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制八旗分驻各省，坐镇地方。在浙江省会杭州今天湖滨一带就驻有旗营，设杭州将军，有官兵四五千人。杭州旗营的存在，影响了地方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分配。1911年11月，清王朝在浙江的统治濒临覆灭的紧要关头，杭州旗营实际上制约了某些官吏自作主张改换门庭。由于它的武装反抗，给浙江省的光复带来了不确定因素。因此要想顺利实现浙江省光复，妥善解决杭州旗营实为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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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11月4日（旧历九月十四日），在武昌起义的鼓舞下，浙江革命党人在杭州发动武装起义。由于准备充分，起义军进展顺利：“艮山门打开了，守城满洲军队六十余人，悉皆缴械投诚……驻南星桥的步兵八十二标，从铁道城门进城，联合王金发率领的敢死队占领抚署，放起火来，将抚署烧毁。巡抚增韫被执，移时总参议袁思永也被逮捕。”杭州大体光复时，旗营尚在顽强对峙，满人的反抗在继续。当晚，旗人文海在车驾桥附近指使嘉防沈棋山巡防营向途经的二标三营预备队开枪射击，打伤正目端木祥。是夜，陆军讲武堂学生余耀祥刺死反抗之旗人学生一名。

5日（旧历九月十五日），各起义部队进入杭城，占领机关。黎明时分，杭州城内外大街小巷机关商店纷纷打出表示拥护革命的白旗。但旗营仍营门紧闭，负隅未下。早晨，清军参领哈楚显“带领叛军隐伏车驾桥云贵会馆对门之某客栈”，枪击行经该处的民军原八十二标，“当场被民军拿获”。革命军炮队管带张国威、队官徐士镳、鲁保仕，率领炮队在城隍山脚之环翠楼架炮，向旗营方面将军署轰击，“一标一、二两营，亦尚包围旗营，与敌人互相攻击，枪炮之声隆隆不绝”。

杭州旗营拒绝投降是有原因的。首先，“满人旗营，有相当实力”，兵精械足。由于旗营紧连市区，居户稠密，不可正式作战。“杭民六十万户，使阖门而战，一朝可烬”。浙江都督汤寿潜在写给赵凤昌的信中说：“杭有旗城，可四五千丁。若一相搏杀，伤必相当，坐见万人将流血”，形势不容乐观。其次，总体而言杭州旗营历来与当地百姓隔绝，对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政治主张毫无了解。对革命派人士缺乏了解，也不信任。秋瑾等革命党做过杭州新军的工作，但没有涉足旗营。第三，辛亥革命前夜，革命党激进的反满宣传鼓动更增加了旗营对革命的敌视。当时“传武汉间旗人无噍类，南京满汉相搏战甚烈，因而驻杭旗人群倡言报复，意在乘乱屠居民以泄忿”。

关于杭州旗营的投降时间，众说不一。

有“5日下午”说，称：“是日下午……嗣旗营知势寡不敌，由贵林、穆克德春为代表，赴总司令处求恳，情愿缴械归降。”

根据“5日晚上”说，旗营投降的时间稍晚：“至5日晚，朱瑞率领之部队仍与顽抗旗营在对峙中，剑拔弩张，势将开火。总司令周承菼为顾全杭垣人民免遭战火，又不愿屠杀旗人，先后派朱瑞、吴思豫前去说降，未成行。”最后派傅墨正担任说降，傅受命后带军士二人前往，向延龄门旗营负责人说明来意，入城与旗营最高负责人德济将军见面。经傅墨正数小时说服，“德济知大势已去，遂允和平投降”，傅墨正则保证全营官兵生命安全。

11月6日（旧历九月十六日）杭州全城商店均已悬挂白旗，照常开市。

但是考察双方谈判的细节，可以使问题明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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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谁是杭州旗营中的主持投降者，有关当事人的说法不一。

