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杭州人的悠闲消费，不得不说杭州的茶馆消费。

茶叶是杭州可与丝绸并称的两大特产，在杭州占有相当高的商业比重，民国时期为典型的传统商业门类，茶叶、茶行、 茶馆、茶客，在杭州互为一体，共同构筑了杭州历史悠久积淀丰厚的茶文化。在1934年出版的石克士《新杭州导游》广告页，印有杭州极为知名的“翁隆盛茶号”，可以窥杭州茶文化发达之一斑，“茶称瑞叶，亦称嘉禾，中国各省皆有其最优者，惟浙杭西湖产区，得狮峰之灵，龙井之秀，虎跑之雅，翁山之幽，崇岩瞻其五云，峻岭望其三竺，故钟毓于名茶，佳色佳味。本号自雍正七年创始，迄今三百余年，中外驰名，专选三前翠绿龙井，狮峰春前、明前、雨前旗枪、芽茶，皆言极品，法制藏沽，色味俱佳，咸称迈众，独甲全球……如蒙惠顾，请认明清河坊大马路本号招牌及狮球商标”。

而作为其商业的延伸，茶馆在杭州也特别发达。

西湖竹枝词这样描述杭州茶馆，“武林第一茶楼”：“窗明几净手巾香，镜槛玻楹隔几房。茶博也知人势利，书联特请李中堂”；“天仙阳春戏馆”：“洋街两面沸笙歌，戏馆茶园逐渐多。国忌如今都不禁，日间弹唱夜开锣”。这些都生动描绘了茶馆与说书以及戏院等娱乐形式的高度融合。

20世纪40年代杭州吴山茶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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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茶以杭州为最佳，似乎是杭州人的共识。为什么呢？1935年出版的张光钊 《杭州市指南》如此介绍杭州茶馆：“盖西湖之水，清且洁，龙井之茶，香且郁。每于公余星佳，遨游之余，登楼一望，香茗一壶，亦足以畅舒幽情。”

那么，杭州众多的茶馆，特色何在？其独特之魅力何在？概而言之，是茶馆与杭州与生俱来的秀丽风光的高度融合。《杭州市指南》如此记述：

“茶馆之营业较发达者，有湖滨路之西园，凭栏一眺，西湖全景在目。抱湖诸山，岗峦起伏，历历可数；尤于微雨蒙蒙之际，六桥烟柳，隐约可寻，赏鉴雨湖之胜处也。延龄路之湖山喜雨台，内设榻椅，可静静细谈，又有棋桌弹台，可弈棋打弹，雅玩也。仁和路之雅园与一乐天，内设雅座，为一般商客集谈之处。吴山路之龙泉茶店，多系水木工头会集之所。三廊庙之观海楼，临江而建，可远望大海，近观怒涛，每至秋潮时节，万人争睹为快。此时售茶，不以壶计价，以卖座为标准，每位约一元或一元以上者。其余价目如西园，湖山喜雨台，雅园，一乐天，龙泉等，概以壶计，每壶大约小洋一角，红绿任意。或有杭产白菊，亦颇清香适口。此外在西湖风景区域内，有数处名胜地点，亦兼售香茗，如西湖中山公园，西泠印社，玉泉，三潭印月，平湖秋月，孤山，虎跑，暨各大庄子等，惟不用壶，每人一碗，无一定价目，随意赏给。”

钟毓龙在其《说杭州》一书中，如此描述民国时期杭州茶馆的魅力所在：“城站初建时，附近成为闹市。有迎宾茶楼，于楼上饮茶，可观看火车之来往，于当时亦为新鲜事。吴山茶室在城隍山，面对钱江，于此饮茶，可凭高眺远，豁人心目。”显示了近代新商业与杭州自然风光构成的杭州茶馆的双重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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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杭州茶馆一般在春季香汛期间生意最为忙碌，这一季营业收入占到全年40%，而冬季因商业较为冷淡，茶馆营业额也随之下降。杭州用自来水的茶馆较少，因为成本太高，所以大多数茶馆还是雇人挑取井水泡茶，燃料为购自本市的煤，以节约成本支出。茶馆等级按照座位数来区分，甲等茶馆座位数在40桌以上，如雅园、西园、喜雨台、乐园、一乐天、第一楼、醒狮台等，往下30桌以上为乙等，20桌以上为丙等，10桌以上为丁等。小规模之茶馆往往有卷烟、点心出售，以及提供理发服务，以吸引底层茶客。

