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 今年是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首任馆长马一浮先生诞辰141周年，4月2日是马一浮先生诞辰纪念日，特推送马一浮先生弥甥女、已故馆员丁敬涵所作回忆文章，追忆缅怀马一浮先生。 诗教 文/丁敬涵 舅祖马一浮先生在浙大讲学时，首先提出“六艺该摄一切学术”之说，同时也提出了“诗教”这一题目。在标明“六艺者，即是《诗》《书》《礼》《乐》《易》《春秋》”，并引《经解》上孔子的话说：“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到复性书院讲学时，在讲了“群经大义总说”后，就讲“论语大义”，其第一节是“诗教”，指出《论语》有三大问目：一问仁、一问政、一问孝。说：“凡答问仁者，皆《诗》教义也。”并说：“圣人始教，以《诗》为先。”以后又单设“诗教绪论”一章，提出六艺之教，莫先于《诗》。 作为诗人，他还常说：“后世欲知某之为人者，求之吾诗足矣。”对此，有人提出了疑问，认为先生是“一代儒宗”，其学术思想的核心是“六艺统摄一切”，那么，后世要知道他的为人，为什么不是从他的学术著作中、从学术的核心思想中去寻找，而是从诗中去寻求呢？ 我们只有弄懂了“诗教”的含义，弄明白了“诗教”和六艺，和诗及诗人的关系，才能明白这一问题。  诗教之“诗”，开始时是专指“诗经”，“六艺者，即是《诗》《书》《礼》《乐》《易》《春秋》”，《诗》为六艺之首，故六艺之教莫先于《诗》。但是，诗教并不只是以《诗》中之内容教人，而《诗》是以感为体的，故一切言语之足以感人者，皆诗也。相传孔子门人子夏写的《诗大序》就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这就是诗。而诗的功用，在于“美教化，移风俗”。孔子在《论语·为政》篇中概括为：“《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诗教主仁，故学《诗》第一要识仁。这“识仁”，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要有正确的“思想性”。在《论语》中，弟子问“仁”者最多，孔子一一随机而答，因人施教，这就是诗教的妙用。如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因樊迟在孔门属钝根，故只能用最简单、易明之语答之。而颜渊问仁，则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曰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者。”颜渊是个“闻一知十”的人，感而能通，立即又“请问其目”，就是进一步问如何才能做到“克己复礼”。孔子告之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又是个“知即行”的人，故立即表示“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这视、听、言、动，包括了做人的各个方面，诗教真是无所不在。孔子在《论语：阳货》中还说道：“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这就更详细地论述了《诗经》的社会功能，更广泛地表述了《诗》和为人的各个方面。扩充而言，《诗》通于政事，故可以统《书》；以声教感人，故可以统《乐》；迩之事父，远之事君，故可以统《礼》；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故可以统《易》;《诗》亡而后《春秋》作，二者不别，故可统《春秋》。换一种说法是：《易》言神化，即礼乐之所从出，《春秋》明人事，即性道之所流行。《诗》《书》并是文章，文章不离性道，故《易》统《礼》《乐》,《春秋》该《诗》《书》。因六艺之教是互通的。故举一《诗》而能六艺全摄。孔子教育儿子鲤“不学诗无以言”。学习，首先要学《诗》。 以上是就《诗》来谈诗教，而在生活，特别是在现代人的生活中，应如何来进行“诗教”呢？像孔子和鲤那样，一定要先读会《诗经》。而“言语之感人深者，言之精者，皆诗也”，故“诗教”的现实方式，应是从“言语之教”入手。舅祖自己是怎样接受和进行“诗教”的呢？ 他自言，从小受父母之教：“浮虽不肖，笃志经术，实秉庭训，其稍解诗旨，则孩提受之母氏”。其母教之甚严，常告以“勿羡富贵”，向学“行谊贤者”；不准玩有关钱的游戏等。他四岁时就跟着两个姐姐从师学唐诗，并且能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八岁学作诗，九岁诵《楚辞》《文选》。十一岁，由母亲出题限韵而作《咏菊》:“我爱陶元亮，东篱采菊花。枝枝傲霜雪，瓣瓣生云霞。本是仙人种，移来高士家。晨餐秋更洁，不必羡胡麻。”拟菊如高人逸士，已为自己的一生行履，定下了基调。 他虽十一岁失母，十九岁丧父，但父母的早年教育已为他今后的人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在长期的学习、实践中也曾走过弯路。