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商品贸易的国际化

杭州产出的商品除了供给国内市场外，还通过长三角地区港口运贩至海外各国，近及日本、琉球、吕宋等东亚海域国家，远至美洲诸国，因此，这一时期杭州的商品贸易呈现出鲜明的国际化特色。

日本是杭州商品销售最重要的海外国家之一。姚叔祥在《见只编》中引用了明朝嘉靖年间在日本经商致富的兰溪商人童华的话：“大抵日本所须，皆产自中国，如室必布席，杭之长安织也；妇女须脂粉，扇漆诸工须金银箔，悉武林造也”。日本市场上所需的这些商品多为杭州制造，且都是民生日常所需之物品，由此也反映出日本对杭州商品有很大的依赖性。隆庆元年（1567），明朝政府宣布部分废除“海禁”，准许商民前往东西二洋开展贸易，但依然禁止民间赴日贸易。鉴于赴日贩销丝货的利润远高于国内，部分海商便转向吕宋开展贸易。日本为获得其所需的生丝及丝织品，则亲赴吕宋购买。

徐光启对此有专门的记载：“而我闽、浙、直商人，乃皆走吕宋诸国；倭所欲得于我者，悉转市之吕宋诸国矣。倭去我浙、直路最近，走闽稍倍之”。这既实现了海上贸易盈利的目的，客观上也满足了日本对生丝及丝织品的需求。还有相当部分杭州商品经闽粤海商运贩出洋，“杭城之货，专待闽南市井之牙，勾同奸贾，捏名报税，私漏出洋”。由中国海商或澳门的葡萄牙商人运往吕宋的生丝和丝织品，其中除部分售卖给当地人及日本外，多数皆由马尼拉大帆船转运至西属美洲售卖。从16世纪末叶到18世纪，以马尼拉为转运口岸，中国大量的生丝及丝织品经大帆船源源不断地运贩至美洲，无疑，杭州的生丝和丝织品成为其丝货贸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明末清初，为保证海上贸易商品的供给，郑成功父子的郑氏海商集团专门在杭州及其附近各地设立了金、木、水、火、土山路五商，主要负责收购各地土产并运往厦门，之后由仁、义、礼、智、信海路五商负责将收购土产运往东西二洋。这固然与杭州是丝绸的重要产地和集散地有关，还体现了杭州在其他商品方面所具有的强大的集聚能力，史载“杭州省会，百货所聚”。乍浦港兴起后，因便捷的海运和近距离的航程，杭州的生丝和丝织品等贸易量较大的商品多聚集于乍浦，从乍浦港出口运贩至日本及南洋等地，亦或经沿海贸易南运至闽粤后再贩运至欧洲及美洲国家。17世纪以后，中国输日的商品中，白丝和丝绸布匹占十分之七。萨凡利在他的《世界辞典》中说：“中国浙江省是全世界最大的产丝区。其产量被认为相当欧亚两洲的总和。人们谈到这里的丝绸制造量，似乎难以令人置信。”

乍浦港

生丝和丝绸之外，杭州所刻书籍成为长三角地区港口输往日本、朝鲜、越南、琉球等国的又一重要商品，其中又以输出日本的书籍最多，其中地方志的输出更是呈现规模之势。浙江是地方志输出最多的省份，杭州作为浙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集中了浙江全省各地的方志。据统计，1721—1739年，从中国输出到日本的地方志总计521部，其中浙江77部，江苏56部，上海2部，18世纪中期开始，随着日本本国丝织业产量的增加，日方对中国生丝的需求也随之减少。此后，中药材的输出较之前有较大的增长。从长三角地区港口输出的药材部分产于当地，既有直接贩运出洋，也有闽粤商人通过国内的沿海贸易将东南亚药材运贩至杭州等长三角地区的中心城市，再由海商采买出洋。

杭州市镇经济的繁荣

嘉靖初年，杭州府城“市井委巷有草深尺余者，城东西僻地有狐兔为群者”。16世纪前期伴随着长三角地区港口私人海上贸易的兴起，杭州及其所辖市镇的经济也逐渐走向繁荣。万历年间（1573—1620），杭州已是“居民栉比，鸡犬相闻，极为繁庶”，市场上的商品可谓“五方辐凑，无麻不售，盖物盛所聚，何必自其地产哉”。

杭州以丝绸业为其支柱产业，明洪武十年（1377），“杭州府属九县夏税丝为二万五千五百九十斤八两有奇，至永乐宣德正统景泰天顺历届渐增，迨成化八年载税丝有六十一万四千二百十两有奇”，隆庆六年（1572）“渐增至六十八万两四千六百十六两有奇”，可见明代杭州丝织业的迅猛发展之势。杭州的丝业除了本地自产以外，嘉兴和湖州的生丝和丝织品也大量地输入杭州，在湖州南浔，“每当新丝告成，商贾辐揍，而苏、杭两织造皆至此收焉。”苏州虽然也产丝，但织造优良品质的产品仍需前往杭州等地购买生丝。因此，杭州既是质地上乘的丝织品的主产地，也是大量优质丝的重要集散地和丝织贸易的全国性中心市场，是长三角地区港口内外贸易往来的重要枢纽。据《中国漫记》一书记载，杭州在“康熙年间城区和郊区从事丝绸业的有6万人，居住在村镇的还未计算在内”。从事丝绸业人数之众，足见其在杭州经济发展中的主体作用。

