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导读—— 今天的“三贤堂”建于2021年，在苏堤第二桥（锁澜桥）和第三桥（望山桥）之间。三贤是哪三贤？白居易、林逋和苏东坡。 在西湖上泛舟过的文人墨客如过江之鲫，在漫长的时间长河中，人们为什么把这三人并列放在一起祭祀？尤其是把林逋和白居易、苏东坡放在一起，似乎令人摸不着头脑。 西湖文化发轫于白居易，杭州为官三年，白居易写下近300首（篇）诗文，让西湖广为人知，而苏轼二度为官，“欲把西湖比西子”，更是让人们对西湖耳熟能详。一条白堤，一条苏堤，成为西湖的文化和民生符号。 但正如姜青青文中所写，林逋虽无功业于世，却把毕生精力倾注在了西湖，是名副其实的“西湖诗人”。是林逋加快了西湖从一个自然湖泊到文化山水的转变。后人为他们仨修建三贤堂用意甚明，三人是西湖文化形成与定格的元勋。 “三贤堂”就是杭州城市气质的由来，就是西湖文化的代表，这，是后人把三贤并列的缘由。（李郁葱） 
三贤堂复原图。陈香佑、曲晏娇绘（沈实现、晋亚日指导） 正文从这里开始—— 他们从三贤堂走来 北宋末年，孤山广化寺（原孤山寺）在原有唐代竹阁遗迹祀奉白居易一人的基础上，添加了林逋与苏轼，由此第一次出现了三贤堂。把先贤汇聚一堂便于人们的瞻仰，但在后来的时间里，三贤堂却几经变故，这些故事都在流传至今的一些古画中得到了展现，本文为你一一道来。 
宋版《咸淳临安志·西湖图》上的三贤堂。姜青青复原图 西湖诗人林和靖“送礼”送什么？ 西湖的那个深秋傍晚，很寻常，却因林逋而变得富有诗意。 白居易曾说“孤山寺北贾亭西”。而林逋那时就在这座名寺（在今西泠印社）的端上人斋房喝茶闲坐。他凭栏眺望晚景，北山朦胧的山林中依稀可见寺院的飞甍高檐，水上渔舟已无踪影，却漂浮着一方方错综相连的葑田。他忽发灵感，吟诗一首： 底处凭阑思渺然？孤山塔后阁西偏。阴沉画轴林间寺，零落棋枰葑上田。秋景有时飞独鸟，夕阳无事起寒烟。迟留更爱吾庐近，只待重来看雪天。 林逋诗歌的卓越之处，是在自然界最是寻常不过的四时晨昏、山水草木中，拈出一种独到境界的诗意，并为诗歌带来一种新的趣味和范式。留意这首诗的颔联“阴沉画轴林间寺，零落棋枰葑上田”，黄昏中的林间山寺很黯淡，恰似一轴褪色古画，而块块葑田又将湖面化作了一枰棋盘。 对于这两个比拟，林逋自己也很得意，可能还请画师描绘过。他在《酬画师西湖春望》诗中描绘的“一样楼台围佛寺，十分烟雨簇渔乡。鸥横残葑多成阵，柳映危桥未著行”，虽是早春景色，那意象却是从前面诗中承续而来的。而承续和推崇林逋这一轴画、一盘棋的人还很多，钱锺书先生说，从此诗以后，这两个比喻就常在诗里出现，比如“何人为展古画幅，尘暗缣绡浓淡间”（滕岑），“古寺正如昏壁画”（程孟阳），“田似围棋据一枰”（黄庭坚），“秋田沟垄如棋局”（文同），等等。 林逋隐居孤山时的西湖水很浅，湖中多有菱茭、莲藕、芡实以至水稻种植，年久植株腐化如泥，木框一围即成“葑上田”，水涸又成“葑田”。都说好诗离不开生活的土壤，林逋的诗就有不少根植于西湖的葑田里。他有《莲荡》诗写满塘荷花一如聘婷玉女：“楚妃皋女一何多？裳似芙蓉衣芰荷。”他的《菱塘》诗从水上菱叶想到铜镜菱花：“含机绿锦翻新叶，满匣青铜莹古花。”都知道林逋的梅花诗是一绝，不承想他眼里的葑田竟也诗意盎然！ 好友“瑫兄”是一所寺院首座，因为住持外出而代理院事。林逋托人捎信问候他：“秋凉体履清适？大师去后，曾得信未？院中诸事如常否？今送到少许菱角，容易容易……”说这随信相送的菱角，都是平常之物，您收下就别客气哦！朋友间的礼尚往来，也与葑田有关。 
