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事情后人看来往往觉得蹊跷：有的艺术家生前默默无闻，死后却名声大噪；有的活着时声势显赫，闻名遐迩，去世后却悄无声息，很少有人提及。元代后期声震东南的杨维祯及其铁崖派就属后者。

杨维祯

对于杨维祯以及铁崖派的评说不仅稀少，而且褒贬不一，很少有人能结合文化背景，对铁崖派的形成原因和发展消亡的历史，作一番客观仔细的探讨，而是习惯于抓住其生活中的某些细节或诗文中的若干篇章加以阐发，因此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遂致分歧更大。本文拟就杨维祯及其文学活动的实际情况和影响等进行辨析阐述，力求对元季东南的这一重要文化团体，能有一个较为公允的评说。

铁崖、铁崖体和铁雅

铁崖的生平事迹，较早较可靠的资料有明初宋濂所撰墓志和贝琼所撰《铁崖先生传》（分别见于《宋学士文集》卷十六和《清江文集》卷二）。然二文不仅多有抵牾，而且与事实不尽相符。这里不欲作详尽的考辨，仅以本人检索资料所得，简述其生平如下。

杨维祯（1296一1370），字廉夫，号铁崖，别号颇多，以梅花道人、铁笛、铁龙道人、东维子、抱遗老人等较著名，诸暨（今属浙江）人。家境富裕，自幼聪慧，下笔不凡。专攻《春秋》，元泰定四年中进士，任天台县尹。三年后因得罪当地豪强丢官，元统二年转任钱清盐场司令。五年后父亲去世，归乡守丧，继而母亲又谢世。至正元年服阙，遂携家赴钱塘（浙江杭州），补官不得，于是浪迹钱塘、吴兴、平江（苏州）、昆山和松江等地授学为生。至正十年，以友人荐举，得杭州四务提举一职。至正十六年，转任建德路总管府理官。十九年，被授以江西等处儒学提举之职，当时江西等地烽火正炽，未赴任。应张士诚属官顾遨邀请，至松江府学教授学生，此后优游于松江地区，直至入明。洪武三年（1370）正月，应召至金陵修礼乐书，因肺病发作返松，五月病逝，终年七十五岁。

纵观铁崖一生，可谓坎坷不平，仕途蹭蹬，其堪以自慰的，就是曾经考中进士。尽管后来的官职大多不能遂其心愿，但他总忘不了以“进士”自豪，甚至直到他六十五岁已避居松江以后，仍然要将“泰定丁卯榜进士”这几个字冠于姓名之前，署于一篇极其普通的为友人书写的序文之尾，由此可见他政治生活上的悲哀和一种强烈的不平衡的心态。不过，在元代后期东南一带市镇中，在当时的文坛、文艺圈和社交场合中，“铁崖”却是大名鼎鼎的。

关于“铁崖”名号的由来，前人多有异说，由于和论证杨维祯的文学活动有关，故有必要给予辨析。

明初文人瞿佑曾说：“杨廉夫初居吴山铁冶岭，号铁崖。”瞿佑是钱塘人，此处“吴山”即指杭州吴山。清代康熙年间所编《杭州府志·山水志》也说：“铁冶岭脊下有土阜，元杨铁崖读书处。”杨维祯于元至正初年曾一度寓居钱塘吴山富子明处，那是他四十六岁以后的事，若按瞿佑的说法，似乎“铁崖”这一名号是杨维祯中年以后所取，那么，所谓“铁崖体”“铁体”之类独具风格的诗文，也只能是他中年以后撰写的了。瞿佑这一说法，还被清初《元诗选》所采用。

其实，铁崖弟子贝琼早在元至正二十五年撰写的《铁崖先生大全集序》中已明确地说：“（杨维祯之父）为筑万卷楼于铁崖山中，先生读书楼上，去梯，辘轳传食，若是者五年。遂以铁崖自号。”清末光绪年间，诸暨楼藜然亲至实地勘查，也证实杨维祯中举前所居读书楼确实建在家乡铁崖山中。那么，杨维祯早在中举之前、而立之年时就以“铁崖”自号了。

