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卦田遗址公园位于杭州玉皇山山脚，是深受杭州市民和外地游客喜爱的热门打卡景点，其奇特的“八卦”形态、四季宜人的风景以及所承载的历史文化价值独一无二。但其实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这一区域的名称、形状都与今天不同。2023年11月26日，杭州市文史研究馆特约研究员、杭州市社科院南宋史中心副研究员魏峰主讲杭州文史讲堂，为广大听众揭示八卦田的真实历史面貌。

八卦田遗址公园俯瞰图

2007年，八卦田作为遗址公园对外开放，其介绍说明中写着：“八卦田曾是南宋皇家籍田的遗址，也有学者认为八卦田是南宋郊坛遗迹”，这一说明依据了长期以来广为流传的明人田汝成的说法，同时吸收了学术界有关八卦田为南宋郊坛的观点，体现了对待历史文化遗产的科学态度。

但在宋代，“籍田”和“郊坛”其实是差别比较大的两种祭祀。

推犁三次 劝农重耕

“籍田”是行“籍田礼”的区域，宋人常称“宋承唐制”，宋代的很多制度在延续唐代制度的同时，做出了些许调整，宋代籍田礼就是如此。

北宋雍熙四年（987年），皇帝在先农坛祭祀神农氏，之后在籍田行“三推”之礼，即推犁三次，代表皇帝亲耕。农业事关国计民生，“皇帝亲耕”，其一是为祈求上天护佑农事，另一方面也是做表率，意在劝农重耕，以图民有所食，确保统治稳定。自唐代起，籍田的位置一般在都城的东郊。

 “郊坛”是帝制时代皇帝举行祭天礼仪的场所。祭天是非常重要的国家礼仪，封建帝王认为自己的皇权得自天授，皇帝统治天下是在代天巡狩，所以要祭天。宋人认为，“国莫重于祭，所以作民恭之先；礼无大于郊，所以报物生之始”。

淳熙十二年（1185年）冬至，祭天仪式开始前，恰逢杭州下雨，等孝宗登上郊坛行“奠玉帛”之礼，突然雨止放晴。礼毕返驾，孝宗感慨：“方登坛时雨点下，及奠币玉便晴，此皆上天垂佑。”大臣王淮立即代表宰执们献上祝福：“陛下圣德格天，欲雨而晴，乃所以显上帝临飨之意，实邦国大庆。”

景定四年（1263年）九月，宋理宗“禋祀于太室，礼毕，上乘辂诣明堂。连日阴雨不解。至是，辂次六部桥，云色渐开，日影穿漏，都人忻庆。”从这些记录中可以感受到，祭天礼仪对于皇帝和臣民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象征意义。在皇帝祭天大礼时，天气转好，无疑是一个好的预兆，得到了上天的庇佑。

元 曾巽申《大驾卤簿图书》

八卦田不可能同时作为籍田和郊坛

在古人看来，不同种类祭祀的方位是非常重要的。《汉书·郊祭志》记载：“祭天于南郊，就阳之义也。”古人认为，山南为“阳”，所以祭天要在南郊进行。

说起祭天，人们马上会想到北京的天坛。北京是明清两朝的都城，北京天坛就是明清时期帝王的祭天场所。探究古代的郊坛，必须从都城这一层面来分析。郊坛这种建筑，不是地方上的首府、治所可以随便设立的，只有一国的都城才有资格建造郊坛，举办相应的祭天活动。

杭州是南宋故都，它在当时必然拥有国家性质的祭祀性建筑，这是区别于其它城市的重要一点。

北宋 《孝经图》局部 李公麟

从宋画里表现的祭祀场景也可以看出，宋代郊坛是一个夯土形成的台基，参与祭祀活动的礼仪队伍叫作“卤簿”。南宋时期，重大祭祀时卤簿队伍在御街上行进，是当时杭州非常重要的节庆活动，宣示了皇权的正当性、合法性。

历史上，唐代长安城、北宋开封城、明清北京城等很王朝的都城，整体呈现方形，比较规整。北宋开封城的平面图上，郊坛和籍田的位置清晰可见。由此可以看出郊坛和籍田的方位是非常明晰的。在南宋，八卦田也不可能同时作为籍田和郊坛，因为二者方位、功能不同，不可能混淆。

南宋绍兴十三年（1143年），殿前都指挥使杨存中等人在杭州西南郊的龙华寺以西，觅得一块空地，“东西长二百二十步，南北长一百八十步”，并建议在此设立郊坛。靖康之变后，南宋政权一直颠沛流离，绍兴八年定都临安后，宋高宗非常希望尽早建好郊坛，并进行一次正式的祭天活动。

自七月至十月，耗时约三个月，郊坛即告建成。就在当年，宋高宗举行了定都临安以来的第一次大规模祭天活动。

到郊坛祭祀 在龙华寺游赏

古代祭天礼仪之前会进行斋戒，所以必然会设置斋宫、斋堂这种场所，北宋时，把这种场所称作“青城”，即用青色帷幔搭建的临时场所。到了南宋，也用幕布搭架斋堂，如遇下雨天气，则会借用附近的龙华寺、净明院、天龙寺等寺庙。

《咸淳临安志》《西湖图》局部

龙华寺始建于后晋开运元年（944年），是杭州当时著名的寺院。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在杭州任职时，曾去过龙华寺游赏，还留有题名。司马光后来也到过这里。北宋时期，龙华寺还建有一座司马光祠。苏轼也曾在龙华寺游览，并留下这样的题名：“苏轼、王瑜、杨杰、张璹同游龙华，元祐五年岁次庚午三月二日题。”