关于杭州茶馆起源于何时，据民国《杭州府志》记载，“杭州先年有酒馆而无茶坊”，杭州开始有专门的茶馆是在明代嘉靖二十一年（1542），有一个姓李的人开了第一家茶馆，居然出现了饮客云集的景象，获利十分丰厚。然后大家竞相效仿，茶馆于是越开越多。而到了1931年，据杭州市政府所作的调查，杭州市有大小茶馆550家，连小茶馆都有说书人，于是各茶馆“每日上灯以后，座为之满，常有挤立门外窃听者，说者风趣横生，听者津津忘倦”。所以，特别是小茶馆，成为杭州“贫苦市民大好消闲取乐之地”。

据1928年市政府颁发的营业执照计算，杭州市当年有茶馆600余家，按照当时杭州市总人数50万计算，相当于约800人就拥有一家茶馆。据笔者的研究，杭州市1927-1937年是商业不断衰落的10年，但是1931年杭州市依然有茶馆550家，几近杭州市商店总数的15%而占据第二，远超同时期的菜馆、饭店数量，充分体现了杭州茶叶在商业中的重要地位。根据吕春生《杭州老字号》一书中统计，1933年杭州市内有“大小茶馆550家，规模宏大者有新市场的雅园、西园、乐园、一乐天，城站的第一楼、醒狮台、品芳楼，湖墅的曲江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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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力量撑起了如此众多茶馆？是为数众多的杭州本地茶客，茶馆就是他们实现其悠闲消费观的理想场所。

杭州茶馆有多种层次，消费价格按照装潢精雅不同而异，以迎合不同消费能力的杭州人。1932年，《新闻报》茶话专栏，描绘了“乐园”“湖山喜雨台”以及“西园”三家比较精致的杭州茶馆情况。第一家为乐园，地点在仁和路，此家茶馆离杭州知名的新式游乐场娱园游艺场最近，建筑很紧凑，位置也很不错，茶馆里设有独立聊天处，分间装置，室小而精，正是素心人喁喁情话的好所在。第二家为湖山喜雨台，1914年浙江嵊县人裘子才所开，名字来自苏东坡《喜雨亭记》，在延龄路中段新市场最热闹的地方，大门正对浙江大舞合，车水马龙，熙来攘往，所以茶客非常多，茶馆气象轩敞，设有雅座，所以常有老茶客在这里下棋，以消磨大好光阴。

据2013年12月23日《杭州日报》对一位孙义章老人采访回忆，喜雨台茶馆面积很大——二楼整层几百平方米的营业面积，最里头的小舞台上，说书人和唱京戏的进行着表演，另一头的棋迷一点不觉受到干扰。茶馆除了下围棋，下象棋的人也有，稍少一些，每天在下围棋的总有五六十号人，碰上休息天，或者有什么棋界大人物造访，下棋或看棋的人更多。第三家为西园，面临西子湖，山色湖光，尽收眼底，确是杭州啜茗唯一胜地，西园茶馆楼高三层，其中第二层茶座最精致，凭栏闲眺，真有锦绣湖山，观之不尽的概况。该园所制的油包，手段独到，酸甜都好，很为茶客所喜爱。带卖酒菜，味道很不错，所以到西园喝茶的茶客，往往“先茶后酒，吃得醉醺醺，合着‘东园载酒西园醉’的一句古诗了”。

郁达夫在1927年6月7日日记记载：“因为午前阴雨，所以映霞不愿意出去，在房里蛰居了半日。午后王母（映霞母）上亲串家去回拜去了，与她约好在西湖西园茶楼会齐，去游西湖。二点钟左右，我和映霞去西园，天已放晴了。在西园稍坐了一忽，王母来了，就和她一同坐船去西泠印社，吃茶一直吃到五点多钟才回来。”6月19日，郁达夫又与王映霞一起西园喝茶，“午后稍睡，有留学时同学陈某来访，三点多钟，就和映霞及客出游，乘汽车到梵村，看一路风景。在梵村遇了雨，向一家茅亭里沽酒饮少许，就又坐了汽车回湖滨。上西园三楼吃茶，到夜才回来”。

郁达夫等上层文人为何独爱西园这样的茶楼呢？上文已有交代，西园位置佳，处于湖滨路上，远眺风光极佳，以杭州政府机关人员及殷实人家茶客居多。而实际上，像西园这样有品质的茶楼，风光好是吸引上层人士的一方面，还有一方面是服务也好。民国时期，像西园、喜雨台和雅园，并称为“旗下三杯茶”，服务水平一流。每当有茶客进门，茶楼服务人员便递上热乎乎的毛巾给客人擦脸，继而探询客人喜欢喝哪种茶品，红茶、绿茶均齐备。这些茶馆的茶碗也很讲究，往往是带有细瓷金边彩绘，并且附带茶托的茶碗。无论茶客饮茶时间长短，茶房均热情频频续水，热毛巾也是按时送上。