以“铁崖”自号的杨维祯自踏入仕途之日起，就未能对文学忘情，他要创造一种能够表现自己独特风格的诗体，并且选择了古乐府。编纂并刊行《铁崖复古诗集》的铁门弟子章琬写道：“我朝诗体备矣，惟古乐府则置而不为。天历（1328一1329）以来，会稽杨（维祯）先生与五峰李（孝光）先生始相唱和为古乐府辞。”铁崖本人亦声称说：“馆阁诸老以为李、杨乐府出而后始补元诗之缺，泰定（1324一1328）文风为之一变。”因此，所谓“铁崖体”最初是专指铁崖风格的古乐府诗的。

至于“铁崖体”这一名称，今存铁崖诗文中未见述及，出现的类似名词“铁雅”。杨维祯《冷斋诗集序》中说：“余在钱唐湖上，与句曲外史、五峰老人辈谈诗，推余诗为铁雅诗。”“句曲外史”是著名书画家、道士张雨的别号，“五峰老人”指永嘉儒士李孝光，二人都是至正初年在钱塘和铁崖过从甚密的好友，当时也正是铁崖以古乐府诗和《西湖竹枝词》蜚声东南、崭露头角之时。

不过，“铁雅”并非仅指古乐府，它还包括律诗等其他体制的诗歌。杨维祯在为方外友释安所作的《薰囱律选序》中说：“诗至律，诗家之一厄也……余在淞，凡诗家来请诗法无休日，《骚》《选》外谈律者十九。余每就律举崔颢《黄鹤》、少陵《夜归》等篇，先作其气而后论其格也。崔、杜之作，虽律而有不为律缚者……上海蕉梦生释安者，集有元名能诗家，自虞、马而下，律之唐者，几三百余首，……编末过取余放律矹硬排奡者凡十余。盖安学诗于吾门，亦有日矣，是宜所取，雅合余所讲者。”可见铁崖作律诗也主张奇崛硬朗，此类不受所谓程式束缚、豪纵气健的诗歌都属“铁雅”范畴。释安将铁崖此类律诗编成集子，取名为《铁崖先生拗律》，更足以证明“铁雅”包含的种类并非单一。

其实，不仅是“铁雅”，包括“铁崖体”，恐怕都不能简单地界定为一种体裁或一种写作手法，它应该是指一种精神，一种独特的风格。杨维祯在为太史黄溍撰写的墓志铭中曾经提到，当黄溍至正初年在杭州任江浙儒学提举时，前来求文的人络绎不绝，黄溍多请铁崖代笔，还告诉别人说：我的文章中有些气势豪放和不受程式束缚的，那并非出自我的笔下，而是杨廉夫的大作。铁崖也常以此奇崛的诗文风格自豪。可见不管是诗是文，只要是含着铁崖风格的都可称作“铁崖体”。不过由于文体的限制，最能体现铁崖不同凡响的豪纵精神的还是古乐府。古乐府句式不一，可长可短，形式活泼自由，尤其适合贯彻铁崖的主张，因此人们习惯以铁崖体特指铁崖古乐府，并非毫无道理，何况古乐府还是铁崖作为诗歌革新的手段首先提出来的。

这里还需强调的是：杨维祯自号“铁崖”，并且致力于古乐府创作，即最初和李孝光唱和之时，是天历初年，当时并无人注意，而十几年后，当他浪迹钱塘等地，张雨等人赠予“铁雅”这一美称之时，才是他真正面向社会、名声大噪的开端。也就是说，铁崖古乐府的开始产生和铁崖诗歌的广泛传播，并非同时之事。关于这一点，不但后人，就是当时人也有误解。

