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妹妹你坐船头，哥哥我岸上走，恩恩爱爱纤绳荡悠悠……”年轻人都会唱这支情歌。他们觉得背纤拉船是非常的浪漫，非常的有情调。其实，他们恐怕连纤绳也没有见到过，更不知道船工是怎样的苦，有怎样的累。我要说给他们听听。

1964年，城里的知识青年已经开始上山下乡，我却有幸地被萧山航运公司招了工。那时萧山运输主要靠船，汽车是很少见的。我被分配到1068号船上当船工。1068号是艘能载重17.5吨的木质船，靠仗风帆、摇橹、撑竿、背纤为动力行驶。风帆尚可借助风力，摇橹、撑竿和背纤则完全靠人力。我的师傅一位姓倪，另一位姓沈，他们都有四十多岁年纪，比我大一半还多，在江河闯荡多年，经历和经验丰富。师傅说：“你也是撑船郎了，撑船郎很苦的，天下三大苦，‘撑船、打铁、磨豆腐’，撑船是第一苦，你要筋骨做实哩！”

单位里发给我几双草鞋、一双山袜、一双发袜、一顶笠帽、一顶乌毡帽、一件蓑衣。这是船工的“工装”。师傅告诉我：冬天背纤穿发袜，带乌毡帽，夏天背纤，白天光脚穿草鞋也可，夜间必须穿山袜，因为河道两边的草丛中有蛇，笠帽既能遮阳也可挡雨。第一次随师傅出船，是从湘湖砖瓦厂装运瓦片到上虞东关，航线比较长。中饭吃过装船，撑到东门外转坝头的时候，太阳已经西斜。通常船出东门头，就要背纤，那里的河道两边路较好，有的还铺上石板，成为“纤道”。倪师傅技术好，由他摇船并掌舵，沈师傅和我在岸上背纤。我没有经验，沈师傅叫我拉头纤，他拉二纤，这样，万一我“郎”错了纤绳，他在拉二纤时还可以补救，防止发生意外事故。

一块纤板连着一根纤绳套在肩膀上，弯着腰，低着头，一步一步地走，背纤的新鲜感仅五六分钟就顿时消失，肩头的份量越来越重，黄豆大的汗珠不断爆出来，甚至变得气喘吁吁。两三个钟头以后，两只脚都被草鞋磨起了血泡，接着，血泡的皮擦破，流出血水，使草鞋直接和血肉摩擦，每走一步，都痛得很。天黑下来了，我换上山袜，伤处的疼痛感稍有减轻，但“纤道”上的石板高低不平，经常踏空。到了后半夜，睡意阵阵袭来，我忽然走偏了路，跌进路旁的水沟里，幸好没有伤着骨头。沈师傅疼我，叫我上船休息一下，他自己一个人背纤。我迷迷糊糊地睡了一会，就上了岸，叫沈师傅也去打个盹。就这样，我们轮换着背纤绳，直到第三天才到了上虞东关码头。卸完货，人像生了一场大病，脚痛、背痛、腰也痛，全身酥软无力。这是我当上船工以后吃的第一场苦头。

随着出船次数的增多，我才感觉到，每次出船都是这样辛苦的。背纤还有一种惯性作用，尚不算最吃力，用竹竿撑船才是吃力哩！船到码头的一段河道是没有“纤道”的，萧山有的河段也没有“纤道”，这时要么就是摇橹，要么就用竹竿撑。有一回，我们1068号船装着煤炭去临浦，在所前航段，忽然河水流速加快，我们知道这是临浦五洞闸在将外江水放入内河。这个航段是无法背纤的，只能是摇橹。而在逆水中摇橹，船只根本前进不了。我赶紧操起一根撑竿，一头顶在胸脯上，一头插到河底，在船弦上身体呈45度一步一步地走动。这河水流得真急，撑了一个多钟头，船还是前进不了多少，而我的胸脯却开始作痛。师傅他们说：“快弄团棉花裹住撑竿头子。”这果然是个法子，当我将一团棉花裹住撑竿头子时，撑竿和胸脯的接触立刻柔软了许多。几个钟头以后，五洞闸停止了放水，我们的船才得以正常行进。“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我们当船工的体会是最深的。年长日久在船上干活，我的胸脯皮肉特别厚实，还长着老茧。

我们平常说开太阳的日子是好日子，而对于长年在航道上的船工来说，骄阳当空、万里无云，并不是好日子，当然落雨下雪刮风更不是好日子。盛夏季节，人坐在屋子里都会冒汗，我们在拉纤的时候只有一顶笠帽可以遮阳，而衣服又不能穿得太多，为让风爽爽身子，有时只穿一条短裤，整个背脊裸露在烈日之下，皮肤晒得像块古铜。隆冬季节，北风怒号，有时还雨雪交加，背纤时虽有蓑衣笠帽，但雨水雪水仍会流进头颈里。刮风对船工来说是亦喜亦忧。刮顺风当然是求之不得的事，风帆一张，船就轻松徐行。但萧绍一带的内河上桥多，我们在离桥还有三四十米的地方，必须把桅杆放倒，船过了桥，再竖起桅杆张起风帆。要是刮的是顶风，苦头就大了，它起码抵消了一支橹或一根纤，不管你再怎么起劲地摇橹、拉纤，船的速度还是非常的慢。所以，我们船工最喜欢太阳时隐时现的多云天气，且带点顺风。