林逋《自书诗卷·春日斋中偶成》。故宫博物院藏 蟹在杭州向来叫作“湖蟹（hā）”，最早也是西湖葑田的特产。所以林逋的箸下笔尖，少不了也有湖蟹行走。他的《西湖晚归》写到：“水痕秋落蟹螯肥，闲过黄公酒食归”，一向清苦的隐居生活难得有此美味。再看这句“草泥行郭索，云木叫钩辀”，状写湖蟹横行（称郭索）于葑（音feng）田上，鹧鸪鸣叫（称钩辀）于高树间，这平常景象被两个极少见的叠韵连绵词一描述，新奇又工巧，后来欧阳修、沈括和朱熹见了都叫好不已。黄庭坚写诗“草泥本自行郭索，玉人为开桃李颜”，干脆直接“截取”了他的原创。 这诗意的生活也让他对那些辛勤劳作的葑田租户心存关爱，一首《葑田》诗说：“淤泥肥黑稻秧青，阔盖春流旋旋生。拟倩湖君书版籍，水仙今佃老农耕。”葑田堪比良田，祈愿神灵保佑耕者有其田，使这方水土的诗情画意常在人间。梅尧臣评价林逋的诗作，“若高峰瀑泉，望之可爱，即之愈清，挹之甘洁”，他的诗品中满满的是人品。 林逋虽无功业于世，却把毕生精力倾注在了西湖，是名副其实的“西湖诗人”。西湖文化发轫于白居易，而林逋使西湖加快了从一个自然湖泊到文化山水的转变。西湖的清雅格调、恬淡意境、中和意韵，无不因林逋而成为一种极具魅力的人文底色。他的《山园小梅》描写的“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断魂”，被誉为咏梅的千古绝唱，而且像“先偷眼”“合断魂”的艺术描写，开启了西湖拟人化的意境，是苏轼“欲把西湖比西子”予以西湖人格化定格的先声。后人为他们仨修建三贤堂用意甚明，三人是西湖文化形成与定格的元勋。 北宋天圣六年（1028）林逋去世，仁宗皇帝特赐谥号，称为“和靖先生”。  林逋《菱角帖》。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我不识君曾梦见”——苏东坡与林和靖的珠联璧合 对和靖先生来说，葑田是柴米油盐，也是诗词书画。然而，世事难料，沧海桑田的变化也给西湖带来了生死抉择。 林逋去世一甲子后，西湖葑田蔓生，葑泥堙塞。哲宗元祐五年（1090），在杭州知州苏轼眼里的北山和南山之间，不是葑横，便是葑合。差人丈量，湖上葑田计有二十五万余丈。加上杭州迭遭旱灾，西湖日益干涸，湖将不湖。于是苏轼一方面禁限葑田，另一方面发动民力疏浚西湖，刈除葑草，修筑一条湖上新堤，以此救灾，也是救湖。 这年四月二十八日，他在州衙官吏的陪同下，一早北出凤凰山州衙双门（今万松岭路东端，南宋皇城在此建和宁门），登临吴山，祭祷“城池护神”城隍。 这次祭祷非常隆重，苏轼甚至在奏报朝廷的《杭州乞度牒开西湖状》之前（这篇著名奏章要到五月初五日才上奏），就专门写下一篇献祭“祝文”。吴山祭祷结束后，又去涌金门外西湖边的“水族统领”五龙王庙接着祭祷，然后再去宝石山下的“钱塘龙君”水仙王庙祭祷。先神明，后朝廷，一日三祭，不惮烦劳，可谓虔诚至极。 三处“祝文”其实就一篇文章，中心意思就是为生灵百姓浚治西湖，祈祷神明大力佑护。其中说到：“杭之西湖，如人之有目。湖生茭葑，如目之有翳。翳久不治，目亦将废。河渠有胶舟之苦，鳞介失解网之惠。六池化为眢井，而千顷无复丰岁矣……”这是苏轼第一次将西湖比作人的眼睛，希望在接下来的西湖疏浚中，得到神助，“复有唐之旧观，尽四山而为际”，还唐代西湖的本来面目。 也就在这时，苏轼见到了一卷林逋《自书诗卷》。见字如面，眼前这件墨宝让他记起自己曾梦见过和靖先生，双目炯炯，道骨仙风，印象极深。而字如其人，这书体竟然也那么清瘦。 和靖先生一直就是自己景仰的先辈，现在竟然一梦而见，一见其真，苏轼大感奇妙，便即兴在诗卷之后题诗一首： 吴侬生长湖山曲，呼吸湖光饮山绿。