《西湖竹枝词》《三史正统辩》

和铁崖派的形成误解

其实是杨维祯自己有意制造的

杨维祯晚年曾经多次自诩，说他的古乐府扭转了泰定之风，说他的古乐府弥补了元代中期诗坛的某些缺憾。明初宋濂所撰杨维祯墓志铭更是极力褒扬：“元之中世有文章巨公起于浙河之间，曰铁崖君，声光殷殷，摩戛霄汉，吴越诸生多归之。殆犹山之宗岱，河之走海，如是者四十余年乃终。”这里所谓“元之中世的文章巨公”，所谓持续了“四十余年”，显然也是认为铁崖雄踞文坛是从天历初年，即他中举任官之初开始的。

这样的宣传，当然是出于标榜的需要，有意将独领风骚的时间延长，可以抬高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但是这样一来，难免造成一个假象：即杨维祯的成功以及引起的骚动，完全依赖于他文学上的独创，是因为古乐府扭转了泰定文风所致。其实，文学上的成功往往并不是完全由文学本身决定的，它更多地依赖于天时、地利与人和。有时同一个人物，同样的作品，彼时彼地默默无闻，此时此地却热闹非凡。就以铁崖古乐府为例，虽然杨维祯早在天历初年就已开始此类诗歌的写作，但铁崖的名声大起及其诗歌的流传，则是至正初年以后的事。瞿佑将“铁崖”别号的诞生推迟至杨维祯至正初年客居钱塘之时，正是由于这个原因。

铁崖诗歌及其铁崖派的崛起，归根结底，是至正初年的社会政治状况和铁崖本人境遇、观念的转变引起的。

至正以前的杨维祯，无论在政坛上还是在文坛，其实都是无足轻重的。不能设想，一个初登仕途的七品县令和一个在野文人李孝光的诗歌酬唱，没有重要人物的提携吹捧，缺乏足够的社会基础和经济支助，会有扭转文风的力量。后至元年间（1335一1340），生活于浙东浙西的蒋易广搜朝野有名诗人的作品，辑成《皇元风雅》一书，对杨维祯只字未提，足见当时的诗坛根本没有铁崖的位置。

中年以前的杨维祯，写作大多取材于书本。元至正六年（1346），铁崖弟子吴复在《辑录铁崖先生古乐府叙》中说：“先生在会稽时，日课诗一首，出入史传，积至千余篇。晚年取而读之，忽自笑曰：‘此岂有诗哉？’亟呼童焚之，不遗一篇。”至正六年铁崖五十一岁，这里所谓“晚年焚诗”当指至正初年的事。此外，据宋濂所撰墓志，铁崖著书多达数百卷，虽然后来多已亡佚，但我们从书名《四书一贯录》《五经钤键》《春秋透天关》《礼经约》等等可以推知，这些都是为了帮助士子应考而编撰的辅助读物，或是他本人攻读经书时的心得辑录。杨维祯在《春秋定是录序》中说：“维祯自幼习《春秋》，不敢建一新论以立名氏，谨会诸儒之说，而辄自去取之，为《定是录》。”由此可以想见，上述诸书的性质与此相距不会太远。那么，铁崖焚去旧作，是因为他发现了真正有价值的文学源泉，他大量编撰科考读物，是因为现实的需要，这一切，都是至正初年开始的。

杨维祯石刻像

至正元年（1341），铁崖服丧期满后携家来到钱塘，多方投书托人却无缘补到一官。此后的八九年里，他游居东南城镇，以授学谋生。凭借着他“泰定进士”的名头，仰仗他卓越的文学素养和音乐才能，铁崖赢得了广泛的声誉，“吴越诸生多归之”事实上由此开始。这一切，与当时政治形势的突变，与东南市镇经济的富庶紧密相关。

