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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竺筷情缘
来源:《杭州文史》第34辑  作者:  日期:2024-06-06

王连道,号石古,1948年出生于杭州,在金石书画领域成果丰硕。天竺筷传统技艺省级非遗传承人,天竺筷技艺第五代传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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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早期经历

我从事杭州天竺筷生产制作已经30多年了,结缘天竺筷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并在这一行业长期坚守,与我多年来对书法、篆刻等中国传统文化的爱好不无关系。旁人觉得我在书法、篆刻等领域成果颇丰,就认为我肯定出身书香门第,至少家境殷实,所以才会有这些“雅好”,但实际并非如此。

我于1948年出生在杭州南星桥一带,小的时候日子很苦,自己家和左邻右舍的房子全都是简陋的草棚。我5岁时,娘就因病离我而去。我父亲当时是一名运输工人,拉个车子给别人搞运输,不方便整天带着我,于是就把我送到了一个类似于私塾的地方,由一个60多岁的老先生教我学习一些生字和文言文。那位老先生一共带了10多个学生,最小的5岁,最大的12岁,我在其中算是年龄较小的。那个时候钢笔很贵,根本用不起,我们也没有铅笔,做课后作业使用的是毛笔,这也是我接触毛笔的开始。当时因为年幼,学写字学不会,或者学会了写得不好看,我还被老先生用戒尺打过两次手板,这一打,打得我终身做事都很认真了。

8岁以后我开始读小学,一直没有放弃书法这一爱好,总是时时勤加练习。读初中时,我在全校书法大赛上获得了第一名。读书期间,我表现比较积极,于是获准加入中国共青团,那时候入团条件相当严格,要求比现在高得多。读完初中后,我考虑到如果继续读高中、大学,还需要七八年的时间,我出生的时候父亲已经40多岁,我18岁的时候,他已经退休了,没有精力继续供我读书。于是我便以初中毕业生的身份进入了工厂。

我在工厂里最初是做车工,捣鼓各种机器,并自学机械制图,这使我对各类机械很熟悉,也为日后接手天竺筷厂以后,改进天竺筷工艺积累了丰富经验。虽然我只有初中学历,而且也不是专业出身,但由于工作积极、勤奋认真,经常被技术科领导喊去研讨工装、夹具等设计。到1972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被调到工厂党委担任秘书。我一直保持着好学的精神,工作之余常到杭州工人文化馆等场所,跟随西泠印社的余正、李早等老师学习书法,也是在那个时候我接触到篆刻、绘画。与西泠印社的老师们交流得多了,更加醉心于中国传统文化,在书画篆刻领域也取得了一些成果,所以有很多人说我“在半个工匠和半个文人之间跳跃”。

1985年,我听从组织安排,来到毛源昌眼镜厂工作。我在毛源昌眼镜厂工作期间,担任办公室主任兼湖滨门市部经理,干得还是不错的。1988年,我40岁的时候,从毛源昌离职了,在医疗领域创业。我下功夫学习眼科知识,针对儿童弱视、近视等问题,开发了一系列产品,并拥有7项专利,也得到了很多荣誉。可以说,在此期间的各种工作也为日后投身天竺筷事业奠定了较好的基础。我认为,时刻保持好奇心,并勇于探索、勤加学习,是做成一切事情的基础,这样的习惯伴随了我的一生。

二、结缘天竺筷

天竺筷是很多杭州人家中必备的吉祥筷,它的历史非常悠久。自古以来,杭州号称“东南佛国”,寺庙遍布湖山,其中天竺寺的香火尤为旺盛,烧香拜佛的民众络绎不绝,导致用餐时寺庙里的碗筷不足,僧人们看到附近天竺山上的小径竹比较多,就把竹子砍下来,清洗之后作为筷子送给香客。香客在寺庙吃完饭以后,感觉筷子很好用,认为这是佛祖赐予的,能够消灾祛病、增添口福,象征着好运气,于是就把筷子带回家了,天竺筷的名号也就此传开。但天竺筷诞生之初,制作是很粗糙的,可能竹子两头一砍,不加装饰,就作为筷子使用了。清光绪元年(1875),天竺筷第一代传承人潘三四对天竺筷做出改进,为它装饰了锡头并烙上花纹,使它更加美观,更符合人们的使用习惯。此后,天竺筷制作开始成为一个行业,它的使用人群也不断扩大,并逐渐有了“江南名筷”之称。

