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杭州吴山上的两个著名景点江湖汇观亭和城隍阁都挂着明代徐渭撰写的同一副对联：“八百里湖山，知是何年图画；十万家烟火，尽归此处楼台。”实际上，徐渭的全联为：“王公险设，带砺盟存，八百里湖山，知是何年图画；牛斗星分，蓬莱景胜，十万家烟火，尽归此处楼台。”而且是为绍兴龙山城隍祠撰写的，这两个景点只是移用了这副对联的后半截。但是，这不表明徐渭与杭州没有什么联系。恰恰相反，徐渭与杭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需要进行细致的梳理。

杭州吴山江湖汇观亭联

西湖伴读

嘉靖三十年（1551），徐渭从绍兴来到杭州，在玛瑙寺陪伴潘釴读书。徐渭此时为秀才，已经参加四次乡试，虽然没有中举，但已拥有丰富的应考经验。同时，自嘉靖二十六年（1547）秋天起，徐渭在绍兴“一枝堂”设立学馆，招收生徒，也具备一定的授徒经验。潘家选取徐渭来伴读，当是经过认真考虑的，并且向徐渭发出盛情的邀请。潘釴，字时谊，是湖州的富家子弟。玛瑙寺位于风景秀丽的西湖边，它的西面就是岳鄂王祠。两人一起谈诗论文，情趣相投，相见恨晚。徐渭在生活困顿的情况下，得到潘釴两个月的饭食，心存感激。潘釴则对徐渭的率直性格和出众才华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段经历关涉到徐渭此后的生活。

徐渭

徐渭在玛瑙寺伴读时，一次到寺西的岳鄂王祠游览。岳鄂王祠两边庑廊上的壁画引起了他的注意。这些壁画描绘了岳飞的成长及征讨、抚降等事迹，人物形象栩栩如生，画面不能表达的事件，就以简单的文字予以表述。徐渭感到绘画的表现力比史书的记载更明畅，也更动人。几天后，徐渭在市场里买了四幅《明堂图》。《明堂图》描绘的是人体上的脉络和穴位，以长萦表示脉络，以圆孔表示穴位，而将脉络和穴位的名称记在旁边，从而使人一目了然。这使徐渭很受启发。他觉得《四书》的语言，是圣贤留下的精髓，就像人体上的脉络和穴位一样，应该让人一目了然，而不应该像传注讲章那样，引经据典，反复阐述，床上叠床，使人越读越糊涂。有感于此，他开始用五色笔给《四书》绘插图，用色彩和形象来表达圣贤之意。色彩和形象表达不了的内容，就用概括性的几句话予以说明。这便是《四书绘》产生的过程。虽然不能说徐渭的绘画创作始于这一年，但至少可以认为，《四书绘》是有确切年代可考的徐渭早期绘画作品之一。这一年徐渭31岁。

同一年，徐渭还创作了《枯木竹石画》。北京图书馆藏余姚萍实庵写本《十百斋书画录》上函甲卷记徐渭此画，题画诗云：“道人写竹并枯丛，却与禅家气味同。大抵绝无花叶相，一团苍老暮烟中。”下署：“嘉靖辛亥秋日写，青藤道人。”有“一泓秋水”“田水月”“天池道人”三方印章。“嘉靖辛亥”即嘉靖三十年。从时间上看，此画创作于秋天，当晚于《四书绘》。这又是一幅徐渭早期的作品。

徐渭还有一幅早期作品叫《笋竹》，但确切创作时间难以考订。徐渭题画诗《笋竹》云：“客里盐齑无一寸，家乡笋把束成柴。尽取破塘聊遣兴，翻引长涎湿到鞋。”跋云：“积斋丈出卷索书，予书其半而竹其半，缘日来初习乏纸，借人笺素打稿故也。一笑。天池山人徐渭。”又云：“余学竹于春，不逾月而至京，此抹扫乃京邸笔也。携来重观，可发一笑。渭。”徐朔方根据徐渭四度晋京的情况及上述文字的内容，推测徐渭“在27岁至30岁之间，已有北京之行”，将此画创作时间系于嘉靖二十八年（1549）。可备一说。

实际上，徐渭对绘画的关注，起于更早的时候。在越中结社之时，他已留意陈鹤的绘画。陈鹤绘画擅长花卉，走笔如飞，泼墨淋漓。徐渭在《书陈山人九皋氏三卉后》说：“予见山人卉多矣，曩在日遗予者，不下十数纸，皆不及此三品之佳。滃然而云，莹然而雨，泫泫然而露也。”徐渭以云、雨、露来比喻陈鹤所绘的花卉，可见陈鹤的绘画为泼墨写意。后来徐渭的绘画风格以大写意见称，从而形成流派，与受陈鹤的熏陶恐怕很有关系。徐渭在陈鹤那里见到过杭州的名画家沈仕，与沈仕结为朋友。他曾亲眼看过沈仕的许多画作，为沈仕写过题画诗，如《青门山人画滇茶花》写道：“武林画史沈青门，把兔申藤善写生。何事胭脂鲜若此，一天露水带昆明。”从诗的内容来看，徐渭此时虽未着手绘画，但对绘画的评论已有见地。