众所周知，有元一代始终重吏治而轻科举，元统三年（1335），丞相伯颜掌握实权之后，更是变本加厉排斥汉人，并且废除了科举。四年之后，脱脱率兵夺权，次年即至正元年（1341），脱脱任中书右丞相、录军国重事，于是彻底改变伯颜旧政。首先恢复科举，又开经筵，遴选儒臣进讲，至正三年又下诏修辽、金、宋三史，并征隐士入朝，俨然一派兴文重儒的景象。南方儒生看到中断六年的科举重新恢复，欣喜异常，纷纷求学。尤其那些商贾富户，受附庸风雅传统和“唯有读书高”思想的影响，渴望子弟读书中举，光耀门庭，于是不惜重金聘请儒师，杨维祯等人也就有了用武之地。至正七年（1347），铁崖在为学生姑苏邹奕赴京会试所撰的送行诗中得意地说：“阖闾城里痴儿女，始识千金重聘师。”儒师在当时市镇中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经济繁荣之后，必然促使非农业人口往当地集中，其中当然也包括各类名士。昆山郭翼就曾骄傲地宣称：“窃见昆山人物之盛，非他州所及……以至斋宫之铭，家墓之碣，一言一咏，皆名流朝士聚精会神，极其盛者。”昆山为平江路所属的一个州，兴盛如此，邻近的松江可想而知，平江的繁华更不用细说，长洲谢徽说：“（姑苏）民俗富而淳，财赋强而盛，故达官贵人、豪隽之士与夫羁旅逸客无不喜游而侨焉。”就在这些富庶的城镇里，就在众多外来和本地的名流中间，仕途上久遭挫折的杨维祯开始大显身手了。由于游寓市镇教授生徒，铁崖得以多方结交市民商贩、道士、僧侣等各阶层人士，视野随之开阔，趣味也有所改变，《西湖竹枝词》的酬唱就是这时开始的。

《西湖竹枝词》

至正八年（1348），《西湖竹枝词》结集时铁崖曾撰序文说：“余闲居西湖者七八年，与茅山外史张贞居、苕溪郯九成辈为唱和交。水光山色浸沉胸次，洗一时尊俎粉黛之习，于是乎有竹枝之声。好事者流布南北，名人韵士属和者无虑百家。”这里铁崖坦率地承认了社会生活的魅力和影响，联系到他焚去旧日取材于史书的诗作，足以窥见他思想观念的巨变原因。虽然他在此篇序文后面又有一小段道德说教的文字，其实是掩饰之词。观其本人所作的竹枝词，全是情歌，何来半点道德讽喻？

这位当年的二甲进士，有感于诗风不振，试图纠正恶习，提倡诗以写情，但是初次倡导此类“俗歌”，不免羞羞答答，留在纸面上的东西，总要找些冠冕堂皇的理由和词句装饰一番。至于私下场合，他就顾不得许多了，永嘉僧人道元曾经唱和《竹枝词》，所作清新通俗，比喻奇妙贴切，为世人传唱，但有人讥其浮薄，铁崖振振有词地辩驳说：“金沙滩头菩萨亦随世作戏，或者释焉？”毫不掩饰为了迎合世人所需可以随其所好的写作观点。

《西湖竹枝词》共辑录了121位作者的183首诗。虽取名“西湖竹枝”，其实大多并非寓居钱塘的文人所作，也不一定吟咏西湖风情，序文中所谓“闲居西湖者七八年”，也是大概而言。集中许多作者，正是铁崖至正初年游历各地结交的朋友，尤其可贵的是，集中不但收录了未经师授的贾贩之歌，还有妇女和无名氏的作品，由此可见铁崖交游的广泛和当时《竹枝词》影响的深远。

对铁崖本人来说，《西湖竹枝词》的酬唱，不仅奠定了他当时的地位，也规定了他今后的归宿和长期相处的朋友，其中有豪爽好客的昆山顾瑛父子和吴兴蒋氏，有与他一起终老于松江的钱思复，还有他晚年作为依靠的张士诚属官王立中和张经等等。但铁崖的这些朋友，却大多不是致力于古乐府的同道。

