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古城遗址是怎样神奇的存在呢？

2005年版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历史（第一册）》中写道，距今大约5000年前，随着农耕经济的进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原始居民开始迈入早期国家的历史阶段。这一历史阶段的突出标志是金属器具的使用、贫富分化的产生、文字的成熟、城的出现和礼制的初步形成。现有考古发掘出土的文物遗存提供有力证据，说明良渚古城遗址是最能代表长江流域迈入早期国家历史阶段的实物例证，前面所列举五个标志，它有三个方面完全吻合，贫富分化悬殊、有宽阔高大的城池，也有等级分明的礼制特征。目前尚未在遗址区发现金属器具的存在，也尚未找到成熟文字的证据，缺失的两个标志不妨碍良渚古城遗址进入早期国家的历史阶段，也就是考古界所认为的文明阶段。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巍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中华文明究竟有几千年》认为，文明是人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一个新阶段。这一阶段的特征是：物质生产资料不断发展，精神生活不断丰富，社会分工和分化加剧，由社会分工和阶层分化发展成为不同阶级，出现强制性的公共权力——国家。文明是在国家管理下创造出的物质的、精神的和制度方面的发明创造的总和。

他在文中提出自己的判断，在距今5500年至5300年前后，在长江中下游、黄河中下游和辽河流域等一些文明化进程较快的地区，出现了明确的社会分工和严重的阶层分化，形成金字塔形社会结构。位于社会最顶层的首领——王，掌握军事指挥权和祭祀神灵的权力，掌控高等级手工业（如琢玉业）的生产，占有大量社会财富，他们组织动员数以万计的人力修建大型公共设施（如城池、大型水利工程），住处与一般社会成员居住区相隔绝，他们的墓葬往往有着数以百计的珍贵随葬品（一般是制作精美的玉器），尤其是一定随葬表明其高贵身份的礼器。他们控制住较为固定的区域，区域内有若干臣属被他们的下级贵族分别掌控，这些社会已经进入文明阶段，形成初期的国家。在中国古代文献中，称这些政体为“邦”或“国”，如“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据此，可称各个区域的这些初期文明为“邦国文明”。从这些区域性的初期文明的形成时期算起，中华文明有5000多年的历史。

试问一下身处余杭，或者再把地理面积扩大一些，身处杭州的读者。您可曾想到，偏处杭城西北良渚瓶窑两镇街，面积狭小的盆地，竟然早在五千多年前曾经是中国版图上文明程度最高的地区！如果没有考古界孜孜不倦的考古发掘研究，面对这个结论，恐怕更多的反应是痴心妄想，自大自恋。

怎么会是这里，而不是那里？选择今天的良渚瓶窑两镇街大雄山脉和大遮山脉之间的C形盆地，作为良渚王国的都城，隐藏着什么样的深刻理由？这个疑问正是良渚古城遗址研究待解的选址之谜。

在中华大地上，自有文字记载以来，大大小小的王国可谓不计其数。虽然王国兴衰存亡的时间有长有短，而且有史可寻的都城没有一个持续使用超过800年。但是在选择都城、营建宫殿、规划功能时，可以想见，统治者期待着能够“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先生认为：

“都城所在地的选择及其建设，对每个王朝或政权都是至关重要的大事，它们也都有各自选择的标准和建设的过程。从这些标准和过程中，可以看到其间的共同之处和互相差异的所在，这里面很可能有一定的规律。这规律可能涉及到许多方面。”

