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称蚕为忧虫，是因为它从小到大极容易生病，因此养蚕的人们也就时时刻刻都在为它担忧着。
我们知道，现代科学已经清楚地告诉人们，引起蚕病的原因有病毒、细菌、真菌、原虫、寄生虫以及各种有毒气体，因而症状各不相向，防治措施和各种药剂也都已经大致弄明白，蚕病已不可能在今天蚕农的心理上造成多大的压力了。但是如果让历史倒退100年，情况也就大不一样。历史上，蚕病曾经给我们的祖先带来多大的烦恼和痛苦，这是不难想象的。
为了防治蚕病，我们的祖先一直在苦苦摸索着一整套的办法。当然，他们当年所摸索出来的这些办法，有的可能有一定的合理性，而有的则往往带有极大的盲目性。不管这些办法有用没用，是对是错，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却一概以为是天经地义，而且都带有一定的神圣意味。甚至蒙上了一层神秘的外衣，被当作一种风俗习惯而世代相承，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是强迫着每一个人都得遵循的。

首先我们要说的就是“关蚕房门”和“开蚕房门”这两种颇为奇特的风俗。在拱墅一带蚕乡，旧时一到养蚕季节，就严禁自家人以外的任何人进入蚕室。他们生怕外人进蚕室会冲撞了蚕神，蚕神一不高兴，事情就会麻烦。也有的人说是怕外人把外面的凶神恶煞带进门，似乎也蛮有道理似的。一直要到采罢茧子，他们家才对外人开放，亲友间也恢复相互往来。这就叫做“开蚕房门”。
《重修浙江通志稿》中提到：“余杭自蚕出种之日，以至登箔缫丝，大约四十日为期，有司特停征讼。”说的是这段时间里官府不征收、不办案。其中的缘由也正是因为老百姓在这段时间里家家都关着门，官差上门要吃闭门羹，所以索性顺水推舟，来一个“特停征讼”。可见民俗威力之大，连官府也奈何不得。
嘉庆《余杭县志》又说：“遇蚕月，邻里水火不相借。至蚕熟茧成，始相问慰，点茶为乐。”民国《杭县志稿》则说：“四月为‘蚕月’。养蚕之家各闭户，亲邻毋得轻入，亦不得大声疾呼。乡校放假，谓之‘放蚕忙’。”清人董开荣《育蚕要旨》说得愈发详细：“忌蚕之论，乡人最信，往往用芦帘围住，不使人出入。稍有变端，即占卜祷祀、或谓生客所冲，或谓阴气所犯。虽属附会、然旁人知其忌蚕，必须谨避，应不致归咎也。”
这种假借神灵名义以加强其威慑力，用来强制人们执行的习俗惯制，通常称为禁忌，在稻作生产中也比比皆是。其实蚕禁忌由来已久，宋代秦观的《蚕书》里就已经提到：“毋治堰，毋诛草，毋沃灰，毋室入外人，四者神实恶之。”明明是四个很普通的不许，却一定要说成是神灵不许，这里的奥秘不难猜测：一方面，只有假借神灵的名义，人们才会虔诚地遵守，否则的话，恐怕很难约束。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理解，在那个时代里，人们头脑中的神灵观念原本就十分浓郁，凡事都会从这方面去想。大概正因为如此，一些养蚕的规章制度便都披上了神秘的外衣。
要知道，禁忌其实是一种十分古老的迷信形式，按国际通用名词，我国早期学界曾译作“塔布”，原意是指不能被普通人所接触的有超自然力的人、物、地。我国古代所谓禁忌，一指对神圣不可侵犯事物的行为规范，比如对天地日月、祖宗遗物或认为与本氏族祖先有近缘关系的动植物的行为限制；二是指对不洁物、不祥物及妖魔鬼怪的行为限制。习俗以为，谁要是违反了这种规范，就会招来灾祸。由此可见，这其实是古代对于灾祸的一种防范手段。说到底，是因为那时候的人们普遍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在瞬息万变的自然和社会面前感到惧怕和惶恐，于是便借助禁忌来加以调适，把成功和幸福解释为是执行禁忌的结果，把失败和灾祸解释为是违背禁忌所招致的惩罚，以此来坚定自己的生活信念，这里有很大的盲目性，却又是那个时代的必然产物。
绵延至近现代，这一带乡村里“蚕禁忌”仍旧颇具势力，今天的老人们都还是记忆犹新的。除了以上所说，大致还有这样一些习惯做法：
