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在楼塔镇路下院村，祖上世世代代都是农民。路下院村是在与诸暨交界的偏僻山区，经济不好，同城市边沿的村子比，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多数农家还靠在山田里种种养养为生，我的表姐家还养着耕牛，农忙时为别家代耕。

章旭飞

1990年，我5岁，还是个只知道玩的年龄。一天，我表姐在山脚边放牛，我也跟着她。离山不远有条公路，我表姐牵着牛穿过了公路，我也急急地跟过去。这时一辆大货车开过来，驾驶员象什么都没见到，一点不减速，我被撞倒，车轮碾过我的左脚。我的表姐，还有在场的一个阿姨吓坏了，赶紧抱起昏厥过去的我，当她们寻找那个肇事的驾驶员时，车辆早已没了踪影。我被送进镇卫生院。医生无能为力，嘱我的父母快送好一点的医院。在临浦医院，医生还是爱莫能助，无奈地要我父母急送杭州。紧接着，我被送进杭州的一家大医院。父母哭着恳求：“大夫，您无论如何要把孩子的脚接好，她还只有5岁呀！”我的左小腿，骨头已被碾碎，只有一张皮连着。医生为难地说：“腿是没有办法保住了，只有截肢，否则会有生命危险。”

父亲颤抖着的手在手术书上签下自己的名字。手术中，我的左腿三分之一被截去。醒来后，我的身上像有数不清的蚂蚁在爬着，我用手一摸，半条左腿没有了。父母伤心至极，都哭得像个泪人。我说：“妈妈，不要紧的，以后人长大了腿也会长出来的。”凭我这话，以后有人说我“表现得很坚强、乐观”，那是瞎编。我当时是年小幼稚，天真地认为身上掉块皮肉，结个疤，皮肉又长满了。腿锯掉了，结个疤，也会长出来的。要是知道腿锯掉后永远不会长出来，长大后会变成“跷脚婆”，我准会哭得死去活来。

住院费、医疗费是天文数字，那个肇事司机溜之大吉，我们这个本不富裕的家庭从此在经济上背上了沉重的包袱。

转眼间，我到了上学的年龄。父母亲为养家糊口，归还欠债，一天到晚忙碌着，我被送到10里路外的河上店外婆家寄养。每天上学，外公用三轮车把我送到学校。到放学时，外公又早早地等在校门口，把我接回家，风里雨里，天天都是这样。我们的教室在5楼，我上教室是靠一条腿一跳一跳上去的，跳到5楼，常常是上气不接下气。

我不忍心让外公天天为我接送，执意要求安装假肢。假肢安上后，又向父母吵着要学骑自行车。父亲拿我没办法，给我买来了车子。我学骑车，尽管有妹妹的搀扶，还是不停地摔跤。好几次，假肢戳伤了肌肉，钻心般的痛。付出了比常人多出几倍的努力后，我终于学会了骑车。开始骑车去上学时，放心不下的父亲跟在我的后头小跑步，后来看我骑得稳稳当当了，才让我“独立行动”。

虽说我的家是在偏僻的山区，但我从小喜爱文艺和体育，梦想长大当一名舞蹈演员。然而，残酷的现实击碎了我的梦想。看着同学们在生龙活虎般的打球、跑步，我心里羡幕极了。好心的老师怕我出意外，不让我参加任何运动。从小学到初中毕业，我没有上过一节体育课，只是偶尔在下课时，趁着老师不在，和同学们一起踢几下毽子，乐上一乐。

我17岁那年，听说萧山残疾人联合会可以免费为残疾人安装假肢，父亲带着我赶去。在现场，有一个人专注地打量着我1.68米的身材，他是残联的薛国建老师。薛老师当过体育老师，看了我的手，发现我的双手比同等身材的人要长，手掌也特别大，觉得是块打排球的料。薛老师问我愿不愿意打排球，我一听，乐了：“当然愿意。”薛老师当场打电话给上海女子坐式排球队教练乐融融，说发现了一棵好苗。几天后，乐指导赶到萧山。

坐式排球

乐指导对我的身材、气质都比较满意，希望我能立即跟他去上海。父亲是同意的，母亲却反对，因为我当时在一家裁缝店学裁剪，已经学得很可以了，母亲认为快能赚现钱了，放弃掉怪可惜的。此时，幸好父亲的战友，楼塔镇残联的陈小米伯伯过来劝我母亲：“飞飞（我的小名）有这么好的身材，让她去打球吧，在家里‘做洋车’（指缝纫机），一辈子不会有大出息。”终于，母亲同意放我去上海。

我跟着素不相识的乐指导走了，心中不免有些忐忑不安。可是当我来到上海市残疾人体育中心时，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这是一个非常气派、漂亮的体训场所，残疾人在这里从事的体训项目，专业分得很细，几乎什么都有，都是根据残疾人运动员自身的身体条件、体能素质决定的。运动员一日三餐全由国家包下，衣服还有专人洗涤，每月还有200元钱的生活补贴。这对来自山区贫困家庭的我来说，像走进了天堂一样。

