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7月，正当北平燕京大学校务长司徒雷登为战后继续办好燕京大学而踌躇满志的时候，他却为杜鲁门总统提名并经美国参议院批准为美国新任驻华大使，以接替1945年11月即已辞职的赫尔利。从教育家到外交官，司徒雷登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他的角色转换。也就在这个时候，他的出生地杭州邀请他去度假了。

从1946年10月18日至20日，司徒雷登在杭州度过了轻松愉快的三天。发行全国的杭州报纸《东南日报》等媒体对其参访行程作了跟踪报道。

这一年，新成立的杭州市路名审定委员会（由杭州市参议员代表及市府工务局长、教育局长、社会科长等人组成）审议决定将司徒雷登出生地所在的耶稣堂弄更名为司徒街。

一、飞抵笕桥

1946年10月18日8时许，司徒雷登及随行的美国驻华使馆的几位随员——武官卡开胜上校、秘书施特劳斯、女秘书皮阿斯、私人秘书惠特门等，在南京大校场机场登机。约9时40分，飞机抵达杭州笕桥机场。

笕桥是位于杭州东郊的一个古老小镇，历史悠久。但其真正进入历史视野的，乃是1931年这里成立了中国第一所现代化的航空学校——中央航空学校，从而成为国民政府教育、训练空军人才的基地。学校聘请美国私人顾问团担任飞行教练，其教练机如费力提、道格拉斯、可塞等均产自美国。1935年，学校改称中央空军军官学校。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的1937年8月14日，这里爆发了一场中日空战，中国空军击落六架日军战机，也诞生了一位空军英雄高志航。这一天，后来就被国民政府定为“中国空军节”。同年，学校西迁云南昆明巫家坝，抗战胜利后返回笕桥。

司徒雷登在笕桥机场，受到了浙江省暨杭州市人的欢迎。浙江省政府主席沈鸿烈、省政府秘书长雷法章、杭州市市长周象贤、空军军官学校校长胡伟克等军政官员一同前往接机。在机场欢迎的还有各界代表二百余人。

沈鸿烈（1882—1969），字成章，湖北天门人。早年由湖广总督张之洞保荐赴日本学习海军，在留学期间加入了中国同盟会。民国成立后，在张作霖手下担任东北舰队司令，为东北海军的创始人。国民政府时期，主持山东青岛市政，政绩颇著，青岛第一代城市框架就是他在任时搭建的。其中尤以对崂山山区道路及学校建设有重要贡献，颇受市民称赞，市民为之建斐然亭，立斐然碑，由浙江奉化人、中华基督教青年会首任华人总干事王正廷撰写碑文。1946年3月，以南开大学创办人张伯苓之举荐，来杭州担任浙江省政府主席（继黄绍）。时任浙江省政府民政厅厅长的浙人阮毅成论沈氏：“生活俭朴，操守廉洁，用人必信，不耻下问，到任甫及半载，即已足迹遍全省。”沈鸿烈著有《收回东北航权始末记》《浙政两年》等。

周象贤（1890—1961），字企虞，浙江定海人，生于上海，为基督教徒。能饮酒、擅猜拳，是西湖楼外楼菜馆的常客。他肄业于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前身）中学部，旋考取清华学堂第二批留美学生，与赵元任、胡适、竺可桢等同期赴美，就读麻省理工学院及加州大学，学的专业是水力及卫生工程。回国以后，他曾三任杭州市市长，前后达20年左右，历经张静江、鲁涤平、黄绍、朱家骅、沈鸿烈、陈仪六任省政府主席。这在历任杭州市市长之中，可谓是独一无二。前两任任期，周象贤在市政建设上有贡献：将白、苏二堤和湖滨至灵隐路改建为柏油马路，将里西湖至岳坟的公路延长到龙井，将涌金门至清波门的道路延长到万松岭至江干，开拓岳坟至灵隐马路林荫道，补筑东浣纱路。浙江省档案馆内藏有其所撰写的《半年来之杭州市政》。其他，办理杭州市自来水工程，举办西湖博览会及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均不遗余力。第三任从抗战胜利后开始，首要之务是做了清除垃圾的工作，也就是所谓的“替西子除不洁”；其次是成立市参议会，遣返日侨，收回大塔儿头（石函路）日本领事馆，改作外宾招待所（今浙江省旅游局所在地），完成西湖环湖马路及杭州环城马路的建设等等。

