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本文所说王统照佚文，一篇是散文，一篇是书信，均得之于不经意间。

▲王统照

前几年编一本民国时期杭州游记的集子，找到了一篇署名王统照、标题为《西湖上的沉醉》的美文，见之于姜亮夫编《现代游记选》上册（北新书局1934年版）。从记述1924年在杭州和长江“江裕船”上陪同泰戈尔一行的内容，不难判定该文就是出自文学研究会老作家王统照（剑三）之手。印象里并未见过这篇文章，山东版《王统照文集》中固然没有，就是工人出版社《王统照全集》中也没有。稳妥起见，专门咨询了全集主编、王统照研究专家杨洪承教授，得到的回答也是未见过。又因为此文不仅写得细腻有味，的确是篇好散文，而又证实了当年王统照也的确是来杭州陪同印度客人的文学研究会成员之一，还提供了另外一些重要信息如泰戈尔（又译作太戈尔、泰谷尔）在杭州与中国诗人陈三立的见面等，使我意识到此文重要的文献价值，乃想为文加以介绍。不意寻找相关佐证史料的过程并不容易，就拖下来了。现在旧事重提，把撰文介绍的设想纳入了今年的写作计划，也就下决心想把1924年泰戈尔来华的背景和过程搞清楚些，跑了几趟图书馆，翻了不少旧报刊（复印件），重点把当年《申报》、《大公报》、《晨报》、《晨报副刊》（报头是“晨报副镌”，报眉是“晨报附刊”，1925年4月1日起更名为《晨报副刊》）上对泰戈尔在华期间的报道全部浏览了一遍。结果就是，在搞清了泰戈尔在华行程的同时，竟然于相关史料方面又有新的发现，这就是“不经意间”找到了《西湖上的沉醉》的原文，更意外找到了王统照当年写给《晨报》同人专门报道泰戈尔上海登岸、杭州游览、途经海宁以及走水路去南京的一封信函。惊喜之余，再次委托南京的朋友帮助拍摄《王统照全集》散文书信部分的照片，确信两篇文字确实未予入集。这样，似乎总算可以开始写起来了，但又为敲定一个角度合适的文章标题费了些心思，直到近几日才有了一点方向感。

如果按照写作时间先后，王统照的一文一信应该是信在前，文在后。信是1924年“四月十九号午后在江裕船中”写的，由《晨报》同人披露于4月23日该报上，标题为《今晚抵京之太戈尔》。王统照此函夹在报道中，而非独立发布，这自然也是易被忽视的原因之一。现在此函既然已经找到，为了叙说方便，不妨就以《江裕船中致晨报同人》为题。

而《西湖上的沉醉》原文，标题却并非就是《西湖上的沉醉》，而是题作《余痕》，最早发表在 1924年5月8日出刊的《晨报副刊》增辟的《文学旬刊》第34号上，署名王统照。另外还让我有意外惊喜的是，被姜亮夫编入《现代游记选》上册的《西湖上的沉醉》实际上并非《余痕》的全文，而是有所删节。通过录入电脑后的字数统计，删去的两段文字共有1184 个字符，第一段在文章中间部分，251个字符，第二段在文章末尾，933个字符。为什么删去呢？从改后的标题《西湖上的沉醉》和这两段所写的记叙、沉思性内容，估计应该是着眼于“游记”的文体特点和《现代游记选》编选的需要，当然有编选者的道理。可另一方面，从文献史料角度看，这两段删节的文字中却有极重要的两条信息：一条是王统照提到且引用了徐志摩此前一年在杭州写给他的一封信，此信全文今无存；另一条是文章最后部分生动描述泰戈尔一行在上海到南京水路途程的江裕船上沐月放歌的情形。

贰

先看看《江裕船中致晨报同人》报道了哪些泰戈尔沪杭之行的内容。

▲泰戈尔

这封信1300多个字符，实在不算短，报道他和徐志摩、瞿菊农陪同泰戈尔等印度及英美两国的朋友从上海到杭州、复从杭州经海宁回上海而又由上海坐船去南京的行程颇详。大致说，此信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接待泰氏一行的情况，二是对泰氏及其门徒和随从人员的介绍，尤其是泰氏本人着装神态、举止言谈之印象。

