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营盘，如今只是浙江日报社东面一条长400余米、宽仅4米的小巷巷名。

今日大营盘（巷）

其实，在清朝光绪年间，大营盘是杭城一座规模较大的军营。晚清《申报》曾对这座四面筑有高墙的军营作过如下介绍：

杭城艮山门之梅东高桥一带，经梅中丞开通一河，复为筑坝，工甚巨也。中丞复以城东一路尽成荒僻，甚非所以卫阎闾而固省垣，因勘得梅东巷至张御史巷一带，凡由仓后之各小巷小街等地方，尽将地基清出，置作官地，共有数百亩之广，因于四围高筑营垒，极为坚厚，且仿城垣之制，上筑城牙，其正营门在梅东巷之大街，其外别有数门，周围环绕约有四十余亩，方圆几与山僻县城相埒，墙内则一律平屋，砌以地灶，凿以池水，其正中则仿一顶莲花帐房格式，甚为宏敞，凡厅事房室及井灶庖厨之属毕备，规模輹肃，气象威严。（1879年12月19日《申报》）

军营占地“数百亩之广”，围墙外四周还“环绕约有四十余亩”土地，这样一座大营盘，只是由于存世资料较少，其身世也就不太为人所知，远没有西湖旁旗营那样的知名度。

清朝覆灭进入民国后，这座大营盘仍原样存在，所以，在民国二年（1913）绘制的《杭州城（附郭）》地图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座四周被标注筑有城墙的军营。

民国二年绘制的《杭州城（附郭）》地图。摘自杭州市档案馆编《杭州古旧地图集》（第 166页），图中黑框为笔者所加。

该图表明：这座大营盘位于梅东高桥（今称梅登高桥）东侧，基本呈正方形。大营盘四周标注的城墙，也使后人能据此推测出这座军营的四至，可以实地感受一下这座军营的宏大规模——

东面：在今天的大营盘（巷）和东健康路这条直线上，其实，南北走向的大营盘（巷）和东健康路应该就是当年这座军营东城墙的地基；

西面：临近中河的东岸，今天南北走向的西健康路（北段），应该是该军营西城墙的地基（民国时向西又有所拓展）；

南面：位于健康路，今天东西走向的健康路应该就是当年这座军营南城墙的地基；

北面：临近一条东西走向的河道（晚清曾称“新横河”，即上文提及的“经梅中丞开通一河”），河道南岸有路名为“田家桥”的小路，路旁有一大段高高的挡坡墙，应该就是这座军营北城墙的基址。此外，河道北岸有老地名“三拨营”。

田家桥小路旁高高的挡坡墙

那时，在梅东高桥东堍，有一条从西向东（略偏南）横贯大营盘的道路，这当然不是今天的体育场路，而是一条叫梅东巷的街道。

可见，今天从梅登高桥（梅东高桥）向东延伸至大营盘巷口的这段体育场路，前身应该是梅东巷（当然没有现在这样宽阔）。今天体育场路两旁矗立的杭州市体育馆（船形馆）、浙江日报社、浙大御跸社区内的杭大小区、省体育场等大型现代建筑都坐落在当年的这座军营内。那么，这样一座“方圆几与山僻县城相埒”的大军营，当年又是如何诞生、如何消亡的呢？

摘自浙江省测绘大队 2011年编制的《杭州详图》，图中黑框为笔者所加

战火摧毁成熟市区

据丁丙《武林坊巷志》记载，晚清这座大营盘处在杭州城东的平安坊地块，此处原先曾是街巷纵横、民宅错落的成熟市区。

清咸丰九年（1859），坦坦居主人刻制的《浙江省垣坊巷全图》上，根本就没有这样一座“大营盘”，不过后来横贯大营盘的这条梅东巷倒早已存在，其东端与永济仓前的仓巷对接。该地图中的梅东巷两旁，也就是后来的大营盘内，街巷纵横，古寺散落。梅东巷以北的街巷有嫦娥街、孙唐巷、石同巷、青井巷、纪龄街、马沈巷、御跸街，寺院有明光庙、关帝庙、周宣灵王庙、东岳庙。梅东巷以南的街巷有锦裙街、小夹道巷、大夹道巷、胡打笤巷、灰城巷、张御史巷，寺院古迹有群仙岭、洞真观等。

华亭许嘉德根据咸丰九年（1859）坦坦居主人刻本重刻的《浙江省垣坊巷全图》。图中黑框为笔者所加。

可见，在咸丰九年前（包括咸丰九年），后世称作“大营盘”的这方土地，曾是百姓居住的成熟市区，而非军事重地。据史料记载，有多位文人墨客曾世居于此。

清乾隆年间，文人茅慰萱的居所在灰城巷；文人张邦翰、张琏父子的居所在梅东巷；文人华喦、华浚、华绳武祖孙三代的居所则在大夹道巷口。乾隆年间曾任广州知府的顾光，晚年居住在嫦娥街旁。