雷法章（1902—1988），湖北汉川人。时任浙江省政府秘书长兼中华杭州基督教青年会会长。他自幼在汉川和武昌教会学校工读，受洗为基督徒。武昌基督教文华大学（后与湖滨大学、长沙雅礼学校合组华中大学，今华中师范大学前身）毕业后，北上天津，受张伯苓赏识，邀任南开学校训导主任，兼教英文。1932年，沈鸿烈至天津访张伯苓，遂看中这位湖北老乡，乃经张伯苓首肯，出任青岛市教育局局长，在任有政绩。以后，一直跟随沈鸿烈。雷法章在1945年10月以国民政府内政部（部长张厉生）政务次长的身份，派赴外蒙古库伦（今乌兰巴托）观察外蒙古就所谓“独立”问题举行的公民投票。在斯大林的坚持下，外蒙古终从中国的版图上分离出去。雷法章亲历其境，他晚年曾在台北《中外杂志》上发表了回忆录《故国河山话外蒙——民国三十四年库仑视察记》，对这段史实的来龙去脉作了交代。

胡伟克（1910—1973），江西萍乡人。为生于英国伦敦的中英混血儿（母亲是英国白人），会说一口流利的英语，风度翩翩。黄埔军校第六期炮科毕业后，续入中央航空学校第一期。毕业后留学英国皇家空军研究院，研习航空教育。1946年8月到杭州笕桥主持中央空军军官学校校政。他的教育宗旨是：“严肃时绝对严肃，活泼时绝对活泼。”与周至柔、刘牧群并称为“空军三杰”。1949年后，胡伟克到了台湾，一度成了蒋经国的股肱（时蒋经国任“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胡为副主任），又任小蒋系的“国防部”政工干部学校校长，以空军中将衔退役。

在笕桥机场，司徒雷登接受了时年甫10岁的胡伟克女儿胡蓉裳及其早年在杭州时所任教的弘道女中、冯氏女中等校学生的献花（代表弘道女中献花者为晚清杭州基督教名牧师张澄斋曾孙女张崇芳），又接受了省市民众团体代表奉送的金字红缎致敬书一册。

穿过飘扬着中美两国国旗的门柱，但见两座门柱上方缚着一条用英文书写的欢迎标语：Welcome the Peace Lover Dr. J. L.Stuart（欢迎和平使者司徒雷登博士）。司徒雷登在省市要员的陪同下进入欢迎的人群中，由空军军官学校学生组成的仪仗队列队向他致敬，军乐队奏中美两国国歌。市民代表手持花束向他欢呼。司徒雷登站在欢迎者前面，即席用杭州话发表了感言。

▲笕桥机场的欢迎横幅

离开机场，司徒雷登一行抵昭庆寺旁大塔儿头的外宾招待所，这三日，他将下榻于此。

二、西湖九里松扫墓

10月18日中午，在参加了杭州市市长周象贤夫妇的接风宴之后，司徒雷登一行来到西湖九里松，为他父母及早卒的弟弟扫墓。

九里松外国公墓埋葬的均是西方来华的新教传教士，当局在司徒雷登来之前已做了准备，坟地周边的荒草已被割除，墓道铺上了新的黄沙，四周的围墙也经过了整修。司徒雷登所献花圈摆放在墓的正中，旁边是省市有关单位献上的花圈，花圈由芙蓉花所环成。

▲九里松墓

司徒雷登的亲人中有四位埋葬在这里，依去世时间为序，分别为四弟罗伯特、二弟戴维、父亲司徒约翰（司徒尔）、母亲玛丽·霍顿。

司徒雷登表情严肃，徘徊在亲人的墓周，流传至今的一张照片正记录了那一刻：司徒雷登注视着花圈上的文字，似有所思。双亲的墓穴因年代之久，已呈陷落之状。

司徒雷登的父亲司徒约翰牧师的墓碑正面镌刻着一段文字，是用英文写的，大意为：约翰·司徒尔，1840年12月2日出生，1913年11月24日，享年73岁，在中国传道凡40年；公正的道路，像一条灿烂的光线，投射到世界美丽的一天。墓碑背面镌刻着“司徒尔先生之墓”和几行小字。

