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统治者崇信佛、道二教。元朝历代皇帝颁布了大量保护佛教寺院和道教宫观利益的诏书，即所谓护持诏书。寺院、道观得到护持诏书，便镌刻在石碑上，一则用以扩大影响，抬高寺观的地位，二则以志长远。护持诏书一般用八思巴字和汉字两种文字写成。八思巴字表达的是蒙语（少数写汉语），汉字用的是硬译公牍文体。通常所说元代白话碑，主要便是此类用硬译公牍文体写成的佛寺道观护持诏书。其数量之多，亦可谓元代宗教史的一大特色。本文讨论的圣旨，实际上就是元仁宗颁发给慧因寺的一道护持诏书。

得到护持诏书，不仅是一种荣誉，而且可以享受种种特权，有实际的利益，因而很自然地成为佛、道两教上层人物追逐的目标。得到护持诏书的寺观，或是皇家创建的“官寺”（元朝每一位皇帝都要建造佛寺），朝廷特意加以扶植，或因规模宏大、历史悠久，受到朝廷的重视。此外也有一些寺观是由其主持者钻营得来的。慧因寺获得护持诏书，情况比较特殊，与高丽忠宣王王璋有关。

慧因高丽寺

忠宣王王璋是高丽王朝第25代国王忠烈王王昛之子。他的母亲是元世祖忽必烈之女齐国大长公主忽都鲁揭里迷失。元成宗元贞二年（1296），王璋娶晋王甘麻剌之女宝塔实怜为妻。甘麻剌是世祖忽必烈太子真金的长子，成宗铁穆耳之兄。王璋的婚姻是表兄妹结亲。元成宗大德二年（1298）王昛将王位让给王璋，自为太上王。但到同年八月，元朝征召王璋入朝，命王昛复位。王璋到大都，“宿卫凡十年，武宗、仁宗龙潜，与王同卧起，昼夜不相离”。武宗海山、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是同母的亲兄弟，他们的父亲答剌麻八剌，是真金的次子，铁穆耳之兄。也就是说，王璋与海山、爱育黎拔力八达是表兄弟。大德十一年（1307），元成宗死，无子，皇族内部为争夺皇位展开激烈的斗争。王璋支持爱育黎拔力八达发动宫廷政变，迎接镇守北方的海山回大都，登上帝位。海山以爱育黎拔力八达为太子，封王璋为沈阳王（后改封沈王）。至大元年（1308）七月，高丽忠烈王病死，王璋回国继位。但没有多久，王璋又前往大都，并在至大三年（1310）将王位传给儿子王焘（高丽忠肃王），自己一直在大都居住。在武宗（1308一1311）和仁宗（1312-1320）当政时期，王璋一直得到优遇。延祐六年（1319）王璋南游江浙求法。延祐七年（1320）仁宗死，其子英宗硕德八剌嗣位，朝廷政局发生重大变化，王璋在这一年四月“复请于帝，降香江南，盖知时事将变，冀以避难也”。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躲过灾难。六月，王璋被强迫从江南金山寺回到大都，同年十二月流放到“吐蕃撒思吉之地”。“撒思吉”即藏传佛教萨迦派的发源地萨思迦（今称萨迦）。英宗死，泰定帝嗣位（1323），召还王璋。泰定二年五月，其于大都去世。

王璋多次到大都，特别是大德二年（1298）入朝以后，直到被流放（1320），中间只曾短期归国，前后在大都生活长达20年之久。在此期间，王璋除了参加政治活动之外，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与元朝的文人学者交往。“构万卷堂于燕邸，招致大儒阎复、姚燧、赵孟颍、虞集等与之从游，以考究自娱。”“每引儒士商确前古兴亡，君臣得失，亹亹不倦。”另一件事是积极参与各种佛事活动。王璋是虔诚的佛教徒，“酷嗜浮屠法”。他在高丽国内举行多种佛事，在大都，他的府邸内“诸僧列坐，梵呗之声洋洋满庭”。接待客人的庭院“门闼静深，窗户无尘，花木芳润。王亲肃客户外，入就席，言论恂雅，礼意欢浃。一僧隅坐转《法华》，每举一佛名，一菩萨号，王必以手加额而致敬焉”。他与中国佛教各宗派广结善缘，可考的便有藏传佛教、白莲宗、禅宗、华严宗等。

