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时（1053~1135），字中立，福建将乐人，北宋熙宁进士。政和二年壬辰（1112）春，年已六十的他到萧山任县令，至政和三年癸巳（1113）冬任满离萧，首尾历时近两年。在萧任内，他主要办了两件大事：一是下大决心发动县民，修筑湘湖这个大型人工水库，解决“蓄水溉由化等九乡田十四万六千八百余亩”的水源保障，为九乡农业的旱涝稳收打下基础；二是大兴儒学，传授他师于“二程”（北宋理学祖师程颢、程颐）而又有所创见的“道南”理学，为理学南渐开了先河。关于前者（开筑湘湖），乡贤清代毛奇龄在其所著《湘湖水利志》中，对杨时开建湘湖及建成后所发挥的效益，有较概括明确的记述，笔者和一些本土学者从不同角度，有所考析和论述，当然还有深度文章可做，相信会有高论迭出。本文则企望拾遗补阙，专就杨时在萧讲学的一些相关问题作点寻踪考述。这些在史籍上缺乏具体文本记载的问题，包括：杨时政事公务繁忙，还会有时间来传道讲学吗？杨时一到萧山，各地先后前来从师听讲者累计达千余人，当时萧山县城有这个容纳和讲授的场所吗？再是，杨时在萧山讲学，主要讲了些什么呢？这些问题，史籍并无现成答案。笔者只能就事论事，硬着头皮，在故纸堆中爬剔搜罗，小心求证，寻检信据了。至于有关讲课内容，笔者在此文中只能谈点主观看法，皮相之见，对杨时讲授种种理学观点的评价和批判，则不属拙文范围。

杨时

一在开筑湘湖的同时，杨时做好讲学准备

杨时主政萧山时，在勤政亲民、督造湘湖的同时，以一定精力兼顾讲学、传道论理，是历史事实。《宋史》载：（源于“二程”之）“道南之学实肇始于萧山，盖自游定夫（游酢），杨中立（杨时）先后官此，而罗从彦又从而学焉”清张伯行《杨龟山集序》云：“自先生（龟山）官萧山，道日盛，学日彰，时从游千余人，讲论不辍，四方之士，尊重先生也至矣。”“杨时安于州县，未尝求闻达而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远千里从之游。”（转见《萧山儒学志》）古时把离家到外地投师求学称为“游学”，“从游”、“从之游”，即指此。曾有人问：修筑湘湖，兹事体大，要兴师动众，把这项事关环湖各乡广大乡民生产、生活的大型水利工程组织好、实施好，同时又有许多政务公事要对付，作为一县之令，杨时本已够忙的了，他还能有时间和精力用来讲学传道吗？

罗从彦

回答是肯定的。这里，杨时高超的领导才能起了决定的作用。纵观湘湖之建成，杨时主要抓了三条：一是调查、规划好。在县民久有筑湖诉求、朝廷也在神宗时早就“已可其奏”并颁谕准行的情况下，杨时一到萧山，就顺着主流民意，冒着久旱酷暑，抓住水利重点，立即亲自环湖巡察，“躬历其所”，实地踏勘，通过“集耆老会（汇）议”，倾听各方意见，集思广益，本着就其（地）形（山）势，傍山为湖，其无山可依者，筑土为塘（堤），分设闸口十有八处，以司启闭，溉利广袤农田的思路，制订了施工计划，并报州郡和朝廷认可，使组织施工者和广大民工心中有蓝图，行动有目标。二是制定政策好。修筑湘湖，把一个原先旱涝由天、硗薄荒芜的潟湖（西城湖）改造成能溉田十四万多亩的淡水湖泊，时间紧迫，工程量大，既不能用实银付酬的“雇工”之法，也不能用无偿劳民、硬性摊派的“徭役”之策。杨时征求良策，决定实行按受益田亩合理负担“湖耗”、“谁受益谁出工”的“均包湖米”制度，从而使抢在旱季抓紧筑湖，成为广大受益农民较为自觉承担的硬任务。三是善用人才好。开筑湘湖，作为一县之长的杨时运筹擘划、拿“大主意”固然重要，而要付诸实施，却决然少不了一个对工作高度负责、执行力很强的组织者、实施者和具体指挥者，慧眼识人的杨时，将一位先于他抵萧任职的能吏放在筑湖具体指挥的岗位上，这个人就是县尉方从礼。前面提到的“均包湖米”办法，方从礼实为主要设计者和践行者。筑湖从制订民众出工方案，下达派工、组织施工到检查验收，从礼始终在第一线全程参与，正如湘湖建成后杨时所评价的“仕于州县，诚心爱民，若吾从礼者无几。”（见宋·许景衡《横塘集》卷十九《方文林基志铭》）有了这样一位低调实干，完全能独当一面的得力助手，杨时就只要勤抓落实，在一些关键问题上统筹协调、拿拿主意就行了。这就使得杨时能更好地实施政、法合一的治理得以落实，还使得他能腾出一定时间、精力来讲学传道成为可能。

