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与汉学

桑兵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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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绪 论 

第一节 缘起 

第二节 学术史

第三节 方法

第一章 四裔偏向与本土回应

第一节 由域外到本部

第二节 方法与文献

第三节 欧风美雨论高下

第四节 发现与发明

第五节 了解之同情

第二章 欧美汉学界与中国学者

第一节 巴黎学派正统

第二节 西北欧其他各国

第三节 从沙俄到苏联

第四节 新大陆的影响

第三章 沟通欧洲汉学的先进——陈季同述论

第一节 “留学”与随使

第二节 折冲樽俎

第三节 私债风波

第四节 从保台到革政

第五节 楚材晋用

第四章 伯希和与中国学术界

第一节 敦煌劫宝

第二节 礼尚往来

第三节 文雅的树敌艺术

第四节 盖棺论定

第五章 胡适与国际汉学界

第一节 留学结缘

第二节 贵族与帝师

第三节 来华同好

第四节 欧游识名家

第五节 关怀东亚

第六节 彼岸炎凉

第六章 东亚各国的学术交流——以中国研究为中心

第一节 游历与新兴东洋学

第二节 中日学术交往

第三节 朝鲜与蒙古

第四节 由媒介而通道

第五节 魏建功与金九经

第六节 还期相敬莫相轻

第七章 近代日本留华学生

第一节 留学乎? 间谍乎?

第二节 学问的留学生

第三节 学习与生活

第八章 梁启超的国学研究与日本

第一节 肇始与先驱

第二节 “耳痛”的书评

第三节 角逐东方文化事业

参考文献

人名索引

绪 论（节选）

治学术史往往面临两难：本来史料所出时间愈近，于史事而言愈为可信，但学术评价却须经历时间检验，同时代人见仁见智，莫衷一是，不得不留待后世；而后来者虽然可以凭借历史积淀，但仍须有所取舍，除非证明自己的见识高于前辈，否则难以征信，则复以前贤所论为依据。其间矛盾的焦点，在于史学首重寻求客观真相，而学术评价，无论当时或后世，均为一己之见的发挥，主观色彩极强，难以藏拙而易于露丑，稍有不慎，即流于凿空逞臆。因而近人有专讲史法者史学往往不甚高明之叹。连中外学者如内藤虎次郎、胡适等人推崇备至的浙东史学大家章学诚，也被陈垣讥为读书少而好发议论的乡曲之士。解决途径之一，是移植以往治思想史的主张，即将思想还原为历史，使主观变成客观。具体而言，即考察近代学者的相互联系，进而验证其相互评判，将主观的学术评价，变成探讨学者心路历程的事实分析。因此，与一般的学术史不同，本书所重不在于学术成果的评介，而是揭示学者的学术活动及其相互关系。学者用笔写的历史固然重要，其言行同样也是值得深究的历史。认识后者对于理解前者尤为关键，而且如此一来可以寓史法于史学之中。

乾嘉以来，清学独重考据，以治经为统，结果小学大盛，附庸蔚为大国。清末民初，学术演变，经学解体，学者心力所集，由经入子入史。治学之道，要言之方法则一，具体而论，主要是缘治经而来的校勘、训诂、考据之学，用于经史子集，当各有分别。章炳麟和胡适曾就治《墨辩》讨论此事，胡适认为治一切古书的途径如一，“即是用校勘学与训诂学的方法，以求本子的订正与古义的考定”,不承认章氏所谓“经多陈事实，诸子多明义理”,因而“说诸子之法与说经有异”的看法。

经、子治法的分别，是否如章氏所论为一专门，姑且不论，治史则显然与治经不同。前者在校勘、训诂之后，最重要的是征故实显寓意以明义理。王国维、钱穆等人以史入子治经，即主张义理自故实出。这正是主观变为客观，思想还原为历史。理解文献，须通晓全部字义、故实、寓意，其法大别为二，即文本与语境。胡适提倡考据、校勘但重古本，一般而言固然不错，但文本不通或误解，往往不在字义不明，而是故实不清，语境悬隔。只有通语境才能解文本。通语境的关键，在于掌握相关故实，相互参证，以解今典。经、子难治，主要即在资料遗留鲜少，无法解今典，不足以明语境，因而训诂难定，古义难求。这种情况，比照近现代史实尤为显然。有时甚至依据文献底本，亦不免隔滞误解。只有用功收集中外史料，相互比勘，了解把握各种关系牵连，解今典以通语境，文本所指之事及所寓之意，方可水落石出。

