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人已逝，我们试图从阳明先生和他弟子所留下的蛛丝马迹中寻找与杭州的渊源和联系，除去古籍书本上的只言片语表述，诗歌文字上的星点片段的提及，这些都是前人给我们的指点。从文献记录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和门人对杭州城南的天真山情有独钟，此山对于推动心学在杭州的传播，有与众不同的特殊意义。

玉皇山南支脉名曰天真山，它的名气虽没有玉皇山大，但是对于阳明学派来说，却有着非同一般的特殊意义。

八卦田

天真山曾经给了阳明先生美好的向往和生命的契机。《王阳明全集•卷三十六•年谱附录一》中记载：“（自嘉靖庚寅建精舍于天真山至隆庆丁卯复伯爵）天真距杭州城南十里，山多奇岩古洞，下瞰八卦田，左抱西湖，前临胥海，师（阳明先生）昔在越（绍兴）讲学时，尝欲择地当湖海之交，目前常见浩荡，图卜筑以居，将终老焉。起征思、田，洪、畿随师渡江，偶登兹山，若有会意者。临发以告，师喜曰：‘吾二十年前游此，久念不及，悔未一登而去。’至西安，遗以二诗，有‘天真泉石秀，新有鹿门期’及‘文明原有象，卜筑岂无缘’之句。”

大致意思就是说，天真山在杭城南端，山上多奇岩古洞，在半山腰的紫来洞俯瞰绝美风景八卦田，左边是西湖，南部面对钱塘江。正德二年（1507）的时候，阳明先生在绍兴讲学，就曾想过要找一处地当湖海之交的所在，长期居住、建立书院，然后在书院里讲学，传播心学思想，并想在此终老。

嘉靖六年（1527），阳明先生在平定广西的思恩、田州叛乱时路过杭州，他的弟子王畿、钱德洪随同所部一起渡过钱塘江，偶然登临天真山，总觉得这个地方应该颇为适合老师建立书院讲学终老的意愿。当部队整合出发前，将他们的发现告知于阳明先生，这位哲人听了竟然喜不自胜地说道：“我二十年前曾游杭州，就知道天真山，时在念中，但一直没机缘往访，这次也一样，实在可惜没有登临眺览就离开了。”部队开到了衢州，他还做诗二首，留下了“天真泉石秀，新有鹿门期”及“文明原有象，卜筑岂无缘”之句。故地重游，天真山秀丽的景色，面海临湖的绝佳环境，数十年前的牵挂，更加深了王阳明对这块宝地的钟爱之情。

阳明先生匆匆而来，又牵挂着广西的叛军尚未平定，匆匆而去。岂料，一走却成为永别，先生的愿望迟迟都未实现，是悬浮在半空中的乌托邦。

一直到嘉靖九年（1530），薛侃等众弟子在为老师奔丧完成之后，一方面害怕同门聚散无期，同时也为了“忆师遗志”，“遂筑祠于山麓”，在玉皇山南创建天真精舍。

天真精舍

精舍的两个主要功能是祭祀阳明和讲授“心学”。其中，祭祀主要供奉的是王阳明，而他的得意门生“徐爱、冀元亨、薛侃、邹守益、欧阳德、王艮、王臣、刘魁、钱徳洪、王畿、萧廪、陈善”作为配享。

精舍的主要功能为祭祀和集会讲学，“斋庑庖湢具备，可居诸生百余人。每年祭期，以春秋二仲月仲丁日，四方同志如期陈礼仪，悬钟磬，歌诗，侑食。祭毕，讲会终月”。即每年的农历二月十四日和八月十四日的阳明祭期，天真精舍都要举行大规模的讲学活动，门人弟子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些活动，把讲学传道、以学会友的传统延续下去，将“心学”的真谛发扬光大。

至于精舍的定义，在现代人眼中就是书院，只是叫法不同而已，而两者的功能到现代都已经逐渐衰退。其实，在一开始，两者刚刚出现的时候，还是有一定区别的。陈荣捷老师在《朱子与书院》中解释道：“书院初义为一场所，用作保存与编纂书籍，而精舍则是隐居之所。渐渐的演变，两者同为讲习之地。由于这种共同功能，精舍亦称书院……我敢再有一言，在朱子时，书院可私可公，但精舍则纯为私人。”

天真精舍《勒石文》

学者李弘祺则在辨析书院与精舍的关系中提到，虽是两个不同传统，但“朱熹则是第一个把它们连贯起来，将‘为己之学’的理想与‘私人讲学’的民间制度结合在一起的人”。

从中可以看出两点：一是书院初始用于保存和编纂书籍，精舍则更加侧重舍，是隐居之用；但是，由于讲习功能日渐发展，两者渐趋一致；第二，在朱熹时代，两者的性质有着本质区别，书院则是亦私亦公，精舍则完全私有化；第三，程朱理学的推广和讲习制度的盛行，促进了书院和精舍的大发展。本文中的天真精舍，也是如此，是阳明先生的弟子和后人筹募资金所建，祀田也是精舍的私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