我是老杭州人,从小到大在杭州生活、工作。我一直想着如何更好地弘扬杭州文化。20世纪90年代,我注意到,杭州有不少闻名全国的特产,但是包装不够精美,宣传不够有力,于是我就把杭州最具代表性的四种特产王星记扇子、张小泉剪刀、都锦生丝绸和天竺筷,精心包装起来,取了一个名字叫作“杭州四宝”,也称“杭州家乡名产”。在举办2000年西湖博览会的时候,我的公司把“杭州四宝”带进会场展示,评委和参观者们一看到四宝,就觉得非常亮眼,能够体现杭州特色,于是把铜奖授予我,并将该产品定为“西博会选用产品”。

“杭州四宝”在当时很受欢迎,销量达到2万多套。但我发现还是有不尽人意的地方,那就是与其他三件杭州名产相比,天竺筷要稍逊色一些。首先,它的制作依然沿袭老方法,未因时改进,比较粗糙,经济价值也不高;其次,产品设计缺乏创意,筷子上只有一些简陋的图案,毫无生命力;再次,其他三件名产的制作宣传都有专门的团队负责,运营相对成熟,天竺筷的生产制作则面临人手匮乏的困境。加上机械筷和一次性筷子盛行市场,对传统天竺筷的销路造成了冲击。由于这些原因,天竺筷在当时其实已经濒临消亡。我从小到大使用天竺筷,它承载着我对家乡的感情和儿时的记忆,看到天竺筷即将消亡,我是非常痛心的。我觉得它不仅仅是吃饭的工具,还承载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和深刻的文化内涵。这么好的东西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如果它消失了,不论是对杭州人民,还是对我们整个民族来说,都是巨大的损失。

由于我之前在工厂里工作过很多年,操作过很多精密仪器,在我看来,天竺筷的生产制作工艺难度并不大。另外,就其设计而言,当时虽然还没有流行“文创产品”这一概念,但我几十年来醉心于书法、篆刻、绘画等,比较敏锐地意识到这些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完全可以运用到天竺筷的设计之中,让它的外观更加鲜活生动。那时对于环境保护还不像现在这么严格,但我始终认为,天竺筷生产制作全流程都应当是环保的,这一要求既要落实到原材料和生产工艺上,也要落实到最终产品上,这才能体现天竺筷与众不同的价值。结合以上想法,我毅然接手濒临倒闭的天竺筷厂,把传承、振兴天竺筷传统工艺作为自己的使命,大胆进行改革。

就原材料而言,为了找到合适的筷料,我曾经跑遍了十几座山。有一次在寻访原材料的山路上发生了事故,差点车毁人亡,整个过程非常艰辛,但最终得偿所愿。现在的天竺筷使用生长两年以上的小苦竹制作而成。竹子的生长速度很快,可以用来成批制作筷子,因此不会像砍伐树木一样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其次,较之于红木等制作筷子的其他材料,小苦竹表皮的密度很高,形成了天然的保护层,可以有效阻止细菌侵入。我们选用的小苦竹,其外观均符合筷子的长度和直径,因此无须劈裂再加工。有一些筷子的原材料虽然也是竹子,但却由劈裂的大毛竹制作,之后使用机器成批加工成样,其弊端在于,将大毛竹劈开后,竹子里面的纤维已经被破坏,纤维之间留有很大的缝隙,细菌便极易侵入,既不干净腐烂速度又快。有的人用化学漆将这些缝隙填满,形成保护层阻挡细菌,但化学漆形成的保护层并不完美,这样的保护层中含有苯这种致癌物质。作为经常入口的工具,筷子即便含有少量的苯也是不利于人们的身体健康的。至于一些用塑料制作的筷子更是对健康不利,一旦遇到高温,极易变形且挥发有害物质,也不利于环境保护。所以从科学角度来审视天竺筷,它选用小苦竹作为筷料,保留了原始竹青,表面无须上漆,也无须上蜡,因此从源头上就做到了环保和卫生,即便废弃之后也是可降解的,我们这么多年来一直呼吁以竹代塑、以竹代树,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理念。