铁崖在诗集中，以简略的文字介绍了每位作者的生平和特长，凡刻意为古乐府的，都特意点明，如介绍李孝光说：“其古乐府诗尤长于兴喻，海内学者熹通之。”另外康瑞、边鲁等人的小传也述及于此。而淮南潘纯、昆山顾瑛则以今乐府（元曲）闻名，黄公望、倪瓒、柯九思和张渥等则以绘画著称，至于自称是“铁雅诗派”的僧人雷隐、复元，也只字未提善作古乐府，而且铁崖诗文集中仅有的一首与复元唱和的诗也不是乐府歌行，而是七排诗体。可见铁崖闻名东南以后，他四处结纳的友人或弟子就自然形成了铁崖派，或称铁门诗派，但他们实在是一个松散的团体，不仅没有一定的文学主张，风格亦不尽相同，唯求趣味相投而已。当时僧人中诗派有不少，除铁崖派以外，还有元叟派、陈黄派等等。释雷隐等人传“铁雅”为方外别派，其实是借助铁崖大名在僧徒中自立一派，而铁崖诗歌的多样风格，其兴趣爱好的广泛，也为他结交各路朋友创造了有利条件。

可以这么说：《西湖竹枝词》的唱和乃至结集梓行，意味着铁崖派的形成，标志着铁崖在文坛上的成功。在创作上，他从向书本寻觅素材的倾向转而更多地面对生活；在生活中，他开始由书斋、官衙走入社会，成为东南在野文人的天然领袖。

如果说《西湖竹枝词》的传唱使铁崖由不甚知名变为知名，那么，《三史正统辩》的撰写则使他名声大噪，真正做到了朝野皆知。

至正三年，宋、辽、金三史开始纂修，两年后告成，而自从元世祖时就已开始的三史正统之争却始终未有定论。所谓正统之争，即蒙元究竟承金还是继宋的问题。中国人历来认为“传天下者必有正统”。当时主宋者说宋是正统，主金者说金国是正统；也有人打算将宋朝归入“世纪”，辽、金作为“载记”；也有人认为辽立国比宋早，想将辽、金历史作为《北史》，宋太祖到靖康年间为《宋史》，而建炎以后为《南宋史》。这一争论延续数朝，愈吵愈烈，居然使元顺帝也束手无策，黯然神伤。其实，撩开正统之争的面纱，隐藏于深处的，是原金国所辖之地的汉人和南宋属地的南人之间的矛盾。

由于蒙元统治者不重用汉人，尤其排斥南人，而且官员的出任和提拔主要靠荐举，于是不可避免地产生严重的任人唯亲和地区间的相互排斥。南人优裕的经济地位换得的却是卑贱的政治待遇，当然极不甘心，因此当北地汉人斥南宋为“伪宋”时，他们必然奋起反击。为南宋争正统，就是为自己正名。在这样不可开交的形势下，朝廷只得诏令宋、辽、金各为一史。

但这权宜之策不能令南人满意，铁崖获知三史分别修撰之事后，极为愤怒，立即撰写了《三史正统辩》一文，打算呈送朝廷。铁崖有扎实的史学功底和犀利的笔锋，此文从孔子修《春秋》的义例谈到朱熹《资治通鉴纲目》处理三国正统的实例，又从宋朝理学中心的南移论到南宋史的不容轻视，洋洋洒洒两干余言，说得头头是道，说出了翰林院中的南人欲吐不能的心声。适逢欧阳玄南归，大加称赞说：“百年后公论定于此矣！”翰林高官的褒扬，使铁崖此文广为人知，影响极大，铁崖也俨然成为人们心目中一位了不起的名士。至正七年，铁崖客居姑苏，上门请文的人不断，饮酒赋诗无虚日；游昆山，顾瑛将他奉为上宾，专辟一阁供他居住。至正九年，铁崖应招到松江授学，吴兴一个制笔的僧人登门求教，居然能全文背诵《三史正统辩》。铁崖应邀为松江“应奎文会”的主考，一时文人毕至，倾动三吴，足见他在东南一带的威望。