嘉庆、道光年间，文人高乃炘的居所在锦裙街；文人陈泰来的居所在青井巷。马沈巷则是因为明代官员沈鸣玉（明代太仆寺卿）、沈古亭（明代大理寺丞）世居在此而得名。

不少文人墨客世居在此，也说明梅东巷周围（即后来的大营盘）不仅是成熟市区，还颇有人文气息。

然而，从咸丰十年（1860）开始，杭州频频遭遇战争劫难，清军与太平军多次在此激战，杭城屡屡遭遇战火摧残。同治二年（1864），清军收复杭城，此时的城市早已面目全非，从城东到城北，处处是废墟。梅东巷周围更是杂草丛生，一片荒凉，以前的街巷、民宅、古寺，早已灰飞烟灭。

晚清名人丁丙目睹此景，曾在《武林坊巷志》中留下了这样的一条记载：“石同巷，北出青井巷，南出梅东巷。今草莱一片，几无辨认矣。”（按：石同巷应该是在今天的浙江日报社大院内，青井巷应该是在浙江日报社后面的杭大小区内。）

梅东巷一带“草莱一片”，也就成了人迹罕至的荒僻区块。在战后的城市恢复中，官方的注意力当然不会落到这里，长此以往，周边的治安状况也就在不断恶化。

1877年，杭城接连发生了两起抢劫大案，《申报》均作了及时报道：

杭垣助圣庙巷本为僻静处所。前日，有丝行学生怀洋三百元过其地，突遇一人径前抢夺。学生与之力持，骤出利刃，刺伤两手，遂夺其洋向助圣庙巷而走。学生狂呼捉盗，适机坊内有人赶出，奋步往追，群众续集。盗遂逃入瓦砾场中，前面颓垣重垒，势不得逸，追者已近，乃将夺洋尽数向后丢来。众以拾洋稍止，即跳垣遁去。（1877年 6月21日《申报》）

前述杭垣连出盗案，悬赏缉拿尚未破获，不谓又有胭脂桥沈同丰丝行被劫一事。该丝行高其闬闳，规模壮丽。盗垂涎焉。本月初六夜四更时，聚众来劫。方盗之初来也，隔桥临街楼屋有某老人，素患痰症，夜不能寝，忽闻步履声甚杂，推窗审视，但见百数十人齐集桥边，各持香一炷，竞出白布裹头，裹毕，群将持香一摇，各丢桥面。火随风炽，又各出火把燃点，一拥过桥。老人不知是盗，心窃疑焉，闭窗下楼，开门出问。至桥堍，有守桥盗各以利刃相向，老人方悟，即回家，闭门登楼，取小铜盆乱击。更夫闻声鸣锣，各水龙疑为火警，亦齐应之。时盗已分众守住胭脂桥及梅东高桥，余众用条石撞开沈同丰头门并及二门。同丰栈司、伙友共十数人，乡客之寓其内亦有二三十人，早已闻警。弱者登屋顶掀瓦击盗，壮者持门闩、松柴各械尽出抵御。相持半晌，盗不能入，且多受伤者。外间锣声乱鸣，群众并起。盗知事不济，争先逃遁。而段巡带巡兵，城守率所部兵，如飞驰至，分头追赶，竟无一获。知盗均向艮山门一带散走。（1877年 6月 25日《申报》）

这两起抢劫大案均发生在人迹罕至的梅东巷周边，助圣庙巷是在梅东巷的南面，距离还稍远一些；胭脂桥则就在梅东高桥的西侧。

案件催生楚军大营

两起抢劫大案虽然都未能得逞，但劫匪如此大胆妄为的行径着实让杭城的百姓吃惊不小，官方也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那时，左宗棠、蒋益醴收复杭城所带的楚军仍有不少驻扎于此，时任浙江巡抚的梅启照当即决定：调楚军进驻杂草丛生、人迹罕至的梅东巷周边地块，震慑匪徒。请看当时的新闻：

前报记杭垣沈同丰丝行被抢，梅中丞议移营就近驻防，闻于次日即派楚军中左右三营及格林炮队兵丁清理地基，并在三拨营地方起筑土城，嗣又添派抚标营兵帮同，于土城外面开掘壕沟，刻已告竣。计营兵四百名，分扎于梅东高桥、助圣庙巷以下，棚帐络绎，旗帜鲜明，自足慑盗贼之胆。（1877年6月28日《申报》）