从嘉靖二十五年（1546）到第二年夏天，徐渭在吴中寻求生活道路，对吴中的绘画艺术也颇为留意。他评论沈周的画作《渊明对客弹阮》的风格是：“作细描秀润，绝类赵文敏、杜惧男。”文敏是元代书画家赵孟頫的谥号，杜惧男即杜董，被称为白描第一手。徐渭将沈周与此二人比较，说明他极为推崇沈周的作品。又在《跋陈白阳卷》中说：“陈道复花卉豪一世，草书飞动似之。”肯定了陈淳的绘画和草书成就。又有题《唐伯虎古松水壁阁中人待客过画》诗：“南京解元唐伯虎，小涂大抹俱高古。”指出唐寅绘画的风格在于“高古”。尽管徐渭的这些评价都是在后来写成的，但至少说明他不但深深向往吴中文化艺术，而且也对吴中文化艺术深有感悟。

徐渭对自己的艺术才华是颇为自负的。他在《书刘子梅谱二首》诗的小序中说：“刘典宝一日持己所谱梅花凡二十有二以过余请评，予不能画，而画之意则稍解。”可以看出，徐渭在没有学习绘画之前，对绘画已形成一定的见解。也就是说，徐渭是在一定的理论指导下开始绘画创作的。

嘉靖三十一年（1552）五月，已回到湖州的潘釴给在绍兴的徐渭写信，说是替徐渭在归安双林乡求得继室。徐渭从嘉靖十九年（1540）入赘潘克敬家，次年与潘似成亲，到嘉靖二十五年（1546）十月潘似去世，度过人生中最美好的六年时光。此后他搬出潘家，住进一枝堂，招生授徒，抚养幼子，生活过得极为艰辛。因而徐渭接到信后，急忙赶到湖州，见到了严翁。严翁与徐渭交谈得很投机，同意将长女许配给他。徐渭的多疑性格在此起了重要作用。他观察严翁的举止，以为许配给他的长女是痴呆的，便坚决地谢绝了。

从这一年开始，倭寇不断侵扰东南沿海地区，最终酿成嘉靖倭患。嘉靖三十四年（1555）十一月，一股倭寇从柘林（今上海奉贤柘林镇）大举入犯嘉善县治，然后越过嘉兴府向西进犯湖州诸县。归安双林乡严家遭到倭寇的洗劫。严翁被倭寇砍断一臂而死，两个女儿被掳走。消息传到绍兴，徐渭写下了《宛转词》诗：“宛转一臂断，流落二乔轻。覆水已无及，通家如有情。归来妆粉暗，啼罢泪痕清。莫道红裙怯，官家盛甲兵。”

不久，传来确实消息，严氏长女在被掳后投河自杀，二女放还后也死去。徐渭又写下了《湖严氏有二女，其翁以长者许渭继室，渭自愆盟。顷闻为海寇断其翁臂，二女俱被执，旋复放还，便已作宛转词怜之。后知其长女被执时，即自奋堕桥死，幼女放还亦死，因复赋此。宛转词中覆水句，正悔愆盟也》诗：“讶道自愆盟，天成烈女名。生前既无分，死后空余情。粉化应成碧，神寒俨若生。试看桥上月，几夜下波明。”

徐渭在前后两首诗中均言及自己对拒婚的后悔。在他看来，如果当时接受了严翁的许婚，也许严氏女就不会有如此悲惨的结局。后来，徐渭又写了《严烈女传》，其中说：“渭痛之如室焉，且悔。以为当其时，苟成之，或得免。”表明他虽然没有娶严氏长女，却将她视同妻子。

嘉靖四十一年（1562）秋天，徐渭跟随胡宗宪去福建平定倭患。在龙游停留期间，徐渭去拜谒过贞女徐莲姑祠墓。睹物思情，他想起湖州严氏的事迹已被湮没，因而写下《予过龙游，拜贞女徐莲姑祠墓，因感湖严氏女迹久湮，次壁韵》一诗。其中两句云：“独立荒坟悲往昔，却惭良友负幽冥。”虽然拒婚事件已过去十年，但徐渭内心却始终跨不过这个坎，仍然对严氏女表达了愧疚之情。他晚年写《畸谱》时，又两次提及此事，均称“悔”。可见，此事对徐渭造成巨大的精神刺激。这也说明徐渭是一个感情十分丰富且深沉的人。

