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司徒华林的校长任上，完成了建设完全大学的第一阶段工作，或者说是把之江大学送上了大学正规化的轨道。司徒华林功成身退，1922年暑假辞去了校长职务，校董事会推举费佩德为校长，吴惟德为教务长。

之大又迎来了育英书院以来的第四任校长。新校长费佩德不仅很有才华，而且工作认真勤奋，这在前述的负责建设新校区工作的过程中就已表现出来。学校迁至秦望山麓后，他已参与学校的管理工作。本来，如果单从费佩德的能力和对工作认真负责的积极态度而言，之大完全可以在前任已有成就的基础上走上进一步发展的坦途。然而，复杂的国际形势和乱成一锅粥的中国国内形势，注定了费佩德的校长任职路途必将是困难重重。

由于学校规模扩大了，同时秦望山麓的校舍建设仍在进行中，因此经费依然很紧张，新任校长费佩德不得不在1923年至1925年间再次到美国，继续筹集学校所需的经费，而由王令赓代理校长一职。费佩德到美国后，为了募集资助，他四处演讲，介绍差会在中国办学的情况，介绍之江大学已有的成就，并用幻灯机展示他在中国各地拍摄到的美丽风景和特色建筑。他还撰写出版了《杭州——浙江游记》一书，详细介绍了当时杭州西湖的一些美丽风景和杭州城里的一些风土人情，以及之江大学的美丽校园。由于费佩德的奔走努力，募集资助的工作还算比较顺利。

然而，当1926年费佩德回到杭州、正式就任校长职务时，浙江已陷入战乱之中——继齐卢战争之后，夏超独立，北伐军、浙军、孙传芳部在浙江对峙，省城杭州已经动荡不安。美国领事馆下令所有美籍教员及家属都到上海租界躲避战火，费佩德为处理校务，不得不经常往来于沪杭之间，学校事务不能不受到影响。

但还有更大的挑战在等着费佩德以及在他之上的差会决策者们。

五四运动以后，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思潮席卷全国。作为这股思潮的产物，20世纪20年代在知识界兴起了“非基督教运动”和“收回教育权运动”。1922年，上海学生成立了“非基督教学生同盟”组织。北京大学师生也联合在京其他八所学校的师生发起组织了“北京非宗教大同盟”，他们都发表了非基督教宣言。由李石曾、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等77位著名学者和社会名流联署发表通电，提出要“扫除宗教的毒害”。接着，北京、上海、长沙、广州、济南、武汉、杭州等，全国各地都举行了反基督教的群众集会和游行。随着“非基督教运动”的高涨，1924年后以教育界为主体的社会各界，开始关注被外人染指已久的教育主权问题，一场轰轰烈烈的收回教育权运动蔓延全国。3月，全国学生联合会第六次代表大会决定开展收回教育权的运动。此后，全国多个学界重要团体举行了集会并发表宜言，反对外国教会“近于侵略的文化政策”，要求收回一切外国人在华的教育权。各地的学校师生纷起响应，北京、天津、上海、武汉、长沙、广州、杭州、成都、济南、福州等地学联，纷纷成立“收回教育权委员会”，举行了要求收回教育主权的集会、游行、罢课等。教会学校的学生们也起而响应，上海圣约翰、长沙雅礼等大学以及各地的教会中学学生纷纷退学。自1925年5月至1926年5月间，全国至少有88个教会学校发生了学生抗议教会控制学校的事件。

在这样强大的政治浪潮压力下，1925年11月，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布了《外人捐资设立学校请求认可办法》，明确规定：“学校不得以传布宗教为宗旨”，学校课程“不得以宗教科目列人必修科”，“校长原系外国人者，必须以中国人为副校长，即为请求认可时之代表人”，“学校设有董事会者，中国人应占董事名额之过半数”。

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宣布收回教育权，教育部颁布了更为严格的《大学院校登记条例》，规定所有的教会学校必须向政府登记立案，立案的条件是，大学校长应由中国人来担任，在学校董事会里中国人应占多数，学校不得以宣传宗教为目标，学生的宗教课程及宗教活动应以自愿参加为原则，学生不分男女，凡符合条件者均需录取。