湘湖边的杨时塑像

事实上，杨时在当浏阳和余杭县令时，都有过利用政余时间讲授理学的实践。但他在任浏阳令时，在一次赈济饥民时万不得已动用了一点仓储粮（经潭州知府认可），此事被“无贿必梗”的漕使胡师文知道后，硬是謷杨时是“僭越”之举而直奏朝廷，使杨时受到了革职处理（一年后免究解脱）；在任余杭县令时，杨时又因抵制当时权相蔡京欲在余杭修筑母墓并在墓前挖湖壮色的劳民兴土计划、冒着“得罪”权贵在所不顾的风险，巧为周旋，耗了不少心力，才阻断了蔡京的“靡费劳民”之欲。尽管杨时在浏（阳）余（杭）两县任令期间写了不少讲学要点（《浏阳所闻》《余杭所闻》），由于有上述这些折腾，他的讲学设想，或未能全部如愿授毕。这次，他来到曾同他一起“程门立雪”好友游酢多年前当过县尉的萧山当县令，尽管自己已“齿豁头童今老矣”，但还是“愿言夷险不须问”，决心迎难而进，好好为政。萧山是与杭州一江之隔的“入越首驿”，随着已有一定知名度的杨时的到任，很快兴起一波“四方之士”千余人赶到萧山“从之游（学）”的盛况，也就不足为奇了。显然，杨时对此是作了思想准备的，他有条件和能力从容应对。

二各地仰慕杨时者，来到萧山设在雷壤的学宫“游学”

“四方之士”“千余人”一下子涌入萧山县城要来听杨时讲学，别的先不说，光这“住”就是一个大问题。笔者觅于故纸，终于找到了一个让这些“从学者”有个非常合乎逻辑的必然去处，那就是当时萧山的学宫，又称黉门，惯称文庙。文庙是由官方饬建的崇祀孔子的场所，因此亦称孔庙、夫子庙。我们知道，在唐以前，从京城到地方，均无单独的孔庙，当时孔子是和周公（姬旦，周文王之子，周代礼乐制度的制订者，即所称“周公吐哺”、礼贤下士的大贤臣）合祀的。唐太宗贞观四年（630）朝廷始颁诏令“（各）州县应立局（设专门机构）致祭（孔子）”。唐高祖武德二年（619）颁诏孔子庙单设。这意味着各州县都有了独立的文庙：宋太祖建隆三年（962）诏：“（各）文庙（戟）门（前）立戟十六。”以提升礼祀规格。《萧山县儒学志》卷一载：“学宫。萧山儒学（即学宫）宋初在（县）治（县衙）东南里许曰雷壤，”卷二则载明（萧山孔庙）“大成殿。宋崇宁三年（1104），殿以大成为名。政和元年（1111）颁额于文庙。本（清）朝仍之。”这说明，自宋初至清，萧山文庙即学官处所，一直存在。据省历史学会会员王炜常先生考证：“萧山学宫始建于宋初，故址名雷壤，旧有芹沂桥，即今常源弄南。”（1998年8月14日《萧山日报》）为表述更符合近年来城区建设后的现状，2012年3月王炜常又明确认定（萧山城区一些历史街坊名原址）：“雷壤，位于芹沂桥南，即今百尺楼西，蔡家弄东，北宋建学官于此。”大成殿是文庙学宫的核心建筑。在杨时到萧山任令的前一年刚颁了新额，这又说明，文庙的核心建筑经修茸一新，一座相对完整的文庙当时是确然存在的，可用的。

