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良渚文化遗址的发掘，江苏、上海等周边地区成果颇丰，发现并发掘了数个良渚文化遗址，出土了大量文物，但良渚文化的命名地良渚却收获不多。这一现象在1986年发生了变化，而这一年恰好是良渚文化发现的50周年。

1986 年反山遗址发掘现场

中国有个不成文的习惯，凡是重要节日的逢五逢十，一般是要大庆的，而50年即半个世纪，更是重中之重。1986年是良渚文化发现的50周年，该年初，浙江省文物局决定在11月举办相关的纪念活动，活动包括举办大型的良渚文化学术研讨会，届时，国内外考古专家、学者将齐聚杭城，交流分享考古研究成果，共商良渚遗址保护大计。

作为东道主，浙江考古工作者拿什么样的学术成果来迎接这次盛会呢？

在环太湖流域，良渚文化的考古发现已经四处开花了，这让浙江考古人在思考，以牟永抗、王明达为代表的良渚遗址第二代考古人发现了一个现象，即江苏、上海所发现的大量随葬玉礼器的良渚文化贵族墓葬，有一个显著的共同点，那就是都埋在当时人工营建的高台土墩上，形成一座座在江南平原上被称为“山”或“墩”的土台，苏秉琦先生将其形象地比喻为“土筑金字塔”。

“土筑”意味着是人工营建的“山”或“墩”，那么良渚有没有这样的“山”或“墩”呢？

有啊！反山就是。

这里所说的反山，包括后面将要提到的瑶山、汇观山、莫角山，其实都是“墩”或“丘”的样子，后来发现它们都是人工台基。

而且时机也来得非常巧。当时长命乡农机厂要转产，要筹建长命制动材料厂，选中了反山周围的大片土地。时为省考古所文保通讯员的费国平就是长命乡的雉山村人（长命乡后来并入瓶窑镇），他及时向省考古所汇报了这一消息，如果说也是一篇“通讯”的话，那实在胜过千金万金。

获知这一信息后，省考古所的王明达和芮国耀迅速来到反山现场踏勘，发现有一些碎小的红烧土颗粒和炭粒，偶尔也能见到一些属于良渚文化的小陶片。这些线索使他们推测反山不是自然形成，而是良渚文化时期人工堆筑而成的。根据《文物保护法》的规定，他们立即要求厂方暂不在反山动土，等待发掘后再行商议，同时向国家文物局提出发掘申请。

申请反山发掘的“发掘目的、要求和计划”栏目中，写明“据草鞋山、福泉山等良渚文化墓葬的发掘，我们认为反山亦可能是一处重要的良渚文化墓葬，即‘土筑金字塔’”。这说明兄弟省市在草鞋山、福泉山的考古发掘，对良渚考古是有着极大的参考借鉴作用的。

1986年4月22日由文化部签发（1988年后改由国家文物局签发）的考古发掘证照“考执字〔1986〕第183号”，正式批准了反山发掘项目，由王明达担任领队，队员有芮国耀、刘斌、杨楠、费国平等同志。芮国耀和刘斌因另有安排，发掘开始阶段未去工地。

文物挖掘

从这份名单可以看出，良渚遗址的考古发掘研究工作，我们所谓的四代考古人，分工并不分代，尤其是二、三、四代，由于年代相去较近，一直都是传帮带协同作战，而且健在的第一代考古人也一直在幕后起着引领和指导作用。在考古行业，这样的传帮带比任何一个行业都来得重要。

反山遗址发掘的30多年后，王明达撰写了《反山良渚“王陵”发掘记》一文，收录于《良渚遗址保护口述史》一书中。

在引述王明达先生的文字前，我们先来读一段文史专家、《杭州日报》资深媒体人姜青青的文字，因为他是当年《杭州日报》最早报道良渚反山发掘的，且他的描述颇有现场感：

那是1986年6月中旬的一天，在当时的余杭县良渚反山的一块不大的田地上，我随一大群文博界专家一起在观摩良渚文化的考古新发现。因为跑园林文物线的缘故，杭城一些文物专家和我熟稔非常。这次他们听说在良渚有重大考古发现，也就捎带上了我这个朋友，一同赶赴现场先睹为快。上了大客车举目望去，就我一个记者，这心里的激动可想而知。作为记者的本能，顺手把那台时刻随身的日本“亚西卡”照相机挂上了肩头。

“你！你是哪里的？”