1929年8月，国民政府颁布了严格的《私立学校规程》，除了重申不得由外国人担任校长和不准以宗教科目为必修课外，还特别强调既不能强迫也不能“劝诱”学生参加宗教仪式。并明确规定，外国人及教会设立之学校均属私立学校，私立学校的设立须经主管教育行政机关核准，校务、教务及组织、课程及其他一切事项，均须遵照教育行政机关各项定章及命令办理，私立学校办理不善或违背法令者，政府得解散之。

大部分教会大学都被迫作出回应，改组并更换中国人为校长，取消宗教仪式和宗教课程，向政府申请立案注册。或因不愿改造宜告停办，或被政府勒令解散。到20世纪30年代初，除圣约翰大学外，其余所有教会大学均向中国政府注册，成为私立学校。

之江大学自然也不能置身事外。实际上，早在1917年5月召开的一次校董会上，同学会出席会议的代表就提出了向中国政府申请立案的强烈要求，得到校董事会部分董事的支持，并任命了一个委员会，负责研究向中国政府申请立案的可能性。

应该说，学校脱离本土的宗教化，以及完全由身在外国的宗教团体直接控制、根据外国人的利益作出办学决策，不仅侵犯了中国的主权，也对学生的出路有不利影响，对学校的长远发展是个障碍。在当时，学校就已经面临发展迟滞的问题——无论是办学规模还是教师及学生人数，都已远少于同在江南的金陵、东吴、圣约翰、沪江等基督教大学。所以多数董事同意向中国政府提出立案申请。但掌控之大的差会仍主张要强化对在华教会大学的控制，坚持学校必须“在宗教气氛中进行教学”，也就是坚持既定的用基督教改造中国人精神的办学方针。1917年的向中国政府立案之议也就被搁置了。

此一时，彼一时，无论是南北长老会差会还是之大的校董事会，都抵挡不了五四运动以后群众性的“非基督教运动”和“收回教育权运动”的巨浪。一些传教士不得不承认，在这样的政治形势下，教会学校只能向中国政府立案，以取得法律上的资格，才能保证学校的继续存在。

之大董事会方面对向政府立案一事的态度还是比较积极的，表示愿意向政府作出妥协。在国民政府颁布了登记条例后，董事会几次召开临时会议，商讨学校的立案事宜，最终在1927年8月25日校董会会议上，董事们决定先为学校的立案铺平道路：费佩德提出辞呈，聘任出生于浙江浦江、毕业于美国华盛顿大学的中国学者朱经农为校长，费佩德改任副校长，吴维德被聘为教务长。校董会还决定，在差会向国民政府立案一事明朗之前，朱经农暂不就职，在这一过渡时期，请上海商务印书馆的英文编辑李培恩参与之江大学的行政管理工作。会议还决定，由校董会向美国长老会托事部提出学校向政府申请立案的问题。会后，校董事会将关于之大申请立案的全部文件和《扩充本校之新计划》寄给美国南北长老会差会，等待批准实施。被校董事会推举出来管理校务的朱、李二人都是当时的著名学者：朱经农（1887-1951年）是浙江浦江人，1904年毕业于日本成城学院，1916年赴美国华盛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师范研究院学习，获硕士学位。1921年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育系教授。1925年任沪江大学文科主任，参与创办上海光华大学，并担任教务长。李培恩（1889-1958年）是杭州人，1910年毕业于育英书院，其后考入东吴大学继续求学，毕业后赴美国留学，1919年获芝加哥大学文学硕士学位，两年后又获纽约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1922年回国任上海商务印书馆英文编辑，并担任了杭州之江大学的董事会成员。

校长朱经农

在这种形势下，美国长老会打算做部分让步，委派华中差会与国民政府教育部交涉之江大学的立案问题。但双方在之大取得政府立案的具体条件上分歧太大，差会不愿放弃对学校的领导权以及学校的基督教性质，也不愿放弃学校的宗教课程，华中差会与教育部的交涉宣告失败。1928年6月，美国长老会托事部复电之江大学董事会，拒绝向国民政府登记立案。这就使之江大学陷入了困境：美国差会停发经费，学校经济上发生了困难；校长朱经农因学校立案失败，并且已担任南京政府教育部普通教育司司长而没有到之大就职；再加上政局动荡，教务活动受到影响。1928年7月5日校董事会开会讨论后决议，之江大学将于1928年秋季学期起暂行停办，并向社会发布通告：