犹疑入幕

胡宗宪是东南抗倭战争中的关键人物。胡宗宪（1512—1565），字汝贞，号梅林，南直隶徽州府绩溪人。嘉靖三十五年（1556）二月，胡宗宪升任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左佥都御史、总督南直隶浙福等处军务，成为东南沿海抗倭战争的总指挥。总督府设在杭州，由于军情需要，胡宗宪不时前往宁波、绍兴指挥战斗。嘉靖三十六年（1557）正月，明世宗改由总督胡宗宪兼理浙江巡抚事宜。胡宗宪请徐渭起草了《代胡总督谢新命督抚表》，对明世宗的委任表示感谢。在这份谢表中，徐渭首先表示了胡宗宪的自谦：“且昔叨监军纪功之任，偶成事于一时，比于今提督巡抚之难，亦奚啻夫百倍。昔犹不逮，今复何能？”其次表明了胡宗宪的决心：“臣敢不洒涕誓师，矢心图报。黄金横带，敢怀先乐之心；沧海扬波，岂望生还之日。”最后表达奋斗目标：“仗天威而策励，尊庙算以周旋。取彼鲸鲵，爰助鼓鼙之衅；伫看溟渤，翻为雁鹜之池。”这是目前所能见到的徐渭与胡宗宪交往的最早的文献依据。

三月，胡宗宪又请徐渭到总督府，让徐渭代笔写下了《代祭阵亡吏士文》。徐渭这两次写完文章后，并没有留在总督府，而是选择了离开。恐怕胡宗宪与徐渭都处在试探阶段，胡宗宪需要试探徐渭写这类文章的才华，而徐渭需要确认胡宗宪的诚意。但有一点是十分明确的，总督府是抗倭的中枢，承担着保卫国家安危、百姓生死的重任。徐渭是识大局而又有爱国情怀的人，这才是他应召捉刀的根本原因。否则，以徐渭孤傲的个性，是不会随便应召的。

十一月，胡宗宪诱擒了海盗巨头王直，明世宗对胡宗宪进行了奖励。胡宗宪又请来徐渭写谢表。徐渭写下了《代擒王直等降敕奖励谢表》。胡宗宪请他留在总督府作幕僚。徐渭坚决推辞，回到家里度过嘉靖三十七年（1558）的新年。但新年刚过，胡宗宪又派人去请徐渭到总督府作幕僚。这样，徐渭于正月初三日入胡宗宪幕府。后来，他在《自为墓志铭》中说：“一旦为少保胡公罗致幕府，典文章，数赴而数辞，投笔出门。使折简以招，卧不起，人争愚而危之，而己深以为安。”从这段文字来看，胡宗宪表现出礼贤下士的风范，而徐渭则态度相当傲慢。俗话说，人之将死，其言亦善。徐渭在自杀前写的这段文字，其真实当不容置疑。他曾“数赴而数辞”，对是否入幕犹疑不决，其时间达一年之久。最后，促使他下决心入幕，原因恐怕有下述几方面。其一，徐渭关心国家大事，并且站在抗倭战争的前列，同时又具有强烈的功名心。入幕无疑增加了获得实现自己愿望的机会。其二，徐渭尽管个性孤傲，不愿与达官显贵打交道，但胡宗宪“性喜宾客”，为人豪爽，不拘细礼，因而当徐渭提出“若欲客某者，当具宾礼，非时辄得出入”，即要求保持宾客身份而不是下属幕僚时，胡宗宪都爽快地答应了。从中也可见胡宗宪对徐渭的重视。其三，胡宗宪的幕府中罗致了不少名流，像茅坤、王寅、沈明臣、田汝成都是当时文坛上的活跃人物，徐渭与其中的一些人关系密切。其四，徐渭当时生活依然穷困，而胡宗宪为人大方，挥金如土，入幕也可以从根本上解决生计问题。

嘉靖三十七年（1558）正月，王直被诱捕的消息被传开，其义子王滶立即杀死人质夏正，并大筑栅栏，坚固防御工事，制造战舰、火器。胡宗宪指挥围歼岑港的战斗，但未能攻克。同时，大批倭寇进犯广东、福建及淮扬等处。到了三月，明世宗颁下圣旨，严词责令胡宗宪。正在此时，御史李瑚上书弹劾胡宗宪纵倭、贪贿等三大罪状。四月，胡宗宪在舟山捕获一只雌性白鹿，这本是生物遗传中的变异现象，不足为怪，但古人却将其视为上天预示的祥瑞。胡宗宪打算将它献给明世宗，便请徐渭写了《代初进白牝鹿表》。白鹿和表文献上后，迷信道教的明世宗大喜，相信这是上天的恩赐，郑重其事地祭告祖庙，接受朝廷百官祝贺，赏给胡宗宪大量银币。

明世宗不仅喜爱祥瑞，而且“又留心文字，凡俪语奇丽处，皆以御笔点出，别令小臣录为一册”。徐渭的《代初进白牝鹿表》得到明世宗的喜爱，自在情理之中。此文短小简要，迎合了皇帝的心理期待，如“必有明圣之君，躬修玄默之道，保和性命，契合始初，然后斯祥可及而致。恭惟皇上，凝神沕穆，抱性清真，不言而时以行，无为而民自化，德迈羲皇之上，龄齐天地之长”，文笔流畅精美，既点明皇帝的“明圣”，又道出皇帝长生不老的愿望。