一声冷不防的断喝，让我顿时成了四五十双眼睛的焦点。一位卷起裤脚管的中年男子极其威严并有点粗暴地指着我，外加一道犀利的目光，把我从这一大群人中“揪”了出来。“我是《杭州日报》的。”我意识到挂在肩头上的那台日本“亚西卡”照相机“出卖”了我的身份，所以也就真人不打诳语，从实招来，随即将照相机卸下肩膀抓在手上。“哪个叫你来的？”对方丝毫没有罢休的意思。我没想到的是，省市文化界混得熟，可负责这项考古发掘的省考古队我偏偏没接触过。也就是这位大名唤作牟永抗的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负责人、资深考古专家兼领队，在几十号人中一眼就“发现”了我这唯一的不速之客。

面对牟永抗的“贴身紧逼”，我一时不知如何招架才好，因为我绝对不能说是谁谁带我来的。而对方的眼光已经清晰表明了他下一步的行动：把这小子轰出去！

“哦，他是青青，杭报的青青啊！”人群中省博物馆的李柏霖先生道出了我的名字，以这样亲切的口吻着实扶了我一把。牟永抗打消了要赶走我的想法，但依然口气严厉地说：“什么报纸都不行！”一再向我重申考古现场不许拍照，更不许报道，原因很简单，今天是向圈子内的专家介绍情况，听取意见，而不是对新闻界。

我当时心里有个“底线”，我绝对不能啥也没看到而被撵出现场。我开始和他讨价还价，而他显然没空来和我磨时间。于是，双方竟然极快地达成妥协，他让我可以自由地看现场、听介绍，我呢，答应绝不拍一张照片，不报道一个字。也许他知道对于一名记者这太过“残酷”，他作出了一个允诺：在可以对外报道时，考古队第一个通知我。

我说到做到，关于这次活动没有报道一个字。牟永抗果然也说到做到。在过了一个多星期后，他从余杭县给我打来了长途电话（那时杭州和余杭县通话属于长途），要我次日赶到反山“老地方”——良渚的事儿可以报啦。第二天，我和摄影记者慈宏同往，一切顺利。次日即6月22日，杭报头版显著位置报道：在良渚考古发掘经历了整整50年之后，前所未有地发现了大型显贵者坟茔、“土筑金字塔”，发现直径18厘米的“琮王”以及数量惊人的玉器。对于良渚文化来说，这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发现，而我和慈宏，居然是第一个报道这个消息的记者。

大约半年后的1986年11月初，京、沪、江、浙的8个文博单位在杭州联合举办良渚文化遗址发现50周年学术研讨会。会议第一天，省市不少媒体按常规对会议作了采访报道，而我当时忙于别的报道，没去研讨会采访。等到为期两天的会议快结束时，牟永抗来了电话，说你怎么没来？最后一天了，来看看吧，也算是会会老朋友了。于是我在临近会议的尾声，11月5日下午赶到了会场。会务给了我一大包论文材料，大约有二三十篇，很专业，不好懂。但我想既然来了，还是尽量找点不同于别家已发的内容报道一下吧，硬逼着自己琢磨来琢磨去。终于还琢磨出一些名堂来，在许多论文中发现不少“零料”，整合成一个“猛料”：良渚文化已隐现国家雏形！

平时温文尔雅的姜青青，当讲到良渚文化时也会声音高八度，并且言之凿凿：良渚古城就是中华第一城！

好了，接下来我们回到反山遗址的发掘现场。

时值1986年初夏，江南的梅雨季节尚未来临，对于野外作业的考古工地来说，这正是抓紧发掘的好时机。反山考古队进驻雉山村后，按照制定的发掘方案，对反山这座高出平地4米左右、长90余米、宽30余米的土墩，在西端布了6个10米×10米的探方，探方之间留下1米宽的隔梁。5月8日正式开工，挖去表土不久，却陆续发现了一批汉代单室券顶砖室墓，这虽不是这次考古发掘的主要目标，但按照田野考古操作规程的要求，他们还是一丝不苟地进行了清理，做文字记录、绘图、照相，还请所里派来专人录像。持续20天的工作，一共发掘了11座汉墓。

那么，反山还会有地下宝库么？

5月28日，对汉墓的清理已接近尾声，各探方的下挖深度已达150厘米左右，为了慎重起见，王明达决定停止使用小锄头翻土，改用锋利的大平铲，一遍又一遍地把地面铲得又平又光，民工们说比晒场还要平。他们就在这平整的地面上仔细地观察土质土色的变化，终于在3号探方的中部，从大面积的灰黄土中辨认出了一块灰褐色的斑土，又经过反复的铲光确认，划定了长方形南北向的四边界线，即土坑的墓口。

5月29日下午，王明达开始用小铲下挖这块灰褐色的斑土，在3平方米多的范围内，一小铲下挖5厘米，挖一层平整一次，半天时间，他和文保员陈越南两人操作，仅挖深30厘米。

