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的缘起

事情发生在1910年。

1905年7月，浙江成立铁路公司，准备自筹经费，兴建铁路。此举，初期得到清政府的大力支持。

由于早在1898年，英国人通过与清政府签订草约等形式，获得了苏杭甬铁路的修筑权。浙路公司自建铁路，直接影响到了英国人的利益。于是，从1907年开始，英国人向清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清政府通过“借款”的方式，让英国人参与苏杭甬铁路的建设。

当年10月，清政府自食前言，发布上谕，同意向英国人借款筑路。清政府出卖路权的丑闻一经传出，即激起了苏浙两省人民的极大愤慨，“拒绝借款，保障路权”的风潮全面爆发。

1907年11月，苏浙两省铁路股东公推告老在杭的协办大学士王文韶为总代表，江苏王同俞、许鼎霖，浙江张元济、孙诒让为副代表，进京交涉。

这就是苏浙保路运动中“公车上书”的历史背景。

清政府不顾苏浙两省的反对，于1908年3月抛出“部借部还”新方案，与英国银公司正式签定了借款合同，并相继任命盛宣怀、汪大燮为邮传部侍郎，逼迫苏浙两省接受所谓的《沪杭甬铁路存款章程》，规定向英借款150万磅存于邮传部，由邮传部负责还借，并改苏杭甬路为沪杭甬路，在两省铁路公司下设“沪杭甬铁路局”，（实际架空两公司），“聘用”英国工程师主持局事。苏浙保路运动中的首次“公车上书”以失败而告终。

以汤寿潜为代表的浙江铁路公司，绝不屈服于清政府的借款方案，掀起了更大规模的保路运动。汤寿潜多次致电军机处，谴责邮传部“掩耳盗铃”，“不渴而饮鸠”，强烈要求把盛宣怀逐出邮传部，甚至要以辞职抗议盛、汪的任命，从而与清政府形成尖锐的对抗。1910年5月（农历），浙路公司召开第五届股东大会，决议公推汤寿潜进京交涉。不料，汤寿潜人未进京，即收到“圣旨”，“即行革职，不准干预路事。”浙路公司的保路运动中的第二次“公车上书”，胎死腹中。

宣统二年9月14日（1910年10月16日），浙路公司再次召开股东临时大会，决议公推朱福诜为代表，进京交涉。这是浙江保路运动中的第三次“公车上书”。

被列入我国首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的《汤寿潜与保路运动档案》，收录了《朱福诜致浙路全体股东暨董事函》，就是浙江保路运动中第三次“公车上书”的历史记录。

△《朱福诜致浙路全体股东暨董事函》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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