蚕农在自家大门上贴一张写有“育蚕”、“蚕月知礼”一类字眼的红纸，或是在门口插一束桃枝，或是在门口打个桃树桩，再用稻草结成网状，意思是不许外人进入。
万一有人必须要向主人家借一样东西，不可擅自闯入，需要在大门口自言自语地大声说：“哟，xx家没人喏！我倒想借xx喏。”主人听到了，心领神会，便拿了对方所需借的东西，主动送到门口。此人接过此物，要递给主人一张洁净的桑叶，嘴里说“蚕花廿四分”。

如果有人违犯禁忌，擅自闯入蚕农的家门，此人朝外走时，主人会端一碗冷饭，上面放几根菜，跟着外人向外走，一边把饭向外泼去。有的还会端出一盆冷水，朝外人身后泼去。据说这都是为了禳解灾祸。还有的地方，主人会在此人走后，准备一份酒菜和一小束稻草卷，到此人去向的三岔路口祀拜，烧掉稻草卷，倒掉酒菜，表示已将鬼祟送走。
养蚕期间，要保持蚕室里绝对安静，不准大声吵闹，不准在附近割草，不准捧着饭碗进入蚕室吃饭，不准在蚕室里唱歌、说脏话、喝酒。养蚕期间一旦发现僵蚕，则不可声张，只能悄悄捉来塞进嘴里吃掉。
凡此种种，这里的人们都一概称之为蚕禁忌。著名作家茅盾的小说《春蚕》，就曾经对这种风俗有过生动描述。
这种禁忌甚至还影响到这一带民众的语言习惯。他们会避开一些字不说，而改用另外一个字来表达。
比如他们忌“亮”，因为亮蚕是一种蚕病。“天亮了”要说成“天开眼了”。
忌“僵”，僵蚕也是一种蚕病。“姜”要说成“辣烘”。僵蚕要说成“冷蚕”。“酱油”要说成“颜色”、“罐头”、“鲜猛猛”、“咸酸”。
忌“伸”，因为蚕只有死了才伸直。笋要说成“萝卜”或“钻天”。
忌“四”，“四”与“死”偕音，“四眠”就称为“大眠”。
忌“完”，完蛋是不吉利的话，“饭吃完了”要说成“饭吃好了”。
忌“虾”，因为吴语中“虾”音与“浮肿”同义，也就是蚕通常会生的一种白肚病。蚕农忌讳，把“虾”说成“弯转”。白肚病称为“淡娘”、“白老虎”。
忌“爬”、“逃”、“游”。因为蚕到处乱爬，不肯吃食，俗称“游蚕”，也就是白肚病，是犯忌的。所以“爬”要说成“行”，“油”要说成“滑漉漉”、“下水过”。用作辟邪物的桃枝则说成“掌头”、“涨头”。
这种语言上的禁忌，说到底也是原始信仰的残存。原始人往往以为自己的语言有某种魔力，比如在祭祀仪式上反复吟诵某句祷词或口诀，或是对仇敌诅咒，他们都以为是有实际效用的。所以他们会忌讳着绝不说出对自己不利的语言来，以防伤害自己。蚕乡的语言禁忌，其民俗根源也正在于此。不过，随着岁月流逝，这种语言禁忌大多已失去它的原始意义，人们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只是当作一种语言习惯，人云亦云罢了。
有关的蚕禁忌一般要保持到养蚕生产的结束。旧时一般要等采罢茧子，才可解除。人们既然把养蚕时的禁忌形象地称之为“关蚕房门”，那么也就会理所当然地把解除禁忌相应地叫做“开蚕房门”。
关门，一则是禁忌，二则也是这段时间大家实在都太忙，根本没有闲工夫串门，所以亲友间一时间隔断了音讯。一开门，禁忌解除，大家确实又有了空闲，这时候正好可以走走亲戚，叙叙情谊。问问各家蚕茧收成的好坏。
正因为如此，在开蚕房门的时候便又有了一种颇具特色的乡风，叫做“望蚕讯”。时至今日，此风犹盛。每当采罢茧子，这里蚕农的亲戚间，依旧要相互拜访，并馈赠约定俗成的礼品。有的送粽子、软糕，有的送梅子、枇杷。有一首儿歌唱道：“枇杷枇杷，隔冬开花；要吃枇杷，明年蚕罢。”蚕罢，就是养蚕结束。开蚕房门的季节，历来也是孩子们翘首企盼的日子。
想当初，我们的祖先一养蚕就要“关蚕房门”，就要严遵种种蚕禁忌，其实也是出于无奈。随着时代进步，蚕禁忌也在被人们自觉不自觉地变通着。今天的蚕农，已经不必紧闭家门了。他们欢迎正常的参观访问和生产技术方面的交流。不过，必要的蚕室工作守则和操作规范，也还是要遵守的。这和当年的蚕禁忌也就不可同日而语了。
另一方面，由“开蚕房门”而引出的“望蚕讯”风俗，却由于它浓郁的乡情而受到人们的钟爱，作为一种良俗，它将继续在这一带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