不论世外隐君子，佣奴贩妇皆冰玉。先生可是绝俗人，神清骨冷无由俗。我不识君曾梦见，瞳子了然光可烛。遗篇妙字处处有，步绕西湖看不足。诗如东野（孟郊）不言寒，书似留台（李建中）差少肉。平生高节已难继，将死微言犹可录。自言不作封禅书，更肯悲吟白头曲。我笑吴人不好事，好作祠堂傍修竹。不然配食水仙王，一盏寒泉荐秋菊。 诗中盛赞林逋生活的环境、作为隐士的高洁、诗歌的特点，以及耿介不媚的高风亮节。但苏轼写字好丰腴，林逋书法则偏于纤瘦，是以他开玩笑说，林逋书法极像宋初李建中的字，俊瘦，但少了点“肉”。林逋《葑田》诗他也是读过的，想到自己刚去过西湖葑田的“地主”水仙王的庙里祭拜过，于是又不无开玩笑地说，和靖先生祠也太狭小了，应该请他来孤山水北配享水仙王，将漫漫葑田管起来。 玩笑归玩笑，林诗苏跋，珠联璧合，也算是他们留给杭州的一件珍贵作品。  南宋李嵩（传）《西湖图》苏堤第三至第四桥段，与西山之间可见大片葑田，左下圆图为三贤堂放大图。上海博物馆藏
两宋三建三贤堂 “忽惊二十五万丈，老葑席卷苍云空。”苏轼终于完成了西湖疏浚和新堤修筑等惠民工程。这是西湖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工程，不但西湖再次得到治理，苏堤与白堤从此一同支撑起西湖景观的基本格局。 北宋末年，孤山广化寺（原孤山寺）在原有唐代竹阁遗迹祀奉白居易一人的基础上，添加了林逋与苏轼，由此第一次出现了三贤堂。 但三贤堂后来却几经变故。 宋高宗定都杭州后，为宣扬“君权神授”在孤山大建四圣延祥观，竹阁随广化寺被迁至北山路口，三贤堂则被废弃。 直到孝宗乾道五年（1169），知临安府周淙某天读到一百四十多年前林逋的那幅《自书诗卷》，以及八十年前苏轼在林逋手迹后的题跋“不然配食水仙王，一盏寒泉荐秋菊”，深有所感，便利用宝石山下水仙王庙东侧厢房，重建三贤堂。当时的水仙王庙人多嘈杂，周淙在此恢复三贤堂，也是期望以三贤名望抑制这庙中的喧闹氛围。这番操作让消失多年的三贤堂重回湖上，功莫大焉！但他做事还是稍欠考虑，由此带来了三贤堂的再次迁建。 半个世纪后的宁宗嘉定十五年（1222），临安城再遇旱情，时任知府的袁韶某天来到水仙王庙祈雨。但见这水仙王庙坐北朝南，水仙王像华彩鲜丽，居于正堂之上，而三位先贤塑像只能“俯首”居于祠庙一侧。周淙当初将三贤堂建于这里，意在抑制庙中的喧闹，现在看来收效甚微，因为知府大人前来祈雨，官府的帐篷在此随处搭建，乱糟糟的，毫无敬重之意。更有一班吏卒喧嚣其间，箕踞堂前，拜谒三贤应有的礼敬氛围荡然无存。 
林逋《自书诗卷》苏轼题跋。故宫博物院藏 而当袁韶了解到那卷林逋手迹和苏轼题跋后，更觉得周淙做法不妥。苏轼诗中只是说到林逋可以“配食水仙王”，周淙却把苏轼连带白居易也一并请入水仙王庙“配食”祔祀，仿佛水仙王的“陪客”，太过分了！ 当时苏堤西侧还有一片葑田，袁韶在“正当苏堤之中”寻得葑田上一处荒废的花坞，便上书朝廷，说此地“前挹平湖，气象清旷，背负长冈，林樾深窈，南北诸峰，岚翠环合”，提议将三贤堂迁建于此。《咸淳临安志·西湖图》在苏堤第三桥（望山桥）和第四桥（压堤桥）之间，标有三贤堂的位置。袁韶好友程珌的《三贤堂记》说，花坞之地在苏堤西侧百步方位（约合150米）。 嘉定十五年（1222）冬，在得到朝廷认可后，袁韶开始在花坞兴建堂宇，次年春天，新的三贤堂竣工。《咸淳临安志》记载，三贤堂“祠堂之外，参错亭馆，周植花竹，以显清概……又有堂三，曰‘水西云北’，曰‘月香水影’，曰‘晴光雨色’。”三堂题名分别点出了三贤歌咏西湖的诗作名篇。 袁韶迁建三贤堂本是为了让三贤免受滋扰轻慢，用为教化之所。