胡宗宪接到明世宗的赏赐后，又叫徐渭写了《代初进白鹿赐宝钞彩缎谢表》，对明世宗歌颂了一番：“传闻嘉瑞，预降仙禽，益占万寿之无疆，毕致四灵而未已。”与此同时，明世宗嘉奖江北平倭事宜，赏赐总督胡宗宪大量银币。胡宗宪又让徐渭草拟了《代江北事平赐金币谢表》。在此谢表中，胡宗宪不仅对明世宗感恩戴德，而且还表决心说：“臣敢不锐志澄清，委身报答。奉宣感德，夷方期献币以来廷；结内贤豪，帐下益悬金而募士。”从此，徐渭得到胡宗宪的真正器重。

在平定倭寇的过程中，胡宗宪接二连三地被弹劾，他为此写下了数千言的《自陈不职疏》，极力为自己的行为申辩。同时，为了表示对明世宗的感恩戴德，他让徐渭先后草拟了《代被论蒙温旨谢表》《代被论乞免得温旨谢表》《代被论得温旨谢表》三道表文。徐渭在第一道表文中写道：“历举明主之待远臣，鲜有见其如此，即使慈父之怜爱子，更复何以加之。”在第二道表文中写道：“顾臣何人，冒兹殊宠，天地覆载，父母保全，用方此恩，殆无以过。”在第三道表文中写道：“咸谓好生有若乾坤，未必加培于再覆之物，知子莫如父母，不能无疑于三至之言。”胡宗宪几次被弹劾而能平安无事，也与朝中大臣的袒护不无关系。在整个过程中，胡宗宪先后三次让徐渭写了《又启三首》共九封函札，分别致辅臣严嵩、徐阶、李本。徐渭在给严嵩的第一通启中写道：“且凡人有疾痛痒痾，必求免于天地父母，然天地能覆载之，而不能起于颠挤，父母欲保全之，而未必如斯委曲。”《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八《徐文长集》在引上述文字后按语云：“虽身居幕府，指纵惟人，然使申谢朝廷，更作何语？”对徐渭的献媚之词进行指摘。

徐渭将明世宗比作乾坤、天地、父母，尚在情理之中，那么将严嵩的作用视为高于天地、父母，则纯为谀词。徐渭后来在整理这一时期代笔之作时，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他在《幕抄小序》中说：“韩昌黎为宰相作《贺白龟表》亦涉谀，其《谏迎佛骨》则直，人不能病余，其以此也夫!”他又在《抄小集自序》中说：，“昌黎为时宰作《贺白龟表》词近谄附，及《谏佛骨》则直，处地然耳，人其可以概视哉？”两篇序言都以唐代韩愈的代作与自作为例子，说明代笔之作有不得已之处，替自己的行为作辩解。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作为一个幕客，徐渭在捉刀献文时自有苦衷，难以道明。

嘉靖三十八年（1559）九月二十六日，胡宗宪在杭州总督府筹办48岁生日寿筵。军中文官武将、地方各级官吏以至民间耆宿老友，献上厚礼，为总督祝寿。与其他人的寿礼不同，徐渭敬献的是一首百言长诗《上督府公生日诗》。徐渭在诗序中说：“慕恋恩私，忻喜盛事，自不能已于言耳。”此诗是内心情感的自然流露，心潮澎湃，汪洋千里，一气呵成。首先，徐渭在诗中称颂了胡宗宪在抗倭过程中的功绩，如“初捧兵符分虎竹，再衔使命驭龙骧。森罗岛屿诸夷会，锁钥门庭一面当”、“管领华夷新士马，扫平吴越旧封疆”、“量兼沧海涵诸岛，身作长城障一方”。其次，徐渭叙说自身的经历，在诗中列举韩信、周瑜、张良、和氏等人遇恩知恩的典故，说明他对胡宗宪的感激之情。入幕前，徐渭曾经有过犹疑，有些行为也表现得狂放，这些都是对胡宗宪的试探。入幕之后，胡宗宪确实很器重他的才华，徐渭也便以身相报，大有士为知己者死的侠者之风。

嘉靖四十一年（1562）九月，胡宗宪因功晋升少保，又恰值胡宗宪50岁生日，徐渭写了一篇《少保公五十寿篇》作为贺礼。他在文中写道：“我少保令公，提一旅起仓猝，取名酋数十辈于虎穴中，还三吴若浙闽数千里地于将去之际，使自东以南，诸番夷胁息不敢西望，其勋业颇有类于汾阳。而公始自御史按浙，至于今受命加秩，以成茂功，又与晋公以御史中丞视师淮、蔡，其后加侍郎平章招讨，遂用以平定蔡人者宛相似。”“汾阳”是指唐代汾阳王郭子仪，“晋公”是指唐代晋国公裴度。他们两人都是平定藩镇之乱的功臣，因而分别获得上述封号。郭子仪出身于武将，裴度起家于文官。徐渭将胡宗宪与他们作比较，意在说明胡宗宪是文武兼备之才。

然而，此时朝廷的政治正在发生着变化。南京给事中陆凤仪上疏弹劾胡宗宪欺横贪淫十大罪状。与前几次被弹劾的情况完全不同，此次弹劾疏奏很快被下到吏部，并责成巡按御史勘报。同时，明世宗也迅速做出反应，不仅罢免胡宗宪的一切职务，而且命令锦衣卫遣人将胡宗宪械系至京发问。十一月七日，胡宗宪被押往北京，总督府解散，徐渭回到了家乡。