船上的生活，比在真正的家里要苦很多。我们在船上的“家”，是一块不足5平方米的天地，上面是箬壳竹编的船蓬，下面是船板，吃、住都在里面。要是遇到晴天，烧饭炒菜时把炉灶拎到船头上，若是下雨下雪天气，也是在这不足5平方米的“家”里，十分拥挤。我们这个“家”里没有任何家具，甚至连凳子也没有，吃饭也是席地而坐。船上3个人，必须轮着吃饭，因为船在航行时都得有一个人在摇橹把舵。“家”的前后两头都没有东西隔着，只是到了下雨时，才把搁在顶蓬上的2张竹编拿下来，竖在前后两头当“墙”使，遮风挡雨。船上睡觉的滋味最难受，特别是冬天和夏天。冬天睡在仓里，寒风丝丝地透过竹编吹进来，人即使钻在被窝里，也会冻得浑身发抖。夏天，河道两边的农田里和河道上的水草中，毒蚊子特别多，点起木屑蚊香，毒蚊子非但熏不走，它还把那木屑蚊香散发出来的烟当香味闻，成群结队地飞进船仓里叮住我们的皮肉不放。我们两只手在脚胖上、手臂上、背脊上劈里叭啦地将蚊子搭成肉酱，但蚊子毫不怕死，前赴后继地往我们的身上叮。在整个夏天，我们的身上都是一个个被毒蚊叮过的红肿块。船在水上行，但在船上喝水是个大间题，我们的船头上有一个水缸，船到南门江时，我们便用吊桶在南门江里吊水，把水缸盛清。南门江水质好，从船上看下去，清澈见底，水草、鱼都看得见，这水生喝也不会喝坏肚皮。出了南门江，河江里的水就逐渐变差了，两岸农田里的肥料（多是猪粪，垃圾等有机肥）、农药随着大雨溢出田塍流入河道，农民们把死猪死猫死狗也扔到河里，经常能见到一只只肚子滚涨的死猪死狗漂浮在江河里。同时，过往船上船工的排泄物也化作粪水（我们船工在船上大小便裤子一卸便拉在河里）。这河江水我们一般是不喝的，只是当水缸里的水用光了，万不得已才喝。有时水桶吊起水来，水里有一条条红色的小虫在蠕动，看了很恶心翻灶的。出船之前，要带上米、菜、柴、牙刷牙膏和替换衣裳。菜多是肥猪肉蒸霉干菜和咸鱼鲞，如果船泊在一个码头，我们还会跳进河里摸螺蛳、鱼蟹，和咸鱼鲞一起蒸着吃，节省了菜金开支。在船上很少吃新鲜蔬菜，不方便携带是一个原因，主要还是省几个钱给家里用。我们船工是体力消耗最大的工种之一，每月定粮41斤，比居民和机关干部高出10多斤，但米每个月不够吃。我们船到诸暨湄池等地方，就上岸去买些蕃薯，作为接济。在船上洗澡，夏天只要从河里吊起一桶水朝头上淋就是了，一天不知要淋多少次，衣服在竹竿上一晾，干得很快，不愁换不了。冬天就没法洗澡了，特别是摇橹、背纤，很容易出汗，一歇下来，衣服和皮肉搭牢，人很难过，汗水湿透的衣裳也只能靠自己的体温“烘”干。在船上生病，是没有办法去医院治的，只有硬撑硬熬了，而船工最容易伤风感冒，有时人发烧，热度不退，也只有背纤、摇橹，一直熬着回到萧山。记得有一次我们的船在富阳装石灰石，我的一个脚趾头被石头砸伤，开始我还想撑着，但后来连脚背也肿得像个面包，痛得钻心，同船的师傅们说：“一定是伤着骨头了，拖不得的。”他们硬把我送上富阳到杭州的轮船，在闻家堰上岸，回到萧山治疗，后来拍X光才知道，骨头压碎了。医生说：“幸好来得及时，再拖就医不好了。”现在通信发达，走到哪儿都能打电话，那时在我们船上对外界的事一无所知，和聋子瞎子没有两样。我们最担心的是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情，而我们得不到消息。单位里想了个“呆”办法，在临浦五洞闸设一个联络点，如果某某人的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把电话打到临浦五洞闸，告知某某人在X号船上，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五洞闸上的人则要目不转睛地盯住过往船只，如果船只对上了号，就能把情况告诉船上的船工。出五洞闸到外江的航线还有这个联系办法，其他航线则什么法子都没有了。有一年我在外撑船，我的外公不幸去世，我一直到三四天后船回萧山才知道外公的死讯。我们在船上工作的人，除了背纤，摇撸，想不到的事情还多着呢！在义蓬、瓜沥等沙地区，有些河道上的桥，造的时候只想到桥面上开车，不考虑桥底下行船，桥的高度不够，河水上涨厉害的时候或船上装的货物高一些，船就过不了桥，有好几次，我们从义蓬那边装棉花包到萧山，遇到一座桥，棉花包高出桥面，我们只得把船停下来，松掉绳子，把最上面的棉花包卸下来，扛到桥面上，让船过了桥，再把棉花包装上船。这样一折腾，人辛苦不去说它，时间却多耗了不少。有的地方在架设过河的广播线、电话线时也不考虑行船，高度不够。我们有一次张着风帆在航行，没有注意到跨河的一条广播线，结果广播线被桅杆碰断了，刚好被当地农民发现，他们好多人追赶我们，把船拦截住，要我们赔钱。我们赔偿了200元钱，又认错又讨饶，才被放行。

