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湖南钟叔河先生主持整理编辑“走向世界”丛书，丛书专收清道光二十年（1840）至宣统三年（1911）70余年间中国人到欧美日本通商、留学、出使、游历和考察等所留下的日记、笔记和游记。1980年至1986年，这套丛书前后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和岳麓书社合计出了65种30册。钟先生后来回顾这套丛书的编辑出版过程，说他1979年恢复工作到出版社，起意编这套丛书，那时收集到晚清人出国记述的有300余种，“近代中国留学、出使、考察、旅游欧美日本的记载，可说大体上搜罗齐备”。300余种里印出了65种，五分之一，不知道剩余的未出版的五分之四有没有保存在出版社或图书馆，如果能够继续整理编辑付梓面世，应该可以说是承续了钟先生的功德业。

浙江黄岩人王咏霓，光绪十三年（1887）撰著《道西斋日记》，记游历英、美、日本诸国，也正是在这晚清中国人开眼看世界的潮流中产生的一种著述。钟叔河先生编制过一个中西交通年表，在这份年表里，可以见到道光二十年后，中国公开出版的考察游历世界的第一部著述是：道光二十二年（1842）出版的《海录》，作者广东梅县人谢清高。清高不识字，这部书是他口授而成的。《海录》记录的是清高18世纪末在葡萄牙船上做水手周游世界的所见所闻所经历。《海录》出版于道光二十年之后，所述的是道光二十年之前的事。中英鸦片战争爆发之前20年，清高在他定居的澳门故世，故世前作了这部口述，此时清高已经双目失明，做记录的是清高的同乡杨炳南。真正意义上是在道光二十年之后考察游历西方而成并公开出版的著述，第一部是道光二十九年（1849）福建厦门人林撰著的《西海纪游草》。清朝结束之前面世的中国人考察游历西方而成的最后一部中文著述是康有为的《法兰西游记》，光绪三十三年（1907）公开出版；英文著述是容闳《西学东渐记》，宣统元年（1909）在纽约公开出版。王咏霓光绪十三年撰著的《道西斋日记》，时间大约位于这晚清中国人开眼看世界70余年的后半段，洋务运动的后期。

道西斋日记

王咏霓，生于道光十九年（1839）十一月六日，卒于民国五年（1916）九月二十日。咏霓先生，原名仙骥，字子裳、旌甫，号六潭，晚号鹤叟。光绪六年（1880）进士，二甲第四十二名，授刑部主事河南司行走。光绪十年（1884）随清帝国驻法德奥荷公使、嘉兴人许景澄出使欧西诸国。许景澄，生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同治七年（1868）进士，官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兼工部左侍郎，光绪二十六年（1900）庚子事变，景澄上书慈禧，云：“攻杀使臣，中外皆无成案。”令慈禧震怒，被定了“勾结洋人，莠言乱政，语多离间”的罪名，当年即被慈禧下旨处死。咏霓先生驻外三年，光绪十三年（1887）三月“自欧洲归国将绕游英吉利美利坚日本诸国”（见《道西斋日记》），三月初四日壬辰黎明“由德意志国都城启行”，同年五月二十四日酉时（傍晚时分）抵达上海。咏霓先生这段返程游历作了日记，名曰《道西斋日记》。在《道西斋日记》的结尾，咏霓先生作一小结：“记自柏尔灵至上海，易轮船者五，易轮车者十一，历八十一日……”接着又说：“光绪甲申七月余随使泰西，今年始归国，于是历地球一周矣……”咏霓自德国经英国绕道美国再到日本然后回国，所以许景澄写的《送同年王子裳比部内渡序》有“自西徂东”一语。这一年，咏霓先生49岁。

阅读这部《道西斋日记》，有数点或许值得注意。

第一点值得留意的是咏霓先生所具有的对于游历之地的方位和抵达时间作精确记录的意识，对于所到之地的政治经济风土民情给予记录的意识，或者也可以说是信息意识。

这部日记，从开始至结束，每一处的地名、方位和抵达、离开的时间，都有一丝不苟、不厌其烦的清晰记载，每一地的经济社会等情况都有记述。举几个例子可窥全豹。日记记载的第一天光绪丁亥年三月初四日：“辰正过士邦道一作斯班度，德国重镇也，伯灵无城郭，凡辎重军火均在士邦道，驻一大群兵，置不连炮堡以资守卫，有造炮厂、造军火厂、造火药厂官枪厂，皆属兵部第二房第四科……”接着是“巳初”，上午九十点，“过赖忒诺境之厄白耳河……”然后是“午正至汉诺威城，故日耳曼列邦英之宗国也……”这样逐时记载这一天所到之处，并简述该地的一些主要情况。这是德国境内的日记一斑。