迎娶张氏

嘉靖十九年（1540），20岁的徐渭入赘潘克敬家，次年夏天和潘似在广东阳江县官舍中结婚。徐渭自幼丧父，生母被赶走，嫡母又在他未成年时去世，依靠长兄生活却又多冲突，从而造成他孤独、偏激、倔强、多疑的个性。而结婚后，潘似以一个少女特有的美丽和温柔，给予徐渭极大的慰藉，给他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气息。

嘉靖二十四年（1545）三月初八日，徐渭的长子徐枚出生。徐枚的出生，给潘家上下带来了热闹，也带来了欢乐。不料，次年十月初八日，徐渭的妻子潘似病死，年仅19岁。在徐渭一生的婚姻中，尽管他买过妾，续过弦，但再也没有找到一位像潘似这样给他温存的配偶。

在潘似去世7年后的冬天，即嘉靖三十二年（1553）冬天，徐渭搬迁书籍，看到媒人刘寺丞送给他的三首绝句，想起结婚时的情景，不胜悲伤，一口气写下七首七言绝句怀念亡妻。其中第七首写道：“箧里残花色尚明，分明世事隔前生。坐来不觉西窗暗，飞尽寒梅雪未晴。”

潘似亡后10年的冬天，潘家叫徐枚送去潘似穿过的衣服，用来祭奠。其中有一件潞州红衫，上面依稀留有潘似的汗迹。徐渭睹物思情，失声痛哭：“黄金小纽茜衫温，袖摺犹存举案痕。开匣不知双泪下，满庭积雪一灯昏。”26年的夫妻生活对徐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所有回忆亡妻的文字，都充满了温情和甜美。徐渭后来婚姻生活的种种不幸，也许与第一次婚姻的美满如意不无关系。

嘉靖二十六年（1547）秋天，徐渭搬出潘家，迁居一枝堂。到了嘉靖二十八年（1549），徐渭将生母苗氏迎接回家。苗氏自徐渭10岁时被苗宜人遣出家门，已经离别19年。此时，长子徐枚已4岁，祖孙三代居住在一起，也可以说是享受天伦之乐了。

这一年，徐渭从杭州买回妾胡氏。起初，两人之间的生活是融洽的。徐渭为此写下了一首《纳妾》诗：“角枕覆衾长，新香异旧香。昔年曾射雉，此日复求凰。杏靥开春镜，鸦云换晚妆。夫君莫早起，初日未高梁。”诗中“射雉”出典于《左传》。周朝贾大夫长得很难看，娶了个美丽的妻子。妻子三年对他不言不笑。贾大夫带着妻子去野外打猎，射雉而获，从而表现出自己的才能，妻子才露出笑容。徐渭将此典用在诗中，意在说明他当年是以才华博得潘似的恩爱的。“求凰”即“凤求凰”，是汉代司马相如向卓文君求爱时所唱的一首恋歌。从诗的内容看，胡氏颇有几分颜色，而且对徐渭也挺体贴，劝他不要早起。因而，徐渭才会有“新香异旧香”的感觉。

不久，矛盾就出来了。问题出在婆媳关系上。徐渭只用一个“劣”字来判定胡氏，而没有说出具体的事实。虽然胡氏对徐渭很体贴，对婆婆就不那么恭敬了。徐渭买回胡氏的本意，是想让她侍候母亲的，胡氏的行为恰恰违背了徐渭的初衷。而徐渭却是一个极重亲情的人，容不得胡氏的行为。最后，徐渭不得不将胡氏卖掉。胡氏提出诉讼，徐渭为应诉而花费了许多精力。这是徐渭第二次婚姻的结局。

徐渭的第三次婚姻发生在胡宗宪幕府期间。嘉靖三十七年（1558），徐渭已与杭州王家议好婚事，并于次年夏天入赘王家。但这次婚姻极其短暂，到了秋天，徐渭便离开了王家。《畸谱》记载：“夏，入赘杭之王，劣甚。始被诒而误，秋，绝之，至今恨不已。”至于王家女怎么个“劣甚”，徐渭没有留下任何文字，但从他叙述语气来看，他好像是被人设局而受骗的。此事对徐渭的影响很大，以至于晚年还表示“至今恨不已”。

徐渭的第四次婚姻是由胡宗宪一手操办的。胡宗宪对徐渭的文才十分满意，为了使徐渭安心于幕僚工作，于嘉靖三十九年（1560）在杭州为徐渭聘定张氏为继室。徐渭对此事非常感激，写了《谢督府胡公启》一文。他在文中说：“渭失欢帏幕，动逾十年，俯托丝萝，历辞三姓。过持己见，遂骇众闻，诋之者谓矫激而近名，高之者疑隐忍以有待。明公宠以书记，念及室家，为之遣币而通媒，遂使得妇而养母。”所说的“历辞三姓”是指湖州严氏和杭州胡氏、王氏。徐渭叙述了婚姻失败的原因在于“过持己见”，也就是说要求过高。胡宗宪是豪爽之人，不仅为徐渭聘张氏，而且聘金也是由他支付的。徐渭完全是坐享其成。