他论述都城应该兼及统一时期和分裂时期，同时指出夏商两代，都城的迁徙相当频繁。此外，他总结了几个重要的地理因素。第一个因素是探求国土的中心点，当然不是数学上的求中，而是不会过于偏离中间位置。第二个因素是，利用交通冲要的位置。第三个因素是，凭恃险要的地势。《周易·习坎》说：“王公设险，以守其国。”这里所说的险，指的是地险，也就是山川丘陵的险要去处。第四个因素是，地理因素与对外策略的辩证关系。简而言之，也就是有进取之心的图强之主，则倾向于都城靠近边关;有安乐之心的颓废之主，则倾向于都城建于远离争端的辖境。第五个因素是，接近王朝或政权建立者的根据地。第六个因素是，经济方面对于都城选址的约束力。“人无完人，金无足赤。”每个地方都有优缺点，上述地理因素，不可能为某个地方全部具备。各个王朝或政权在其统治或控制的地区进行选址时，自身历史条件不同，侧重考虑的因素不同，因此有着不同的选址结果。

对照史念海先生所提出的六个因素，良渚文化的大致范围位于亚欧大陆东部、中国长江下游的环太湖地区南部，良渚古城遗址地处浙西丘陵山地（天目山余脉）和杭嘉湖平原的过渡地带，不符合探求国土中心点的原则。

据现有地质勘查研究，良渚古城遗址范围内自然地貌五千多年来没有发生重大变化，南、北、西三面是以大雄山、大遮山、彭公岭、栲栳山为代表的低山丘陵，其中彭公岭、栲栳山及其相连山体是外围水利系统的重要组成。良渚古城遗址附近范围也有前山、雉山、凤山、荀山等孤丘。山间平原上纵横交错的北苕溪、良渚港、长命港、前山港等沿用至今的古水系以及东苕溪。根据历史地理研究，良渚文化时期，东苕溪并不向北流经良渚古城遗址，而是向南汇入钱塘江。在轮式运输工具尚未发明的当时，舟船水上交通运输是最便捷省力的途径，但是尚无证据表明当时的水运网络已经能够沟通良渚文化主要影响区域。良渚古城遗址据考古发掘，有九座城门，其中八座是水门，仅有一座是旱门。这说明城内运输非常依赖水力，但是却没有证据显示这些水网与更广阔更遥远的大江大河有沟通，并且成为物资往来的脉络。

良渚古城遗址的地貌特征是中间部分为平原地区，海拔一般为3—5米；周围多低山丘陵岗地，海拔多为20-50米，地势总体呈西北高，东南低。孤丘之间为水网平原，良渚古城遗址的主要部分即分布于这片水流环绕、地势低平、河荡密布的水网平原之上。这样的山形地势，很难称得上据险而守。

至于选址于此，是否能够表明当时良渚王国的统治者实则不再采取进取态势，而是固步自封，甚至是由于避险南迁，限于史料不得而知。历史上，南宋时期赵构为了贪图安逸，放弃相对靠近边境的建康府（今南京），而选址偏安的临安府（今杭州）。抛开避险论调，或许这里是接近王朝或政权建立者的根据地，所以统治者选址此地，当然这个推论属于笔者臆测，没有论据支持。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比较常见的解释，良渚瓶窑在当时属于良渚文化圈内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的地区，所以吸引了良渚王国的统治者在此建都。论证当时此地比环太湖地区绝大多数地方水草肥美，物产丰富，人杰地灵，其实也是一件勉为其难的事情。至少江苏考古界揭示的良渚文化时期遗址的出土遗存，例如赵陵山遗址、高城墩遗址、绰墩遗址，并不逊色于剔除都城要素之后的良渚古城遗址。

我国古代都城选址理由的研究中，史料记载的理由通常都不外乎上述几条。良渚古城遗址选址之所以尚无法给出令人信服的说法，而只能笼统以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等因素概述，究其原因是由于文字记载的阙如，史前文明的考古发掘工作尚不能达到像汉唐以来历史文献记载覆盖全域的程度。这对于讲究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考古学研究来说，几代考古人数十年集中发掘良渚古城遗址，也不能精确推论杭州范围内其他区县良渚文化时期自然、人文环境的状况，更不要说进行良渚文化时期环太湖地区各地地理因素、人文环境优劣的比较。汉唐以来的丰富文献记载，结合考古发掘，对于跨地区的城市比较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依据。由此看来，选址之谜，一时半会恐怕难以揭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