再举一个进入英国境内的日记，初八日，“申正五十分至利物浦下车……”又记录至此地已“行一千八百十八里”。“利物浦在墨屑河之滨，为伦敦城外第一大城，居民五十二万三千，有船池二十七处，每年出入口货物值九千万磅，海关入税四百万磅余。”这条日记可以看见当年利物浦港口吞吐量的巨大，贸易繁荣。在利物浦，咏霓和同行者游览了园林：“偕少岩雇车出利城，游近郊园林，鲜古木，溪流高下曲折，西人作亭榭于涧侧，以供游憩。连日尘扰，对此觉清气袭人，足以荡涤烦衿，畅适怀抱。”这一条可以和此前伦敦城所记“煤突太多，烟灰熏染”“天时多雾，每年不过百日略见太阳”作对照。

第三个例子可以举美国境内的。日记记载，十六日“戌正一刻抵纽约，泊舟口外”。日记里详细记载了纽约城所在纬度和经度：“纽约为南北美洲最大之城，在赤道北四十一度……”“西七十一度”。这个经纬度也是基本准确的。日记里有较多篇幅记载了纽约的情况。

第四个例子举在海上航行的，四月廿二日的日记：“廿二日，大风雨。午正行三百十八里，纬度三十五度三分，经度一百四十二度四十二分。入夜风静。”简洁而精确。

第五个例子应该是在日本的日记了。也是四月，“廿三日，晴。寅初见塔灯，卯初近江户湾，见雪山与火山对峙。舟行指北偏西一字入口，见北岸炮台二，皆筑土，亦有隔堆，外口广八海里，水深三十六拓。又四分之三口内，广六海里，水深二十拓至四十八拓。南岸一台，远望不明。口中间亦有一台，盖就南岸沙嘴培筑以成，颇宽广。闻日人筑台用西法，炮用克虏伯阿姆司汤二厂，近试验得克厂为胜，会延得克厂工人来日，自行制造……”

以上五个例子，我们应该可以见出咏霓先生游历不是浮泛一过，而是认认真真地作了了解，从地理到经济到风土人情都作了认认真真地考察，并明白无误地给予清晰的记录。记录一个地方的政教风土，这是考察游历记述的常规或常态内容，咏霓先生这部日记尤可注意的是，他的行程，详细记录了以下这些信息：某时某刻过了哪里，某时某刻到了哪里，哪里到哪里走了多少里路，水深多少，某地的经纬度是多少，等等地理信息，还有中西方度量衡换算的小注。这或许可以表示咏霓先生有比较强的记录地理信息的意识。对地理信息的精确的记载，或许也表示咏霓先生有比较精密的科学头脑。项士元先生编撰的《王六潭先生年谱》，同治二年（1863）一栏里有“二十五岁，治《郦氏水经注》”这一条记录。我推测咏霓先生对地理的留心，可能有研读《水经注》所起的影响。这里有他的治学背景。我们看竺可桢先生的日记，他每天都有气象信息的记载，这也是源出于竺先生的气象学家这个学术背景。胡适先生民国八年（1919）八月底在上海的《新生活》周刊第二期上发表过一篇有名的文章《差不多先生传》，批评中国社会上的一些人，处事不认真，处世不认真，“凡事只要差不多，就好了”。文章的最后一句是：“……中国从此就成为一个懒人国了。”可是我们看咏霓先生的日记，精确记录，一丝不苟，不肯马虎。钱锺书先生1984年3月为钟叔河先生著作《走向世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考察世界的历史》写的序里有这样的话：“一些出洋游历者强充内行或自我吹捧，所写的旅行记——像大名流康有为的《十一国游记》或小文人王芝的《海客日谭》——往往无稽失实，行使了英国老话所谓旅行者享有的凭空编造的特权（thie traveler’s leave to lie）。‘远来和尚会念经’，远游归来者会撒谎，原是常事，也不值得大惊小怪的。”但我们看了咏霓先生的《道西斋日记》，或者上面所举的几个例子，可以明白，咏霓先生是一个诚实的人，认真的人，也是有近代学问的人，他愿意主动了解欧美以及日本的地理经济和文化，并笔录于纸，把自己了解到的传播到清帝国里面。

这部《道西斋日记》，值得我们留意的第二点是，咏霓先生在日记里体现出来的敬业精神和专业修养，有备而往访。咏霓曾经协助许景澄在欧洲为清帝国海军购置“装甲巡洋舰”，协助许景澄撰著《外国师船表》。在这返程归国的游历里，虽然咏霓这时并没有担任采购军舰大炮等的任务，但他还是格外留意欧美及日本这方面的信息。这也可以从这部日记里举出例子。