这里有必要交代一下杭州镇海楼的重建。嘉靖三十五年（1556）九月，镇海楼毁于火灾。相传此楼为五代时吴越王钱镠所建，名为朝天门，元时更名为拱北楼，明初易名为来远楼，后改名为镇海楼。成化十年（1474）遭火灾后再建，此为第二次遭火灾。当时正处于抗倭关键时刻，有人认为重修此楼乃不急之务，但急于建功的胡宗宪却认为建楼有助于平倭，可以表明他平倭的决心和信心。于是他亲自领衔集资动工。此楼重建历时5年，到嘉靖三十九年（1560）建成。说来也巧，这一年正好是胡宗宪平倭战绩辉煌的一年。胡宗宪自然十分满意，认为应该作记勒石，就叫徐渭替他写一篇《镇海楼记》。徐渭在文中记叙了镇海楼名称的变迁、重建的经过以及胡宗宪重修的心迹。

鼓楼，旧名朝天门，元代更名为拱北楼，明代先后更名为来远楼、镇海楼

《镇海楼记》一文非常符合胡宗宪的心意。作为奖赏，胡宗宪送给徐渭二百二十两银子，给他建造房子用。徐渭开始觉得数目太大，不敢接收，推辞再三才收下。徐渭回到绍兴，又变卖家中文物，也凑了二百二十两银子。他用这些银子在绍兴城南东边买地十亩，营造房屋。为了表示对胡宗宪的感恩，他将房屋取名“酬字堂”，并写了一篇《酬字堂记》。据这篇文章记载，酬字堂是典型的江南园林，反映出徐渭的生活情趣：“有屋二十有二间，小池二，以鱼以荷。木之类，果花材三种，凡数十株。长篱亘亩，护以枸杞，外有竹数十个，笋迸云。客至，网鱼烧笋，佐以落果，醉而咏歌。”

徐渭自从聘定张氏后，也急于迎娶张氏，便于照顾家中的老母与幼儿，再者张氏颇有几分颜色，这也是徐渭所满意的。于是，嘉靖四十年（1561）正月，徐渭正式从杭州将张氏迎娶到绍兴。由于徐渭与胡宗宪的关系，这场婚礼举办得颇为隆重。参加婚礼的不少宾客不是冲着徐渭，而是冲着胡宗宪的权势来的。婚后不久，徐渭又赶往杭州，继续做他的幕僚。到了夏天，徐渭因病离开了胡宗宪幕府。进入秋天，徐渭病情渐渐好转，便急忙赶往杭州，继续服务于幕府，一路追随胡宗宪。

嘉靖四十一年（1562）正月，徐渭经过一路的困顿，回到绍兴家中，过起了安逸的生活。母亲虽然年迈，但依然健在。儿子徐枚此时也成长为18岁的小伙子，多少可以帮助料理家中事务。继妻张氏颇为贤惠，亦颇合徐渭之意。等到春夏之际，他又从绍兴赶往杭州。值得一提的是，正当总督府行将解散之时，继妻张氏于十一月四日生下一子。徐渭给他取名为“枳”，小名“杜儿”。

尽管徐渭对胡宗宪感情颇深，但他对胡宗宪被捕入京完全无能为力，只得回到绍兴闲居。嘉靖四十五年（1566），徐家上演了一幕悲剧，即徐渭把继室张氏给杀了。徐渭在被捕下狱后，写了一封信《上郁心斋》，对杀妻的行为进行了辩解：“顷罹内变，纷受浮言。出于忍则入于狂，出于疑则入于矫。但如以为狂，何不概施于行道之人？如以为忍，何不漫加于先弃之妇？如以为多疑而妄动，则杀人伏法，岂是轻犯之科？如以为过矫而好奇，则蹀血同衾，又岂流芳之事？凡此大凡，虽至愚亦知所避，求诸众恶，惟明公或在所原……抑不知河间奇节，卒成掩鼻之羞；贾宅重严，乃有窃香之狡。”

徐渭杀妻的极端行为，在社会上引起议论纷纷，将他杀妻的原因归结为忍、狂、疑、矫四个方面。忍是指残忍，狂是指疯狂，疑是指多疑妄动，矫是指行为过激。徐渭对这四点一一进行了辩解。“河间”句出自柳宗元《河间传》，它讲述了一个原先十分贞洁的妇人后来变得极为淫浪的故事。“贾宅”句系用西晋贾充之女贾午与韩寿私通的典故。这两句明确指出妻子张氏有外遇，因而招致被杀。

