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康二年（1127）五月初一，宋徽宗赵佶的第九个儿子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皇帝位，是为宋高宗。后来赵构把宋朝都城迁至临安（今浙江杭州），史称南宋，宋朝建都于开封时期则称北宋。建炎二年（1128）七月金人得知宗泽去世的消息，大举南侵。赵构任命杜充继任东京留守，杜充一反宗泽团结义军抵抗金军的措施，对河北义军采取敌视态度，义军被逐个击破，官军分崩离析，河北、京东等各地州军陆续陷入敌手。建炎四年（1130）二月，开封失守。赵构在金军的追击下仓皇南逃，直到绍兴二年（1132）将朝廷迁至杭州。

宋高宗像

钱塘自古繁华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自吴越国、北宋以来，杭州始终是中国最繁华的城市之一。进入南宋，杭州更跃升而变为帝国的政治文化中心，时间持续一百五十年之久。

杭州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先秦。秦王政二十五年（前222），秦灭楚，于今杭州地置钱唐、余杭两县，属会稽郡。隋文帝在开皇九年（589）灭陈后，废钱唐郡，并桐庐、新城入钱唐县，割吴郡盐官（今海宁）、吴兴郡余杭，及富阳、於潜共5县置杭州，杭州之名始出。后梁龙德三年（923），钱镠被封为吴越国王，建都杭州。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吴越王钱俶纳土归宋，杭州复降为州。北宋至道三年（997），太宗设路、州、县三级，分全国为15路，杭州属两浙路，为路治所在，拥有钱塘、仁和、余杭、富阳（富春县复名）、於潜、新城（新登县复名）、盐官、临安（安国县复名）、昌化（吴昌县改名）9县。

北宋时稻作种植与财赋重心南移。明人丘濬就讲东南是全国财富的汇聚之地（渊薮），自唐宋以来国家财政就完全仰赖东南之地。杭州位居两浙之地，凭借发达的运河水路系统，东达太湖，北连淮泗，南接长江，并远通至成都、广州，发展前景自然空前兴盛。然而，至晚唐时，杭州的繁雄还不及姑苏（今苏州）、会稽（今绍兴）。经过吴越国时期钱氏的勤恳经营与宋初的和平移交，才使得这座未受破坏的都城逐渐成为东南的中心。宋初的《太平寰宇记》中说，昇州（今南京）有六万一千六百七十九户，苏州有三万五千一百九十五户，而杭州则有七万四百五十七户。《宋会要·食货篇》也记录说，杭州商税旧税为十二万三百零三贯，熙宁十年（1077）则为十七万三千八百一十三贯，位居全国第一。学者因而提出“杭越易位”之说，认为杭州在吴越国之后取代越州（绍兴）成为浙江的政治文化中心。不过直至北宋，杭州仍没有表现出成为帝都的迹象。

元符三年（1100），年仅25岁的宋哲宗病逝，被认为性格“轻佻”的端王赵佶也就是宋徽宗继位。宋徽宗非常自负，醉心于文化艺术活动。为修筑园林，宋徽宗在苏杭之地设立造作局，搜罗奇花异木、百样珍玩运往京师。宋时将十船一队的运送单位叫作纲，时人因而称其为“花石纲”。因奸臣污吏极尽剥刻，不惜破人家户，拆桥毁道，两浙之地民力重困，人心思变。宣和二年（1120），方腊起事，东南民众苦于侵渔，纷纷响应方腊，数日之内方腊就汇聚起一支十万余人的民军，连续攻陷数十处州县，控制近百万的人口，一时震惊了全国。十二月，杭州被方腊军占领。

宋徽宗像

宣和三年（1121）五月，宋廷剿灭方腊。这场两宋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波及两浙全境，以及皖南、苏南和江西东北部的大部地区，东南之地的太平景象由此遭到破坏。为平内乱，本应奔赴海上之盟的童贯及其大军被抽调南下，又因金军已径自攻打辽国而匆忙北征，竟在残破的辽师面前节节败退，让自身的虚弱在后起之秀金国面前暴露无遗，后者由是兴起图宋之念。宣和七年（1125）十月，金太宗下诏伐宋，打算兵分两路，会师开封。

徽宗曾下过“不准妄言边事”的御笔，因此长期对金兵南侵的消息一无所知。直至燕京被破、太原被围，汴梁眼看在劫难逃，才意识到事况严重，遂大为惊怖，下罪己诏废花石纲、应奉局等弊政，又传位给嫡长子赵桓，以免沦为亡国之君。赵桓即宋钦宗，继位后改元靖康。宋钦宗也是十足的恐金症患者，在汴梁城池内主战派终占上风，外有勤王之师云集响应，金军不得不退兵的优势条件下，仍屈意退让，并在开封四十天之围解后贬斥了李纲、种师道等人。同时，本已南逃镇江的徽宗又跑回京来，意欲重掌大权。这对父子皇帝在勾心斗角中错失了最后的战备之机。当年八月金军再度南下，兵围汴京，终致城陷。十二月二日，钦宗在青城斋宫向金军二帅献表投降，北宋自此而亡。