《萧山县儒学志》

慕杨时之名来萧山“从之游（学）”的“四方之士”住何处？答案就明白了：在位于萧山城内雷壤的文庙里。

我们知道，唐宋以来，朝廷一再重申州县及以上的文庙为“莘莘学子之黉门”，国之“正学”。为提升其崇尚地位，文庙学宫是越建越讲究，从建筑范式、内部设施乃至祭祀器具和仪式规则等，朝廷及太常院（类最高教育机构）先后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县级文庙既是纪念、祭拜孔孟之所，又是培养人才的官办学府，其建筑物除核心建筑大成殿外，还包括崇圣祠、圜桥、东西两庑、名宦堂、乡贤祠、明伦堂、教谕廨、训导廨、云龙阁、射圃、学池和接纳来祀膜拜以及听讲者食宿的“斋宿所”、“学舍”等，真可谓是一个庞大的建筑群。宋之理学，其主要是在对孔孟经典的一宗诠释。有了这样一处离当时县治（县衙）才一里许的好阵地，这对杨时讲学实在是最好不过的保证了。

需要说明的是，各地来萧从学的士人，都是自带简单行李和文房四宝的，按古人求学惯例，他们来听讲学，除带些“束脩”（干肉）送给老师表示敬意和酬谢外，总的都是轻装简从的。再要说的是，“千余人”其实是约指先后陆续来学（和离去）的人次，有的人是听讲了几天、十几天就离开了，有的可能是听了一两个月或更多一些日子才离开的，其中有的听了几堂课后还要去州郡应举或上京赶考，或还有其他家事。总之，听课时间可长可短，听讲形式和规模可大可小，来去是很方便、自由的。

三《经筵讲义》《萧山所闻》当为杨时在萧讲学提要

本文对杨时一生阐发的理学学说不作评说，只对他在萧山任令期间讲学“讲些什么”作点浅显的析述，我们知道宋时讲学有三种情况：一种情况是让讲学者在书院讲。这可以收弟子，把学者自已最新的研究成果通过精微的学术表述，传授给领悟力强的门生，以继承他的学说；还有一种是“无官一身轻”，办私学，就在家里讲学。杨时就有好几次在家塾讲学的经历。其时来求师从学的人未必会很多，但相对稳定，讲的内容可比较系统和专深。如杨时写了《经筵讲义》，讲《尚书》《论语》《孟子》等，或可按《讲义》一章一章地讲。再一种情况，就是他当时正当着官（有实职的官），公务相对繁重，讲学当是兼顾之事。而且虽然“从学者”不少，却往往真正住下来学的时间长短不一，加之程度不同，需求有别，这时，他固然可以按《经筵讲义》讲（如《论语》他写了讲义《巧言令色章》《吾日三省吾身章》《君子不重则不威章》《贫而无谄章》等九章），但因为这种学习有点像现今的“普及班”“速成班”，讲学就更要讲求针对性、通俗性。至于像罗从彦、陈渊等少数悟性好、又很勤奋的学子，当然会有更多的教诲和切磋，那就是“提高班”了。杨时到萧山后的头三个月，写过一组题为《萧山所闻》的提要式文字。“所闻”的“闻”有传布、传播的意思。《萧山所闻》就是杨时在萧山传布的理学观点，共十五条，一般每条百字左右，最长一条近三百字，而最短一条才八个字，如第十二条：“上治，如所谓正已也。”从字面上看，是讲皇上治国有方，必导致天下大治，而首要关键，就在于皇上本身的“正已”。这八个字，也许杨时引经据典，可侃侃而谈个把时辰呢！综观十五条，每条都有一个侧重点，主要是对《论语》《孟子》这些经典著作中某些论点的阐述，乍一看，好像有点从理论到理论，“空对空”，但细一品味，应是切中当时时弊，有所指的。如《萧山所闻》第六条讲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的问题，曾有人问他：这位春秋鲁国大夫柳下惠（姓展名获、字禽，“柳下”为其食邑封地，“惠”为其死后谥号）曾有功于国、且有“坐怀不乱”之美名，并拥有“三公”之爵位，为什么他拒当王朝大官，而自愿在封地当个小官做点有益于黎民百姓的实事？并问：“这怎么知道他是耿直刚介呢？”（按：提问者或有为杨时年六十而仍在当县令感到不平之意）杨时的回答是：“只不卑小官之意，便自可见。如柳下惠之才，以为大官，有何不可？而乐于为小官，则其刚介可知矣！”对德高望重、有资格当大官却“乐于为小官”的柳下惠竭力赞杨：杨时在《萧山所闻》中，谈到孔子曰“天地之性，民为贵”是“人性特贵于万物”之理，肯定了“人为贵”的至理，但他的民本思想却没有后来孟子所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锐利和精辟；他推崇《孟子》里的许多话“妙语在焉”，认为有些符合“达理”，符合“尧舜之道”的事，行之则至，就看你是不是能下决心在“于行止疾徐之间，教人做了”。这使人联想到他一到萧山就在调研并倾听民声后，把几位前任久拖不行的开筑湘湖之事毅然决然“教人做了”，就像今人所说的“有些事，看准了，还犹豫个啥，干就干呗！”我想，杨时《萧山所闻》的十五条，在他讲学中，准会结合他此前早就写好的《经筵讲义》加以宣讲，设法让仰幕者听得下去、听得进去的。