印造施舍佛经，历来被认为是佛教徒的功德。元代印造《大藏经》成为风气。仁宗皇庆元年（1312），王璋发愿，舍净财印造三藏圣教一切法宝，计圆五十藏，布施四方梵刹，以广流通。为此，他派遣洪瀹等人南下杭州，利用杭州《普宁藏》经板印造。洪瀹等人在印经之余，慕名造访高丽慧因寺：“督临之暇，挟二三友散策湖滨，因投本寺（慧因寺一引者）。唯见凝尘满座，风景萧然，兴感形怀，大觉国师受经之地，坠弛若此！”感叹之余，便访求“能任起废之责者”。根据寺僧的建议，邀请僧人慧福出任住持，对慧因寺加以整修。不久，“复市负郭良田归于常住，永充饭僧之供”。延祐元年（1314），慧福“被命入都，即以上事启达王（高丽沈王一引者）听。钧旨剃僧十员，发帑口济”。在王璋大力支持下，慧因寺得以复兴。王璋也就成为慧因寺的大功德主。

元代《普宁藏》

延祐二年（1315），王璋出面疏请僧人无言明教“主持杭州路高丽惠（慧）因华严教寺，开堂说法，领众焚修，祝延圣寿万年者”。无言明教是华严宗（贤首宗）的僧人。延祐四年（1317），先后任江浙、湖广行省丞相的别不华，先以钞“千定施杭十大寺，使咸以子母相生，岁取其什一，给其费，以月第之，各阅经一藏。延祐四年，又自武昌寓（寄？）二百定以归兴元、惠（慧）因二寺，通前为十二藏，月阅之，岁周而更始焉”。名僧释大䜣为之作《开府仪同三司、荣禄大夫、平章政事、集贤院使、领会同馆事、吴国公杭州高丽惠因教寺岁阅藏经记》。同年，又有吉剌实思“以中统钞三百定，规置田土，舍入天竺、高丽、净慈三寺各一百定，岁以一月为约，命僧翻阅三乘妙典一大藏”。天竺即上天竺教寺，净慈即净慈禅寺，都是杭州规模宏大的名寺。由此可见，慧因寺在王璋的支持下，已从衰败中解脱出来，重新跻身“大寺”之列。也正是这一年，元仁宗向慧因寺颁发了上述护持圣旨。圣旨中特别提到“杭州有的益知礼普衣的祖上高丽大觉国师盖来的高丽慧因寺”，足以表明它是应益智礼普化（王璋）的请求颁发的。事实上，高丽慧因寺早就存在，并非大觉国师义天盖造，圣旨所说与事实不符，这很可能是王璋为了引起仁宗的重视而故意编造的，但由此亦可见慧因寺与王璋之间关系的特殊了。

延祐六年（1319），王璋“请于帝，降御香，南游江浙，至宝陀山而还。权汉功、李齐贤等从之”。王璋这次南游，旨在求法，但留下的记载很少，令人遗憾。可以肯定的是，他曾到天目山谒见高僧中峰明本。杭州是江南最重要的城市，揆诸情理，王璋一定要到杭州。他的侍从、高丽著名文学家李齐贤有《高亭山（伯颜丞相驻军之地）》《宿临安海会寺》《冷泉亭》等诗篇，都与杭州有关。李齐贤还说过：“延祐己未，予从于忠宣王降香江南之宝陀窟，王召古杭吴寿山，令写陋容，而北村汤先生为之赞。”按，李齐贤画像流传至今，为元一高丽文化交流的重要物证。但作者不是吴寿山，而是在元代被誉为“精于写神，国朝第一手”的杭州画家陈鉴如。由李齐贤的这些诗文可以确知，王璋曾到杭州，而且游历名胜，有很多的活动，其中必然也到过他所加意扶植的慧因寺，可惜的是，有关的记载没有保存下来。

慧因寺的元代白话碑，记录了高丽忠宣王王璋与慧因寺的一段因缘，对于研究元代杭州的中外文化交流，无疑是很有价值的，应该得到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