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昌，字闻沧，1902年出生于浙江嘉兴东栅一平民家庭，年幼丧父，在艰难家境中自小便自强不息、勤奋好学。15岁那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浙北知名学府——秀州中学（当时称秀州书院)。在秀州中学学习期间有两位同学成为他的莫逆之交，他们就是后来成为秀州中学校长的顾惠仁与上海市市西中学校长的赵传家。可能是同样的艰苦童年人生与求学经历，使得这几位青年学子早早地萌发了教书育人的信念，都将教育事业作为自己毕生的追求目标，并在以后大多从事教育事业。

张文昌

1925年张文昌在沪江大学毕业获文学士学位后，即南下广州到中山大学工作并读研，获硕士学位。由于在中山大学和附中的教学中积累了丰富的教育实践经验，从而也得到了校方的肯定和信任，但在当时排外风气颇盛的广东，这位年轻有为的外乡人也自然受到了倾轧和排挤。1931年在外在压力和思念乡土的双重作用下，他辞去中山大学的教职回到浙江。
1932年张文昌应李培恩校长之聘来到之江大学（当时称之江文理学院)任教育教员。知人善任的李校长对张文昌的教育经历久有所闻，第二年便委以重任，让他兼任之大附中校长，直到1936年张文昌赴美深造。由于历史的原因，当年之大附中的有关资料已难觅，但有一位2008年已86岁高龄的之大附中1936年毕业的老校友施鼎禹先生从台湾来信说：“当年之江附中在张文昌校长主持下教学风气灵活又严谨，对我们这些学子带来毕生教益。”他特别提到张先生主张体育教学应把体能锻炼与大自然融为一体，让体育教员将周边的风景点如九溪十八涧、玉皇山、云栖等地作为越野赛跑的终点，根据学生跑到的时间次序来考评，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创举，让学生们多年之后仍然记忆颇深。
由于要赴美深造，1937年初张文昌辞去了之江大学的教职，于5月抵达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市，就读于丹佛大学，主修教育学博士学位。岂料在他到美国后仅数月，日本侵略者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挑起了侵华战争。虽然远隔重洋，炮火之中祖国的命运、亲人的安危时时牵动他的心，当时张太太带着5个子女在浙江德清新市的老宅内躲避战火。到1937年底，太平洋邮轮已无法正常运营，张先生已很难收到家书，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1938年初他谢绝了导师和友人的挽留，毅然提前返回祖国，带回的是一张丹佛大学教育学硕士文凭。
抗战期间张文昌先生携家小辗转于厦门大学、中山大学和国立师范大学，历尽颠沛。他第二次在之江大学执教是在1949年春，当时之江大学已经在战争浩劫后得到了恢复和新的发展，李培恩校长得知张先生也于几年前从湖南国立师范大学回到了上海，便趁着与圣约翰、东吴两校谈判成立联合大学之际与张先生会面，诚挚地聘请张先生来之大执教。多年的分离让这两位老友备感珍惜，再次的合作当然是水到渠成。
1949年6月张文昌便赴杭担任之江大学教育系系主任，直到1952年院系调整之江大学停办为止。值得一提的是，1950年12月全国掀起抗美援朝高潮，志愿军入朝参战。为了加强国防，政府号召青年知识分子参加军事干校，张文昌先生的次子张志琦（当时就读之江大学土木工程系，为1950级学生）积极报名参加，经过严格的审查和层层体检，最终成为之江大学当时仅有的两名获准参军人员，到杭州笕桥空军学校受训。张文昌先生积极支持儿子参军，也成为之大的一时美谈。
张文昌的著作甚丰，但由于“文化大革命”等原因全部散失，现在子女能够回忆起来的主要著作有《中等教育》（商务印书馆）等教育方面的专著。
(作者张志渊为张文昌幼子，高级工程师，之大附小毕业。全家在之江大学长期生活、工作、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