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导读—— 那天在拱宸桥西侧的桥西直街，路过某条狭窄的巷子的时候，有个男人对着墙壁在自拍，自言自语着。一看，他是和记录鲁迅、周作人到过拱宸桥的一块牌子在合影。而鲁迅、周作人到拱宸桥的这些往事，被作者任轩从旧书堆中挖掘出来，让我们看了一部关于拱宸桥的怀旧电影。 电影里有鲁迅和周作人的兄弟之情，有郁达夫和王映霞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有战乱年代里命若蝼蚁的逃难，那些让我们仰望之人在人生片段中的局促和尴尬……这一切，都发生在拱宸桥，发生在运河边。 京杭大运河最南端的拱宸桥，它既是一个标志性的符号，也是一把时间里的钥匙：时间就在拱宸桥上眨眨眼，是那么的生动而真实。（李郁葱） 
正文从这里开始—— 鲁迅先生的拱宸桥 1910年8月中旬，鲁迅来到拱宸桥。 据王鹤照回忆，那一天，鲁迅先生让他准备一条二道明瓦的乌蓬船，并对他说：“带你和建人同去杭州一趟，下次汇钱，你就可独自去汇了。” 二道明瓦的乌蓬船，因其特点是行船速度快，故又称“梭飞”。 鹤照，在鲁迅日记中，又被写作“鹤招”，十二三岁时进入鲁迅家，至此已经九个年头。而王鹤照一生在鲁迅家工作的时间，足足有三十年 
百年前的国际汇兑业务，浙江只有拱宸桥能办 8月的这一天，晚饭吃过，他们抱着自家的毯子，从家门口的张马桥上船，朝萧山西兴的方向摇去，他们在欸乃的桨声中愉快地谈天，也在摇晃的船中进入梦乡。 只一夜，天亮，船便到了西兴，随即摆渡过钱塘江，直奔拱宸桥。 鲁迅带王鹤照和三弟周建人此番到拱宸桥，目的是给在日本的周作人寄生活费。 这件事，也出现在1910年8月15日鲁迅写给许寿裳的信中：“今至杭为起孟寄月费，因寄此书。留二三日，便回里矣。”起孟，即周作人。当时每个月鲁迅需要给周作人邮寄60元生活费，因而称为“月费”。 60元是当时周建人7个半月的工资，可以供7个半家庭的月支生活费，这是一笔不小的款子。 从浙江汇钱至日本，属于国际汇兑业务。而在浙江，这项业务只有拱宸桥能办。 1896年11月1日，日本人在拱宸桥运河东面的“乌龟尾巴桥”北侧拐弯处开设二等邮便局。由于地处偏僻，没多久就将邮便局迁至通商场地界。该邮便局一直存续到1922年12月31日才关闭。原因是该年2月6日在美国结束的华盛顿会议（太平洋会议）上达成《九国公约》，根据决议“外国在华邮局一律撤消”。 当年拱宸桥的日本邮局的位置尚不知确处。如今每回路过金华路拱宸桥邮局，不说是常常，但也总有好多次想起鲁迅先生的这一段往事。 
李叔同、丰子恺等人也有同样的经历 据王鹤照的回忆，在拱宸桥，鲁迅带他们到日本人开的店里吃茶、吃点心、理发： 点心是大虾面，大虾对剖开，鲁迅先生问我：“好不好吃？”我说：“蛮好吃！”几个女招待员拿热毛巾来给我揩，我脸孔血血红，羞煞哉，动也不敢动。鲁迅先生笑笑说：“鹤照只有介点本事，脸孔红红，象吹涨肺头介了。”…… 回到绍兴，鲁迅同母亲讲起了此番拱宸桥之行，打趣笑着说：“鹤招嘴巴石石硬，拱宸桥剃头时像个雌张飞了。” 百年前通信与媒介的落后与今日之发达相比，就好比原始丛林与文明社会的区别。鲁迅给周作人寄生活费，并非一件轻松的事情。 绍兴到拱宸桥，说远不远，说近不近，但来回起码要费两夜一昼的时间，舟车之苦自是难免。 但那是亲情所驱，是责任所系，因而舟车劳顿似乎也就成了每月一次的照例的旅行。周建人《孤独者》里回忆陪鲁迅到拱宸桥给周作人汇款时，用的就是“玩了一趟”的说辞。 到拱宸桥汇款至日本，李叔同、丰子恺等人也经历过。 大约1917年中开始，尚在浙一师做教员的李叔同，曾数次前往拱宸桥日本邮局给在日本留学的昔日学生刘质平汇寄生活费，每次大约20元。 在沈本千《湖畔同窗学画时——忆丰子恺》中有这样一段话：“当时所有画具画纸与颜料，国内尚少供应，我们需用的，都是从拱宸桥日本邮局汇款向东京文房堂函购的。 