以胡适本人为例，其治学主观色彩不免过重。所治古代思想史，在通经、子之学的章炳麟和专攻西方哲学的金岳霖看来多是穿凿附会。其治清代学案，亦有此弊。梁启超指责胡著《章实斋年谱》对旧说下批评，不是做年谱的正轨，“与其用自己的批评，不如用前人的批评”。后来姚名达遵胡适所嘱欲加修补，不料可改之处太多，只好重写。姚著《会稽章实斋先生年谱》曾经梁启超校阅，与胡著不同处，其一为只记述，不加解释批评的议论，以免失谱主原意；其二为多引自述而少引论文;这大抵是运用了梁启超的方法。只是梁误以为考证的功夫，年代愈古愈重要，替近代乃至清初人做年谱，无须多加考证，因而难以解明相关故实和语境。所谓随事说明几句，仍然难免产生臆见。

说时容易做时难。尽可能详尽地收集阅读有关的报刊、文集、信函、日记、档案、传记、回忆录等资料，觉得窥大略不难，拿捏得当不易。就字义而言，一般可以轻而易举读懂近代文献，但史料愈近愈繁，不易收集完整，而故实激增，语境复杂，难以把握周详，理解起来自然窒碍重重。例如日记、信函，除专为他人观看而作者外，不仅为第一手资料，且多记载不为外人道的秘事隐言。可是近人日记、信函或记载过略，或用词太晦，每不解其所指人事及用意。凡人误以为治近代史易作文章，实则多将能读懂的片段抽出，以外在观念组织敷衍，大量未读懂的部分则弃置不顾。此种偏向，在近年海内外中国研究中普遍存在，且愈演愈烈。史料价值愈高的文本(如诗文、信函、日记),未解的语结愈多，利用愈难，愈容易被忽视。结果，一味走偏锋求新奇，史实的内在联系被割裂肢解，以外在观念重新组装的认识解释愈有系统，离事实真相就愈远。只有比勘各种文献，掌握有关人事的相互关系，才能逐一解开语结，理解文本，进而发现内外联系，从虚实两面认识真相与真意。

此法于中国学术史尤为重要。近代中国学者罕用西式的公开批评，不臧否人物成为美德。除输攻墨守的论战外，较严格的学术批评从20世纪20年代才开始出现，且多曲笔隐词。20世纪30年代以后，燕京大学的一批后生颇有牛犊之气，所写中外时贤的书评好恶分明，在近代中国学术史上堪称异例。多数学者，往往不在正式场合发表批评意见，即使有所论议，也多有保留隐讳。胡适评梁启超，傅斯年评顾颉刚，均不免口是心非，因而公开评论反而不足为主要依据。倒是在非正式场合，如亲友通信、席间闲谈之际，议论褒贬人物往往是重要话题。所谓“高谈经世者，固足觇学识所极；而随意短笺，臧否人物，议论朝政，尤可见一时士风政态之真”。其言辞之尖锐，观点之犀利，态度之严厉，令习惯于公开批评的外国学者也不免感到意外。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之交留学于北平的吉川幸次郎，对于学者们议论清儒、时贤时的恶口相加(例如，指纪昀“没有学问”)颇感惊讶。只是这种场合也因人、因时、因地而异，各人心中的那一本账，常常只在知己面前才会翻开来，让人仔细过目。若以只言片语立论，结果往往是盲人摸象，而非管中窥豹。或以为研究胡适有四面看山山不同之虞，其实，不同也反映真实的一面，只要不以偏概全或为假象蒙蔽。而欲见真实全息图像，则非从上下里外、前后左右看个清楚并融会贯通不可。世间只有一位胡适，却有无数胡适相，即由各自眼界的偏与蔽扭曲变形而成，真胡适反而很难全面直接地得到展现。

评价学术，本来成就大者见识亦高，论人论学，足以引为论据，并非泛泛而谈者可比。但在中国，功力愈深的学者，对于同时代人的学行愈是三缄其口，惜墨如金。近代学术史上成就最大的几位学者，如王国维、陈垣、陈寅恪等，均以不臧否人物而为人所称道。张尔田自称与王国维相处数十年，未尝见其藏否人物。果真如此，则后来者议论近代学术或不得不束之高阁。其实，没有对于前人和同辈的清楚认识，学术如何传承发展?幸而被公布的王国维致罗振玉信函显示，王在罗的面前几乎无人不加评点，连张尔田本人也不能幸免，可见所谓王国维常病学者孤陋寡闻，而独佩孙德谦、张尔田之说,实在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铃木虎雄的印象是，王国维甚少推许别人，“但对在上海的学者，他极推赏沈子培曾植先生，称其学识博大高明”。以王国维为沈曾植贺七十寿诞所写序文看，似可印证。但也只能说他在同时代学者中对沈的评价最高，其全面看法是，“乙老谈论须分别观之，时有得失。得者极精湛，而奇突者亦多出人意外”;“此老于音韵功力不浅，识见亦极公平，不似对他学时有奇说也”,则公开赞誉也有条件。张尔田所言，作为评议王国维的依据不足征信，反而表明他与王国维交情尚浅。