本会在中国办学，以实施基督化教育为唯一之目的。查中华民国发令有宗教自由之明文，其他民主国亦均有允许私立学校自行规定宗教教授之先例。故本会主张，凡学校课程之无关于宗教者，皆遵照大学院条例办理，惟对于宗教学科及礼仪，则请求政府承认学校有自行规定之权。故于六月十六日复电“否决立案及新计划”，虽经本校董会执行部发电力争，无如第二次复电，仍持前议。本校董会爰于七月五日开全体特别会议，佥以本大学在中华民国内，自有遵从中国教育法令，请求立案之义务。今设立人对于宗教教育一端，竟与本会意见相左，使本大学不克履行立案条例。而本校董会既未得设立人之同意，自不能单独进行。处此困难之间，实无两全方法。不得已议决宣布，将本大学暂行停止。

字里行间，之大董事会对长老会差会及南京政府均流露出不满与无奈。随之，学生们纷纷要求转至其他学校继续求学，这又导致学校的学费收入大大流失。

之大校董会成员合影

延续了半个多世纪的一所学校就这么关闭，这是所有的人都不愿意看到的。学校在宣布关闭的半年多之后，之江大学同学会发起了复校运动，向校董会要求复课，并向各方筹募经费，从经济上给予支持。对于同学会此时所做的努力，曾任之大文学院院长、当时也是同学会负责人之一的顾敦鍒是这么评价的：“自学校停办以后，同学会即奔走号呼，运动复兴。他们愿费口舌，他们愿出金钱，为了母校的历史，为了中国人的面子。这是中国第一个负责任的同学会，又是一批争气的中国人。”

之大同学会的努力对于愿意向中国政府立案的校董事会是一股助力和推力。1929年2月，之江大学校董事会举行会议，董事们一致同意重新启动向政府申请立案。为使立案申请顺利获得美国差会的同意，代理校长李培恩充当了美国差会和国民政府教育部之间的调停人。在他的努力下，双方接受了一个新的之江大学办学宗旨：“创立者经办之江大学的目的是执行国民政府总的教育目标；同时以爱、牺牲、服务的基督教徒精神培养具有崇高品质、智慧和实践能力的人才来适应社会需要。”

之大校长李培恩

这一宗旨非常巧妙，巧妙地把双方的核心观点都融合进来，因而美国差会和国民政府都接受了这个宗旨。这一宗旨的提出及被双方接受，不仅为之江大学立案扫清了障碍，也意味着之江大学的办学宗旨从最初的片面的“培植教牧人才”“救人之灵”，转变为服从于国家的总教育目标，为国家和社会的需要服务，这就在根本宗旨上及办学方向上实现了从“化中国”到“中国化”的转变。

接着，美国差会与校董会订立了移交合同，学校行政始完全交由校董事会管理。1929年年底，董事会即按照美国差会和国民政府达成的新办学宗旨向政府申请立案。遵照教育部新颁布的《大学组织法》《大学规程》中关于大学教育机关设置的规定（即具备三学院以上者才可以称为大学，不满三学院者为独立学院），校董会制定了新的学校组织大纲，设文理两院，学校改名为“私立之江文理学院”，除校长、副校长外，另聘黄式金任教务主任，胡继瑗任副教务主任，何惟聪任校长室秘书兼校友会书记，诸培恩任体育指导，陆道南任校医，徐炎武任军训指导。在经历漫长的调查、审核及讨论后，1931年7月，国民政府批准私立之江文理学院立案：“该校以少量经费及人员能办成规模初具的大学，实属难能可贵，应予批准，以文理学院立案。”获准立案，使之江文理学院的发展迈出了非常重要的一步。