5月30日一天又下挖至90厘米深，仍未见任何遗物。这天上午，所里一位考古行家来工地，看了这个“坑”，认为“挖反”了。

作为领队的王明达一方面深感责任之重大，另一方面又自信没有挖反。因为这是凭着他多年发掘土坑墓或灰坑积累的经验，要是在反山挖反了，那不成了反山笑话？如果挖反了，土再填回去也不能掩盖操作上的失误。

王明达说，一个考古工作者，除了掌握过硬的野外发掘基本功外，还需要有一点胆识和勇气！

实际上所谓“挖正”还是“挖反”，都是凭经验来判断的，这跟医生看病是一样的道理。

凭借以往积累的操作经验，王明达自信没有挖反。因为自己用小铲在剥剔坑壁时，泥土与坑壁能够自然脱离，这一定是人工挖坑后，填在墓内的回土与坑壁的附着强度较弱的原因形成的现象。很显然，这就是一个人工台基，就是相当于前面提及过的“土筑金字塔”。

5月31日下午，开工以后天气闷热，黑沉沉的乌云从天目山方向翻滚而来，一场雷阵雨即将来临。王明达和杨楠、费国平站在3号探方的北隔梁上，商量对付雷雨的应急措施。3点刚过，陈越南从下挖的坑内清出一块粘有小玉粒和漆皮的土块，用手掌托着，小心地递到王明达跟前。王明达只看了一眼，即从160厘米高的隔梁上跳下，趴在坑中，足足观察了一刻钟，取出来的土块印痕上同样留有一些玉粒和漆皮。陈越南递给他一把小铲，他不敢用，从装土的土箕上折下一段竹片，顺着刚才取土块的边缘又小心地剔去一小块土，又露出朱红色的漆皮和很多小玉粒，这就是后来经上海博物馆吴福宝精心剥剔并修复成功的嵌玉漆杯。王明达当时再也不敢下手了，兴奋、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杨楠等都仔细地看了现场，大家分享着成功的喜悦。为安全计，王明达悄悄地把这块地方用尼龙薄膜盖好，覆上一层泥土。为了更进一步确证这是一座良渚大墓，又在墓坑中部剔出一件玉琮（编号为反山M12：97）的射口部分，同样把它盖好。这时雨点开始落下，他记下了墓穴的长、宽、深（露出器物的深度已达120厘米）后，把整个墓穴用薄膜盖好，铺上一层泥土。做完这一切，他们和民工们才冒着大风大雨跑回各自的住地。

那天晚上，他们买了几瓶酒，多炒了几个菜，王明达、杨楠、费国平、陈越南等在住地开怀畅饮，兴奋地谈论着这次发现将会产生的作用和意义。听着屋外不停的雨声，心中又有些不放心，睡前王明达又叫上杨楠、费国平到反山转了一圈，安排了第二天的排水事宜。

6月1日，风继续吹，雨继续下，他们叫了几个民工，冒雨开了排水沟，并在墓口筑了土坎，尽可能地保护现场。天一时还放不了晴，他们就连夜赶回杭州，向所、局领导汇报反山的重大发现。

6月2日，雨止后，王明达和二室（史前考古）主任牟永抗及录像人员先赴工地，芮国耀和刘斌也都去了反山。下午，省文物局和考古所的领导都来了，在听取现场汇报和视察工地后，研究决定了保护性发掘的方针，并对保卫、安全、后勤、经费等作了安排，最主要的是搞好考古发掘，高质量地取得发掘成果。当天因工地泥泞不堪，没有发掘，只是把现场清理干净。

那两天的心情，就是打大仗的那种兴奋，但这种兴奋又只能抑制着，不能让它表现出来，更不能出纰漏。

6月3日开始，除了首先发现的大墓（根据发掘操作规程，编号反山M12）安排刘斌和陈越南负责清理外，集中力量铲光各探方的地面，找到更多的墓口暴露迹象。很快，在5号探方发现了M14，在3号探方的西部发现了M16，东部发现了M17，在1号探方发现M13，在1号与2号探方相邻地段发现了M15与M18。由于墓穴大而深，而且随葬品丰富，发掘工作十分繁重，杨楠负责清理M14，芮国耀负责清理M16，费国平负责清理M15。一切墓内的清理全部由考古人员自己动手，民工只负责把清除的泥土挑走。