前面说过，本文不涉及对杨时一生的理学体系作总的学术评价，只是根据极有限史料，对他在萧山文庙讲学之事作一点粗浅的推测性的描述罢了。

四联系到筑湖、讲学之事，有几个人非提到不可

俗语说：“一条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杨时在萧短短两年，干了开建湘湖、兴办儒学两件事，离不开三个好帮手，除了前面介绍过的督修湘湖的实干家、县尉方从礼能独当一面、挑重担、出主意、指挥治湖事宜以外，还有两个人是：杨时的学生、女婿陈渊，以及杨时杰出的学生罗从彦。

先说陈渊。渊，字知默，又字幾叟，福建沙县城关人。十八岁乡试第一，二十六岁师从杨时学，深得赏识，不久成为杨时女婿。其时好学的陈渊还未踏入仕途。根据陈渊本人乞“拜岳父为师（父）”的请求，杨时让他在自己身边研读经典，并参加社会实践。此举一开始就与“任人唯亲”划清界限，被岳婿双方严格遵守：其一，陈渊没有薪俸，一切生活费用，全由杨时悉数提供，不花公家一分钱；其二，陈渊以师礼侍杨时，在研读典籍上虚心求教，且常有平等探讨，使陈渊在学术上有所悟新，正如陈渊后来忆杨师时称“我于公门、亲则子婿，恩已笃矣，又兼师资之义”。纯正的师生关系，贯穿二人在萧近两年经历的全过程；其三，杨时没有给陈渊任何一点官衙可享到的“特权”，倒是经常给他“压”苦差事。杨时乍上任时冒着暑热作环湖调查规划，陈渊是忙碌的测量员、调查员，还是杨时即时口授某些工作意见的誊录员；在制订湘湖修筑计划的过程中，陈渊还帮方从礼做了不少诸如计算、造册等文牍工作。可以想见，他自然也会提出一些好的建言。他是哪里需要往哪里奔。湘湖工程全面开工前，他在杨时擘划下主要帮助方从礼一起做些事务性工作：杨时在文庙开始业余讲学活动后，陈渊就干脆住在学宫，帮助做好教务工作，杨时每次讲课后，分组讨论，他会以较丰富的学识积累和领悟力，做点教育辅导，又帮学宫做点具体的服务工作，春节期间，县衙一些吏员役丁轮流休息，讲学活动暂停。而陈渊只写了一封家信“寄内”，决定自已就在萧山过年。这里讲个细节：那年（致和二年）除夕前两天，萧山县城雪后初融，他选择去觉苑寺（江寺）看看，那天寺的正门没开，他是叩开边门进去的。他写的《萧山觉苑寺雪后杜门》一诗告诉我们那天上午他的际遇和寂寞心境。全诗十二行，下摘六行：“雪融簷溜如秋霖，古寺掩关无足音。……老僧劝坐煤以火，茶鼎静听似蝇吟。……浮生半日未易得，邂逅胜境聊安心。……”是啊，“浮生半日未易得”！这位淡定、低调的陈渊，平时协助杨时治湖、兴学，确实也太忙了。我们知道这位在萧山待过两年的陈渊，后来被赐进士出身，官至监察御史，再升左正卿。他仗义执言，对朝廷提交了很多好谏议，最后被秦桧忌根、压制而罢官，后授台州崇道观主管，留下《默堂集》30卷。《四库全书》有收。