靖康二年（1127）四月一日，汴京城外车队辚辚，战马萧萧。金军押着他们的俘虏启程北撤，人员包括徽宗、钦宗父子和他们所有的妃嫔，几乎全部的宗室、外戚、京臣，以及汴京城中的工匠伎乐等各色百姓，共计约十余万人。和这支浩浩荡荡队伍同行的，还有一千万锭金子、二千万锭银子、一千万匹布帛、一万匹马，以及难以计数的册簿、车驾、冠服、仪祭、文玩和书籍。出发前，金军还特地一把火烧掉了开封，不过这座城池其实早就在之前的围困与搜刮中残破不堪，人饥相食。在这场被称作靖康之难的惨剧过后，《东京梦华录》中所追思的汴梁风流荡然无存，北方大地亦惨遭屠戮。

宋之江山风雨飘摇，便只有寄希望于尚存元气的南方了。恰好靖康之难中有一位徽宗皇子成为漏网之鱼。

泥马渡康王

绍兴十九年（1149），杭州包家山，也就是今天八卦田一带，宋高宗下令修建观宇，供奉磁州崔府君——一位名为崔子玉的神灵（该神的历史原型至今尚存争议）。因崔府君曾被宋徽宗加封为护国显应昭惠王，这座道观便名为显应观。南宋的开国之君赵构为什么要供奉这尊在今日已寂寞无名的神仙呢？这就与泥马渡康王的传说相关。

靖康元年（1126），康王赵构还是宋徽宗平平无奇的九皇子。宋钦宗向金军求和时答应遣送皇子作为人质，因为不受父兄重视，赵构就在汴京第一次被围之日，与宰相张邦昌一起被送往金营为质。金人退兵后，赵构回到汴京。但随着金人再度南侵，赵构又被打发前往河北的金将斡离不大营求和，刑部尚书王云作为副使同行。待他们一路车马颠簸地终于来到磁州（今河北邯郸）时，被钦宗贬至此地的抗金名将宗泽对赵构说道：您的哥哥肃王赵枢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金人的大军也已经逼近，您再去那里还有什么用，不如留在磁州观察一下形势再决定如何行动（谋后而定）！据说宗泽还陪赵构到城北的崔府君庙拜谒，现场民众像群山一样包围起来，纷纷呼号康王不要北上。赵构进庙后得签“吉”卦，而庙祝又把寺中崔府君的车马抬出，请康王乘归馆舍。在一片混乱中，力主北上的王云被杀，赵构见情势危急，便不再北上，而是往南回到了相州（今河南安阳）。适时金军第二次会师汴京，着手攻城。钦宗在惶恐之下，忙命人手持蜡书赶赴相州，命赵构做天下兵马大元帅，与河北军队一起支援京城。赵构没有照办，而只是命宗泽打着大元帅赵构的旗号，率数千军队南下开德府（今河南濮阳），向开封进军以吸引金军，自己则率大队兵马撤到东平府（今山东东平）、济州（今山东菏泽）。

萧照《瑞应图》（现藏上海龙美术馆）局部，图一表现赵构在磁州拜谒崔府君庙，图二表现赵构在磁州渡黄河，图三表现赵构受命为兵马大元帅。

不久，赵构在济州意外收到张邦昌送来的传国玉玺。原来，汴京在那封蜡书发出后便很快陷落，他的父兄悉数被俘北上，金人强扶张邦昌为帝。张邦昌不敢受命，便自行退位，迎因祸得福逃过一劫的哲宗废后孟氏入宫为元祐皇后。此时徽宗诸子中，只有赵构独存，遂成为继承帝位的不二人选。假使赵构没因磁州之事折返相州，他便绝无登基的可能，这一经过因而被渲染成康王乃天命所归的神迹之一，有人传言称当时即有“神马拥舆”。甚至还有人附会说后来赵构南渡无舟，有一神人驾白马载他，那神人便是崔府君，而白马系庙中泥马。这些版本各异的故事汇总起来，就成了“泥马渡康王”的传说。

靖康二年（1127）五月一日，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登基称帝，改元建炎，是为高宗。张邦昌被贬官赐死，哲宗废后孟氏被尊为皇太后。这时天下局势还远没到糜烂的地步，李纲谏言说，自古以来中兴之主，只有以西北为根据地才能收复中原，“足以据中原而有东南”，如果以东南为根据地则只能偏安一隅，“不能以复中原而有西北”。于是李纲请高宗往南阳抗金，宗泽则请高宗留守开封，本质上都是要坚守中原。然而高宗只想保住自己的皇位，一心想“巡幸东南”偏安一隅，以免重蹈他父兄被掳走的覆辙，因此并没有还都北上与金抗衡的意向。在贬斥李纲、杀死陈东与欧阳澈等人后，赵构移驾扬州，并以此地为行在，日日寻欢作乐。时已任开封府尹兼东京留守的宗泽连上二十四封《乞回銮疏》请高宗还京抗金，结果不了了之，最后郁愤成疾，吟诵“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之后，三呼“过河”而亡。