司徒雷登的母亲玛丽·霍顿的墓碑正面也刻着英文介绍，大意是：玛丽·霍顿·司徒尔，1842年1月8日生，1925年1月16日，享年83岁，在中国传道凡50年；有智慧的人像上天的光明一样照耀着全世界，有正义的人像天空的星星一样永远地放射着光辉。背面镌刻着“先妣玛丽·霍顿太夫人之墓”及几行小字。

司徒雷登父母墓之左为他的二弟戴维·托德的墓，他的墓碑文字较为简单：1878年4月生，1909年12月6日，享年31岁，在中国传道凡2年9个月。

上述文字，采自杭州《东南日报》记者的报道，英文的翻译与现今稍有不同，如当时将玛丽·霍顿译作玛丽哈同，将戴维·托德译作大卫脱尔徒等。由于司徒雷登亲人的墓与其他18座来华传教士的墓在1964年12月2日西湖风景区“清理坟墓碑塔运动”中被毁，墓碑也不知去向，上述的文字也可说是为历史保存了一段记录。

传教士公墓的坟亲是一位老者，这天他也在场。司徒雷登离去后，他向周围闻讯而来的民众介绍说，抗战杭州沦陷时期，墓园曾为日军占领，日军在此养马，现今坟地周围上留有一些小洞，即为当年马匹留下的印记。

《东南日报》是当时杭城颇为有名的一份报刊，报纸的《金石书画》专版以余绍宋主编而名震东南。司徒雷登抵杭当日，《东南日报》发表了题为《欢迎司徒大使莅杭》的社论，其中说：“司徒雷登大使生于杭州，长于杭州，一生的事业更在我们中国展开，他是最中国化的美国人。”

三、故居重游

司徒雷登故居位于杭州耶稣堂弄基督教天水堂侧，自1874年以后，一直是美国基督教南长老会传教士的住所，建有传教士的住宅三幢。美国人鲍金美在《杭州，我的家》中描述了住宅的外在环境：

大院的场地，很吸引人。前院的园子里，花繁叶茂。近旁的粉红色锦带花盛开。空气中传来一股橙香。阳光透过四下遍布的含羞草和高大的美洲核桃树，在草地上形成一块块的亮斑和阴影。院子那边，与麦克姆兰家相邻的隔壁园子里长势茂密的观赏竹轻软、优雅地越过隔离墙，有几棵还带着好奇和防卫似的姿态向这边伸过来。

司徒雷登及其三个弟弟就出生在其中的一幢住宅里，住宅的主人是约翰·斯图尔特和玛丽·霍顿夫妇。

司徒雷登的父亲在1913年去世以后，他的母亲随儿子去了北京。这里继续住着南长老会的传教士家庭。据史料记载，有麦克姆兰和威尔逊夫妇及他们的孩子们。

1946年10月19日早上，司徒雷登来到了他出生的故居。这是一幢砖木结构的中西合璧式的二层楼房，楼上前面有走马廊。楼下大门围墙内栽种了棕榈、银杏等树，其中一株绿叶满枝的桃树正是当年司徒雷登所植。屋前是一块绿色的草地，中间有一株合抱数围的大樟树。当年，司徒一家就是在这树下纳凉、进餐。

在故居，司徒雷登受到了附近的小学生及市民的热烈欢迎，他们举着“欢迎和平使者”“欢迎和平大使”的小旗，面带笑容地欢迎故居的“主人”回家。

来到故居，司徒雷登的记忆匣打开了。他来到出生的房屋，凝神思索。他与欢迎他的故居现居住者、他的高足、杭州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王揆生夫妇用中文谈起了儿时的情景，教会人士为他唱起了赞美诗。

出了故居，司徒雷登信步来到天水堂。这所教堂是美国南长老会传教士胡思登、郝理美于1874年所建的。次年，司徒雷登的父亲司徒约翰成了教堂的主管。短短的时间里，司徒约翰夫妇在此开办了育婴堂、医局、女子学校、天足会等场所，还在教堂周围栽培了许多银杏和榉树。岁月如流，这些树木依然存在，早已长成大树了。

