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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杭州的最后三年,李渔留下了哪些作品
来源:《老将诗骨葬西湖——李渔与杭州》  作者:江兴祐  日期:2023-05-24

李渔有着顽强的生命力,与贫病进行着不懈的抗争。康熙十六年(1677)八月十三日,他在大病初愈之时,便携次子将开和女婿沈心友去湖州拜访当地官员。抵达湖州的当天,恰巧是沈心友四十岁生日,而湖州太守胡子怀因公务缠身,没有送酒过来。李渔父子在旅店给沈心友过了一个寂静的生日。李渔触景生情,回想起十几年来走东奔西、走南闯北、结交权贵、谋取资助的艰辛生活,写了两首五古和两首七律赠给沈心友。其中《阿倩沈因伯四十初度,时伴予客苕川,是日初至》写道:“一生皆累汝,今日更惭予。母女同艰食,翁婿并饥驱。”“乃今为谋食,相携客阮途。身旁立双影,影外一人无。”《阿倩沈因伯四十初度,时伴予客苕川》又说:“生辰累汝客中过,莫为无钱饮不多。迟得功名非结束,善生儿女不蹉跎。足称快婿惭翁老,肯觅封侯奈妇何。且向躬耕求利达,汉家新制力田科。”对沈心友表示了歉疚和进行了宽慰。从次日起,湖州知府胡子怀、同知于胜斯、别驾余霁岩、署别驾参军林象鼎、乌程县令高凤翥、归安县令何紫雯等官员热情接待了李渔,陪同李渔听梨园度曲,观赏道场、岘山等风景名胜。李渔的心情一下子变得十分愉悦,在七律《吴兴喜遇寄湖上诸同仁》写道:“吴兴地主尽怜才,队队旌旗入草莱。才到一身双榻下,未经三日两筵开。东家吃饭西家宿,左手持螯右手杯。”

在湖州的两三个月里,虽然李渔得到盛情的款待,但他所期待的资助并不多,因而他在《与孙宇台、毛稚黄二好友》信中表示,今后还是要依靠卖文来维持生活来源,目前正在着手编辑近期创作的诗词杂著,定名为《一家言》二集,请求他们予以斧正,并加以评点。这是李渔一生中最后一次出游,尽管在经济上收获不大,但他创作了大量的作品,这也是他能在较短时间里编辑出版《一家言》二集的原因所在。

康熙十七年(1678)这一年,尽管身体每况愈下,但李渔仍在努力忙碌着。元宵节那天,他为浙江巡抚陈司贞太夫人祝寿,献上一幅《八卦图》。他在《祝陈大中丞太夫人寿序》中说:“予贫且贱,贫则不能为礼,贱则不敢为礼。”于是他向四面八方的朋友发出信函,征集名流诗词书画,共计三十六篇,合成一图,取名为《八卦图》。礼轻情意重,这正是他别出心裁之处。三月二十六日是梁冶湄夫人生日,李渔的贺礼又别具一格。他考虑到如果自己撰写一篇祝词,即使十分工整华美,鉴于男女授受不亲,梁夫人未必能见到祝词,因而他致函以前的同学,索求闺秀诗词书画,装裱成册,作为寿礼(《梁夫人寿册引》)。从这两件人际交往中的小事可以看出,李渔为人处世十分精细,考虑非常周详。这或许与李渔经常出入官府的经历有着很大的关系。

撰写、编纂、出版书籍,是李渔一生谋生手段之一。直到此时,李渔仍然未放弃这一谋生之道。春天,朱修龄手持徐冶公创作的传奇《香草吟》及信函向李渔求序。徐冶公名沁,号委羽山人、镜曲化农,浙江余姚人,博通经史,擅长考证,亦能填词。李渔将《香草吟》改名为《香草亭》。他在《香草亭传奇序》中认为,传奇“可传与否,则在三事:曰情,曰文,曰有裨风教。情事不奇不传;文词不警拔不传;情文俱备,而不轨乎正道,无益于劝惩,使观者、听者哑然一笑而遂已者,亦终不传”。并且指出《香草亭》“词华之美,音节之谐,与予昔著《闲情偶寄》一书所论填词意义,鲜不合辙”,“三美俱擅,词家之能事毕矣”,充分肯定了《香草亭》的艺术价值和思想价值。李渔在随后给徐冶公的信函中谈到,将《香草吟》改名为《香草亭》,完全是出于商业方面的考虑,他指出“吟”“草”“集”三字是近年来刊刻诗集的通称,而“今人喜读闲书,购新剧者十人而九;名人诗集,问者寥寥”,指出戏曲畅销而诗集滞销的市场状况;再者,剧情中的姻缘始于香草亭上,将作品改名为《香草亭》,与《拜月亭》《牡丹亭》鼎足而三,更有影响力。同时,他不无自负地说:“若止论传奇一道,则冶公与弟二人之外,不能再屈第三指矣。”(《与徐冶公二札》)