铁崖派的兴盛和衰亡

至正元年到十年，是铁崖派的黄金时代，铁崖各种诗文集中提到的有名有姓的铁门弟子近百人，多半是这一段日子里结识的，加上唱和《竹枝》《柳枝》的众多好友的提携激荡，其声势之盛足以纵横东南。铁崖能不拘门第或身份广收弟子，又能不论艺术风格广交文友，这种与前人谨慎择友的态度截然相反的做法，是时代和社会促成的。

如前所述，元朝荐举法的施行造成地域、集团之间的倾轧和排挤，铁崖深受其苦，多年在钱塘、东吴一带的游历生活，更使他懂得人不能脱离他人而独立生存，“人欲避朋而朋终不避人也”。于是不避“朋党”之嫌而多方交友。他说：“朋者，道德也；风节也，文学议论也。”正面阐明了他不畏众议的决心。元代末年他劝阻天台赖良刊行铁崖诗文，而要赖良广泛搜辑东南布衣文人的诗作，刊行时又亲自撰序作评，也是基于这种共荣共显的意图。因此，凭借他的进士身份、文学才能和大度的气质，他自然成为公认的领袖，而铁崖派多样的风格也由此形成。

所谓铁崖派，是一个主要由于社会原因而聚合在一起的文学团体，他们的结合或酬唱，首先在于思想意识上的趣味相投而非文学观念上的一致。

由于不斤斤于文学趣味的一致，故铁崖派及其友人中多非创作古乐府的同道，有的甚至爱其所弃，而对他的所好不以为然。顾琰至正八年在《铁崖先生古乐府跋》一文中说：“今人所工，取法于沈、宋以后律之为体者，（铁崖）皆削之不留，而人之乐传颂者，正其所削……卷末律诗虽先生所弃，而世之学者所深脍炙者也，姑余复取世俗所传本录五言及七言又凡若干首云。”顾瑛以今乐府见长，诗风清新明丽，他所嗜好的与铁崖着力处恰恰相反，因此难免要慨叹说：“吁！作古诗而欲传于今时，抑亦难矣哉！铁崖曾自述说：“吾铁门能诗者，南北凡百余人，求如张宪及（袁）华辈者，不能十人。”说准确一些，张宪等不足十人是能传其古乐府的，其余则不能或不致力于此。以铁崖弟子闻名的袁凯、贝琼、杨基等人皆有诗集流传至今，集中多为五、七言诗而非古乐府歌行，风格上也不追求崭绝刻峭，而显得平衍丰腴，《四库总目提要》说他们虽出于铁崖之门，但学其所长，不学其所短。依我看来，实是学其所弃而不学其所好而已。

其实，虽然铁崖常以古乐府自诩，但并未抛弃近体，今观《铁崖诗集》，律诗绝句占绝大多数，而且多为至正以后的作品，可见他一面令人不要传其近体，一面又不断在写作，这是环境需要所导致的。至正二十四年（1364），铁崖弟子章琬在刊行《铁崖复古诗集》时说：“先生近体而下，不令人传，然脍炙在人口，有不可得而遗者。”说明铁崖顺应世俗所作的近体诗，其影响比诸古乐府，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样一来，铁崖诗派的风格多样就毫不足怪了。

但铁崖派并非没有文学主张，追求自然、反对摹拟、以情为诗是铁崖晚年的一贯主张。这种随意的诗歌创作，在元季东南地区那样言论较为自由、生活较为富裕的环境中尤其适合。

我们知道，元代东南地区经济的富裕和政治地位的低下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富足的市民们要通过各种方式显示自己的存在，表示对等级政策和当局的不满，其中包括通过自己的文学活动、自我评判与执掌文衡的统治者抗衡。据嘉庆《松江府志》记载，元代江浙行省每隔三年举行一次的乡贡名额是：蒙古五人，色目十人，南人二十八人。而松江府在整个元代举行科考的58年中，仅有进士三人，乡贡十一人，其中大多还是蒙古、色目人。于是，聘请名儒担任主考的各种自办文会，就诞生于这样的环境。