精致的茶馆适合具有较高消费能力的悠闲杭州人，而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杭州人，也喜欢到茶馆打发悠闲的时光，他们光顾的是那些较为简陋的茶馆。1937年，《浙江青年（杭州）》杂志描绘了杭州一家在低配置茶馆里消费的茶客情形：“在一条素成为冷街静巷的胡同内，其中一爿店，房屋较宽大，放着念数张木桌和许多的条凳。里面有大的铜壶，及许多大嘴磁壶，和粗陋的杯子，而且房屋污旧不堪。可是来客很多，其中除下等的苦力老者外，也有衣冠整齐的青年集在茶馆内赌钱，或者听听那说书先生所讲的什么摩登化、趣味化的故事，及各种富有情意、诱动人心的小调，就此闲散一日。”由此可见，无论是上层的精英人士，还是底层的普罗大众，“闲散一日”是杭州人到茶馆消费的共同诉求。

进一步而言，茶馆分三六九等，适合杭州三六九等的市民消费，与此同时，茶馆也是实现茶客特定需求的公共场所，消闲者自有消闲的话题与姿态，买卖者有买卖者约定俗成的喝茶与洽谈方式。

根据1931年杭州市政府的调查，杭州主要茶馆有其各自特色，不同阶层茶客自会找寻各自阶层的茶馆聚集。湖滨路之西园，以各机关人员、本城殷实人家居多；延龄路之湖山喜雨台，以商人、印刷工人以及房屋经纪人为多；雅园、乐园以商工两界及包头为多；新水漾桥之连升阁、武林园，以印刷工人、房屋经纪人为多；六克巷之松声阁，城隍山上之四景园，望仙桥之三贤居，迎紫路之志成，以玩鸟雀者居多，每日上午八点以前，下午两点以后，即个手携一个鸟笼，纷纷然然一起来了，所谓人语嘈杂，鸟声啁啾；清河坊之大观楼，以赋闲之武人政客居多；堂子巷之余庆楼、珠玉公所，以珠玉古董商为多，每日早七点以前，即开始集中在这里，各持其货互相评价，有珠玉古董喜好者，就喜欢杂坐其间，看着价格合适就出手购买；东街之招宝居，丰乐桥之醒民园，弼教坊之云仙居，以牵经结头工人为多，每日清晨，聚集在此，等候工头分配工作；菜市桥之鸣鹤楼、华兴园，仓桥街之复兴园，清远桥之源盛楼，以锡箔机料工人为多，因锡箔作与机料均在下城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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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文化在杭州既然如此发达，则茶馆自然也非局限于固定之茶楼。杭州人无处不饮茶！杭州茶楼不仅在风光秀丽处，在商业繁华处，在居民集中处，也在西湖游船上。西湖游船往往就是一个移动的小茶馆。民国时期，西湖上有一种游船叫手划船，执此业者大多为青年妇女，俗称 “船娘”。这些手划游船大多配有简洁的陈设，船中间一般配有两张长椅子，再置以一张小圆桌，桌上一只茶盘，茶盘中一壶四碗。游客上船，船娘便盛情沏上一壶茶，随即欸乃一声，游船离岸而去，划向西湖深处。一叶小舟，一碗香茶，既满足了杭州人游湖观景之所需，也一并满足了喝茶之渴思，可谓一举两得，情景交融。

到了20世纪40年代，根据《申报》记者黄行天的观察，杭州茶馆更形密集。黄行天在 《淡装的西子之夏》报道里说，就算是一些通往寺庙的林荫道上，沿着细流的山溪，也设有茶座。这些茶座环境非常安静，可以一边聆听山溪潺潺，树上鸣蝉悠悠吟唱，杭州人迎着微凉的山风，饮着甘甜清洌的龙井。但通常而言，杭州人喝茶的地方分为两种：一种是普通的茶馆，这种茶馆比较随意，可以不拘细节，街上多得是。另外一种或在山上，或分布在那些景色优美，沿湖的别庄和夜花园里，比较“高尚”一些。杭州人不像上海人那样忙乱，他们往往先睡个午觉，起来后随便抹个脸，就拖着鞋子，优哉游哉上茶馆喝茶去了，“只要一壶在手，天南地北，苍蝇宇宙，便无所不谈。对政府的物议，也都汇集于此。我觉得政府要采搜民意，新闻记者要采访地方新闻，这里便是最好的处所，他们可以供给你许多材料，任你发掘”。可见，此时杭州人的茶馆消费，一则依然表现出其独有的悠闲之特色，二则茶馆似乎已经成为杭州本地的公共與论场，俨然成为社会热点新闻的集散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