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干年前，笔者参与编辑《之江大学的神仙眷侣——蒋礼鸿与盛静霞》，知道了之江大学的一些人和事，并无意间在之江大学学生上课登记单上看到之江大学的英文名是“HANGCHOW UNIVERSITY”（杭州大学）。当时笔者揣测之江大学因为是一所教会学校，办学资金多系在美国募集而得，而募款需要宣传，“之江”之名美国人不易明白，故将学校名中的“之江”以“杭州”的威妥玛拼音写法HANGCHOW代替。无独有偶，笔者后来又发现另一所教会大学——苏州的东吴大学的英文名亦称“SUCHOW UNIVERSITY”，取名的思路当与之江大学相同，这似乎是近代中国教会大学属地化发展的一种反映。是为笔者与历史上的之江大学缔结的前因，因是之故，后来两次去过之大校园故址，感叹学校风水之佳、校园环境之优、建筑风格之美。如今得读汪林茂教授的《秦望山麓弦歌声——之江大学始末》（以下简称“之大”。与之江大学续上了后缘，阅罢全书，不禁心驰神往，之大校园，何时更重游？

汪教授是知名的中国近代史专家，精研晚清文化史、近代浙江地方史等，尤其在浙江辛亥革命史研究方面造诣高深，著有《晚清文化史》《浙江辛亥革命史》《从传统到近代：晚清浙江学术的转型》《浙江通史·清代卷下》等专著，编有《浙江辛亥革命史料》《绍兴商会档案汇编》《汪康年文集》等，编著可谓等身，嘉惠学林匪浅。《之大》是汪教授应杭州文史研究会之邀，为“杭州文史小丛书”项目而撰写的一本小书。由汪教授来写一本不足7万字的面向大众读者的薄薄小书，洵为“大专家写小书”，这本小书的分量可想而知。

《之大》就其来源而言不是一本新撰的书。此前，汪教授与人合作研究之江大学历史，著有《之江大学史》《之大》当由此改编而来。但别小看了“改编”、“杭州文史小丛书”有篇幅、思想性、通俗性等方面的要求，这意味着改编其实是在一定程度上的重写。重写的《之大》是成功的。总体而言，《之大》比《之江大学史》结构更紧凑，脉络分明，不蔓不枝。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之大》的最后两章（第七、八章）《群星升起的地方》《文化胜景》为后者所无或散见于各处，而这样一来，使《之大》呈现了一种“大”的气势。如果说《之大》的第二至六章按时间顺序缕述该校从崇信义塾至育英书院到之江文理学院再到之江大学的发展过程，是一种编年史，那么末两章则是列传与志，第七章写《之大》历史上的著名教授与学生，类似于人物列传，第八章写校园建筑、著名景观。诗文，类似于建设志、景观志、艺文志。这样的布局，不止“大”，而且“全”。以笔者阅读的感觉而言，编年史的部分读起来较为平淡，读至第七章，则渐感意味，迨至末章则人佳境，尤其是读到夏承焘先生咏之大校园风情的七阕《望江南》，那种感觉非笔墨所能形容，差可比作啖食甘蔗，越吃越甜。

之江大学作为一所有着百余年历史的教会学校，它的丰富而别具内涵的历史当非一本薄薄小书所能完全揭示，该辑小丛书的另一种《苦海方舟济苍生——苏达立、明思德与杭州抗战救难》所揭示的之大在抗战期间历经的丰富情节，即为《之大》所未涉及，所以《之大》可称一部简史，即使先期出版的《之江大学史》也是如此。但是，这部之大简史是中国近代史抑或浙江、杭州近代史的一个缩影。首先在时间上，之大的前身崇信义塾创办于1845年7月，时在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三年之后，比国内其他一些著名的教会大学，如齐鲁大学（1864年）、东吴大学（1871年）、圣约翰大学（1879年）、金陵大学（1888年）沪江大学（1906年）华西大学（1908年）的创始时间都要早得多，20世纪50年代初，它在高等院校调整及社会主义改造中与其他教会大学一道消亡，差不多贯穿了整个中国近代史。其次，之大发展过程中所经历的一切都是在“二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展开的，反映了中国近代曲折演变的历史过程。原设在宁波的崇信义塾于1867年迁至杭州，易名“育英义塾”，这一过程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势力从沿海通商口岸深入内地的一个反映。伴随洋务运动而来的西学潮流以及甲午战争给中国带来的巨大影响，育英义塾在1897易名育英书院（杭州长老会学院），成为浙江第一所近代高等学校，并为本土的求是中西书院的创办提供了参照及师资。在由五四运动激起的民族主义高潮中，之江大学遭遇了收回教育权运动的冲击，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之大被迫向政府申请立案，成为中国的私立大学。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美国教会创办的之大也同中国本土大学一样颠沛流离，内迁、流亡、挣扎，然后在抗战胜利后复员。