停泊在英国朴茨茅斯的来远舰

第一个例子可以取自在英国的游历。日记里也记载了许景澄公使先期已致函清帝国驻英使者刘芝田（芝田，刘瑞芬的字），说咏霓“过英时将往拍司麦脱海口观水师船屯”，请刘芝田予以接洽。这里也可见咏霓到英国已有一个明确的参观目标。日记里写道：“英国全境环海，恃水师为藩篱。其海军船埠有五……”然后详述这五个船埠的名称和位置：袜特卫，在伦敦东口外；扑林抹甫，在英伦西南；袜忒缚耳脱，在英伦西；坤因司坦尔，在爱尔兰南境；拍司麦脱，在英伦南偏西。接着总括一句：“皆以防法人，故北面滨海各口，咸不立埠。”拍司麦脱是咏霓此行将要访问的船埠，所以又有较详细介绍记载：“拍司麦脱常驻一等水师提督，现任斯职者曰掌禄司兼辖陆地。按：英国一等水师提督三员，一驻地中海，一驻兹地，一驻伦敦，为海部尚书。居民十二万八千，泊船处曰司劈忒海脱，地广，面积有四十八海由他，每一海由他即一万方迈当，约合三十六里。船池大者面积一海由他。船坞十二，能容大铁舰。”又介绍有大医院：“曰赫司赖，养病伤兵士，容二千人。”接下来记录初五日英提督接海部电信后派员导引咏霓参观船厂，详细记载了所见到的船坞规模和功能，战舰大小、装备、性能和战力，间有对若干战舰的比较。这部分的篇幅，竖排每页10行、每行30字，占了将近10页的篇幅。可见咏霓参观的用心和细心。

这儿举的在英国访问考察的这个例子，是积极主动获取海军以及相关信息。还可以再举一个相反的例子，是在美国。三月二十一日的日记里记载：“美国地大物博，不尚武备，陆兵常额不及三万人，所有铁甲船皆旧式，甲厚不过六七寸，仅一船有十一寸；速率皆十海里以内；炮皆生铁、前膛，拍勒得厂造，无来复线；炮弹惟硬铁，重三十六至四十五启罗，能穿铁甲一百二三十密里而已。水师陆垒无一足观者。故此行不事登览。”不是刘姥姥进大观园样样觉得好奇新鲜都要看一看，咏霓先生是做过了功课的，对英美有相当的了解，所以细察该细察的，粗观该粗观的。

这两个例子可以说明咏霓先生对欧美军备的深入了解。许景澄光绪十一年（1885）在德国主持编撰《外国师船表》12卷，附图230幅。这部著作“收辑各国甲船有关文献，损益旧文，更定义例，分别船式，以类相从，间系以说明，摹图列之”。咏霓先生能够协助许景澄公使编撰这部著作，实有以致之。没有这些方面的学识，无论如何也是襄助不了许景澄公使做成这件事的。项士元先生《王六潭先生年谱》记录，这部《外国师船表》中的《法国师船表序》《德国师船表序》《俄国师船表序》《秘智巴阿诸国师船表序》《日本师船表序》均由咏霓先生撰写。在德国出使期间，咏霓还协助许景澄给清帝国海军选定了购置“装甲巡洋舰”这个方案，采购“经远”“来远”两艘“装甲巡洋舰”。这两艘战舰先后加入北洋水师，1894年9月17日，“经远”号在甲午中日战争中遭日军联合舰队四艘巡洋舰合围，被击沉于黄海；“来远”号也参加了黄海大战，第二年2月6日清晨于威海卫港内遭日军第一鱼雷艇队偷袭而被击沉。甲午海战中，“经远”“来远”两舰在被击沉之前，都有过重创日本军舰的战绩。咏霓先生开始的时候走的是传统的仕进之路，科举出身，中了进士。然后渐渐地拓宽视野，虚心向学，由传统的经世济民之学拓展到了近世军事工程学和军事技术领域，成为了军工尤其是海军军工的专家。咏霓先生的人生之路，真是可圈可点。

阅读《道西斋日记》，我以为值得留意的还有第三点，即王咏霓先生对欧美政治法律社会的了解，对在欧美诸国华人状况的记录和关切，记录的就成了不可多得的史料，关切则既有同胞同根之情，也注意所在国国情，不与所在国法律相违碍。也举几个例子。四月初一日的日记，记载了华人在美国旧金山的一些不良事：“又闻为窃盗，如西人清晨每户送牛奶面包置诸门外，唐人乘其过后窃而收之，或伺西人深夜独行劫取财物，于是美官有唐人夜半不准入西市之禁……”了解事件来龙去脉而不因是华人而曲为之辩。这个月初二日的日记里记载旧金山华人有作“匪人”的，“中美条约无相互交逃犯一节，虽欲驱逐匪人递解回籍，亦无可持之柄。近梁君具牍请樵使（即清帝国驻美公使张荫桓）与美廷商议交犯，此事若成，官此者当不致束手”。这一条日记，或者也表明咏霓先生对近世国际关系法亦有所了解？