有人认为：“那时候围攻旗营的战役还没有完全结束。满人将军德济虽然主张投降，但是实际掌握军权的协领贵林仍然主张顽抗到底。”只是到了次日下午，“贵林等又探得巡抚增韫已被活捉，革命军声势浩大，眼看无法顽抗了，才在营门小城垛上竖起白旗，贵林带了两名随从，向我军接洽投降。他要求我们纳降后不杀一个旗人，革命军首领在局讨论结果，准如所请，约定十六日中午正式呈交军械清单。本来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可是到了十六日，贵林听说汤寿潜回到杭州，就说投降条款中不杀一个旗人的那一条须得到汤先生的保证，才肯呈交军械清单。原来那个贵林同当地豪绅有勾结，跟汤寿潜、陈黻宸都有交情，所以他有恃无恐，居然坐在咨议局里等汤寿潜到来。汤寿潜一到，他就对汤说了许多话，汤从他手里取过那张写满条款的纸来草草看了一遍，就答应了他。”

陈黻宸

另一种说法是，11月5日与贵林有结交的陈黻宸与浙江咨议局议员楼守光商议后，楼守光自行设法进入旗营联系，把贵林找出来议降。既然有人牵线，议降谈判成功的机率也就高些。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贵林在与总司令周承菼接洽投降时，有陈黻宸在场陪同。直接到杭州火车站迎接前来就任本省都督汤寿潜的马叙伦回忆说，汤寿潜赶到之前，驻防协领贵林已经在咨议局一间普通接应室里与原清军标统、时任总司令的周承菼接洽投降事宜。马叙伦“引着汤老一行，拂开众人向里走，迎面看见周承菼巍然端坐中央，两脚排成八字，两膝之间立着一把佩刀，两手握住刀柄，凛然是个大将气概。陈老师和贵林在两旁相向而坐，汤尔和坐在周承菼右侧，担任临时书记，记录纸上已经一条一条地写下了不少条款。原来贵林是代表驻防旗营来议降的，他也全身‘命服’，最惹人注目的是两根雪白的忠孝带。他侃侃而谈，似乎还在争某些条件。他一见汤老到来，立刻就说：‘蛰老来了。蛰老怎样说，我无不依从。’这时，周承菼却不做声，起身迎让汤老就座。汤老也俨然以都督的身份，毫不谦让，草草看了一遍条款，就说：‘便这样，我签字吧。’随即提起笔来签上他的大名。这样一来，大家都无话可说，一场议降会议，就此告终”。

汤寿潜投降条款的大致内容为：“（1）革命军保障旗民生命安全，旗兵不得作困兽之斗、骚扰地方；（2）开放旗营土地，另建平屋二百间，为旗民营住所；（3）准其与汉人通婚，并可经商，耕畜，在法律上、学业上，得与汉人平等待遇。”

但黄元秀回忆说：“迨光复时，汤督命旗营举出代表，来都督府商订和约。”又有人称，汤寿潜下车伊始“就亲书旗营和降条件：‘（一）旗民既从此编入民籍，则彼此永无交战之理。旗兵应缴出枪械子弹，但须限本日七点钟为止。（二）旗兵向以兵饷为主，现既改编民籍，但一时断不能使之失所，暂仍照旧发给饷项，俟时局稍定，以徐图生活之计。’”这些说法都是不正确的。汤寿潜事先并没有预先拟好条款，而是很快认可了贵林与周承菼即将达成的议降条款。

对于汤寿潜、贵林双方的协定，蔡元培在《汤沛恩传》中予以充分的肯定，认为汤寿潜都督在减少对抗和损失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蔡元培说：“辛亥鼎革，浙人争拥蛰先为都督，蛰先疑不可。时满汉猜狭久，杭州故有驻防，几酿大衅，非蛰先莫能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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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认为贵林之所以同意投降是有一定思想基础的，“杭州旗营中最有头脑的人物是协领贵林，他是当时杭州旗营的实际掌权人。早在戊戌变法时期即已主张开设议院，与维新派和后来的立宪派人士多有交往。后又积极参加苏杭甬铁路的保路斗争，在收回路权运动中大力支持汤寿潜，过从甚密，交情很深，信赖有加”。相反他对革命派人士缺乏了解，并不信任。正在这种情况下，汤寿潜只要以一省最高长官身份保证旗营投降后的生命财产安全，便可通过贵林瓦解旗营的顽抗。