周作人文章中的拱宸桥 收到汇款的周作人是否会想起拱宸桥，就不知道了。但他的文章中，却多次提及拱宸桥——在他的《初恋》《知堂回想录》和部分日记中。 1901年农历七月十二日，身在绍兴老家的周作人接到鲁迅写于当月初六从南京寄来的信。七月二十九日下午，周作人与封燮臣（毕业于江南水师学堂）一家同乘姚家埭往西兴的夜航船启程前往南京。 夜航船于次日清晨到达西兴，周作人日记写着：“七月三十日，晴。晨至西兴，落俞天德行。上午过江，午至斗富三桥沈宏远行。下午至拱宸桥，下大东小火轮拖船。” 俞天德和沈宏远，都是过塘行的商号。沈宏远行当时名气不小，蔡元培的日记中也出现过：“（1907年1月29日）午后 3 时，抵拱宸桥，坐船进杭州城，6时，到沈宏远行。”而在鲁迅日记中，他走南闯北数次途经西兴中转的时候，所雇过塘行都是俞五房，好似老主顾。未知俞天德与俞五房是否为同一家过塘行，只因兄弟二人表述不同，还是原本就是两家。 “斗富三桥的沈宏远行，也是与俞天德行同性质的一家过塘行，旅客借他的地方略为休息之后，便下驳船，往拱辰桥，船钱大约是一角吧。不知道有多少里路，坐在船上总要花费三四个小时。这是在狭窄的内河里行走，须用竹篙来撑，所以花的时候很多。在将近拱辰桥的地方，须得过一个‘坝’，这乃是一个土坡，介在内河外江的中间，船只经过这坡绳索络在船首，用绞盘倒拖上去，普通总是外江水涨，所以出去很是费力，进来便只顺流而下罢了。有些地方内外河距离颇远，所以过坝费事得很，须把船抬着走一段路，像拱辰桥的要算是最便利的了。” 这段文字见于《知堂随想录》，拱宸桥在周作人笔下，有时被写作“拱辰桥”。 当然，也可以不选择坐船到拱宸桥。例如1907年3月4日，蔡元培日记中写道：“晨，到西兴，乘轿至拱宸桥。翌日，阻风，舟停闵行，晚间始行。” 周作人所说“须得过一个‘坝’”的这个坝，便是德胜坝。其名源自咫尺之距的德胜桥。德胜桥的历史很久远，北宋时叫堰桥，因为南宋建炎三年（1129）韩世忠勤王在此地打了胜仗，所以桥名就成“德（得）胜”了。 这一天下午，周作人到拱宸桥并未上岸，从驳船上就直接跳到了大东轮船公司的小火轮拖船上了。次日，即农历八月初二早晨，他便到了上海，待了三天才前往南京。 
郁达夫与一船的逃难者挤在一起 1908年以前，拱宸桥是在杭人经运河北上沪、苏、宁、津、京等地的必经之路，也是自北入杭，过钱塘江到浙南、浙西乃至闽、赣的要隘。 正如《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九六上所言：“船由沪来，先经拱宸，过省城，乃达江干，深入内地。” 无论是在鲁迅信中、周作人笔下还是其他民国文人的生涯里，拱宸桥被广泛提及的内涵之关键词大概可归纳为：地理坐标、交通要道、驿站、寄寓所、转折点。 郑振铎在《山中杂记》中写道：“也许是靠了一班英美的贵族（在中国他们真的是贵族）的力量吧，由上海到莫干山，一路上真是方便。铁路局特别为游山者设了种种的便利的运输方法，到了艮山门（杭州的近郊）早有一列小火车在等着我们到拱宸桥了；到了拱宸桥，又早有一艘汽船在等着我们到莫干山前的三桥埠了。” 1907年沪杭甬铁路通车以后，拱宸桥的交通地位虽受影响，但运河依然有着铁路所无法代替的使命。 尤其是近代军阀混战，铁路时常被停开，反而促得航运从中得利。据《马寅初演讲集·中国经济之分裂》所言，军阀混战时期，军队屡屡强征民间车辆，沿途货物堆积如山，腐烂者不计其数。 约略来说，1912年至1927年堪称中国航运的黄金发展期。在此期间，拱宸桥除了大东、戴生昌、招商内河轮船公司以外，还多了宁绍内河航运公司、长航轮船局两家，大大方便了杭州到湖州、长兴、嘉兴、乌镇、西苕溪、夹浦、双林、海盐等地的内河交通。 宣统元年，亦即 1909 年，蒋维乔与严练如、钱琳叔、庄百俞、徐果人、于怀瑾、翁佩孚一行七人第一次到西湖游玩时，却只能住在拱宸桥边的旅馆中。其《西湖回忆》写道：“盖当时湖边荒凉，无有课驻足之所。必从拱宸桥雇舟，乃可抵湖边也。” 简而言之，当铁路停运时，这条人工河就成了救命线。比如郁达夫就曾依赖运河实现了当时对他而言最紧要的目的。 1927年4月13日，郁达夫给王映霞写信，内云：“我的到杭州来，也必定不于冒险前来，必要等时局平静一点之后再来，请你放心。本来蒋先生约我同来杭州的，这样的火车一断，怕是不能回来了，因为我想绕道宁波可由水道到杭州的拱宸桥上岸。”次日，即4月14日的日记中，又言及此事： 在船上，天明的时候，船到嘉兴，午后天放晴了，船过塘栖，已将近四点，结果于五点半后，到拱宸桥。 此时，郁王二人恋爱还不满三个月。4月3日，王映霞从上海回杭州；没几天，上海发生了“四一二”事件，整座城市陷于腥风血雨之中，沪杭火车停运；4月13日，恋火焚身的郁达夫选择走水路到杭州，与一船的逃难者挤在一起，像“蒸笼里的馒头”，独自喝着白兰地到天亮。 