发掘过程中，为了避免墓内随葬品受到损伤，剥剔器物时，一律不用金属工具，而是把竹片削成大小宽窄各异的工具，小心翼翼地清除泥土。由于墓穴较深，而随葬品几乎布满墓内，人一下去几无立足之地，考古工作者便群策群力，想出了“悬空操作法”，即用两段毛竹横架在墓口的两边，再用绳索吊下两段毛竹放在墓内，然后在墓内的毛竹上铺上木板，悬离随葬品有10厘米左右，不碰到一件器物。木板一块块可以移动，人蹲在木板上，清理一段再移动一段。这样清理，人几乎是趴在木板上的，其艰苦程度可想而知，只要趴上一会，人就腰酸背痛，一下子都站不起来，更何况人趴在木板上可不是睡觉，而是要工作的。但当清出一件又一件器物，望着琳琅满目的文物在自己手中一件件地重见天日时，大家都忘记了疲劳，最多吃力地伸一下腰，又埋头继续清理。

要知道这样的“继续”不仅仅是小心翼翼地将文物挖掘出来，要知道反山的每座大墓，除了找准墓穴外，墓内有棺椁作葬具，而5000年下来，木质的棺椁早已腐朽，仅仅留下考古学上称为“板灰”的灰白色痕迹，在土层中发现并剥剔出“板灰”，是极仔细的活，又是至关紧要的活。而且一座大墓往往有几百件器物，必须在现场弄清当时是怎么放入的，当然由于塌陷、移位、有机物的腐朽等因素，不可能全部搞清，而且还要搞清楚这些器物上下、左右是什么关系等等，这等于你的脑子里要有“情景再现”，笔记本上也要有图标数字等。因为对于考古工作者来说，发掘只是第一步，后面的研究和认识才是关键。

王明达后来在他的总结报告中还有过这样的描述：

发掘中除了仔细剥剔器物的繁重辛劳外，绘图成了一件更累人的工作。按常规绘制十分之一的平面图，但在反山大墓器物十分密集的部位，我们增加了原大的绘图。往往一座墓的图有五六份之多。在绘图、照相、录像（这由所里的女同志强超美常驻工地完成）等记录完毕后，最后一道野外操作就是起取文物了。为了保证文物的绝对安全，我们总是自己动手，三四位同志一组，分工明确，一位负责把文物一件件从墓内起取，一位写标签（一套或一件有一个序号、名称、数量等内容），一位在图纸上写上编号及名称。在起取过程中，为了使玉器不受损伤和保持原有的光泽，我们特地从杭州买了蒸馏水，把带一点泥土的玉器在蒸馏水中漂洗一下，禁止用刷子。所以后来这批玉器基本保留了晶莹的光泽，有的参观者还以为是我们涂了一层清漆。每座良渚大墓完成上述的发掘全过程，总得10天时间，依靠全体考古工作者辛勤的脑体劳动，至7月5日先后发掘完成了七座墓葬，后因参加全所一年一度的集中学习，暂停了野外工作，9月4日—10月10日又继续清理发掘了M20—23四座墓葬。

后来统计发现，反山墓地随葬品中玉器占90%，这使出土的良渚古玉在数量、器种、雕琢纹饰、精美程度等方面取得了空前的收获。

反山 M20 墓中部象牙器与

琮、璧、钺等玉器叠压情形

所谓“空前”，是因为在此之前，人们对良渚文化的印象还只停留在黑陶和石器，虽也有玉器，但不是很多。

更重要的是，野外操作得当，精心剥剔，对玉器原来在墓内的位置、配伍关系、组合情况等有了全新的认识，使良渚玉器从单件的研究，扩展到组装件（即几件玉器通过硬质的柄、杆连接为一整体，如玉钺）、穿缀珠（即通过柔软的皮革或丝麻织品连成一体，如项链）、镶嵌件（即无孔的玉粒粘贴或嵌入其他器物上，如嵌玉漆杯）的研究，这种成组成套的研究方法，在考古学上具有突破性的意义，即有力地证明了玉器不仅是礼器，而且还是王权、神权和军权的象征。

王明达说，当时在发表反山简报时，一开始称之为“反山墓地”，后来苏秉琦老先生在和他的一次谈话中，对此提法不甚满意，问他是否可以称为“陵”，他受到极大的启发。确实，反山墓葬的营建规模之大、随葬品之丰厚、玉器之多而精，是没有任何一处良渚文化时期墓葬可以超过的，这不是最高等级的贵族“王陵”吗？

毫无疑问，反山王陵的成功发掘，为当年11月召开的纪念良渚遗址发现50周年学术研讨会献上了一份厚礼。来参会的海内外嘉宾和专家学者在参观了发掘现场和出土的大批文物之后，都对这一考古发掘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中国考古学泰斗、北京大学考古系严文明教授认为，反山的发掘把良渚文化推上了考古学科的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