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枚，字子才，又字简斋、存斋，晚年又称随园先生。清康熙五十五年（1716）三月二日生于杭州府钱塘县东园大树巷寒士袁滨之家。这位阳春之子，从此开始了他先清贪坎壕、后潇洒闲适的人生。

袁枚

袁枚1岁就离开大树巷旧居，但65年后原屋虽“变柴荆”，却还能认出旧址位置，这说明袁枚迁居并没有搬得离开大树巷太远。袁枚的童年一直是在杭州的东园一带度过的。袁枚的一生跨越康、雍、乾、嘉四个朝代，自童年至青年时代完全是在杭州度过的。

康熙五十五年（1716），这是个闰年，是农历丙申年，按十二生肖是猴年。

虽然边境战事不断，但几乎每战都是以胜利结束，所以并不影响全国人民享受太平盛世的繁荣。浙江杭州，这个东南名城更是没有受到战事的影响，商业发达，都市繁华，歌舞升平。杭州最为发达的是织造业，杭州的官署在城西，织丝绸的工人大多在城东，是谓东城，日夜机杼声接响连檐、机声鼎沸。袁枚童年所在的杭州城东是当时杭州的一块相对还比较新的城区，宋代还在城外，至元末张士诚扩城，才被圈入城中。今日的杭州东河在宋代是杭州城东的护城河，可元末的扩城把城墙推至今日的环城东路一线。

这一年的三月二日，袁枚出生在杭州东城大树巷的一所出租屋里。大树巷在杭州的哪个位置呢？这要从东城门说起。杭州北城墙的东端有座城门名艮山门，与此门正对有一条通贯杭州城东的南北方向的大街名艮山门直街（相当于今天的建国北路），大树巷就在成衙营之南，东园巷之北，是一条由艮山门直街通入向东延伸的小巷。小巷遇一长方形水塘，岔为两条小巷，分别为“南大树巷”和“北大树巷”。大树巷的周围就是清代历史上的东园，这一带水塘很多，很好地调节了东城的气候。与袁枚一家比邻而居的是桑调元（授工部屯田司主事），周围还住着厉鹗（清代文学家）、杭世骏（官至御史）等。

自7岁，袁枚家迁居杭州葵巷，至17岁再迁居。在葵巷，袁家住了10年。“葵巷”是在乾隆时就存在了的一个古地名，可能是因为汪启淑居此有“葵园”而得名。今日已只存其名不见其巷。据推测，乾隆时的葵巷就是今日杭州解放路街上的杭州七中附近的一段，当然当时也只是一条小巷，四周也全是菜地，这可从袁枚12岁前的《秋夜同树弟机妹读》诗说“虫声唧唧和残漏”，可证。

离开杭州五六十年后，袁枚重返故乡，仍然还来探望了大树巷与葵巷的故居，写下了很动情的诗歌。

袁枚家境只可算读过一点书的人家，非常贫穷，根本谈不上什么书香门第。袁氏家族大约至袁象春之子、袁枚之祖袁锜已由盛转衰，并由慈溪迁入杭州。袁锜字旦釜，屡试不第，一生只能依人作幕府，仕途上终无作为。但袁锜生性豪爽，有侠义之风。《随园诗话》卷十一曾记载袁枚幼时，祖母所述祖父助人之事，可为例证：

“大父旦釜公，性豪侠，与沈通声秀才交好。秀才中表杨大姑，有文君夜奔之事，托先祖先为之道地。杨纤足，夜行不能逾沟。先祖助沈，为扶而过之。事发，藏匿余家。大姑纤腰美盼，吐属娴雅。大母亦怜爱之。母家讼于官。太守某恶其越礼，鬻与驻防旗下。大姑佯狂披发，自咦其溺。旗人不能容。沈暗遣人买归，终为夫妇，生一女而亡。”

旦釜公忠于朋友，为成人之美而不畏承担风险的豪侠性格，对袁滨、袁枚父子皆深有影响。旦釜公善诗，对袁枚从事诗歌创作更有直接的启策。《随园诗话》卷二记云：“先祖旦釜公有诗一册，皆蝇头草书，予幼时曾手录之。一行为吏，屡移眷属，竟尔遗失。”