关于在上海的接待，徐志摩4月12日“半夜”致王统照信中“你幸亏不曾南来，我盼望你赶快与山东接洽，你和孔二爷或是谁一定得在曲阜等着我们”的话，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是王统照并未从北京南下沪杭，而王统照《江裕船中致晨报同人》的交代却是：“弟与志摩随此诗哲往返于沪杭间，时得聆其言论，接其风采，有为外人所不悉者……自太氏来沪后，与之接近最多者，志摩、菊农与弟三人耳。”这就消除了徐志摩“你幸亏不曾南来”一语可能引发的误会。还有，查4月12日《晨报》报道《太戈尔今日可到沪》，也可见到“目下文学研究会会员徐志摩、王统照两人，已于九日由京动身赴沪欢迎。徐将为太氏作译员。王则为太氏编辑演讲记录”的话。如何解释徐志摩与王统照说法的不同？比较靠谱的解释应该是两人并非同时南下上海，而是徐志摩先行先到，12日泰戈尔抵沪当日即由张君劢、徐志摩、郑振铎、殷芝龄等到码头迎接，这就有了徐志摩半夜致信王统照一事。而王统照则可能是后行后到，14日才与徐志摩、瞿菊农一起陪同泰氏一行赴杭。

关于泰氏本人风采，徐志摩在关于泰戈尔的文字里虽有些介绍，但比较而言，王统照的记述要详尽、生动得多。比如接待泰氏时的心情，徐志摩多少有点像小孩子对父母，更多时候是亲热的感情；王统照和瞿菊农则明显对泰氏抱一种敬畏态度，譬如信中有这样的话：“菊农与弟数言一人在彼面前，不但自觉渺小，且时时有恐怖之念，此语良然。即弟与语时，辄比对他人言，小心数倍，然彼之态度，恺恻慈祥，彼之诗人和厚宽易，而弟辈所以有此感想者，实以其人格过于伟大，其精神过于崇高，故不自禁生此由崇敬而惴惴之思也。”

泰戈尔由上海登岸及演讲时，报纸记者也大多描述过泰氏的着装与神态，而相比之下，作为文学研究会诗人和小说家的王统照的描写文字似乎也更细腻传神，且看这一段文字：

太氏恒着玄色灰色姜色之长袍，冠印度紫绛之冠，苍髯绕颊，目光迥然，中涵无限之爱的同情的思想。与人谈话时，言语都涵诗意，每当情感激动时，辄握右手，作攫拿式当胸而言，其语音高低抑扬，时带颤音。当彼讲演时，直立台上，俯视听众，若古时仙人置身云端，以诚恳纯挚之态度，传布其使命与群众者，彼恒喜负手而言，若中国之老叟，每讲至重要处，则两臂颤动，声若银钟之响于幽谷，若清磐之鸣于古寺，听者即不知英语，于彼之态度中，亦受大量之感动。

泰氏在华期间的衣装，总不可能天天一样，而一般报纸记者限于职业范围，往往只能看到泰氏某一天的着装。王统照则不然，因为几乎天天陪护，所见也就近乎是对泰戈尔沪杭之行全程的观察，故有“恒着玄色灰色姜色之长袍”的表述，而对泰氏表情、言语、动作和高尚精神的观察与领悟更非常人所及。这自然与王统照本人的作家、学者身份有关，而王统照也确乎在泰氏来华前即对泰戈尔作过深度的研究，是中国最早研究泰戈尔的少数几位学者之一。王统照写过《太戈尔的人格观》《太戈尔的思想与其诗歌的表象》这样的长文，译介过泰戈尔的诗，还在编辑《文学旬刊》时组织过对泰戈尔的介绍、报道和研讨。

更值得留意的也许还是王统照对泰戈尔思想及其诗歌宗旨的准确理解，对泰戈尔来华意义的认识似乎也较徐志摩、胡适一班人更深沉些。徐志摩更多时候是挚情的强烈表达和气氛的渲染，王统照则有着十分恳切的提醒：“我们须切实了解他的人生观，——生之无限与爱的创造，——须知道他的伟大人格的表现的所在；须明白其思想的来源；须知他这次到我们这个扰乱冷酷的国度来，是带有什么使命。”只是王统照性格与行事风格跟徐志摩不同，凡事往后站，不事张扬，不要说一般读者，就是研究泰戈尔的不少专家对王统照陪同泰氏一行访华的详情也不甚了了，以至于关于泰氏旅华行程的报道或文章对于王统照是否到上海、杭州、南京陪同过泰戈尔往往含糊其词，甚至干脆不提。对王统照等几位严肃学者理性认知与评判的忽略，恰好与当时上海、北京表面热闹而流于形式的仪式性欢迎场面形成了不小的反差，此种忽略不但强化了文化界对泰戈尔学说的误解，甚至也让泰戈尔本人对他来华交流的选择有了意兴索然之感。