镇江宗泽墓

金人并不允许赵宋政权继续存在，因此再次出兵追捕赵构。宗泽去世后，北方形势陡然恶化，义军离溃，金人再入开封，并直扑扬州而来。建炎三年（1129）二月三日上午，高宗忽然听见金兵已犯天水，吓得直接骑马出逃，只有都统王渊、内侍康履几人勉强跟上。此刻宰执黄潜善与汪伯彦还在吃饭，他们一听堂吏报告说天子动身，也连忙“鞭马而走”。城中百姓还不明所以，市集如常，还指着说“官家去也”，直到看到宫人零零散散地从大内出逃，才知皇帝在没有知会任何人的情况下独自跑了，再一看，宰相也跟着跑了。于是全城哗然，军民争诸门而出，死者不可计数。次日金军抵达扬州，次日又追及瓜洲渡口，宋朝十数万军民或坠江而死，或为金兵所杀。而这时高宗已经顺着积满珠宝、尸骨与冤魂的运河南下抵达杭州。

这是赵构与杭州的初会。高宗抵达杭州后，就建起了那座纪念“泥马渡康王”传说、象征着高宗天命所归的显应观。后来秦桧出迎北使，从玉津园路过看见显应观，便问供奉何神。高宗告知后，秦桧说与金议和中需要承认高宗的地位是金朝所赐，现在纪念崔府君的话，等于宣扬高宗的天命是崔府君所赐，这样金朝知道了恐怕会不太高兴，不利于议和，“虏以为功，今却归功于神，恐虏使见之不便”。据说宋廷当日便下令拆掉了包家山的显应观，直到绍兴和议后的绍兴二十四年（1154），才在西湖边上割灵芝寺（今天柳浪闻莺景区钱王祠）之半建了一座新的显应观。虽然这段由朱熹记录的逸闻有夸大“秦桧倚虏势胁太上”之嫌，但也反证了赵构天命的卑微，不是来自地方俗神，便是来自不共戴天的仇敌金朝。

凤凰山兵变

高宗抛弃臣民，孤身逃命的行为，似乎埋下了祸根，很快就有了报应。

建炎三年（1129）二月三日，高宗当天刚从扬州脱身，是夜便宿在镇江府治，并召集众人，再一次商议驻跸之地。群臣都建议高宗留于此地，以便为江北声援，只有王渊反对，提出钱塘（杭州）有重江之阻，可防金人南渡。高宗接受了王渊的意见，十三日便抵达杭州，先以凤凰山下原州治为行宫，显宁寺（在今中山南路六部桥一带）为尚书省。当地执政叶梦得还劝谏道此处屋舍不多，六宫狭窄，而且春夏之交，多雨蒸润，难比汴京。高宗却回应说，自己虽觉得湿，但并不觉得窄，况且自过江以来百官六军皆失所，自己怎么能独求安逸呢？

凤凰山南宋“凤山”题刻

高宗自己虽这么说，却未想过要约束一下手下的人。跟随他的宦官们来到杭州后依旧无法无天，作威作福。他们为见识天下闻名的钱塘江大潮，接二连三扎起来的观景帐篷竟赫然堵住了道路，更别提平日里那些“徒夺民居，肆为横暴”的行径了。另一方面，高宗这时特别信任一心为他安全着想、提议移驻杭州的御营司都统制王渊，而王渊于三月三日自平江（今苏州）来杭，家产竟装了十数艘大船，浩浩荡荡地横贯江面。杭州民众看见了，便交头接耳地说：噫！那里面都是他当年平定陈通之乱时杀夺富民所得来的啊！

杭州民众没有那么欢迎高宗，这时的杭州经历了方腊起兵与陈通之乱，其实相当破败。高宗登基之后曾命各路勤王军打道回府，当时杭州兵共三百和童贯残兵同返。他们一路上缺衣少食，早有怨言，又看见杭州富实，遂生歹心。建炎元年（1127）八月戊午朔，胜捷军校陈通起兵造反，当时在杭州负责军政事务的叶梦得甚至在这场事变中被擒。陈通等封锁城门，大肆劫掠，城中壮丁都须黥面才能出去。高宗所派的王渊、张俊之师到十二月才姗姗来迟，抵达杭州，围城攻坚，平定叛乱，将以陈通为首的一百八十人斩首示众。然而，杭州在这四个月的战火里早已一片荒芜，《清波杂志》的作者周煇就曾写道，自己祖父周原（周邦彦之父）在后洋街（今杭州庆春路众安桥、竹竿巷一带）的宅子便毁于该乱事。文人官宦尚且如此，况百姓哉！所以当王渊如此高调地再临杭州时，当地的百姓就难免重温那段惨痛回忆，加之高宗在扬州城的作态已被传于天下，军民怎能不心生寒意，满腹愤慨呢？

后续内容，请见《南宋都城三部曲》之《杭州城的南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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