立案以后的之江文理学院，管理体制作了改变。校董事会进行了重组，由史量才、夏晋麟、吴文蔚、张信培、邱金陵、曹之竞、邝光林、诸重华、明思德（美国南长老会）、梅立德（美国北长老会）等人组成新一届校董事会，并聘请孔祥熙为名誉董事长。美国南北长老会直接代表人数在董事会中的比例及实际控制权削弱了。5月底校董会开会，决定于当年秋季复校，决定仍请朱经农担任校长，在朱经农未到校视事前，聘李培恩为副校长、代理校长职务，主持校务工作。在新体制下，校长是董事会授权下的最高行政长官，校长领导的院务会议（后改为校务委员会）是“本校校务最高权力机构”，掌管学校的人事、财务大权。这就使学校的管理结构从董事会为核心转变为以校长及其领导的校务委员会为核心，使学校行政完全交由中国人自理。政府也开始参与对学校的管理，制度上主要通过政府制定的各项规章、政令来规范学校各方面的运行，行政上实施对学校的行政组织、课程设置、学校绩效等方面进行监察。管理体制的改变，保障了之江文理学院纳入中国的教育体系。

1929年7月之大恢复招生，在沪、杭两地的报名点报考者有700多人，最后有355人被录取。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复校后的之江大学招生首次录取了18名女生。尽管学校方面因仍然心有疑虑，对首次招考女生一事不事张扬，不登广告，但仍有20多人闻讯前来报考。之江大学终于响应社会呼声，实现了男女同校。

9月14日，复校后的之江文理学院开学，下午三时举行了“颇极一时之盛”的开学典礼，共同庆祝之江大学翻开了历史新的一页。这是真正的非常隆重的开学典礼，秦望山麓整个校区都洋溢着喜庆的气氛，师生们心情愉悦。这个喜庆和愉悦，不仅仅是师生们庆祝一个新的学期的开始，也不仅仅是庆祝“之江的大门又对汹涌的浙江潮开了开来”，更是庆祝之江文理学院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开端。用顾敦鍒1937年写的评论说，这是“一个新局面”的开端，因为：“第一是教育权收回，校政由中国人担任，并且向教育部立案；第二是取消这反而引起反感和误会的强迫礼拜和强迫读经，益增学术信仰的自由；第三是同学会和教职员，果然能把西教会丢下的重担肩负了起来，而且成绩比以前更好。”

收回了主权的国民政府对之江文理学院的复校也很重视，典礼上高官云集，有浙江省政府主席张静江，教育总长蒋梦麟，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兼常务次长黄建中，省教育厅长陈布雷等。当时的报刊以《之江大学开学盛典》为题作了报道：

九月十二、十三日，为本校学生注册之期，录取各生均如期到校。十四日下午三时，举行开学典礼，本校职教员，引导来宾及学生，齐集大礼堂，除向总理遗像行礼如仪外，先由朱经农校长致开会词，次由副校长李培恩报告校务后，并有浙江省政府主席张静江、教育总长蒋梦麟、高等教育司司长黄建中、省教育厅长陈布雷，先后各致训词，最后由校董会会长周梅阁、同学会会长吴文蔚，前任校长费佩德，及诸名人之演讲，殿以全体学生之校歌。散会后，在总理堂前，集合全体教职员及学生，合摄一影。晚间欢宴黄司长、朱经农及重要来宾，本校教职员亦均一一参加，颇极一时之盛，宴至九时，始各尽欢而散。至十六日，各级学生均已正式上课云。