袁枚并未见到过祖父。祖母柴氏则抚育照顾袁枚到二十来岁才去世。柴氏对袁枚这位长房长孙异常宠爱，自袁枚幼年直至成长出游之前皆与之同眠，故袁枚有“弱冠尚同眠”之句。而且柴氏阅历丰富，满腹故事，常说与袁枚听，不仅是一种社会人生的启蒙教育，有些还成为袁枚成年以后创作的素材。

袁枚父袁滨，与祖父袁锜一样以游幕四方为生计，涉足远至湖北、福建、广东、云南等地，故难以照顾家庭，对袁枚教育也尽责不多。但袁滨于先秦申不害、韩非的刑名之学颇有研究，偶尔亦向幼年袁枚进行法律的启蒙教育。袁滨与其父袁锜一样具有侠肝义胆，其乐于为人排忧解难的精神在袁枚身上得到发扬。袁枚曾记其父为高清申冤昭雪之举：

雍正元年，先君客吴中，闻衡阳令高君清卒，库亏，妻子系狱。叹日：“我高公幕下客也。非我往，则难不解。”遂治装，历洞庭而南，告其弟高八曰：“曩而兄倾库供上官，吾尝止之，而兄不可；则劝其簿籍而加印焉，亦知正为今日计乎？”高大悟，检箧得印簿，诉制军。制军者，大学士迈柱也；素善先君，兼知高公之冤，为平其事。当是时，簿中贵人，隐探高氏孤稚无能为，使人具三千金，啖先君。先君怒而斥之。高八益感谢。

袁滨乾隆十七年（1752）卒于南京。

对袁枚人生影响最大的是其母章氏。章氏为“杭州香士师禄先生之次女”，年二十岁归袁家。章氏受过良好的家教。其性情“慈和端静，温文尔雅，知书达礼。”“其教枚也，自幼至长，从无答督。有过必微词婉讽，如恐伤之”。这反使袁枚“愈加惊惧”，十分敬畏。章氏“天怀淡定”，不慕荣禄，无论是袁枚入词林，任县令，还是自己居水木清华的随园，皆“情惜如常”，“忧喜之色，不形于造次”。章氏心地善良，“仁心体物”，“童仆微劳，必厚犒之；邻里残妪，必礼下之”。她性通脱，“不持斋，不按佛，不信阴阳祈祷之事。针黹之余，手唐诗一卷，吟哦自娱”。母亲上述品性皆溶入袁枚血液之中。

章氏最难能可贵的是早年吃苦耐劳，独力主持家政，显示出中国妇女任劳任怨、坚毅不拔的宝贵品质。袁枚出仕前家境清贫，袁枚于诗文中不止一次地忆苦。例如《秋夜杂诗》其九云：

吾少也贫贱，所志在梨枣。

阿母鬻钗据，市之得半饱。

敲门闻索负，啼呼藏匿早。

推出阿母去，卑词解烦恼。

……

章氏为“上奉”、“旁养”、“下延”，可谓操尽心，费尽力，受尽苦，堪称袁家的功臣。袁枚深知这一点，成年后极尽孝道，以作反哺之报。章氏以94岁高龄仙逝，时袁枚63岁。

袁枚从小就爱诗，自从看了《古诗选》之后，他还读了《离骚》，《离骚》的浪漫主义诗风，很能引起他的共鸣。有一次，看到有人抄写女子赵飞鸾是一个姑苏女子，被卖给某个官员当妾，但不被正妻所容，于是被发配给家奴，因悲伤而写了十九首《怨诗》。袁枚非常喜欢这诗中的才气。

袁枚看了不少“不正经”的书，思维自然就活跃，知识也丰富了。功夫在“经”外，比起只读四书五经的人，他在考试时更为得心应手。雍正五年（1727），袁枚十二岁时与他的老师、四十四岁的史玉瓒一起参加了县学的考试。

史玉瓒问袁枚：“袁枚，你今后的志向是什么？不妨写首诗表达一下。”袁枚想了想，挥笔写下了诗歌《咏怀》，其中两句云：“每饭不忘惟竹帛，立名最小是文章。”史玉瓒吟咏了几遍，抬头久久凝视着这个12岁的学生和“同年”，向他伸出了大拇指，说：“好小子，有志气！”史玉瓒继而说：“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所有的辉煌都会灰飞烟灭，只有文字能够留下来。官做不做都没有关系，但文章一定要好。”袁枚深深地点了点头：“老师所言极是，学生记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