我们航运公司和农民、农业的关系最密切，沙地农民种出来的棉花、络麻和坛装萝卜干、榨菜，由我们船运到萧山火车站的七道仓库，由火车运往全国各地，然后把从火车上卸下来的化肥、农药、大米、煤炭等装上船，运往农村供销社。忙的时候，是卸完货就装货，装上货就出船，否则，七道仓库旁边河面上的船就会连成一片，无法动弹。货物运送是快了，但苦的是我们船工，经常是回家去看看老婆孩子的时间都没有。那个时候肥料紧缺，浦沿的杭州龙山化工厂生产氨水，这种呈液体状的肥料肥效不很好，气味很刺鼻、刺眼，但农民们还是求之不得。化工厂的工人们把氨水灌进大坛子、封好口，装上我们的船。船在行进中，难闻的气味还是不断地从封口的坛子里散发出来，撑船郎只有一路闻着这刺鼻的气味。

随着经济的发展，我们公司的船队也扩大了，我们那条1068号木质船也装上柴油机，这使我们体力消耗有所减轻，但风里雨里的野外环境还是没有改变，而且有些原先摇橹、背纤时没有遇到的困难和麻烦会发生在柴油机船上。沙地区农民在河道里浸络麻，有些络麻在水的流速中移动了位置，使浸麻、洗麻的农民找不到浸下去的络麻。遇到水稍浅的时候，那络麻会将我们船上的螺旋桨缠住，使之不能旋转。有一次是在数九寒天，这“运气”让我们碰上了。我们用竹竿一划一划地勾了几次，没有办法勾掉络麻，只得下到冰冷的臭水河里，用了一个多小时才把缠在螺旋桨上的络麻除干净，上船的时候，人冻得浑身发紫。船工苦啊！船工的身体就是这样年长日久地硬撑死熬，积劳成疾，没有一个不落得一身毛病的。我的师傅们和其他许多船工，都没有活到60岁就早早地走了。

六七十年代，城里的工人找对象是比较容易的。我有些儿时的伙伴在“三大厂”（杭齿厂、杭发厂、杭二棉）工作，名气好，二十多岁就有了女朋友，心里真羡慕。我呢，流动性大，一个月起码有20多天不在家，工作又辛苦，有人给我做介绍，人家姑娘一听是吃露天米饭的撑船郎，就直摇头。好在我这人比较自知之明，能从客观实际出发。我发现有一部分姑娘也不是很好嫁，尤其是那些出身成份不好的姑娘，还有那些在农村中插队的女知识青年，要找个工人做老公，也是不很容易的。对于插队的女知识青年，因户口在农村，按照当时“孩子户口随母”的政策，生了孩子等于家里多了个小农民，家庭负担会非常沉重，我也不想讨女知识青年作为自己老婆。我打算找个家庭成份不好的姑娘，因为当时在强调“唯成份论”的同时，还有这样一句话：一个人的家庭是不能选择的，而道路却是可以选择的。还举了周恩来总理家庭出身虽然不好，但投身革命成了革命家的例子。经人介绍，我和一位家庭出身不好的姑娘相识，她非常能干、贤淑，也不嫌我是个“撑船郎”，使我这个在外漂泊不定的“撑船郎”有了个温馨的“港湾”。以至于在好多年以后，我还在朋友面前吹嘘当年的“英明决策”。

别看我们“撑船郎”文化程度大多不高，受政治教育、纪律教育的机会也不多，但我们是与非、公与私的观念是很强的，绝不去利用运输的机会贪一点便宜。我们运输的物资如大米、化肥、煤炭、棉花等，在当时都属于紧俏商品，特别是我们粮食不够吃，如果在每袋大米上戳个小洞眼“漏”出半斤米，是谁也不晓得的（船上装的大米一般有150多袋，每袋200斤），但我们绝无此邪念。有好几次是在大热天，我们从围垦到萧山，船上装的是西瓜，水缸里的水喝光了，口又渴得要命，但我们宁愿喝咸水，也决不拿西瓜来解渴。

（蔡燕堂 口述   金德华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