可谓不择手段。英国人很明白“渔”与“鱼”的关系，他们千方百计从中国获得茶种。早在18世纪80年代，英国人已经盗走茶种、茶苗，在印度殖民地甚至在后来囚禁拿破仑的圣赫勒那岛上种植。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东印度公司董事部正副主席在给马戛尔尼的训令中，要求获得中国茶树种植、生丝生产及丝织工艺、棉织工艺方面的详细情报，说：“如果能在印度本公司领土内种植茶树，是我们最惬意之事，希望阁下务加留意。”马戛尔尼谨记训令。当年11月12日，使团船队航行在自严州府至兰溪县的江段上。英国人第一次发现种在高地上的茶树，这让他们倍感欣喜。马戛尔尼当即指示，要想办法弄到一些幼年的茶树，如果可能的话，把它们送到孟加拉，使它们成熟，以便有朝一日它们可以算作他们自己领土上的商业资源。由于在浙江境内走的是水路，英国人没有机会下手。等到了常山上岸，一众人马陆行至江西玉山县境内，在路边发现了大片茶地，经陪行的原浙江巡抚、新任两广总督长麟首肯，马戛尔尼获得了几棵茶树活株。这几株茶树在使团随带的植物专业人士的精心呵护下被带到了广州，后来又被运到印度，种在加尔各答附近的Sibpur植物园。

不详这几株茶树后来的情况。有一种人云亦云的观点认为，后来印度的茶叶就起始于马戛尔尼使团获得的这几株茶树。这是缺乏根据的想当然的推断。可以明确知道的是，如今印度、孟加拉、斯里兰卡等地的茶叶，是由鸦片战争之后一个名叫罗伯特·福琼（Robert Fortune）的英国植物学家从中国盗走的茶种、茶苗繁衍出来的。福琼于1842年、1848年分别受英国皇家园艺学会、东印度公司派遣两次潜入中国茶乡，第一次到了福州附近的茶山；第二次先到徽州茶乡，后再到武夷山。徽州之行，从上海出发，到杭州，溯钱塘江、富春江、新安江，到徽州休宁松萝山，然后按原路返回杭州，经浙东运河到宁波。后又折回杭州，走浙东茶叶运往广州一样的路，经严州、兰溪、常山，江西玉山、铅山，至武夷山。福琼的两次潜行尤其是后一次，盗得巨量的茶种、茶苗，它们后来经香港被运到印度，他因之被称为“茶叶大盗”。作为外销茶叶运输通道的钱塘江竟被福琼当作了偷盗之道。

▲英国茶叶大盗之一：罗伯特·福琼

有种说法：英国人原先嗜酒，因为中国的茶叶，他们变成了温文尔雅的绅士。这种说法姑妄一听，有些英国人温文的形象下面潜藏着的可是狡诈与残暴。但是，生产方式形塑生活习惯，生活习惯影响人的行为举止。兰溪地方尤其是兰江各埠，喝早茶之风甚炽，至今犹然。这在浙中是很奇特的现象。此风不知因何而起，莫非与清朝时兰江、衢江的茶叶运输有关？

茶叶，这种原产中国的“东方神叶”，小民赖以生计，商贩以之求财，骚客因之怡情；沟通了钱塘江与泰晤士河，连接起中国与世界。2019年，万里茶道，即起自中国福建武夷山市，经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山西、河北、内蒙古至蒙古国乌兰巴托，再到蒙俄边境恰克图的茶道，被正式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此前两年，国家文物局正式确定广州为海上丝绸之路申遗牵头城市，联合南京、宁波、江门、阳江、福州、漳州、丽水等城市进行海上丝绸之路保护和申遗工作。钱塘江作为徽州茶、浙东茶外销贩运的重要通道，可借万里茶道申遗东风，让更多的人知晓它的端详。海上丝绸之路，也被称为“海上陶瓷之路”和“海上香料之路”，为什么不同时也叫“海上茶叶之路”？自1791年起，英国东印度公司不再专门购运中国瓷器，所购买的瓷器主要作压舱之用，而其时茶叶贸易蒸蒸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