徐渭这种说法是有明显动机的。必须还原到具体的历史背景中去，才能判断其真实性。郁心斋即郁言，出仕前与徐渭居住在同一条巷内。郁言为嘉靖三十八年（1559）进士，他的同榜进士岑用宾当时任绍兴知府。徐渭写这封信给郁言，是想通过他的关系，向岑用宾说明杀妻的原因，保存性命。因而，徐渭进一步写道：“伏望明公曲谅隐衷，力扶公道，勿泥前说，赐挽后评。倘能出万死于一生，即是垂三纲于九鼎。”求生的欲望非常强烈。在这种欲望的支配下，其辩解理由的真实性就值得怀疑了。徐渭晚年写作《畸谱》时，提及杀妻之事，并没有提到张氏有外遇之事，而是说：“易复，杀张下狱。”这就是说，杀妻是在精神病发作的情况下进行的。这一说法，较为真实。因为时过境迁，回首往事，心境反而和平宁静，其说法也就较接近事实。

徐渭从当年被捕入狱，到隆庆六年（1572）除夕被保释出狱，首尾共7年。此次经历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

科举考试

徐渭自幼聪慧，智力超常。他6岁入徐氏家塾读书，记忆力超常，过目不忘。在《上提学副使张公书》中说：“六岁受，《大学》日诵千馀言。”他8岁时拜陆如冈为师，开始学习八股文。陆先生每月初一和十五都要考众学生。徐渭在每次早饭前就写成两三篇文章，陆先生大为惊讶，在文章后面批道：“昔人称十岁善属文，子方八岁，校之不尤难乎？噫，是先人之庆也，是徐门之光也!所谓谢家之宝树者，非子也耶？”从此到处都在传说徐渭是个“神童”。绍兴府学官陶曾蔚听到这个消息，嘱咐已为府学生的徐潞带徐渭去见面，并赠送了一些礼物。徐渭的聪明才智已受到当地学官的认可，家人自然也对他的未来寄托了厚望。

在科举时代里，参加科举考试成为读书人走上仕途的唯一出路。徐渭自幼便有“神童”之誉，加上自视很高，以为考秀才、中举人以及进士及第都不是太难的事。然而，现实却是十分冷酷的。嘉靖十六年（1537），徐渭17岁，第一次参加岁试，但没有考取。嘉靖十九年（1540），他又去应试，仍然没有考取。情急之下，他试着给浙江提学副使张岳写了一封信《上提学副使张公书》，请求给予复试的机会。整封信的基调是尽展苦楚，以情动人，同时又表明自己富有才华。至于文笔之流畅，用典之丰赡，已显露出徐渭的才学。

张岳接到徐渭的上书，称赞徐渭有才华，便允许复试，并录取为秀才。徐渭第一次参加了这年在杭州举行的乡试，但是没有考中。嘉靖二十二年（1543），徐渭又到杭州参加乡试。他的同学张天复考中举人，他却名落孙山。这是徐渭第二次参加乡试。

嘉靖二十五年（1546），徐渭第三次到杭州参加乡试，但仍然没有取得功名。对于徐渭这样自许颇高的人来说，接二连三的乡试失利无疑是一种沉重的打击。但是他仍要在这条路上走下去。三年后，徐渭第四次参加乡试，依然铩羽而归。

嘉靖三十一年（1552），32岁的徐渭参加了这年举行的岁试。提学副使薛应旂批阅徐渭的试论，十分惊异，在卷尾批道：“句句鬼语，李长吉之流也。”将徐渭置为第一，录取为县学廪生。按照明代科举制度，府学廪生定额四十名，州县学各递减十名，由政府每月给廪生提供米六斗及鱼肉若干。也就是说，成为廪生，使徐渭解决了基本的生计问题。八月，徐渭照例参加了乡试，仍然名落孙山。这是他第五次乡试失败，心情非常郁抑，精神十分沮丧。从杭州回到绍兴，徐渭写下了《涉江赋》，表达了当时的困顿和苦闷，一个在科举道路上苦苦挣扎的知识分子形象跃然纸上。

嘉靖三十四年（1555），徐渭参加绍兴府举行的例行岁试。这次岁试的两道策论试题均涉及防倭问题，现实针对性非常强，而徐渭的答卷也反映出他对防倭的见解。提学副使阮鹗看到徐渭的答卷，十分欣赏，置为第二。府学举办宴席，为即将赴杭州参加乡试的考生饯行。同知潘梅应邀与考生共进晚餐。席间，潘梅特别看好徐渭，认为徐渭此行必将考取举人。然而，徐渭仍然名落孙山。

嘉靖三十七年（1558）是徐渭进入胡宗宪幕府的第一年，也是抗倭斗争最为吃紧的一年，徐渭的文书工作十分繁忙。到了秋天，徐渭离开设在宁波的指挥部，前往杭州参加乡试，却再次以失败告终。这已是第7次了。

嘉靖四十年（1561）夏天，在繁重的文书工作和巨大的精神压力下，徐渭的“心疾”发作，病得不轻，回到绍兴养病。胡宗宪对徐渭的病情放心不下，没过几天就派人去探视，希望徐渭能早日回到幕府，并带了他的亲笔信、俸金、考卷、诗序。从胡宗宪所赠之物可以看出，胡宗宪确实很关心徐渭的生活，尤其是托去考卷，恐怕有让徐渭温习考试之意。