在生产工艺方面,原先工人生产天竺筷时,使用煤炉将钢板加热,然后给筷子烙上简单的图案。工人们在黑烟缭绕的煤炉前吸一氧化碳,每天脏兮兮的,而且长期如此,也不利于身体健康。但他们拘泥于以往的观念,认为这些工艺都是老师傅传下来的,不好轻易更改。我接手天竺筷厂后坚持将烧煤改为用电,这样一来虽然增加了生产成本,但是对于改善工人的工作环境是有意义的,同时也更加环保。事实证明,这一决定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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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经常讲“要做有创意的劳动者”,所以在天竺筷外观设计方面,力求推陈出新。我充分发挥自己在篆刻、绘画方面的技能,在天竺筷上烙印西湖十景、大运河景观、钱塘江、小河直街等体现杭州元素的图案。杭州的一些老字号如楼外楼、奎元馆等一直坚持用定制天竺筷,我们在筷身上用书法字体烙印其店名,充分体现杭州特色。同时还推出个性化定制,为那些有需求的市民和游客在天竺筷上烙印姓名,从而使他们感受到杭州的温度,对杭州更有感情。这些图案、花纹、名字等均为烙印而非油漆涂料,因而可以长时间不磨灭,也符合环保要求,得到了广大杭州市民和外地游客的喜爱。

我此前从事过医疗器械行业,对卫生问题非常看重。筷子作为人们的日常饮食工具,是经常入口的,在医疗器械中居于二类产品,必须保持干净卫生。保持干净卫生就得设立标准,而我国除了对一次性筷子设有国家标准,其他的普通筷子都没有国家标准或地方标准。因此,我对天竺筷设立了生产制作的企业标准,比如天竺筷各个型号要达到多少尺寸才算合格、什么情况下才能进入市场……这些都要有科学依据,不能仅仅依靠经验和感觉来判断。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往往是原先农耕社会的产物,使用手工操作模式制造,而非借助机械化大量生产,每个成品都不尽相同,所以其制作标准难以设定,比如剪纸、泥塑、石雕、木雕等或多或少存在类似的问题。可以说,我们为天竺筷设立标准是天竺筷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突破。

如今制作天竺筷,要经过取料、截断、选料、蒸煮、暴晒再到设计、雕版、烙花、锉头、砂光、抛光、镶头、配对等20多道工序,每个环节都要严格把关。其中烙花是最讲究技巧的,要把一根筷子放在高温加热的钢板上滚动三次,才能把图案烙印好。在此过程中要注意火候温度、手转匀速、适当施压,如果没有掌握这三方面的技巧,就容易把筷子烧焦,或者无法清晰、完整地展现图案。要在筷子这方寸之间展现气象万千的艺术效果,如果没有之前学习书法、篆刻的经历,我想是比较困难的。

除了对天竺筷的材料选取、生产工艺、外观设计和成品标准等方面进行改进之外,我还致力于梳理、挖掘天竺筷的历史和文化内涵。为此,我跑遍了各地的档案馆、文史馆、博物馆,努力寻找与天竺筷有关的资料。我认为,筷子是中华文化的象征性符号,早已超越了作为饮食工具的意义。中国人把它送给合作伙伴,寓意配合默契、合作双赢;送给小朋友,寓意快长快长,快乐成长;送给夫妻,寓意珠联璧合,同甘共苦;送给朋友,寓意平等友爱,和睦相处 ;送给师长,寓意为人正直,高风亮节……如此丰富的寓意也让筷子和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更加密切,这也是筷子在文化层面能够流行千年而不衰的原因。

经过我们的坚守和努力,天竺筷被先后评为“杭州重点传统手工艺美术保护品种”“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浙江老字号”等。我也被评为“天竺筷传统技艺省级非遗传承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三、守护好传统文化

筷子发源于中国,在距今 8000年的杭州萧山跨湖桥文化遗址中就发掘到类似筷子的工具。中国古人把筷子叫作“箸”,据记载,3000多年前的商朝,“纣为象箸”,说明那时已出现制作比较精致的筷子了。2000多年前,浙江一带的民众也已经在使用筷子,当时称作“越王箸”。据明代陆容《菽园杂记》记载,吴中一带的渔民对“箸”比较忌讳,因为“箸”与“住”“蛀”谐音,船在中途停住以及船被虫蛀是渔民最忌讳的事情,于是便反其义称“箸”为“快”,后来一些文人接受了这种称呼,并将“快”改为“筷”,逐渐有了“筷子”的称呼。明代诗人程良规诗《咏竹箸》写道:“殷勤问竹箸,甘苦尔先尝。滋味他人好,尔空来去忙。”清代诗人袁枚也曾经写有一首《咏筷子》诗:“笑君攫取忙,送入他人口。一世酸咸中,能知味也否?”这两首诗寄情于物、以物喻人,承载了古代文人的思考和情怀。梳理这些资料,我们会发现筷子的历史非常悠久,其演变历程充满趣味。筷子经过数千年发展,在中国已经成为上至文人士大夫,下至普通老百姓日用而不觉的器物,承载着民族的集体记忆和丰富情感。