拱宸桥：友谊、风景和乡愁 鲁迅与周作人这一对兄弟，年少时亲密无间，中道绝裂，至鲁迅去世都没有和解。但是，周作人在晚年写过不少关于鲁迅的文章。 这些文章有的直笔鲁迅生活，有的借鲁迅笔下人物谈鲁迅，有的则是对其早年日记中有关鲁迅的一些条目的进一步叙述。 正是这些文字，使我们得以了解到鲁迅当年往来绍兴与南京时，途经拱宸桥的历史。 《周作人日记》“戊戌十一月廿七日”（1899年1月8日）中有这样一条： 晚接豫侪兄（自武林寓发）函，于廿五抵杭，已下舟矣。 豫侪，在止庵校订的《鲁迅小说里的人物》（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3 年版）附录一《旧日记里的鲁迅》中作“豫材”。这条日记，周作人写《旧日记里的鲁迅》时作了补充：“由此可知鲁迅那一年于十一月廿四日离家回南京去，廿六日从杭州城内坐驳船至拱宸桥，改趁小火轮拖船往上海，所以说是下舟。” 又如《鲁迅在南京学堂》一文，周作人写道：“他（鲁迅）于前清光绪戊戌年闰三月十一日从绍兴出发，经过杭州上海，于十七日到了南京。” 再如《知堂回想录》之“花牌楼（中）”又写道：“至闰三月初九日，记着接越中初七日来信，云拟往南京投考水师学堂，隔了两日即于十二日来杭州作别，盖不及等祖父的许可，已决定前去了。……但总之即此可见鲁迅离家的心的坚决了。” 这段文字，讲的是鲁迅于1898年闰三月十一日（5月1日）离开绍兴前往南京投考江南水师学堂，这也是鲁迅第一次真正“离家出走”，他实在厌倦了在绍兴的生活，怀揣着母亲为他东拼西凑的八元川资（据周作人文章中说，绍兴到南京，路费大概要花六元），迫不及待地离开了故乡。 
十一日从绍兴出发，十二日到杭州，从故乡到南京行程需要六天，所费时间与周作人自己的经历均一致。可见鲁迅当年第一次离开故乡到南京水师学堂所走的路线，跟周作人走的路线也是一致。 事实上，当时从杭州到南京，除了水路，无更便捷的交通方式。1913年农历六月，鲁迅从北京回绍兴，走铁路——先坐火车到上海，再坐火车到杭州；返程回北京，到上海这一段，则改为水路：“廿八日晨，抵西兴，作小简令舟人持归与二弟。即由俞五房雇轿渡江至南星驿。午后车发，即至拱宸，登大东公司船向上海。” 周作人在南京读书期间，经过拱宸桥的次数就有八九回。但与其相比，除了到拱宸桥日本邮局汇款，鲁迅一生经过拱宸桥的次数或许只有三次，除了1898年赴南京考江南水师学堂和1913年农历六月廿八乘船到上海，还有一次就在1903年农历七月十八（9月9日）。 七月十六日，周作人与鲁迅决定相偕从绍兴启程，游历杭州，又从拱宸桥前往上海。周作人《旧日记里的鲁迅·癸卯二》中说：“予与自树（鲁迅当时的别号）既决定启行，因于午后束装登舟……次晨至西兴埠。”又“大雨，雇轿渡江至杭州旅行社……次日伍习之来访，云今日往沪，因约同行。下午予二人乘舟往拱宸桥，彼已先在，包一小舱同往，舟中纵谈甚欢。” 此番行程到上海后，9月13日鲁迅从上海虹口搭日本邮船回日本，周作人则自上海前往南京继续学业。 无论是阅读周氏兄弟的文章，还是徜徉在其他先生们的笔墨间，那里头的拱宸桥有三个特征：友谊的连接点，人生的风景处，乡愁的象征物。 2016年，先生们与拱宸桥的故事被刻画在桥西同和里的围墙上。而拱宸桥作为京杭大运河南端的标志性建筑，依然每日都在象征着对尊贵客人的欢迎。熟悉此地的人们也知道了，因为这座桥，来杭州运河的第一杯酒叫作“拱迎”。 感谢原文作者及发布媒体为此文付出的辛劳，如有版权或其他方面的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杭州文史网观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