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早在宋以前就有百戏杂艺的演出。南宋建都临安(杭州)后,市民阶层对业余文化生活日趋多样化,“百戏”这种表演艺术逐步分化,伴随着歌舞技艺的兴盛,杂技开始作为一项独立演出形式出现。一是活动重点逐渐从宫廷走向民间:二是演出形式多样化,不仅在厅堂、广场演出,而且进入了瓦舍勾栏演出;三是节目繁多,题材广泛,演技精湛,为全国之首。 南宋时京城临安杂技演出“门类”丰富,行当众多。仅《武林旧事》所记载的表演行当就有50多项,上档次的专门演员有400多人,艺人们以专业为单位组织起“社会”来,“社会”是一种社团组织,规模大小不等。“社会”的兴起,促进了杂技节目的提高创新。当时有齐云社(蹴鞠、打球、射水弩社)、锦标社(射弓踏弩社)、神鬼社、马社、角抵社(相扑)、台阁社、锦体社、英咯社(使棒)、律华社(吟叫)、云机社(撮弄)等等,这些“社会”人数不等,少的一二十人,多的达几百人。临安杂技之繁荣,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蹴鞠 首先表现在节目的新奇,宣赦仪式中的杂技,可谓独树一帜,“宣赦”是国家大典,由皇帝亲临主持。据《梦粱录·百戏技艺》载:“百戏踢弄家,每于明堂郊祀年分,丽正门宣赦时,用此等人,立金鸡竿承应上竿抢金鸡。兼之百戏,能打筋斗、踢拳、踏跷、上索、打交辊。脱索、索上担水、索上走装神鬼、舞判官、斫刀蛮牌、过刀门、过圈子等。”杂技爬竿是仪式中必不可少的环节。爬竿古称缘杆,是百戏中的一种,也是南宋时临安城经常上演的杂技节目之一。每当举行“宣赦”仪式时,丽正门前就立起长五丈五尺的金鸡杆,一人缘杆而上,并在杆上作出各种惊险优美的动作,谓之“抢金鸡”。上述所列节目,一类是硬本领的传统技巧节目,如过刀门、过圈子、走索、踢跷、弄碗等。另一类是和武术或舞蹈相结合的节目,如打筋头、斫刀蛮牌。有名艺人谢恩、张旺、宋宝哥、鲍老二、宋定哥等二三十人。 其次表现在仕宦之家厅堂表演的杂技多彩多姿,著名艺人赵喜表演“杂手艺”、“祝寿进香仙人”以及“承团圆”、“巧百戏”等;撮弄艺人姚润表演舞馆“寿星”撮弄戏法“寿果放生”等,当时有个姓杜的艺人能表演“七圣法”:当场将“人头切下”,向观众发买灵符,然后用符法将人头接上。艺人因此被誉为杜七圣。还有口技艺术当时也十分精湛,一种叫“吟叫”的口技,专门模仿飞鸟、禽兽的吟叫声;一种称“叫声”的口技,是把集市小贩的叫卖声,编成乐曲吟唱。据《梦粱录·宰执亲王南班百官人内上寿赐宴》说,在宫中大宴时,“教乐所人员等,效学百禽鸣,内外肃然,止闻半空和鸣,鸾凤翔集”。胡福等表演的《百禽鸣》尤似今日的口技,演技高明,使人百看不厌。 再是庙前广场上表演的杂技精彩热烈。自正月初九玉皇诞辰至九月二十九五王诞辰,几乎月月都有神圣诞日。每逢此节,庙前广场上俱有“社会”迎献百戏,与杂技有关的有翻跟斗、舞狮子、爬竿、武术、幻术、格斗以及马戏等表演,精彩壮观。 四是街巷村落百戏杂艺表演琳琅满目。据《梦粱录·百戏伎艺》载,“又有村落百戏之人,拖儿带女,就街坊桥巷,呈百戏使艺”,“如踢瓶、弄碗、踢磬、踢缸、踢钟、弄花钱、花鼓槌、踢笔墨、壁上睡、虚空挂香炉、弄花球儿、拶筑球、弄斗、打硬、教虫蚁、弄熊、藏人、烧火、藏剑、吃针、射弩端、亲背、攒壶瓶等”。表演此艺时,非常奇特,藏去之术,全在手疾眼快,其时,技艺高超者有包喜、陆寿、施半仙、金宝、金时好、宋德、徐彦、沈兴、赵安、陆胜、包寿、范春、吴顺、金胜等。 五是水上表演的杂技技艺高超。临安城外的西湖、钱塘江为发展水上杂技提供了优越的条件,如水百戏、水上烟火、鱼龙变化夺真,功艺如神,还有渔舟竞渡等。城外钱塘江边,观钱江潮是一大特色,其时“自既望至十八,则有弄潮者”,“手持十幅大彩旗,争先鼓勇,溯迎而上,出没于鲸波万仞中,腾身百变”,甚为奇观,天下少有。 杂技戏孩图 在今天杂技分科十分精细的情况下,上述百戏,有的不一定能算作杂技,但杂技节目仍是大量的,而且其水平还是十分罕见的。充分显示出南宋时临安城的杂技艺术已经发展到一个相当高的阶段,成为杭州民族文化史上的亮丽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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