此外，王国维虽然极少称许时人，对自己的研究却坚信不移。他对人说“证据不在多，只要打不破”,以及在讲堂上向学生声言其结论不可动摇，均为学者罕见而应有的自信。一般人包括梁启超但称道其极为谦虚，有失全面。高明者的自信基于严谨用功，一味自谦，或是掩饰治学的敷衍。陈寅恪后来自称不议论时人，今人多以之为其一生信条。其实他虽然少写商榷文字，议论人物却常常一语中的。他将热心办三青团，“外似忠厚，实多忌猜，绝不肯请胜己之教员”的姚从吾断为“愚而诈”,连傅斯年也叹为“知人之言”;罗常培指姚为“愚而滑”,当也典出陈氏。所谓不议论时人，原本不欲公开树敌，且无须借此制胜博誉，意见多在私下交换，公开点名的只有梁启超；后来则主要是一种政治自保术。史学二陈批评时人，一般不予指名，甚至不显露褒贬意向，需了解同情，才能知其所指及寓意。离开具体的时间、地点、人物、对象等背景，望文生义地图解文本，往往似是而非。读史当知表面背面，治学术与学者的历史，尤其是公开批评较少的中国学术史，更须知不言之意和字外文章。学术大家评断人物的只言片语，往往为点睛之笔，如能发幽抉微，善加利用，正是治学术与学者历史的重要依据。

由此可见，研究学术史的求真有二，一是所评学案的真，一是学者心路的真。学案真相究竟如何，往往见仁见智，甚至曲高和寡。而学者心路的真则每每不易实见。当事各人因利害各异而对同一事实叙述不一，因此事实真相未必能直接求证，相关记述或多或少反映当事各人的不同印象，且受条件的限制不能直接表达全部的所闻所见。追求事实真相，必须掌握各自的心理。其主要途径，并非借助心理学理论，而是了解相关人事的复杂关系，明了各人态度立场有别的缘由，在此基础上，建立综合印象。近年来学者传记渐多，通病之一，即往往以传主之是非为是非，不能通晓相关语境，结果不同人物传记中对同一事件的描述、分析、评判迥异。虽然求学案之真为研究目的，但是求学者心路之真更为重要。欲达此了解同情的境地，须追踪事情发展的客观过程，不以埋没事实真相为代价去寻求规律，更不能削足适履地迎合模式。随着复杂联系的逐一理清，真相脉络自然显现。

此或近于陈寅恪的同情式考述。有人说观其著述，从所引史料中不能直接显现所获结论，须几重回旋，才能柳暗花明。而对社会常情变态及个人心境的了解同情，多为贯通综合史料时潜移默化的移情，很难机械证实。读者须下同样功夫，并具有相近见识，否则无法理解。其极端者，为由纪昀痛骂古人作诗而疑其对乾隆皇帝指桑骂槐，此案因无法取证而被搁置，对于理解陈寅恪的方法却不无提示意义。这对域外汉学家而言，几乎无法企及。推崇其学问并得要领者，主要还是神州学人。至于异域学界，号称大家者亦难以体味欣赏。或以统计法驳其所论唐代仕进风尚，殊不知所谓风气未必能以数字多少为指示，恰如今人论太子党然。