我的身体条件适宜打坐式排球。上海残疾人女子坐式排球队虽是一支地方球队，实际上是国家队的主力，每逢重大国际赛事，均是以上海队为主组建国家队前去参赛。

进上海残疾人女子坐式排球队前，我对排球摸都没有摸过。到上海后，先是看了队友们一个多星期的训练和打球，然后教练就带我进入了高强度的训练。

训练中的章旭飞

传球、接发球、扣球、救球，一项项技能都要练就过硬本领。平时，我们每天要训练2场，从上午8：15分到11：30分，下午从2：45分到5：30。重大赛事之前，每天还要在早晨前和晚上加训二场。训练虽然辛苦，但并不单调，训练之余，队里还安排我们学习插花、书法、英语、电脑等，丰富我们的业余生活。

为了提高运动员的救球本领，平日里和蔼可亲的教练在训练中变得“残酷无情”。我地上移动速度不够快，教练就在一间6米长、4米宽的室内，从各个不同角度丢下一个个落点刁钻的难球，强制我成功接球15个以上。有时球直朝脸上、鼻上、胳膊上飞来，打得我鼻青脸肿。健康人能用双腿灵活地奔跑，而我们残疾人只靠双手移动身体。日复一日，我的手掌上磨起了老茧，屁股上生满了泡。冬天，地上刺骨的寒冷，席地而练冻得牙齿直打冷战。夏天，地上流满了汗水，地板像溜冰场一样滑溜。新招的4个队员中，有2个不堪重负被淘汰出局了。宝剑锋自磨砺出。经过刻苦训练，我的球艺大有长进。前几年，我先后参加了全国比赛和在日本、斯洛文尼亚等国家举行的世界性赛事，取得良好成绩，成为国家队的首选队员之一。

在出征2004年第12届世界残疾人奥运会前，队里进行了封闭式强化训练。陪练的都是男排队员，他们力气大，速度快，让你接球接得死去活来。有一次一不留神，队友从对面冲撞过来，把我的胳膊韧带拉伤了，晚上睡觉时痛得要命，整个身子难以动弹。可是仅休息了一个星期，我就继续投入训练。

2004年9月，我们来到雅典参加残奥会。尽管蔚蓝的爱琴海和茂密的大森林令人心驰神往，但队员们谁也无心观赏，大家心里都盘算着如何把球打好。这是我们首次拿到残奥会的“集体入场券”，有关部门预定的目标是“保六争三”，即确保前六名，争取前三名，但我们仍不敢有丝毫懈怠。在残奥会的征战中，我先是参加了对美国队和斯洛文尼亚队的比赛。面对这两支强大的世界劲旅，我想起古人说过“两强相斗勇者胜”。我与队员们一起，放下包袱，鼓起斗志，向对手发起了猛烈的进攻。结果大出人们意料，我们以3比0战胜了两个强大的“拦路虎”，为夺金扫清了障碍。最终，我们中国队与世界坐式女排的头号霸主荷兰进入决赛。在这场遭遇战中，首局我们一度暂时领先。可是由于心理负担太重，患得患失，竟被对手打成25比17，丢了第一局。荷兰人疯狂了，他们带来的乐队在现场演奏助威，“啦啦队”的声势更是浩大。后来，我们在教练的指导下，彻底放下了包袱，干脆豁出去了，猛冲猛打，把对手的阵脚和节奏完全打乱了，反给对手造成很大的心理负担。我们经过苦苦鏖战，终于夺取了金牌。我和队友们举着奖杯，站在残奥会高高的领奖台上，在整个残奥会的比赛中，我的攻防技术较为全面，作为副攻手和自由人发挥出色。回国后，我们受到了中央领导人的接见，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国家体育总局授予我“全国优秀运动员”称号，团中央还授予我“五四杰出青年奖章”。

2004年国庆节休假期间，我穿着9号红色球衣，悄悄地回到路下院村，我不想惊动当地官员和父老乡亲，更不想张扬自己，只图个在有限的几天假期里多陪伴陪伴父母。想不到，消息还是走漏出去了，人们蜂拥而来。淳朴憨厚的乡邻们不会说“欢迎你载誉回来”，“你为我们家乡人争了光”之类的时髦话，见到我，只是说：“没有变，还是老样子”、“飞飞，你的脚好不好？”倒是孩子们把我的金牌抢来抢去，又吻又摸。萧山区的领导闻讯，也专程来看我，说：“不容易啊，这是萧山人争来的头块残奥会金牌！”

当然，也有人问我：“得残奥会金牌，拿了几百万奖金？”这让我怎么回答呢？我说没有，谁会相信？因为报纸上登着奥运金牌得主动辄就是几十万、上百万元奖金，还有房子。我说有，这不是撒谎或自己骗自己？我说：“我们残奥冠军不太去计较奖金。”也许，这样的回答让人听不大懂。我想，我拿多少奖金，我的家境可以作证，我的家目前最值钱的是一台冰箱和一只25英寸的彩电，一间房子造造停停，3年了，还没造好。确确实实，一个大山里的苦命孩子，一条命也值不了多少钱，还会一天到晚去想奖金的事？我最大的心愿是，为我操劳半辈子的父母有朝一日能住上新房。

陪伴父母是最幸福的。在享受了短暂的温暖和亲情后，我又回到了上海，进行着一天两次的训练。

章旭飞 口述  王建平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