之大作为一所教会学校，办学初衷是“培植教牧人才”，最终目标是要以基督的福音改造中国人的灵魂。自明代晚期耶稣会士利玛窦、金尼阁、龙华民等人华起，西方基督教势力就致力于这个目标，近三百年坚持不懈。但是，传教士们在中国这块“异教”土地上辛勤耕植的结果，要么惨遭败绩，要么种豆得瓜。之江大学的历史揭示，教会学校所孜孜以求的宗教目标收效甚微，却在客观上给中国作出了别样的贡献。一方面它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引进了现代科学技术，培育了大量拥有西学知识的人才，冲击了中国传统教育体制，为中国人的思想启蒙打开了方便之门；另一方面，它与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其他方面的存在一道，催化了中国民族主义运动，反基督教主义成为中国民族主义核心内容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教会学校始于“化中国”，终于“中国化”，《之大》完整地反映了这个过程。

教会大学的研究曾经是一个无人涉足的领域，这是历史原因所致。改革开放以来，研究渐多，在继续认为教会学校作为西方列强侵略势力的一个组成部分的同时，也渐渐肯定了它对中国近代化所起的作用。但是迄今为止教会大学的研究无论广度与深度都是不充分的。其因大致有二：一是资料上的，教会大学的档案多存在国外，国内保留的也不易查阅；二是方法上的，毕竟教会大学有其原罪，研究的尺度难以把握。以之衡量《之大》，它是粗线条的，但汪教授拿捏得好。

多年来，关于之江大学，笔者一直有个小小疑问：民国时期之江大学校园环境之优美腾播众口，有“世界第二”之美誉，那么“世界第一”美丽的大学是哪一家？这一排名的最早出处在哪里？笔者曾经为此做过初步的探索，虽无结果，但别有所得。20世纪20年代初浙江政、学方面筹建“杭州大学”（浙江的杭州大学），选定凤凰山麓、今万松书院一带作校址。1923年春，时在东南大学任教的陶行知（时名陶知行）来杭，花半天时间考察了杭州大学校址，欢喜赞叹得未曾有，事后发了一封题为《杭州大学意旨书》的公开信，信中说：“我对于选择大学校址，亦曾受过一二次之委托，虽始终未曾实现，心目中却悬过几个目标，以为寻访之依据。我心里所悬的目标有五：一要雄壮，可以令人兴奋；二要美丽，可以令人欣赏；三要阔大，可以使人胸襟开拓，度量宽宏；四富于历史，使人常能领略数千百年以来之文物，以启发他们光大国粹的心思；五便于交通，使人常接触外界之思潮，以引起他们自新不已的精神。我拿这五种标准参观过国内大学二十余处。比较好一点，国立的有东南大学，外国人设立的有之江大学和香港大学。这三个学校校址，各有所长，就中天然环境，要推之江大学为第一。”这里，陶氏品评国内大学校园环境，列之江大学为第一。但还有个限定条件，即谓就“天然环境”而言，之江大学是国内第一。那么建于最佳“天然环境”中的之江大学的校园环境如何呢？陶先生没有说。陶先生是一位有着强烈民族主义思想的平民教育家，他应该不会去公开赞扬贵族化色彩较为浓厚的之江大学饶有西方风格的校园环境，但之江大学既拥有国内第一的“天然环境”，其整体校园环境之美名列国内第一，大概是可以断定的了。由此亦可知“世界第一”定然属于国外尤其是欧美的大学，那么，它是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