正确使用筷子搛取食物,会牵动30多个关节和50多块肌肉一起运动,对大脑的开发极为有益。中国人使用筷子吃饭时,两根筷子要相互协调使用,含有中国古人“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的哲学思想。所以筷子是集运动学、美学、哲学为一体的中华文明的精粹,暗含了我们民族的价值取向、审美意趣和哲学思想。

西方人对筷子这一充满东方韵味的饮食工具非常感兴趣。他们吃饭要动刀动叉,而中国人使用两根竹筷就可以达到效果,这是我们创造的一种独特的文化。民国时期,宋美龄曾经将天竺筷作为国礼送给各国大使的夫人,当时让很多西方人惊叹不已。20世纪70年代,美国总统尼克松到杭州作客,中方工作人员准备了象牙筷、红木筷等作为国礼,但后来被周恩来总理否决了。周总理的祖籍是浙江绍兴,离杭州很近,所以他知道有天竺筷这种产品,于是使用天竺筷宴请美国人,并让工作人员把天竺筷作为礼物送给尼克松一行。欧美发达国家由于工业化进程较早,他们当时已经比较重视环保,天竺筷是非常环保的产品,所以他们对天竺筷也非常喜欢。

中国的筷子文化对周边国家如日本、朝鲜、越南等国的影响更是非常深远。7世纪初,日本小野妹子使团来中国学习,之后将中国的筷子带回日本,于是日本人也有了使用筷子的习惯,吃饭时非常重视用筷礼仪,并传承至今,日本还将每年8月4日设为“筷子节”,表示对传统习俗的珍视。我们中国人作为筷子的发明者,要更加珍惜、守护好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

民国时期,杭州的天竺筷厂有很多,多数聚集在杭州大井巷一带,有名的如王老娘、乾泰顺等,其产品制作非常精美。比如陈永新生产的筷子,使用湘妃竹作为原材料,筷头上用琉璃装饰,非常美观。这些老字号生产的筷子也有一部分保存到了今天,但是厂子如今都已经消失,现在能够制作天竺筷的仅存我们一家。除了制作工艺在我们手中得到传承外,经过多年努力搜集,历代传承人使用过的一些生产工具以及有关天竺筷的文史资料,也大多完整地保存了下来。为了守护好传统工艺和民族文化,我们近年来设立了天竺筷工艺博物馆,博物馆内的硬件、软件等都是比较齐全的,面向公众尤其是广大青少年展示民族文化,让大家近距离体验天竺筷制作工艺,从而更加珍惜老祖宗流传下来的宝贵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

我今年76岁,已经是一个有52年党龄的老党员。我觉得“不忘初心”不能停留在口头上,一定要落实在具体的行动中。我这几年经常在各种讲座、活动中宣讲中华箸文化等优秀传统文化,努力唤起公众对传统文化的热爱。非遗天竺筷在我的手中死而复生,但我始终认为天竺筷不是属于我个人的,而是属于杭州的,是属于我们整个民族的。所以天竺筷没必要非得在家族内部传承,而是要在社会上广招贤能,汇聚优秀人才把它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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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多年来在天竺筷的生产制作中遇到数不清的困难,尤其是刚接手的时候,亏损比较严重,好几年都是在吃老本,所以当时家里人都反对我的做法。2020年以来,由于受到疫情冲击,天竺筷生产经营也遭遇到危机,但我还是坚持了下来。现在我们与时俱进,着重突出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时代化、差异化、个性化,使它在新时代得到新发展,拥有更顽强的生命力。我们还探索使用天竺筷废料来制作书架、手机支架、玩具等,力求物尽其用。无论如何,老祖宗的好东西,一定要传承下去,而且要走向世界。(口述:王连道  整理:边志鹏 吴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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