上述新闻表明：浙省官方最初并无建造大营盘的规划，只是为了震慑匪徒，临时将军队调防于此，所以，“梅东高桥、助圣庙巷以下”只是搭建连营的帐篷，只有北面的三拨营方向在准备起建土城（规模应该不大）。

不料，尽管有了军队驻扎，抢劫案件却未能完全绝迹，半年后，杭城又有恶性抢劫案发生：

杭之助圣庙巷下至张御史巷、三拨营一带，向为市廛鳞集之所，盖东城一大市也。劫后，一片焦土，二三里内，杳无烟火，即行路之人亦不数数觏。前月念五日，乡人钱某肩负蓝布小包，内包杭纺两匹，盖系绸庄中选剩之物。彼方如“氓之蚩蚩，抱布而返”，乃行至张御史巷，日方下午，忽见对面有人冲至。乡人已预为防护，忽有人将其右肩一拍，急回头时，其人手掬香灰洒向乡人之面，包袱早被攫去。乡人双眼皆灰，急切不能开视，而呼救又寂无居人，惟有两手捧目，向路隅痛哭而己。窃谓兵燹以后，各处城中荒僻之处所在皆有，现在时近岁暮，民间窘急之状十倍往年，恐此种匪类将来不一而足也。尚望有临民之责者，筹善策而预防之也。（1878年12月5日《申报》）

大队楚军已经驻扎在此，却仍未震慑住抢匪，作为“临民之责者”的浙省高官哪里还会再将军队调走。这么多军人要长期驻扎，自然要考虑建永久性的军营，此后，从三拨营到梅东高桥之间矗立起一座大营盘，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1879年底，一座占地数百亩“方圆几与山僻县城相埒”的大营盘建成了。大营内以往的街巷、古寺早已消失，只有原先的一条梅东路被重新恢复了，成为横贯大营东西的一条营内大街，西面的营门开在梅东高桥前，东面的营门开在永济仓前。东门是当时这座大营的正门。

不过，那时还没有“大营盘”的称呼，民间往往称其为“梅东高桥大营”或“三拨营大营”，官方则称其为“楚军大营”。1880年12月12日（农历十一月十一日）新任浙江巡抚谭钟麟驾临三拨营大营，检阅楚军。当时的《申报》有如下报道：

杭垣之东城三拨营地方，乱后尽成荒址，数里之内不见人烟。前抚梅中丞因下城特有抢劫案情，因于是地盖造营房百余间，周遭环以营墙，中设大营一座，规模雄壮。墙外并拓隙地一区，草软沙平，为演阵操兵之处。凡留省之楚军皆驻扎于此，归候补府成君统带。营中纪律甚严，兵力亦甚精锐，是以军民相安，从未闻滋生事端也。本月十一日，谭中丞亲至该营阅操，首演阵法，次弓箭，次洋枪、洋炮，终以马射、技击、手搏等技，直至酉初蒇事。中丞赏罚严明，操演时，无不踊跃从事。（1880年12月25日《申报》）

浙江巡抚等人在现场观摩“马射、技击、手搏”，这是否可以看作这座楚军大营与现代体育接上的最早联系呢？

楚军大营成了空营

清朝末期实施新政，其中有一项新政是编练新军，裁撤绿营。作为绿营之一的楚军自然也是裁撤对象。1896年，浙省首次接到京城“裁撤绿营兵额，以节饷源”的来文。时任浙江巡抚的廖寿丰刚刚向各地布置了这项工作，绿营的将领们就“纷纷具禀，叩求免裁”（1896年8月6日《申报》）。裁掉了士兵，还会留将领吗？因此，几乎所有的绿营将领都反对裁员，这项工作的推进也就比较艰难。

一直到了1910年，这项裁撤绿营的工作才基本完成，接着就轮到了裁撤将领。当年10月，浙江巡抚部院发布了这样一则告示：

浙省绿营奉准全裁，均于八月朔一律实行。此项奉裁人员不能不谋安置。昨奉抚部院特谕，浙省绿营官员、兵丁，前经本部院会同督部堂奏咨裁撤，都守以上并经留任两月，办理一切未尽事宜。现已届满，关防亦各缴销，除年届退休各员外，所有合格人员自应照章送部，遇有他省相当缺出，尽先选用，仰浙江各标镇协营副将、参将、游击、都司、守备五项人员知悉。如有年尚未届退休自愿赴都候选者，即行开具出身、履历，呈送来院，以便给资送部投选，切勿观望自误。（1910年10月17日《申报》）