杭州府仁和县的塘栖镇，凭借其优越的运河交通和生丝业的发展，明朝嘉靖年间就已是商业繁华之地，“其地襟带江湖，接引瓯越，萦洛吴会，使传之经行，商贾之走集，徒旅之往来，既以会道之冲，而凑津途之要。又其大溪中横，旷岸并睨。市区氓椽鳞次栉比，北乡左右，越墟出贩者，晨驰夕骛，肩摩迹累”。至明朝末年，塘栖镇更是“官舫运艘，商旅之舶，日夜联络不绝，砲然巨镇也。财货聚集，徽杭大贾视为利之渊薮，开典、顿米、贸丝、开车者骈臻辐凑，望之莫不称为财赋之地"，成为丝业重镇。同是仁和县的临平镇的经济收益也以蚕丝业为主要产业，“海宁、仁和、上塘蚕丝，于临平市贸易居多”。余杭县的瓶窑镇“物产货之属，丝为首”。

塘栖古镇

杭州丝织贸易的繁荣也带动了当地其他土产商品的售卖。乾隆时期，杭州府各县“数十年来，遍莳绵花，其获颇稔，今远通商贾为杭州土物矣”。杭州府所属的诸多市镇在经营蚕桑业的同时，还发展成为商品的集散地。杭州的茧桥“列肆二里有奇，四近物产殷充，绵、茧、药材、麻布，尤所擅名，客贾多于此居积致远”，余杭县东的新街市，“四时茶纸盐米，诸货毕集，”在余杭县北20里的长乐市，“通舟楫，聚山货”。海宁县长安镇，万历间，“商贾往来，舟航辐凑，昼夜喧沓”。清时，已是浙西一繁华市集。

杭州地域价值观念的变迁

长三角地区港口贸易的逐渐繁盛，带动了杭州商业贸易的蓬勃兴旺，港口贸易中不断充实和丰富的海洋文化，随着商人贸易的往来和商品的流通，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和改变着杭州地方的价值观念。

16世纪前期双屿港的私人海上贸易中，面对高额的利润，浙江商民争相进入海洋，“以数十金之货得数百金而归；以百余金之船，卖千金而返，此风一倡，闻腥逐膻，将通浙之人弃农而学商，弃故都而入海”，极大地影响和冲击着港口及其腹地民众的传统价值观念，言商牟利成为一种共识。葡萄牙海商的到来，给浙江沿海民众带来了商机，“佛郎机之来，皆以具地胡椒、苏木、象牙、苏牙、苏油、沉速、檀乳诸香，与边民交易，其价皆倍于常，故边民乐与为市。”上岸交易的海商，因此受到当地民众的欢迎和支持。普通商民之外，“宁绍奸人通同吏书，将起解钱粮物料领出，与双屿贼船私通交易”。远在杭州的“杭城歇客之家，明知海贼贪其厚利，任其堆货，且为之打点护送，如铜钱用以铸铳，铅以为弹，硝以为火药，铁以制刀枪，皮以制甲，及布帛、丝绵、油麻等物，大船装送关津略不识盘，明送资贼，继以酒米”。

在私人海上贸易的诱人利润面前，社会各个阶层不仅不避讳，而且主动积极地参与逐利，并成为日常商业活动的一部分，商品贸易观念在浙江人心中已根深蒂固。杭州商民也深受港口海洋文化的影响，突破原有的闲适安逸、勤劳忍耐、精致世故的地域文化特质，面对海洋贸易带来的丰厚收益时，主动出击，向外拓展，拼搏进取，显示出浓厚的重商意识和粗犷的海洋开拓精神。

明代中期以来，曾经一度衰落的杭州丝织业逐渐复苏繁兴，海外市场对丝绸的极大需求，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商品化，民众弃农养蚕的现象日渐增多。雍正时曾任浙江总督的程天章奏曰：“杭嘉湖三府属地方，地窄人稠，民间多以育蚕为业，田地大半植桑”。杭州“桑麦之盛，惟东郊外最阔，田畴万顷，一望无际。春时桑林麦陇，高下竞秀”。蚕桑丝织业成为杭州的主要产业，民众的富庶和日常收入主要来自于此行业。乾隆二十四年（1759），清政府禁止丝巾出洋，这一政策直接影响到了杭州等地以丝织业为生的百姓的日常生计。史载：“即以产地而论，浙省之杭、嘉、湖及绍属之诸暨，产丝最盛。每届新丝出后，江、浙、粤、闽贩丝客商拿本而来者甚多，所产粗丝顷刻得价售卖，农民转觉生计裕如。今奉禁之后，丝价未见其平，而粗丝消售转滞，于农民反有转售不远之苦”。正是有了丝织业这块厚实的经济基石，杭州百姓生活才能富足而悠然自得，城市呈现出以休闲和消费为主要特征的商业氛围。陆楫在《蒹葭堂杂著摘抄》中记述：“吴俗之奢，莫盛于苏杭之民。有不耕寸土而口食膏粱，不操一杼而身衣文绣者，不知其几何也？盖俗奢而逐末者众也。只以苏杭之湖山言之，其居人按时而游，游必画舫肩舆，珍羞良酝，歌舞而行，可谓奢矣”。奢侈成为当时杭州民众时行的一种生活方式，这是伴随商业贸易的兴旺带来的经济的富足而衍生的新的消费行为和价值观念的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