贵林“他在满籍官员里面还算是比较开明的，喜欢结交知名之士，对宋平子（求是书院总教习一引者注）几乎是师事的，并由宋平子介绍，又结交于陈黻宸（浙江咨议局局长一引者注）老师。武昌起义后，他曾向陈老师请教。陈老师劝他不可拘执君臣之义，应该看在百姓的份上；并且老实告诉他说，清朝政治太腐败，已经没有希望了。贵林又邀陈老师去见了他的母亲。陈老师向他的母亲恳切劝说了一番，并且说：‘将来如果有事，只要你们不抵抗，总可以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的。’他的母亲就对贵林说：‘陈先生是至诚君子，你得听他的话。’贵林在旗营里素有‘孝子’之称，自然也没话说”。

虽说贵林比较开明，但这也是相对而言的。辛亥革命前夜，贵林对一些激进的反满言行是难以认同的。当时省城杭州“创办体育讲习所，连合运动会、教育会、学生会、励志会，各界连络一气，极一时之盛”。不料求是书院教员“袁文薮出《罪辫》题命生作文，被旗人金梁、贵林闻知，遂拟捏造谣言，推翻所办之新事业，为一网打尽之举”。后来查办此事的浙江巡抚任道镕不愿扩大事态，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压了下来。旗籍官员们由于当时并没有抓住写《罪辫》文的真凭实据，在上峰的压力下最后也只好认错，息事宁人。不过后来贵林还是找到了一个机会，在求是书院教员孙江东被人告了风化案子时，贵林就在后面支持原告，终于闹得孙江东在杭州不能立足。此事使贵林与激进的革命党结下了难以化解的怨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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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旗营在签署协议后，有没有立即、完全照办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有一种说法是，1911年11月5日“双方谈妥后，贵林立即逼迫将军德济率军投降”，“下午即在旗营迎紫门上插出白旗，开放营门，缴出军械，表示归顺。这些事情，是旗营中的参领贵林所主持，将军德济乃附和之。

但多数说法与此不同：“浙江光复的头几天里，一切都是乱哄哄的；社会秩序还没恢复过来。”5日“晚饭以后……外边枪声常常掠耳过，旗营还被围着，驻防也不肯投降，据说下午的会议上所商定的条件不能算数……一路上十个五个的兵把旗营包围着……迎紫门上有守军，不时放枪……还不肯降”。

过了两天，“德济告贵林父子私藏军火，阴谋反叛，经民军总司令部搜捕问罪属实，遂将贵林及其子星海，处以死刑”。其实在议降协定签订后，“即由司令官周承菼派傅孟搜索旗营，黄凤之点收枪械”。当然不排除贵林有意藏匿部分军火，而傅孟一时难以搜出的可能。杭州旗营军火繁多，根据傅墨正回忆，从5日晚上起他一连七昼夜，“始将全旗枪械、马匹、印信、文件、官兵名册等等点交清楚，交总司令部验收，并让德济离开杭州，恢复他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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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认为，11月6日也就是杭州旗营投诚后第二天，“清将军德济向革命派密告贵林谋反，革命派当即假借汤寿潜名义召来贵林，立即处决……当时仅凭德济密告，而德济正是准备顽抗的清方军事首脑，经贵林逼迫才向民军缴械的”。因此进而推论，“贵林谋反被杀，很可能是个冤案”。史料依据是，6日“即有谣传旗兵反汉，欲密谋抵抗，且时时闻有枪声。于是总司令部下紧急处置（照军事戒严法上规定，总司令可不经都督批准直接下令）诱招旗营代表贵林父子并哈楚显三人（贵、哈等在旗营中最有才能者），在谘议局门前枪决”。但《安乐老人随笔》说，杭州独立时，“旗营协领贵林，始顽抗不从，继践言缴械投诚，惟尚隐匿一部分，经杭辛斋侦得”，密告于褚辅成与陶成章。褚辅成“诓贵林来，面责其匿留枪械，贵林词穷不屈，先生即下令，缚于阶下杀之”。这样说来，告发贵林的并不是德济，而是革命党人士杭辛斋。退一步说，至少德济不是唯一的告发者。另有材料说：“贵林表面上投降，仍住旗营里，想乘机叛变。经人告发，浙军司令部立派部队驰赴旗营，起出私藏枪支二千余支，子弹无数，还有好多箱炸药。贵林和他的儿子星海当场被捕，解送司令部，受军法会审。”浙江省咨议局副议长、时任临时警察局长的沈钧儒参加了会审。他们问贵林：“投降条款中不是写的明白不得私藏一枪一弹，日后如发现所报不实或私藏枪械的，应处极刑吗？现在人证物证俱全，你还有何说？”当即以匿留枪械、图谋反抗罪，判决贵林父子死刑，在咨议局的广场上执行枪决。