胡宗宪

进入秋天，徐渭的病情渐渐好转。他急忙赶往杭州，一是继续服务于幕府，二是参加秋试。胡宗宪怜惜徐渭的才华，想为徐渭谋得仕途出身。于是，各试官入谒总督府时，胡宗宪都关照说：“徐渭，异才也，诸君校士而得渭者，吾为报之。”胡宗宪当时权重东南，他关照过的事自然不会有问题。但问题恰恰出在一个细节上。有一位试官入谒胡宗宪时来得较晚，而此人系贡士出身，胡宗宪看不起他，就没有向他打招呼。考卷拆封之日，录取诸人中竟无徐渭之名，主试官急忙寻找试卷下落，结果在贡士出身的考官处找到，但原卷已被考官写满了批语，讥讽满纸，无法复议。这是徐渭第八次也是最后一次应试，竟以失败告终。试前，有一位姓周的官员赠诗给徐渭，预言“天池欲化龙”。试后，徐渭在诗中愤愤地写道：“风雷亦何限，终是恼凡鱼。”表示了对科举的失望。

胡宗宪幕府解散后，徐渭回到了绍兴。尽管他在胡宗宪幕府中的几年，不断接受胡宗宪的馈赠，有一定的积蓄。然而，他不擅长经营家业，闲居的几个月时间里，就花尽了这些财物。到了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底，生活已陷入贫穷。恰在此时，远在北京的礼部尚书李春芳邀请徐渭入京掌文书，李还让自己的门客杭州人查某带了六十两聘银，催促徐渭北上。

与入胡宗宪幕府时犹豫再三正好相反，徐渭对李春芳的聘用不仅没有任何推托，而且接受聘金后，很快就动身北上。徐渭答应李春芳的聘请，是希望得到李春芳的重用。但是，现实情况完全出乎徐渭的料想，李春芳只是视徐渭为一般的门客。李春芳聘用徐渭，目的是想让徐渭代作青词。徐渭认为李春芳把胡宗宪看成严嵩的党羽，要彻底摧毁，所以不答应李春芳的要求。两人产生了矛盾和冲突。

到了嘉靖四十三年（1564）二月，徐渭感到在李春芳的门下无法生存下去，就提出辞去聘用。在《奉尚书李公书》中，徐渭详细地解释了不能继续侍奉李春芳的五条理由，即“其中有不可者五”。整篇文章虽然措辞极为委婉，但态度极其坚决，时时流露出徐渭孤傲倔犟的个性。徐渭的辞呈并没有得到李春芳的同意，但他为了表明自己的态度，便拂衣而去。

正当徐渭准备当年秋试时，在北京的李春芳放出风声来，威胁徐渭马上到他的门下去。徐渭晚年在《畸谱》叙及此事时，用“声怖”一词表述李春芳的态度。至于“声怖”的内容，没有具体说明。学术界一般认为，李春芳是以徐渭与胡宗宪案件有牵连来恫吓徐渭。因而，徐渭听到这一消息，便立刻带着银两北上。临行前，徐渭写了《答谢太兴海门》一诗，诗题下原注：“值秋试罢入京。”徐渭非常看重这场秋试，却由于李春芳的威胁而放弃，因而深为感慨。自此之后，徐渭再也没有参加过秋试。徐渭晚年对此次弃考之事仍然耿耿于怀：“是岁甲子，当科，而以是故夺。后竟废考。”

徐渭赶到北京，通过多方努力，才了结了李春芳的有意为难。回到绍兴，徐渭正经受着前所未有的苦闷。到了嘉靖四十四年（1565）春末夏初，徐渭的心情极其郁抑，他打算以自杀的方式来了结生命。自杀之前，他在《自为墓志铭》中说：“人谓渭文士，且操洁，可无死。不知古文士以入幕操洁而死者众矣，乃渭则自死，孰与人死之。渭为人度于义无所关时，辄疏纵不为儒缚，一涉义所否，干耻诟，介秽廉，虽断头不可夺。”这段话包含着两层意思。其一是“乃渭则自死，孰与人死之”。徐渭与胡宗宪关系密切，自胡宗宪逮捕后，各种传闻都有，尤其是去年被李春芳威吓，徐渭意识到与胡宗宪案件的牵连。与其被他人杀掉，不如自杀，这是徐渭性格刚烈之处。其二是“渭为人度于义无所关时”。徐渭在胡宗宪幕府的五年，是其一生中最富足和快乐的时期，他视胡宗宪为恩人。而胡宗宪被捕后，徐渭无能为力，帮不上忙，但他激于义愤，表示“一涉义所否”“虽断头不可夺”。这是重义的表现。徐渭多次自杀，手段十分惨烈，但却被救了回来，即“九死辄九生”。

随着嘉靖四十五年（1566）新年的来临，徐渭写了《丙寅元日》一诗，表达了对科举考试的矛盾心态。其中第八句“偏题彩笔对青春”下有原注：“病后欲绝笔于举业，并诸散文，而不能也。”但是，随着杀妻案件的发生，徐渭被取消了诸生资格，自然无缘于科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