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学。”2023年9月28日上午，杭州市文史研究馆特约研究员、浙江大学历史学院副院长，马一浮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凯主讲杭州文史讲堂，为广大听众讲述浙学的起源和以求是精神为代表的杭州学风的发展。

主讲人  张凯

学海漫漫，龚自珍、林启、竺可桢，因这些与杭州比肩、求是治学的大先生，“求是”有了动人脚本，求是根脉生生不息。

浙江文化，源远流长。宋代以降，浙江成为举足轻重的文化与学术重镇，反映到学术上，是浙东学派的兴起，并逐步形成兼容并蓄、经世致用和开拓创新等文化品格。

“浙东贵专家，浙西尚博雅，各因其习而习”，一条钱江水，让浙江的行政区划与学术风气有了耳熟能详的浙东、浙西之分。杭州地处浙西边缘，隔钱塘江与浙东学术中心宁波、绍兴相接，其学风融汇浙东、浙西，自成一型。     

龚自珍：开辟新风 不拘一格

自明末清初以至乾嘉时期，杭州学风因融合而独具特殊价值，若要真正做到领导全国，开辟新风气，则非龚自珍莫属。“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作为“道咸新学”的代表，有感于国家与社会的危机，不拘一格地融合了浙西博雅之学、常州今文学与浙东史学，阐发新义，学以致用，并关切边疆史地与时势，开启晚清学术新潮流。梁启超曾说：“语近世思想自由之倡导，必数定庵。我见并世诸贤，其能为现今思想界放光明者，彼最初率崇拜定庵，当其始读定庵集，其脑识未有不受其刺激者也。”

近代中国遭逢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家民族、政治社会危机交织，西学东渐、图变求新成为时代思潮主流，浙江得风气之先。甲午战败之后，杭州学人期望以新学风领导全国，章太炎、宋恕等创办《经世报》，谋划“浙学会”，杭州士绅提出开设新式学府，讲授中西学术。

林启：来杭一年 创办求是书院

1896年，福建人林启调任杭州知府。1897年，林启在浙江巡抚廖寿丰的支持下创办了求是书院。求是书院继承了浙江学术贯通义理与经史之学的经世精神，以立德修身为本，兼课中西之学为用，以此振兴实学，培养新学人才。

1901年，求是书院改名为浙江求是大学堂，后几度易名，并于1914年停办。邵裴子曾追忆求是书院有四点可资纪念：求是书院是第一个中国自办的新式普通学校；求是学子秉持着学术救国的自觉与牺牲利禄的精神；求是书院是浙江革命思想重要源泉；求是书院人才众多。

宋恕曾在《留别杭州求是书院诸生诗》中以浙江先哲的经世学勉励求是学子，求是学子也不负所望，刻苦钻研，仁人志士辈出，奠定了浙江大学一脉相传的求是学风。

陈训慈：“浙大之光，即浙学之光”

上世纪30年代，主持浙江省立图书馆整理编目工作的陈训慈，常在孤山南麓工作灯火通明的深夜。他提出增进阅览，征存文献，刊行报刊，以期导扬学风，“以吾浙在中国历史文化上造就之卓越，在今日政治教育上所处地位之重要，则今后发扬浙江学风而辅进其建设，实为增进民族文化、复兴民族精神之一主力。”

陈训慈也曾在浙江大学历史系任教，对于浙大，他爱得深沉，更是寄予厚望，提出“求是”为浙大之历史名称，希望浙江大学发扬“博学而返约”“大公而无门户”“力学而务躬行”“考古以知今，穷理而期实用”“民族主义舍身救国之精神”的学风，根据民族的需要，弘扬健全的学风，昌明浙学，为国家建立基业。正所谓“浙大之光，即浙学之光，亦中国前途”。

竺可桢：应尽最大的能力，求最大的致用

1936年，竺可桢执掌浙江大学。他在第一次校务会议上便提出浙江大学各方应平均发展，使学生既能得到基本训练，又能各具专长，养成全才。为落实全才的培养，竺可桢上任伊始便着手改革教育理念，发展文史学科，调整学科结构与人员组成，设置基础课程，浙江大学的办学方针与学术风气也随之转型。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竺可桢与新生交流时强调：一校有一校的精神，浙大以诚、勤为宗旨，大学教育不仅是使学生求得谋生之道，掌握一种技术，更重要是要训练如何能正确地发散思维，师生求学的目的是在能服务，而不在享受。

抗日战争浙大西迁途中，竺可桢更加深刻意识到“求是”精神应为浙大校内师生立身治学的最高准绳：大学的责任在于保全祖国的精神和发扬高深的文化，浙江大学应尽最大的能力，求最大的致用。

在1938年11月19日的第十九次校务会议上，竺可桢提议，郑晓沧、郭斌龢附议，校务会全场通过，正式决定校训为“求是”两字。

1938年底，在广西宜山举行的开学典礼上，竺可桢以《王阳明先生与大学生的典范》为讲座主题，明确提出求是校训与浙大的历史渊源相契合，阳明学说是“求是”的最好注释、治学做人的最佳指示。 

王阳明学说的精粹是“知行合一”“致良知”。所谓知行合一，是指“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所谓“致良知”，其要义是“致吾心良知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王阳明学说最后落脚于“惟其是而已”一语，其用意正在于治学行己要秉持宗旨，决不妄立门户，“目前一般智识分子往往只顾利害，不顾是非，这完全与阳明先生的‘致知’和本校校训‘求是’的精神相背谬的。”

次年，竺可桢阐发求是精神与牺牲精神的关系，指出“求是”不限于博学审问，还须审思熟虑，分辨是非得失；培养时代的领袖不仅需要学习专门知识，更应具有清醒而理智的头脑，明辨是非而不徇利害的气概，深思远虑，不肯盲从；同时还要有健全的体格，愿意吃苦耐劳，牺牲自己，努力为公的精神。

抗战时期，国难之中，竺可桢解释求是精神就是探求真理，就是科学精神、奋斗精神、牺牲精神、革命精神。既是调和校内的门户之见与利害关系，又从学理与实践层面融汇德性修养、科学方法，倡导在以求是精神在个人与国家民族之间建立有机联系。

求是的字面意思即为实事求是，这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又是西方近代科学的真谛。当今人探寻浙学之风，追溯求是精神，总会想起浙江大学史地系教授谭其骧于1947年校庆之时，撰文倡导践行求是精神时所写到的，“学术的趋向可变，求是精神不可变。如何遵循传统精神以求适应时代，使杭州学术地位始终能保持道咸以来的领导地位，这是浙大在校师生、毕业校友以及杭州学人所当共勉的！” 

求是之风，山高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