他自言：“某曾依张文襄《鞧轩语》求治学门径，及用力既久，方知此只是目录学，与自己身心了不相干。”又说：“余初治考据，继专攻西学，用力既久，然后知其弊。又转治佛学，最后始归于‘六经’。”所以，他在五十六岁才首次系统地提出“六艺该摄于一切学术”的理论，并谦逊地认为：“亦不过略知纲要耳。” 他作诗要求是：第一要胸襟大，第二要魄力厚，第三要格律细，第四要神韵高。这四点除第三点是写作技艺问题外，其余三点都是思想、意境方面的。用舅祖的话来讲，是人性中本具的，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思想性”，要有正确的思想性。以诗教言，诗是人性中本具之物，然而须要缘感而发。舅祖早年的诗作不是太多，多是与亲戚、友朋之间交流感发之作。中年以后，抗日军兴，在颠沛流离之中，哀民之困，感慨良多，故而诗性大发，日有作，有时是一日数作，如癸未年（1942）就有四百七十多首。 
马一浮与弥甥丁慰长、弥甥女丁敬涵合影 这一时期，正是我们成长受教育的时期。当时办复性书院，他很忙。他是主讲，按理说他只要主持讲学就行了，但因没有院长，所以一切事务性的事情，也要他去处理。但对我们的教育并未放松，哥哥在抗战前已完成了初小学业，这时住乡下无学校可进，而且舅祖对当时的学校教育也并不满意，所以就在自己的学生中选品学兼优者作为哥哥的老师。我还小，就由母亲在繁忙的家务和病痛的折磨中抽空忍痛教我。而舅祖也常在百忙中利用晚饭后的一点休息时间，对我们进行教育。 一是为我们讲解四书五经中的一些章节，如《论语》首、末两章，《孟子》见梁惠王章，《诗经》中的“柏舟”“匏有苦叶”等。 二是为我们讲解他新作的诗。因诗是触感而发的，也就需联系到所感之事。如 1941年写了首《击缶谣》:“大言炎炎，南瓜当餐。三日不饭，鼓腹过岸。谋夫孔臧，养虎贻患。及我同盟，天下失半。”此诗的前四句是用越中民谣：“大话三十三，南瓜当晏饭。三日不吃饭，凸肚皮过岸。”是讽刺那些“吹牛”的人。已三天没有吃饭，中午吃了点南瓜当午饭，走在外面还得装像吃得很饱的样子。讽刺当时报载“xxx大捷”，实为“大败”，故接着必有“已作战略转移”字样。 三是写“示范诗”。如我哥哥要学写诗时因写诗一般从咏物开始，舅祖就写了《山中卉木序六首》，分别咏高柟、丛竹、黄桷树、杜若、海棠、白兰，写出它们不同的生长环境，并以拟人的手法写其感受。教我学作科举时代的“试帖诗”，就在出题后自己先写了一首同题的诗作示范。 四是讲有关诗的理论。如为我讲解《毛诗序》《诗谱序》和《蠲戏斋诗自序》，使我知道诗是如何发生、发展的等等。 五是在写作时，事前出思想，事后详细批改。我十二三岁时喜欢“写诗”，但因为没有诗韵，故常常“出韵”。张立民先生送了我一部诗韵，我十分高兴，就想赋诗为谢，但不知该如何下笔。舅祖很支持我“赋诗为谢”的想法，就告诉我诗应分四个层次来写。先写有诗韵前后的不同情况，再写有了诗韵后的打算，最后表示感谢之意，写好后还为我逐字逐句地批改，这就成了一首句句有出典的好诗：“未学簪花格，常吟出韵诗。四声今有据，七步每嫌迟。咏絮才犹愧，传经事可资。百朋何足羡，一字我堪师。” 六是有一点进步就勉励表扬。我不会唱歌，但喜欢背诗，常常手上做着事，嘴里就喃喃地背诗。他听到隔壁房里的背诗声，就写了“示弥甥慰长、敬涵二首”，在前面的小序中有“夜来闻隔室诵诗声，喜其渐解事，因作此示之”。第一首的末句为“汝曹看长大，吾亦慰流离”，表达了在颠沛流离之中，我们渐渐长大懂事，他亦得到了安慰。第二首末句为“平生箕颍志，望妆学龙蛇”。用“箕颍”“龙蛇”两个典故，说明自己的志趣是隐居，但希望你们要成为有非凡的治事之才的人。 七是让我们多接触社会，随时随地进行教育。如有客来叫我们陪坐，常带我们去看画展、参观植物园等。在参观中时有评论，如看丰子恺先生画展，评说“笔墨痕迹太重，未能空灵”。在来去的路上亦吟诗示教，如有一次去看醴陵吴君的画展，在回家的路上，就当时情景赋诗，后四句是“新月衔山影（当时天色已晚，月已上），红梅入画枝（画展有画红梅的）。暂忘归去晚，教汝且吟诗”。这就是教我们写诗，可以写眼前的景物。 
行书条屏《离堆说诗》 诗教并不神秘，随时随地可以进行。孔子闻孺子之歌：“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即曰：“小子识之清斯濯缨，浊斯濯足矣。”这就是诗教。诗以道志，志之所至者感也。故言语之感人深者，皆诗也；以深切的语言感人者，皆诗教也。 （选自《古今谈》2014年第3期） 
丁敬涵 1931-2021 曾任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为马一浮先生弥甥女，致力于舅祖马一浮先生遗著的收集、整理与研究，参与整理编辑《马一浮集》《马一浮遗稿初编》《马一浮书法集》等，编著《马一浮诗话》《马一浮书论》《马一浮交往录》《马一浮年谱简编》《永怀集——怀念一代儒宗、舅祖马一浮》等。 感谢原文作者及发布媒体为此文付出的辛劳，如有版权或其他方面的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杭州文史网观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