文会的举办是要有财力作后盾的，但与会者并非为了金钱，应奎文会的创办人、松江昌良佐在序文中说：“东南之士以文投者七百余卷……盖杨（维祯）公蚤登高科，其文力追西汉盛唐之作，而山林学者无不欲列名于其门，故视他会为独盛。不然，士之怀奇负气不可以爵禄诱者，甘于自閟其閟学，况铢金尺币所能致哉？”所谓“甘于自閟”，其实是形势所迫，由此可窥自办文会和士子争相登门的真正原因。铁崖在主裁嘉兴聚桂文会时更是旗帜鲜明地声称：“大比不如师儒义试之取。”明显表达了对科举的不满，当地的大户还凭借自身的经济实力，摹仿科举考试后选印程文的方式，将文会入选的文章自行梓发，扩大声势和影响。

有这样热衷文事的富裕大户作后盾，杨维祯及其铁崖派的文学活动就能方便地展开，他们还经常将优秀的诗作选印发行，请铁崖给予评说，不定期地出版，犹如今天的活页诗选，时机成熟后再结集印行，例如《大雅集》就是如此。至于资金，则采取募捐的形式。

杨维祯纪念馆

由于铁崖的领袖作用，由于东吴安定兴盛的社会状况以及当地喜好吟诗作歌的习俗，也由于相对较为自由的环境和习惯于附庸风雅的富商大户的资助，遂促使了铁崖派的诞生和兴旺，使元末真正的文化中心移到了浙西的平江、昆山、松江一带。

至正十年末，铁崖重入仕途，但仍然广交诗友，参与钱塘、嘉兴、富春等地的文学活动。然而战乱迭起，此类歌舞升平时才能有的活动渐趋沉寂。至正十九年，铁崖重返松江之前有诗说：“若问西湖湖上伴，竹枝零落柳枝疏。”表达了对昔日盛况的深深依恋。铁崖作为名士被顾逖招到松江府学之后，又开始了他的结友、授学和玩乐生活。但当时他已年近70，又对张士诚的许多做法表示不满，于是往来于禅寺名胜，游访昔日友人门生，唯求太平舒适度日了。而所谓铁崖派本来就是出于政治上的失意、科举上的失利等各种原因聚集在一起的，此刻或者投奔张士诚，或者隐居闲散，不问世事。随着张士诚的灭亡，随着朱元璋对东吴经济的打击，东南富庶安定的环境不复存在，铁崖派也就烟消云散了。《大雅集》在至正二十七年的最后结集，标志着铁崖派或可称作东吴文人集团的真正终结。至于作为铁崖体核心部分的古乐府，如前所述，它本来就很少能被当时人所欣赏（当然它有相当的创新和艺术价值，此处不欲细说），它的兴盛，仅仅是顺应了当时求新求变的社会风气，以及依靠铁崖当时社会上的名气。虽然他的门生中也有追随他唱和古乐府的，但终究无人长久坚持，发扬光大。也就是说，如果单纯以文学体裁的出新继承来品评这一文学活动，只能说它是失败的，铁崖不拘一格的择友方式，造成了“铁崖体”本身的无人坚持以至衰亡。

最后还需指出的是，铁崖身上具有极为典型的二重性：一方面是深深的传统道德教育的烙印，故诗文中不乏宣扬忠君、节烈等观点的作品；另一方面多年沉浮于下层社会和商品市镇，瞬息万变的生活给予他的触动也是极为明显的。事实上，也正是因为他的种种顺应社会，甚至荒唐出格的举动和观点，才使他在元代后期的东南享有如此大的名声。如一味以道德先生的标准来要求杨维祯，那就难免要斥之为“文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