立秋那天,李渔为即将刊行的《笠翁别集》写了弁言。李渔在弁言中叙述了自己的读书特点:“偏喜予夺前人,曲直往事;其所论议,大约合于宋人者少,而相为犄角者众。”表明了自己对阅读古书的怀疑态度和喜欢评论古人的个性。而所谓《笠翁别集》,实际上是择取已经单独行世的《笠翁论古》中《史断》四卷重新刊行而已。中秋节前十日,李渔为已编成的《耐歌词》写了序言。他在序言中说明了将自己词集取名为《耐歌词》的理由:“予谓是书无他能事,惟一长可取,因填词一道,童而习之,不求悦目,止期便口,以‘耐歌’二字目之可乎?”此书最前面刊载了《窥词管见》,集中体现了李渔的词学见解,是他长期创作经验的总结,如第二则认为:“诗有诗之腔调,曲有曲之腔调,诗之腔调宜古雅,曲之腔调宜近俗,词之腔调则在雅俗相和之间。”区分了诗、词、曲在使用语词方面的特征。毛先舒(字稚黄)在评点时指出:“词学少薪传,作者皆于暗中摸索。笠翁童而习此,老犹不衰,今尽出底蕴以公世,几于暗室一灯,真可谓大公无我。是书一出,此道昌矣。”不久,李渔出版了《名词选胜》一书,这是一本近十年以来名家词集的选集,是当代人选当代词。李渔在《名词选胜序》中提出:“文章者,心之花也。”认为文学作品是内心情感的自然流露。他进一步指出:“自有词之体制以来,未有盛于今日者。”正视了清词复兴的事实。尤侗在为《名词选胜》写的序言中称李渔论词“独得妙解”。十分遗憾的是,至今为止,还没有发现公私机构藏有此书。


康熙十八年(1679),李渔整年患病,不能出游,但依然笔耕不辍。李渔删定陈百峰所辑的《女史》,改名为《千古奇闻》。经过他“删其繁冗,补其缺略”,全书共为八卷十二集,收录数千年间各类故事六百余则,大都采自各种史书,可谓集古代妇女事迹之大成。每则都有编者的评论,阐述故事所蕴含的意义,大部分为陈百峰所写,也有一些是李渔整理时补写的。李渔整理此书的初衷,是供女儿辈阅读,但他在十一月初一写成序言后,却将它公开刊行。这也许是迫于生活压力,为增加家庭收入,不得已而为之。李渔在《千古奇闻序》中认为:“世人但知千古来忠孝节义、奇奇怪怪之事,尽从须眉男子做出,遂将巾帼中淑人懿行略而勿讲,讵非天壤间一大缺陷事哉!不知天之生人男女虽殊,识力才猷,秉彝好德,实无殊也。然遇盘根错节,其愚忠愚孝间,有男子所不能者,妇人往往能之,宁可以巾帼者流,略而勿讲耶?”表现出通达的妇女观。李渔在编辑过程中,让长女淑昭、次女淑慧校阅书稿,外孙女沈姒音抄写书稿,有意识地培养她们的阅读能力和识别能力。

李渔迁回杭州时,将芥子园和书铺卖给他人。而芥子园作为书坊的名称,仍然由女婿沈心友主持经营。从康熙十六年(1677)春天起,沈心友开始酝酿编辑《芥子园画传》,他将家藏明代山水画家李流芳(1575—1629,字长蘅,苏州府嘉定人)课徒稿43幅,交给王概(字安节,秀水人,王左车长子、方文女婿)整理增编。王概分类仿摩,增补了不少内容,扩展到133幅。同时,王概又上穷历代画作,近辑名流作品,汇集诸家所长,收得各家山水画40幅。他在篇首撰写了《青在堂画学浅说》,介绍绘画的基本常识。此项工作到康熙十八年(1679)冬告成,历时四十多个月。自从李渔居住杭州后,沈心友经常往返于南京与杭州之间,在三年多的时间里,李渔不仅看到不少画稿,并且提供了有益的建议。因而,当沈心友向李渔求序时,李渔抱病答应了沈心友的请求,并在冬至后三天完成了序言的写作。李渔在序中说,此书的使用价值在于“为初学宗式”,并强调“有是不可磨灭之奇书,而不以公世,岂非天地间一大缺憾事哉”,敦促沈心友抓紧时间付梓。这便是《芥子园画传》初集《山水谱》,共五卷。李渔于次年正月十三日去世,并没有见到此书的刊印本。