或认为推重陈氏未免有自夸之嫌，尤其对于汪荣祖《史家陈寅恪传》引陈哲三文中记载的蓝文徵回忆与白鸟库吉、和田清、清水泰次等人关系事，疑为误传，甚至质疑陈哲三的人品。此事虚实，尚需进一步考证，从目前所见史料，子虚乌有的可能性极大。中国学者虽有人认为王国维之后学术所寄，在于陈寅恪一身,20世纪30年代以前，陈寅恪在国际汉学界名声的确不大，法国的马伯乐竟不知其名，伯希和在吴宓极力推重后，来华时仍然只举王国维和陈垣为近代中国的世界级学者。日本的东西两京中，与中国学术界交往密切，对其评价亦较好的是京都学派。照陈寅恪的看法，日本人常有小贡献，但不免累赘，所长在于能用新材料；东京帝国大学一派，西学略佳，中文太差；西京一派，看中国史料的能力较佳。东京的东洋学派，虽与中国学者交往较早，后来关系却不及京都。白鸟库吉与中国学者尤为疏离，他成名甚早而声名甚大，且得到欧美汉学界的承认，其治学范围与途径近于欧美而远于中国。20世纪20年代中国史学界热闹一时的疑古辨伪思潮，不过拾其十几年前的牙慧。要他重视中国学者的成就，确乎其难。陈寅恪早年多因循欧洲东方学正途，后因环境所限，转而专注于禹内。其成就后来居上，出道却晚了一旬。

诸如此类的国际汉学界纠葛，影响往往及于对学术方法、流派及得失的认识。日本学术界，尤其是东京的东洋学派中，传言伯希和剽窃日本学者研究成果，白鸟库吉尤甚，据说他最讨厌别人当面谈及伯氏。石田幹之助等人亦推波助澜，而羽田亨、戴密微等人曾予以辩解。此事虚实，尚待深究。伯希和的日语程度在巴黎学派中不及马伯乐、戴密微、考狄等人，但他曾多次撰文介绍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表明至少能够看懂大意。不过，伯希和有国际汉学界警察之称，学术批评极为严厉，对抄袭剽窃之事疾恶如仇，而巴黎学派向来经费不足，许多日文、俄文杂志不得完壁；研究相同或相关课题，风格水准相近的学者容易得出相似成果，在学术史上屡见不鲜。白鸟库吉对此深恶痛绝，很可能因为伯希和名气太大。白鸟库吉后来指导的一位中国留学生，入门之前曾将其论文翻译发表而未说明，被披露后尚遣词辩解，此事白鸟库吉理当知情，却未置一词。

近代学术史上，类似公案不少，与其任流言蜚语横行，不如弄个水落石出，天下大白。这并非摘发隐私，而是学者以名维生，学行亏则名节失。余英时所究郭沫若《十批判书》与钱穆《先秦诸子系年》的渊源，现在经人重新审理，问题转给了原告。其实郭著当年口碑不佳，被认为不及冯友兰思想之细和钱穆考证之精，只是未有断为剽窃者。更为重要的是，正是在此类公案的论辩中，学者往往相互表达看法，留下探寻其心路历程的雪泥鸿爪。学者著史，以学以行，敢不懷惧再三!

拙稿得以完成，当感谢众多师友相助，尤其是海外前辈同行的支持帮助。先是承蒙卫藤沈吉、野泽丰、武田清子诸前辈和容应萸教授的盛情邀请，我才有机会于1992—1994年赴日本访问研究，从而能够大量接触日文资料并提高使用能力。其间及此后在收集史料、了解学术方面，得到东京的滨下武志、山田辰雄、久保田文次，京都的狭间直树、森时彦、石川祯浩诸教授的帮助。复蒙韩国延世大学史学科主任白永瑞教授和瑞南财团的邀请，1997—1998年到汉城(今首尔)访问研究一年，查阅日、英、韩文报刊书籍，补充台湾出版的资料。这些正是我僻居岭南越来越感到缺乏的。1996年赴香港开会之际，又承香港科技大学蔡志祥博士的关照，于会后逗留，查阅有关资料。此外，牛津出身、家在香江的程美宝博士以其来往省港之便，也代为复印部分资料；美国圣巴巴拉加州大学的傅佛果、季家珍教授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张力教授曾赠送有关书籍。旅韩期间，适逢亚洲金融危机，社会颇有动荡，其间治学生活及学术交流得到白永瑞、裴京汉、张义植、车雄焕、金希教、郑文祥、金承郁、朴敬石、赵耕禺诸位教授学友的多方协助，得以在安静便利的环境中专心向学，研究进度不止成倍提高。九十多岁高龄的杨堃先生欣然赐教，令我获益良多；有中国藏书第一家之称的田涛先生慨允观其私藏，并赐赠资料；本系的陈锡祺、胡守为、蔡鸿生、姜伯勤、刘志伟、陈春声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茅海建、虞和平，三联书店潘振平诸师友或述其亲历，或提示资料，或指点迷津，或给予方便。没有上述机缘，此项研究难以顺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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