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杭州去，路上所看到的一点生气所在的地方，就是那绵延不绝的稻田……”1924年，泰戈尔访华，在杭州游览两日，杭州的自然美景、艺术文化及人们对他的热情，都深深地烙印在了他的心目中。

时光向前行进了100年，再回头去追寻泰戈尔在杭州的文化痕迹，仍有收获。

关于泰戈尔在杭州所住的旅馆，一般记载多是西湖饭店，但也有另一说法认为泰戈尔来杭“宿于清泰旅馆”，后来一些撰文者袭用这一说法。

关于泰戈尔来杭时入住的旅馆，1924年4月16日《申报》《民国日报》上的《泰戈尔到杭之电讯》报道甚详：徐志摩昨有电致张君劢云：“寒（十四）偕泰戈尔到杭，欢迎者众，下车正十二时四十分。现下榻西湖饭店八二、八五、八八号房间，铣（十六）在教育会演讲，拟蓧（十七）晨返沪，巧（十八）讲演，然后北上。诸同志均好，摩删（十五）。”

这则徐志摩陪泰戈尔到杭州后发给上海张君劢的电文，已把泰戈尔一行到杭州的时间和入住的旅馆甚至房间号都写得十分清楚。其他重要报纸如四月二十二日《晨报》的长篇报道亦然，且特别指明“当时即乘车至新近落成之西湖饭店下榻”。由此可知，泰戈尔“宿于清泰旅馆”一说有误。

泰戈尔访华行程中最初并没有杭州，更未安排在杭州讲演。徐志摩主持泰戈尔来华考察讲学活动，将杭州纳入泰戈尔行程中，这与他向外国友人推介自己家乡的愿望分不开。

记载泰戈尔杭州讲演较为详细的报道，主要是4月18日《申报》与4月22日《晨报》。《申报》报道：“十六日下午，浙江省教育会敦请泰戈尔先生讲演，是日到会听讲人数达三千余人，为从来未有之盛况。”《晨报》报道：“十六日下午四时，应省教育会及各公团各学校之请求，在省教育会演讲厅演讲，当时到者共计一千五百余人，后至者已无立足地，实为空前未有之盛。”除了对听讲人数报道差异较大，讲演时间、地点均一致，而且都只记录了这一次讲演。 

当时，和徐志摩一起陪同泰戈尔来杭的另一作家王统照在写给《晨报》同人的信中也提到“十六在杭讲演一次”，与徐志摩发给张君劢的电文“铣（十六）在教育会演讲”完全一致。由此可知，泰戈尔在灵隐寺讲演一说属于无稽之谈。

在讲演现场，泰戈尔说：“我自己不相信，一个印度人到了西湖，就觉着无限的快乐，登山游湖，心地光明，没有丝毫玷污，好像本身的精神，和山水的灵气已结合一致了。这纯是爱的作用。”

泰戈尔来杭与徐志摩在海棠花下作诗通宵的误传，应与梁启超赠徐志摩的集宋词联语有关。

梁启超在其《苦痛中的小玩意儿》中写道：“我所集最得意的是赠徐志摩一联：

临流可奈清癯，第四桥边，呼棹过环碧。

此意平生飞动，海棠影下，吹笛到天明。

梁启超云：“此联极能看出志摩的性格，还带着记他的故事。他曾陪泰戈尔游西湖，别有会心。又尝在海棠花下，做诗做个通宵。” 梁启超集句联语的解释提到徐志摩陪泰戈尔游西湖，可对应上联，其“又尝在海棠花下做诗做个通霄”亦可对应下联，唯这句话并没有确定是在何时何地在海棠花下作诗通宵，就难免使读者产生误解，以为徐志摩海棠花下作诗通宵就是在杭州陪泰戈尔的时候。

20世纪80年代初，梅兰芳之子梅绍武写文章回忆梅兰芳与泰戈尔的友谊，提到1924年5月10日，梅兰芳与泰戈尔第一次见面，在北京观看新月社排演泰氏剧作《其德拉》。梅绍武还引述了其父1961年诗作《追忆印度诗人泰戈尔》的引言：“一九二四年泰戈尔先生来游中国，论交于北京，谈艺甚欢。”

泰戈尔于4月23日抵达北京后，林徽因才出现在相关报道中，林徽因、徐志摩与泰戈尔在北京的合影照片也刊登在报刊上。但近年来这张合影在被引用时，写到“在上海”“在杭州”“在济南”，都是错误的。

由《申报》4月17日“杭州快信”报道得知，欢迎泰戈尔诸人的的宴会是在16日中午举行的，地点在协顺兴西菜馆，午宴之后就是讲演与欢迎活动。17日，泰戈尔一行由杭返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