《默堂先生文集》

再说罗从彦。从彦（1072~1138），字仲素，福建沙县人，先祖江西南昌（旧属豫章郡），人称豫章先生。他比陈渊大三岁，两人原来就认识。闻杨时得“二程”之学，慨然慕之。杨时任萧山县令，他自带干粮被蓆等生活品，硬是徒步从沙县走到萧山，是杨时到任萧山令后最早找上门的学生。当时杨时带陈渊正一头扎在踏勘西城湖（湘湖前身）四周旱情，为尽快开筑新湖（湘湖）做准备，从彦二话不说，也一起跟着巡湖，做些杨时吩附的具体事。晚上就和杨时交谈，向杨师提问请教，这样白天忙“湖”事、夜晚谈“学”事，几天下来，从彦服了，他高兴地说：“不至是，几虚度一生矣！”（“如果我不到这里来，那我几乎就会虚度一生哩！”）杨时也说，迄今为止，在我众多的学生里，“唯从彦可与论道。”（“论道”此处意为深入讨论哲学问题）一次，杨时在讲学时，提到他的老师程颐对《易·乾·九三爻》和《九四爻》等卜文有精辟见解；学孔孟之道，也得研读《易》。罗从彦便不惜卖田鬻房作盘缠，前往洛阳，当面向程颐请教，发现程颐所说与杨时讲的精神一致。从彦于是再回到萧山，师事杨时更加虔诚。他跟随杨时潜心钻研，并常和陈渊切磋，还勤于写读书心得，“积学以贮宝”。为其后进一步自学和著述打实基础。从彦在萧从学杨时期间，还关心湘湖建设，辅导一些同学在听讲课后的“消化”工作，并瞅机会和杨时面对面探讨，深得杨时赞誉。目睹湘湖当年基本修成并发挥效益、在周边农田丰收在望时，告别杨师和学友陈渊回乡。在萧山约住了半年多。回乡后，他不急于谋事当官，而是勤于学问，边深研学术，边兴学授徒，边挥笔编著，撰写了《尊尧录》，编注了《二程先生语录》等文集。带出了像李侗这样一位有影响的理学家（朱熹之师）。后因为谋生需要，从彦按当时的荫补制度（即子孙借先辈功勋，可未经考试取得入仕权利），被朝廷直接任命为地方官，当了广东博罗县主簿，直至卒于任上。

从杨时到任萧山县令之时上溯二十八年，杨时的好友游酢曾来任萧山县尉，那时开筑湘湖还不是一个话题：由于其时游酢已较早接触了“二程洛学”，有说谓游酢在萧也有过讲学之举，但规模和影响都还很小。而此次杨时主政萧山，首尾两年，才两年呀，开筑湘湖，大兴儒学，干得有声有色。杨时，还有在他麾下的三位得力助手——方从礼、陈渊、罗从彦，都在萧山留下了施展才能的印痕。杨时开筑湘湖距今已九百多年，历经沧桑后的湘湖，变得越来越美了。历史需要发展，当然也需要记忆，有记忆才谈得上扬弃和传承。让我们记住他们，记住那些在萧山的发展史上多少付出过心血，作出过努力的先人们，感恩他们，纪念他们继往开来，踏实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