康熙四十年(1701),沈心友分别主持刊刻了《芥子园画传》二集《兰竹梅菊谱》八卷和三集《草虫花卉谱》四卷。刊刻时,初集与二集取名为《芥子园画传合编》,王概在序中说,此时李渔已经仙逝二十多年,芥子园的园林已经更换了三任主人,而《芥子园画传》“遐迩争购如故,即芥子园如故。信哉!书以人传,人传而地与俱传矣”,这就是文化传承的力量,是其他任何方式所无法比拟的。嘉庆二十三年(1818),书坊经营者将丁皋的《写真秘诀》,杂采上官周的《晚笑堂画传》等人物画谱中的图绘,编纂成《仙佛图》《贤俊图》《美人图》三卷,附以《图章汇纂》,以《芥子园画传》第四集的名义刻印行世。其实,第四集与李渔、沈心友都没有直接的关系。不过,第四集在印制上仍然传承了前三集的做法,即印成五彩,虽然其印刷及装帧均略逊色于前三集,但在中国出版史上不能不说是一个奇特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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芥子园画传


康熙十八年(1679)十二月,李渔为毛纶评点的《四大奇书第一种》(即《三国志演义》)所写的序言,成了他生前的最后一篇文章。毛纶,字德音,号声山,在明末清初颇有文名,但一生穷困潦倒,中年以后,双目失明。他为《琵琶记》《三国志演义》作评点时,由他口授,儿子毛宗岗记录、校订、加工以至最后定稿,因而毛氏父子往往连称。李渔在序中认为,王世贞将《史记》、《南华》(《庄子》)、《水浒》、《西厢》称为“宇宙四大奇书”,混淆了体裁,并不合理;冯梦龙称《三国》《水浒》《西游》《金瓶梅》为“四大奇书”,比较合理。而在四大奇书中,“奇又莫奇于《三国》矣”。他表示,《水浒传》的奇特之处,金圣叹已经作出评点,唯独《三国志演义》的奇特之处,无人涉及。他有意于评点《三国志演义》,但由于应酬太多,又经常出游,没有时间动笔。近一年以来,曾经打算着手此事,却又一直抱病卧床。正好沈心友从南京带回毛纶的评点,请他作序。他认为毛纶的评点“笔墨之快,心思之灵,堪与圣叹《水浒》相颉颃,极心抉髓之谈;而更无靡漫沓拖之病,则又似过之,因称快者”,“布其锦心,出其绣口,条分句析,揭造物之秘藏,宣古人之义蕴,开卷井井,实获我心”,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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芥子园画传

康熙十九年(1680)正月十三日,李渔在层园病逝。钱塘知县梁冶湄是李渔的挚友,两人于康熙六年(1667)在陕西相识,一直保持良好的关系。梁冶湄于康熙十一年(1672)至康熙十九年(1680)任钱塘知县,对李渔一家关怀备至。李渔出游湖州时,梁冶湄主动照应其居杭家小。李渔有多篇诗文赞颂梁冶湄的德政,称他“令浙七载,政不胜书”,又为他选订所著《柳村词》《藤坞近诗》。梁冶湄则为李渔的《论古》及诗文作评点,李渔的《资治新书》收有梁冶湄的文章。梁冶湄得知李渔的死讯,当即作《哭笠翁》七绝四首,其中写道:“廿年风雨赋嘤鸣,一夕分飞变羽声。未过君门肠已断,湖山烟树不胜情。”“忆昔秦川汗漫游,春风郭李附仙舟。至今不复瞻元礼,落月鸡坛无限愁。”“君才合是谪仙人,囊括烟霞数十春。鹤影莫遗华表恨,青莲原是悟前身。”“穗帐空庭锁寂寥,孤儿雪夜泣风潮。伤心此道真如土,千载何人续孝标?”李渔去世时,家里已经十分贫穷,已无力料理后事,梁冶湄在财物上给予了大力资助。李渔葬在方家峪莲花峰,九曜山之阳。梁冶湄题写墓碣“湖上笠翁之墓”,实现了李渔“老将诗骨葬西湖”的夙愿。

乾隆三十一年(1766),兰溪下李村李氏修谱,李渔侄孙春芳、再侄孙泰生携谱前往杭州探访其墓,发现穴场塌陷,遂加以修葺,并刊碑记。中行大书“故清笠翁太公之墓”,落款“乾隆三十一年春二月兰溪侄孙春芳、再侄孙泰生立。再侄孙宝敬书”。嘉庆十二年(1807),仁和孝廉赵坦(字宽夫)命守冢人沈得昭加以修筑,重新树立原来的墓碑,并且写下墓劵让沈得昭藏在家中,作为以后兑现劳务的凭证。赵坦《书李笠翁墓劵后》一文记录了其事,其中写道:“笠翁豪放士,非坦所敢慕。特以其才有过人者,一抔克保,庶可无憾。”表明自己做此事时的心迹。道光年间,下李村族人亦曾到莲花峰修葺其墓。后来,李渔墓倒塌。可惜的是,李渔墓今已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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