幸亏王统照还有这样一封信和一篇《余痕》，更大程度上还原了泰戈尔一行旅华的详情，尤其是提供了不少生动、传神的细节，使泰戈尔的诗哲形象更加鲜明了。信中对泰戈尔之情感喜好有个很有趣的对比，游杭州西湖岳庙时，王统照本以为如此“伟大动人之古迹”一定会打动大诗人，却没想到泰戈尔对这些地方名胜并不太感兴趣，反而离开杭州在火车站看到前来唱歌送别的小女学生时特别开心。车过海宁时也是如此，泰翁还热情地亲吻尚在怀抱中的徐志摩之子，其诗人之赤子情怀跃然纸上。王统照以简练的文言文描写、感慨道：“……彼手抚诸小女儿之额发，笑颜相视，及抵硖石，硖石之小学校儿童拔对在车站欢送此诗人时，彼以真诚之和悦态度，称美不置，在车窗外，有人抱志摩之子仰视，经他人相告，彼乃以其苍髯环绕之唇，吻此可爱之小儿颦颊，诗人，儿童的天真，时时流露于不自觉中，类多如此。”而如果熟悉泰戈尔亲近自然的本性，对他这种性情的自然流露应该也不会觉得奇怪。王统照敏锐细腻的观察与生动的记述，为后人理解泰戈尔的人格与作品提供了难得的、真实的细节。

这封信还提到泰戈尔在杭州与中国老诗人陈三立的会面与合影。两人对谈，徐志摩口译，而陈三立或出于中国诗人的谦逊，终未答应泰氏“索其诗册”的要求，此种不同文化性格诗人交往的画面，倒也别有意趣。

叁

再说另一篇佚文《余痕》。

与《江裕船中致晨报同人》在《晨报》上披露不同，《余痕》见载于孙伏园、王统照主编的《文学旬刊》第34号，时间是同年5月8日，当为王统照结束了陪同泰氏一行的“任务”后撰写并发布于《文学旬刊》的。至于到了姜亮夫编选的《现代游记选》为什么把题目变成了《西湖上的沉醉》且内容上作删节，正如前面所言应是从编书的实际需要出发，并不难理解。而原文标题《余痕》，显然并非着眼于西湖的游览，而是作为此次沪杭之行“陪同”工作的“余痕”加以回顾与存留的。标题的改动和内容的删减实际上使文章的重心发生了转移，那么今日重新从陪同泰戈尔一行到杭州演讲以及演讲之外所行所思之“余痕”的角度打量此文，又会看到一些什么呢？

从文学着眼，会看到王统照美文的风致和玄思的沉凝；从旅游观光着眼，会看到1924年春季杭州灵隐、玉泉以及西湖的日景与夜景。然这均不是此次解读的重点。这回要看的还是王统照陪同泰戈尔和他的同伴沪杭之行在这篇《余痕》中到底留下了什么痕迹。

细读此文，可注意到痕迹有三。

一是文章开头，王统照说4月16日下午徐志摩因为记挂着母亲，先回硖石去了，瞿菊农也不在，由王统照陪同“三位印度学者及英人恩厚之往游灵隐”和玉泉。三位印度学者，王统照在《江裕船中致晨报同人》中有介绍：“与太氏同来三印人，Nog南格（曾留学欧洲，精通英文，不研究历史及哲学）、Bose鲍司（系印度著名之艺术家，擅长绘事，尤嗜研究中国古时之美术品）、Sen沈（在太氏之学校内，教授印度哲学）外，尚有去年来京之恩厚之 Elmhirst及一美国女士Miss Green。三印人皆太氏弟子，各有专长，而最崇敬太氏之学说者。恩氏则系山铁尼克当学校内之农科教授。”游灵隐和玉泉这部分内容甚详，不仅留下了印度学者考察印度宗教传播的珍贵镜头，还回忆了他本人前次来杭州的往事，又在玉泉观鱼时想起了徐志摩写给他信里的一段话：“近同适之在西湖，本想译点东西，但撩了的秋色，却译不成了！怪不得天下有殉情的傻瓜。”这段话在现有的徐志摩书信集里找不到，属于徐志摩的残信，虽是只言片语，亦存蛛丝马迹，当然也自有价值。