但此后他却有违初衷，竟然让人在三贤堂里干起推销官酒的勾当。有人题诗讽刺道：“和靖东坡白乐天，几年冷落在湖边？如今往事都休问，且为袁韶办酒钱。”意思是说，以前你们仨总是抱怨在水仙王庙被冷落了太久，现在你们乔迁于此终于火了，所以赶紧帮着知府大人多卖几个酒钱吧。此诗一出，袁韶脸红了，赶紧叫停这三贤堂里卖酒吃的怪事。  南宋马元忠《山水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古画中的“两座”三贤堂 三贤堂迁建苏堤之后，南宋马元忠《山水图》（《宋画全集》未收入）画出了三贤堂。宋元时期的写实画作《西湖清趣图》（作者不详），三贤堂也在其中。 将《山水画》与《西湖清趣图》上的三贤堂放在一起看，可见两者之间的很多细节：一是入口两旁的围墙构造两幅画非常相像，但围墙内《山水画》仅有园亭存在，《西湖清趣图》则画有长势茂盛的丛竹。二是入口处《山水图》只有两杆红色望柱，而《西湖清趣图》却有一座红色木衡门，如同古代城市坊巷口两柱夹道、横梁题匾的牌坊。三是两幅画随后均绘出一座拱桥，但详略各异。四是《山水图》在拱桥之后为一甬道，两侧设置栏杆，栏杆之外岸芷汀兰，而《西湖清趣图》过桥接一方整平台，临水四周围以栏杆，植以桃树，但水面上空无一物。 《咸淳临安志》说“周植花竹”，程珌也说“栽花莳竹，石梁卧虹”，可见三贤堂一带有花有竹，《西湖清趣图》所绘更符合事实。而拱桥的描绘，也是《西湖清趣图》更多细节，更胜一筹。 当然，《山水图》属于山水画，重在写意，而《西湖清趣图》是界画，偏于写实，两者的艺术构思、景物取舍和风格技法各不相同，并不能强求一律。而且，三贤堂存在苏堤半个多世纪，这期间园林花木的四时枯荣，入口木门受自然侵蚀而有重修、更替和变化，由此造成三贤堂建筑细部和生态环境在不同图像之间的差异，当属正常。 
宋元佚名《西湖清趣图》中的三贤堂。弗利尔美术馆藏 再看这两幅画上三贤堂主体建筑。两者均绘有黑色墙面的廊庑，里外都有垂柳栽植。《山水画》上的廊庑更为规整，四方围合三贤堂主体建筑；廊道进门处设有栅栏，内外壁上洞开壸门状的半圆形窗户；正堂为一主两挟屋，当是奉祀三贤之堂；之后便是一片空地。《西湖清趣图》上的廊庑不甚规整，营建于主建筑两旁与后侧；两侧廊庑各又接出一廊道，旁通一南一北水岸边的两座位置对称的水堂；主体建筑前设围墙，中开门厅，门厅后为正堂，也是一主两挟屋；紧贴正堂之后又有一后堂。
两幅画中的主体建筑只有正堂有相似度，其余建筑在形制上颇多差异，甚至彼有此无，不一而足。造成两者之间差异的原因，除了画种风格的不同之外，或许《山水画》所绘为南宋中期初创未久的三贤堂，《西湖清趣图》上的则是南宋末年的构建。两者前后相隔数十年，而后者在前者基础上更有修缮、改建、新建之处，这也正是程珌《三贤堂记》末尾所歌“傥来者之能必葺兮，期分尔席之西东”之意。 苏堤三贤堂存世也有半个多世纪，宋亡之后被圮废。元代至元三十一年（1294），三贤堂重建于杭州城内西湖书院，由此退出西湖景区。 2021年，在苏堤第二桥（锁澜桥）和第三桥（望山桥）之间，与小瀛洲“三潭印月”隔水相望的东侧绿地上，建起了三贤堂（与历史上的三贤堂相隔甚远）。在山清水秀的西湖边，三贤隔着时空又相聚于一处，与他们曾经凝眸的西湖朝夕相处，他们也定格成为风景的一部分，融入到西湖景色之中。 感谢原文作者及发布媒体为此文付出的辛劳，如有版权或其他方面的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杭州文史网观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