绿营兵丁裁撤完成后，副将、参将、游击、都司、守备等将领此时也成了没有薪水的候补官员。以往人丁兴旺的楚军大营，居然成了一座人烟稀少的空城。

但奇怪的是：浙省高官一面大力裁撤绿营官兵，一面却对新组建的新军很不信任。武昌起义爆发的消息传到杭州后，时任浙江巡抚的增韫首先想到的居然是“将新军枪械一律收缴”，只是由于新军高级将领的反对而无法实施。

所以，尽管城内楚军大营成了空营，但新军却始终没有被请入城内。1908年11月，清廷曾派阅操大员张怀芝来杭州检阅新军。驻扎在艮山门外笕桥、凤山门外馒头山的新军，被要求在凌晨 4点就出发进城，赶往梅东高桥大营接受检阅。

所以，后来这座军营更像是一处军事训练场或军人检阅场。

1911年11月4日深夜，驻扎在城外的新军宣布起义，杭州的城墙并没能挡住新军的进攻，仅仅两天时间，杭州就宣告光复。革命军接管了整个杭州城，当然也包括梅东高桥旁的这座楚军大营。此时的楚军大营内已经没有任何楚军人员，所以，后来楚军大营也就被改称为“大营盘”了。

1912年5月10日，浙江革命党人派出远征南京的部队凯旋归来，浙江各界在大营盘举行了盛大欢迎仪式，《申报》作了如下报道：

五月十日上午，浙江各界在梅东高桥大营盘内开欢迎凯旋军大会，会场门首以彩纸、彩绸等类扎成凯旋门，前面标“浙军万岁”四字，后面标“义士锦衣”四字，并篆书“欢迎”二字，形式极为美观。会场中间高悬各式国旗及万国旗、欢迎旗、欢迎灯等类，异常炫耀。中立一纸扎碑式，标曰“凯旋碑”，上书各团体题名，盖因匆促不及立碑，故以此为之范焉。迎面横张步幛两扇，颜曰：“宣威阃外”“驰誉寰中”，则国民协济总会等三十余团体所恭送者也。靠北面为行礼式台，左曰犒赠亭，右曰军乐亭，装式均极雅丽，辅以各官厅、各会社所送之灯匾旗联等物，尤为伟观。三面围以各团体代表席及普通席，到者约三千余人……（1912年5月12日《申报》）

浙江各界人士在大营盘举行欢迎大会，表明原先的军事训练场、军人阅兵场，正在开始变身为公共场所。此后，大营盘的性质虽仍是军营，仍驻扎有浙江陆军，但是，军用操场开始接纳学校的运动会，大营盘开始走向体育场。请看以下几则新闻：

昨日（十七日），省垣各学校在梅东高桥陆军操场内举行第一次联合会操。上午八时，各学校依次莅场，均负枪戎装，形式既极整齐，精神亦颇振作，惟医药学校则编成赤十字队，均负战时应用医药器械，形式亦极整洁。迄九时，由会操主任发令，命各校全体整队（依学校之次序排列），然后，由主任经亨颐致训词。约十时许，各学校按照程序依次会操，其操法概照军队行阵各式操练，其中以第一师范及体育学校操法为优，而乙组兵式徒手亦极整齐。至十二时散队。（1915年 10月19日《申报》）

杭县小学联合运动会详志：会场假梅东高桥之大营，四围有墙，场内划圈三：中为运动区域，外围为运动员休憇之处，又外为团体参观席，又外乃为普通席。是日非星期，团体到者较少，不然普通之宾为诸团体遮蔽，视线不得及矣。（1915年11月1日《申报》）

杭县小学联合运动会于昨日在大东门大营盘内举行。上午八时开会，至下午六时始毕。与会各校男女学生到者约有二千八百余人，参观各团体及各来宾人数亦多……（1916年11月12日《申报》）

1917年，浙江陆军第一师师部已经进驻梅东高桥大营，但是，学校举办的运动会仍然可以在军营大操场内举行。请看《申报》报道：

十一月五日上午八时、浙江省会中等以上学校联合运动会，在下城梅东高桥第一师大营盘举行。男团体及男宾由南面正门（在大东门直街）出入，女团体及女宾由西面大门（在梅东高桥之东）出入，均由警察及童子军在场维持秩序，并由男女交际员于出入处分班招待。场内悬万国旗及各学校校旗……（1923年11月6日《申报》）

值得一提的是：这场运动会居然还出售入场券“男用入场券，女用入座券，每券售洋一角”，可见此时的大营盘已经带有现代体育场的色彩。由于正对着大东门直街的南门，已被改称为正门（正门原来在东面），所以，它既被称为“梅东高桥大营盘”，又开始被称为“大东门大营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