只不过说这些事乃16日下午所为，与当时报纸“十五、十六两日，畅游六桥三竺各名胜，十六日下午四时，应省教育会及各公团各学校之请求，在省教育会演讲厅演讲”的说法略有不好对应处。因为就算王统照和三位印度学者未同去教育厅听演讲，至少作为口译者的徐志摩不可能分身回硖石啊。考虑到泰戈尔一行来杭前后共四天，其中十五、十六日是两个整天，如果十六日下午演讲并接受教育厅招待，则徐志摩回硖石看母亲与王统照独自陪同印度学者游灵隐、玉泉的事更可能是在十四日或十五日的两个下午。硖石离杭州甚近而交通方便，徐志摩下午去而翌日返并非难事。但这也只是一种合理推断，究竟怎么回事则有待细考。

第二件事，是游览灵隐、玉泉当天晚上泰戈尔及其随行人员休息后，王统照和外出回来的瞿菊农相约乘船夜游西湖以及在船上的联翩浮想。不过这雨中夜游虽属“余痕”，而与泰戈尔之游杭不同，乃王统照个人行为，此处也就点到为止或仅多说一句：王统照早年诗集《童心》里有《夜泛平湖秋月》《游西湖泊舟于丁家山下》两首新诗，足可印证《余痕》中“记得那年来时是西湖的夏日”之语不虚。此次为陪同诗哲泰翁而来西湖，固然意义有所不同，而对西湖山光水色的好印象却未曾有变，借机会重温旧梦实属理所当然。

第三个内容却与泰戈尔沪杭之行直接相关，也就是《西湖上的沉醉》所删减去的一长段，这里多交代几句。

此段写的是他们离开杭州、上海之后的事，即徐、王陪同泰戈尔一行从上海乘江裕船沿长江上行去南京途中“沐月放歌”之事，以及王统照为歌声所引发的哲思与畅想。也许这是泰戈尔此次中国之行中哲学意境和诗歌意境交融度最高的一个时间段吧？难得被同为诗人的王统照捕捉到且形诸笔墨给我们留下来了：

二十日的夜月，与诗人的歌声，至今令我忆及。我们固然不能忘却此痛苦烦扰之人生；但同时我们也醉心于自然的妙景！那吴淞口外的落照，长江西岸的水村，断港，已是令人深有所感。然而当轮船过镇江后，烂银的皎月，映在江心成一团明波，翻腾在船舷左右，几片白云相映着圆月的靓妆，使得满船上的人们，都不能安眠。泰翁及其弟子们，英人恩厚之，我同志摩，都在甲板上坐着。先由恩厚之君唱着Love Song，泰翁也异常的高兴，拊掌相和；他们又互相唱着印度的歌曲，在月白风清的大江中流，这几位新来的宾客，在此几日中，可谓是最愉快的时候。

多么值得珍惜的现代版“春江花月夜”！多么美妙的哲学与诗的融汇！故而当我在《文学旬刊》复印版一团墨色的字里行间“发现”这段被文章选家删去的文字时，真有一种发现沧海遗珠的感觉。

并且，王统照随之抒发的感兴也再次关联到他对泰戈尔思想的理解与阐述 ：“泰氏以一位思想超绝而想用爱的伟力作世界之主要联合的诗人，他对景当歌，自是摅发他那小孩子的欢慰的诚心 ；然而听者的感动，万不能相同，所以我一面看着月色，听着他的歌声，而悠悠此心，更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幽咽！”

只是，“二十日的夜月”或与十六日下午游灵隐一样为王统照误记，因为《江裕船中致晨报同人》乃十九日午后即凌晨离开上海后所写，二十日上午船已到南京，在长江上“沐月放歌”只能是十九日晚间的事，而不可能发生在第二天晚上。

肆

到这为止，泰戈尔第一次来华的故事还仅仅是拉开了序幕，王统照、徐志摩一路陪同诗哲的后续也还长得很。而且，泰戈尔之中国行亦远非他想象中的顺利，更不是每天都如江裕船上月夜放歌那样诗意醉人。泰戈尔，这位东方哲人与诗人为中国兄弟所真正理解、接受，其道路也还很长。

或许王统照先生两篇佚文的意义之一，就在于可以让我们重新找到那被杂草淹没的走近泰戈尔之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