以上三点，是我阅读《道西斋日记》，以为值得留意的。读咏霓先生的这部日记，我想起以前读过的郭嵩焘的日记《使西纪程》。郭嵩焘是咏霓这一辈的洋务前辈。郭嵩焘光绪元年（1875）七月受命“出使英国钦察大臣”，第二年底由上海出发，抵伦敦，在英国任职不到两年就被慈禧免职。郭嵩焘出使英国而撰著的《使西纪程》，深得西方政治经济文化之精髓，比如书中有这样的话：“西洋所以享国长久，君民兼主国政故也。”郭嵩焘比较了中英的政治体制，说“西洋君德”，找不出能跟中国上古三代的“令主”相比的，“即尹、周之相业，亦未有闻焉”，可西洋政治“国政一公之臣民，其君不以为私”。在郭嵩焘看来，中西政治体制的一条分野是：“圣人以其一身为天下劳，而西洋以公之臣庶。”中国是一人之政治。一人之政治，则“一身之圣德不能常”，上古“文、武、成、康，四圣相承，不及百年”，要是碰上暴君、昏君，也就没有办法了。而西洋“臣庶之推衍无穷，愈久而人文愈盛”。郭嵩焘拈出“法治”一说：“圣人治民以德，德有盛衰，天下随之以治乱……西洋治民以法，法者，人己兼治者也，故推其法以绳之诸国，其责望常迫。”这都是很了不起的识见。钟叔和先生《走向世界》一书里表彰郭嵩焘：“当其时（1877年），王韬虽然已经到过英伦，还没来得及对英国政治进行深入研究；孙中山尚未‘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康有为也还要再过两年，方‘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哩！”可惜郭嵩焘的这部日记，他钞寄总理衙门，付梓刊行，引来满朝物议，深遭慈禧痛恨。这部《使西纪程》刊行的当年，光绪三年（1877），昏聩太后即下旨毁版。若以《使西纪程》作标尺，则《道西斋日记》显然有不足，里面有些议论有些见解，今天来看，也确是甚为迂腐甚为糊涂。但放在晚清这个时代，从基本面来看，咏霓先生应该是可以列入“先进的中国人”这个行列里的。咏霓先生在《道西斋日记》里呈现给我们的可能更多的是一个技术专家的形象。从林到容闳到郭嵩焘到薛福成，包括王咏霓，晚清朝野未始没有明事理通洋务的，但清帝国或者说清统治还是亡了。“同治中兴”曾有短暂的新气象，但终成回光返照。清廷没能顺应潮流、抓住机会、抓紧时间，主动作自我调整和改革，三四十年的时间给浪费了，接下来戊戌维新，百日而废，接着“庚子事变”，然后不出十年，清朝就垮了。我们回头来看，忍不住会问，“同治中兴”至“庚子事变”之间的三四十年，清廷最高统治者都在干些什么呢？“庚子事变”，太后带着光绪逃到西安，才想起来要“新政”，然而慈禧的这个“新政”仍然不愿更改旧体制。光绪三十二年七月（1906年8月）御前会议，军机大臣铁良明言“立宪非中央集权不可，实行中央集权非剥夺督抚兵权财权、收揽于中央政府则又不可”（1906年9月30日《时报》）。最高领导慈禧老太后为“新政”确立了基调：“一曰君权不可侵损；二曰服制不可更改；三曰辫发不可剃；四曰典礼不可废。”（见《余肇康致止公相国函》，光绪三十二年八月五日）张星烺先生民国二十二年（1933）撰成《欧化东渐史》，有言简意赅的分析：“盲目之清廷，不知顺应潮流，变法立宪，以安民心，而存满汉偏见，激成辛亥革命。”历史的盛衰因果链的梳理明白，通常要等到后来人隔了远距离来作回望，所谓“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秦人”哪儿想得到自己会有被灭的一天呢？所以秦丞相赵高大祸临头了还不自知，还在起劲地“指鹿为马”呢！

使西纪程

钟叔河先生说他搜集到的晚清人出国记述有300余种，《道西斋日记》也收入了“走向世界”丛书（续编），和张元济先生的《环游谈荟》合为一册，由岳麓书社刊行。我阅读的则是线装书局2017年4月出版的本子，自觉获益甚多，然恐亦不贤者识其小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