报道接着介绍了之江文理学院新的组织体系：

（甲）文学院，院长朱经农（代理院长黄式金）

（1）中国文学系，主任钟钟山（代理主任顾敦鍒）；

（2）外国文学系，主任队克勋（Clarence BurtonDay）（代理主任惠理生）；

（3）政治系，主任罗天利（Lautenschlager，R.S）；

（4）社会及宗教学系，主任郭礼赅（A.K.Craig）；

（5）哲学系，主任贝尔；

（6）教育系，主任黄式金；

（7）历史系，主任贝尔。

（乙）理学院，院长马尔济

（1）生物学系，主任马尔济；

（2）化学系，主任夏课勤（James L. How,Jr）；

（3）数学系，主任由建筑科主任徐箓兼代；

（4）物理系，主任葛兴（代理）；

（5）天文学系，主任马尔济；

（6）气象学系。

（丙）商学院，院长李培恩

（1）经济学系，主任李培恩暂兼；

（2）工商管理学系，主任李培恩暂兼；

（3）银行学系，主任李培恩；

（4）会计学系，主任潘序伦；

（5）铁路管理学系，主任吴文蔚；

（6）建筑专修科，主任徐箓。

这个阵容，也可以说是“颇极一时之盛”。

1931年，朱经农因任职教育部次长，无法兼顾校务，辞去了校长职务。校董会议决李培恩正式担任校长。校长李培恩对经济学的研究造诣颇深，在学术界有较高的地位。除了之大校长李培恩因他的学术成就和声望获得之大董事会的青睐外，还因为他对教育事业的热忱和责任感，以及出色的行政管理能力。这在他担任代理校长期间已充分表现出来，得到学校上下的认可。作为之江大学实际上的第一任中国人校长，上任后领导之江大学迈出了历史性的一大步。

在李培恩的努力之下，不少知名学者教授前来之大执教。1930年，原河南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长陆高谊来之江担任中学部主任；教授除了钟钟山、徐箓、胡继瑗、马尔济等中西名师继续应聘外，又聘请冯纯林女博士为教育学教授、谢哲邦为社会学教授、夏承焘为国学教授。1931年，又聘请国学教授李笠、经济学教授唐庆永、物理学教授杨龙、化学教授夏雅谷、政治学教授林叠等来之江任教。此后，又有廖慰慈、任铭善、蒋礼鸿、刘平候、徐昂、孙贵定、胡才甫、顾世楫、王寿宝、严寿松、孙宗任、熊文敏、张文昌、范定九等知名教授来之江文理学院任职。真可谓群贤毕至，名师云集。教师人数从1929年的36人，至1935年增至71人，组成了强大的教师阵容。在名师慕名云集之江的同时，学生们也闻之大之盛名纷纷前来报考，因此学生人数增加很快。大学部的学生人数1929年为184人，至1936年已增至534人。

如果说领导体制上的改变是之江大学中国化之保障的话，那么教学改革和学术研究的进步则是从内涵上推进了之江大学的中国化。在复校以前，之江文理学院课程体系中，宗教教育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其他课程如中国文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尽管数量在增多，但地位仍屈居于宗教教育之下。复校以后，不仅宗教活动不再是强制的，宗教课程也不是必读的。事实上，选读宗教课程的学生也是越来越少，大学部选读宗教课的人数已从1924年的388人减少到1933年的233人。与此同时，专业课程增加了，1929年第二学期全校课程总计27门，1935年第二学期增至88门。例如1932年第二学期中国文学系的课程就有：各体文选、词曲史、汉魏六朝文选、文字学、声韵学、世界文艺思潮、小说作法研究、礼记、史汉文、汉书艺文志、新式文学论、专家词研究、国语国策研究、诸子文选、文学概论、唐宋诗选等。而且，教材大多都是教授们根据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编成的，内容新颖，学术上处于领先水平，很受学生们的欢迎。

之江文理学院的课程完全根据本国的需要而开设，其培养体系也已经渐渐脱离了基督教长老会的教育目标而完全面向本土，这从毕业学生的就职方向上也可以看出来。如1934年毕业学生共38人，其中教师15人，工程6人，银行2人，行政2人，化学工业1人，编辑1人，商业1人，干事1人，留学2人，升学1人，未详6人。毕业生中已没有专门从事传教或为教会服务的人，所培养的学生基本上都为国家各领域输送人才，这是之江文理学院已实现本土化、世俗化的最好证明。

总之，立案后的30年代，之江文理学院各方面都进入了一个稳定的发展时期：图书馆、科学馆、材料实验所、史量才家属捐赠的经济学馆、体育部办公楼先后落成，教学和科研仪器设备增加了，图书馆藏书增加至1万余册，教学条件更完善了。1932年开始试行导师制度，由院长选任教授负责若干学生的课程、学术、道德以至生活的指导。全校学术气氛十分浓厚，教师的研究成果逐年增加，如文学院在30年代所发表的学术成果达到了近100件，商学院的科研成果除了教材外，还有不少是由商务印书馆印发的学术专著，理学院的科研成果多达30多项。

纳入了中国教育体系的之江文理学院，开始焕发出了一个大学应有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