褚辅成

枪毙贵林父子的时候，已经正式担任浙江都督的汤寿潜适因事去上海，他一得到消息，第二天就回杭州，质问总司令周承菼和临时警察局长沈钧儒，何以不向他请示。他俩回答说：“此案现在人证物证俱全，用军法紧急处分，是我们的责任。”汤听后也无话可说。当天民政长褚辅成提议追认枪决旗营满官案，称“据满官密告，贵林父子与哈楚显密谋抵抗，已于昨日处决”尽管汤寿潜颇不以为然，但各位参议还是一致通过了褚辅成的提议。

马叙伦认为：“贵林被枪毙的罪名是图谋反抗革命，但据我所知，他并无意为他的主子尽忠。”也有人认为，贵林“握重兵而降，既降，无兵而变，无是理也”。这些都只是推理。从目前材料来看，贵林至少没有完全执行议降条款中交出所有武器这一项。即便他没有实施抵抗，但在与贵林没有交情且有宿怨的革命党人看来，为了清除隐患，安定人心，保障新政权的长治久安，先下手为强，杀贵林就成了不二之选，即使明知此举会引起都督汤寿潜的强烈不满也在所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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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光复时期，以汤寿潜为首的浙江都督府对杭旗采取和平宽大的政策，有利于革命形势的稳定与发展。它克服了某些地方强烈的种族仇视的偏见，避免了旗兵与市民的大规模流血伤亡。杭州旗营问题的和平解决，有效地消解了浙江省内一些府县清军的抵抗。汤寿潜对于原清朝浙江巡抚增韫“主张押解资送北返”，并主张恢复德济自由。他后来在致赵凤昌的信中说：“冀力与杭旗和平解决。凡旗城各处，均望风而下，是得免流血，又不止杭地。镇江闻杭城下而下，否则徐军无退步，夹攻全没矣。明效已见。”汤寿潜还力主推广杭州旗营方式，力争和平光复的前途。他在给清闽浙总督松寿和福州将军朴寿的书函中说：“浙江于十五日（指旧历九月十五日）独立自保。德将军、增抚台以生灵为重，一无阻挠，已缴印信，以礼优待；满营订约缴械，为徐筹生活之计；仕丁老幼未妄伤一人。可见义军所至，决无仇视种族之心。贵省与浙错壤，未得确报，殊深悬念。我公爱民之诚，视二公过无不及，深信得免涂炭。如蒙电覆，尤所欣盼。”

前清浙江巡抚衙门被炸之状

不久汤寿潜受命北上，出任南京临时政府交通部总长，蒋尊簋继任浙江都督后，继续执行对旗人的宽松政策。

1912年2月16日，民政长褚辅成与旗营代表德济等订定《浙省旗营善后办法》。其主要内容为：1.没收旗营公产、牧地、旗地、营地、坟地、土地等作为官产。2.旗民生计，与一般人民，一律妥为筹划。除以前已给恩饷外，再给旗民三月恩饷，计九万元。3.佐领以下公署及兵房，准住四月，限满交还。自造私宅，其房产准归本人所有。4.已迁出旗民，与一般人民同有承垦承买之权，未迁出营者，有纳警察捐之义务。根据以上办法，杭州旗营问题作为辛亥革命的遗留问题最终得到了妥善解决，从而有助于浙江全省光复的巩固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