南宋郊坛设置后，附近还建有其他祭祀场所，许多官员曾参加祭天等祭祀礼仪，在龙华寺停留，也有大量题刻。比如，宋宁宗时期的宰执京镗，他在庆元二年（1196年）曾拜右丞相，多次参与南郊等祭祀，并留有以下题刻：

庆元改元季秋，镗以知枢密院事再斋宿于此。

二年孟夏雩祀上帝，镗以右丞相充初献仍斋宿于此。

三年镗以右丞相充雩祀初献，斋宿于此 。

五年四月镗复斋宿于此，仍以右丞相充初献。

六年春分祀高禖，镗复以右丞相充初献，斋宿于此。

再如韩元佶，他是南宋时期的知名文人，有诗作《龙华寺传大士真身像》：“古寺郊丘侧，钟鱼晓未喧。双林有遗骨，瑞蕚记名园。粒石嗟余饭，神槌想叩门。蚕桑犹有谒，鼓舞动山村。”第一句“古寺郊丘侧”就是说郊坛和寺庙挨得很近。

龙华寺今已不存。其故址现在是将台山停车场，这里曾是一家水泥厂所在地，该厂主要以施家山、贺家山、马儿山和将台山南坡等山体岩层作为制造水泥的原料，常年开山取石，龙华寺所在岩体由此被破坏，题刻等皆已不存。

如今看到的龙华寺题刻是清代以来的金石学家所做的辑录，清代杭州人倪涛在《六艺之一录》中，记录了龙华寺题刻，并对人名、职官等进行了考证。国家图书馆藏有三段龙华寺题刻的拓片，其中之一是王希吕的题名，其二是《咸淳临安志》的编纂者潜说友的题名，潜说友在南宋咸淳七年（1271年）曾经到过这里。

龙华寺题刻拓片，国家图书馆藏

南宋郊坛为何被讹称为“八卦田”

造成八卦田功能争议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明代以来的相关记载。

明嘉靖九年（1530年），王阳明的门人薛侃、钱德洪等人为纪念其师，在杭州修建了天真书院，作为王阳明专祠和门人讲学之地。

2002年天真书院遗址被发现，它位于八卦田北侧、吴越郊坛下的位置。此外，还在天真书院遗址发现了薛侃《天真精舍勒石》，明确精舍范围，即“东止净明，西界天龙，北暨天真，南抵龟田路”。从位置判断，“龟田路”即指郊坛一带。

如今，若从杭州白云庵旁的山路走上去，还能看到天真精舍遗址。万历七年（1579年），天真书院被毁。明万历十二年（1584年），天真书院又得以复建，同时还建立了祭祀王阳明及其门人的勋贤祠，记录此次复建过程的《勋贤祠志》中，明确记载所属田产中有八亩土地位于“郊台”。《勋贤祠志》前附总图中也可明确看到标为“宋郊天台”的高起的台地。在明人张元忭的书信中，也明确记载天真书院前的八卦田是南宋郊坛。这说明，在这个时期，八卦田作为南宋郊坛还是没有太大争议的。

明《勋贤祠志》《勋贤祠总图》

但是，薛侃在修建天真书院的时候，在南宋郊坛遗留的大型台基上建了一个太极亭，这是南宋郊坛被讹为八卦田的一个关键因素。

南宋灭亡后，郊坛随之被毁，郊坛及其附属的土地成为附近寺院扩建或田产的来源。

至元二十年（1283年），净明寺僧人想将郊坛之地复为农田；延祐二年（1315年）净明寺僧人国瑞再度请求，以原郊坛之地重建净明寺。净明寺、天龙寺、龙华寺皆在入元后均占有相当数量的土地，其中有不少是原来南宋郊坛及其附属建筑下的土地。寺院有了土地，招人耕作，使这一区域田埂沟渠交错，形成大小不等的块状，形成明人所指的“龟畴田”，意思就是像龟背上的纹路一样。

因为这一区域中间有薛侃所建的太极亭，周围又形成了块状的耕地，同时，南宋郊坛和籍田原本清晰的位置，在部分明人的认识中已经有所混淆，这一区域便逐渐被讹传为八卦田。因此王阳明的门人黄绾，曾将“龟畴”与“籍田”并称。八卦田和“籍田”在天真书院的兴废过程中被联系在了一起。

今天八卦田遗址公园的说明主要引述了明代杭州人田汝成《西湖游览志》的相关记载，并将其作为判断八卦田性质的主要依据。田汝成本人熟于掌故，但是他并不擅长考证，在编此书的时候也未明确记载这一说法的来源。而在其成书不久刊刻的《今朝西湖图》中，八卦田并非八卦形状，而是近圆形，其名称也不是八卦田，而是“宋籍田”。

明 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今朝西湖图》嘉靖二十六年刻本

田汝成的《西湖游览志》被视为明代重要的西湖历史记载汇编，在刊成后多次增删翻刻，其有关八卦田为南宋籍田的说法广为流行，为很多有关杭州、西湖的文献所征引，影响广泛，导致后世将这一位置认定为南宋籍田，并被称为八卦田。从历史上的八卦田的形状而言，大多时候为圆形或近圆的不规则形状，八卦形态并不是“八卦田”得名的主要原因，不是历史形成的遗迹形态，其中心高出的台地应是南宋郊坛遗留。

今八卦田遗址公园所在位置，在南宋时期就是郊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