天水堂坐北朝南，进入堂内，壁上有一块杭州培德女校敬赠的“幸有耶稣”匾额，下面是写着“信徒司徒氏”摘自《马太福音》第5章第3-10节的“基督宝训”八条：

虚心者福矣，以天国乃其国也。

哀恸者福矣，以其将受慰也。

温柔者福矣，以其将得土地也。

饥渴慕义者福矣，以其将受慰也。

怜恤者福矣，以其将见于恤也。

清心者福矣，以其将见神也。

施和平者福矣，以其将称为神之子也。

为义而遭迫害者福矣，以其将称为神之子也。

两边还有一副对联：

尔当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尔之神此首戒也;

其此亦如之即当爱邻如已戒未有大于斯之者。

1913年司徒雷登的父亲司徒约翰逝世后，天水堂牧师开始由中国人担任，先后任牧师者有桑坚堂、刘德胜、周汗章、郑勉余等。

天水堂在杭州沦陷后，曾遭封闭，堂内珍贵文献皆被搜去，上述陈设是战后教友依原貌恢复的。

10月19日10时许，司徒雷登跨进了天水堂院内。面对这熟悉的教堂和陈设，他在想什么，我们无从得知，但作为基督徒，作为热爱中国的美国人，此时此刻，祈祷和平应是他的第一愿望吧。

四、在之江大学演讲

离开了故居和天水堂，司徒雷登开始了他马不停蹄的第三站：驱车前往之江大学作演讲。

从之江大学的英文校名Hangchow Christian College来看，它的中文名称应是“杭州基督教学院”。在中国的13所教会大学中，有许多校名是中英文不统一的。如位于苏州的东吴大学，英文名是Sochow University，直译是“苏州大学”；设在上海的沪江大学，英文名是University of Shanghai，直译是“上海大学”；设在南京的金陵大学，英文名是University of NanKing，直译是“南京大学”，等等。

之江大学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845年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登陆宁波后办的崇信义塾，当时学生仅有30人。1867年，崇信义塾迁至杭州皮市巷，易名为育英义塾。又迁大塔儿巷，再易名为育英书院。后来，包括司徒雷登在内的美国传教士们准备扩大学校的规模，提议迁址创办新学堂。从1907年开始，在杭州江干六和塔之西购地600亩（合约0.4平方公里）作为建校之址。1910年，美国南长老会正式加入办学，决定因江为名，将学校定名为之江学堂（后易名为之江大学）。1911年，校址初步建成。这个地方三面环山，面临钱江，景色秀丽。毕业于美国潘逊大学的神学博士、美国传教士王令赓（Elmer L. Mattox）是定名后的第一任校长。1916年，之江校董会推举司徒雷登的三弟沃伦·斯图尔特继任校长（1916—1922年在任）。他在主持校政期间回美国，为学校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立案，获准施行了新学制。学校分文、理两科，四年制，毕业后授予学士学位；下设附属高中，三年制，毕业后直升大学。1931年，之江大学按照国民政府教育部所颁私立学校相关规程，改称私立之江文理学院。学校由原设立人美国南、北长老会托事部移交现设立人中华基督教总会执委会接管，并组织了新的董事会，孔祥熙为名誉董事长，院长为李培恩（BeanE. Lee）。1948年，之江文理学院复经教育部核准扩大为之江大学，校长仍为李培恩。

作为之江大学的创办提议人，时近中午，司徒雷登在之江大学受到师生千余人的夹道欢迎。之江大学第一位华人校长李培恩陪同司徒雷登进入之大都克堂。李培恩是杭州人，之江大学的毕业生，后来留学美国，先后获得美国芝加哥大学商学硕士、纽约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历任上海中央大学教授、持志大学和沪江大学的商科主任，又担任过上海商务印书馆英文编辑兼印书馆所属商业函授科科长。1930年任之江大学校长，直至1949年。

司徒雷登来之江大学时，恰逢之江大学101周年校庆。许多校友从各地返回学校，毕业生中，林汉达、金仲华、褚圣麟、朱生豪等都是佼佼者。因此，司徒雷登在之江大学会场作的演讲，虽然只有二十来分钟，但颇得天时、地利、人和之助。司徒雷登说：

我多年不说杭州话，今天我用杭州话来试试看。我回到杭州十分高兴，我看到目前的中国青年有说不出的感动。五四运动，是在民国八年，那年创办燕京大学，在中国各地的学生抗日运动高潮，推广开去，进入整个社会。全国学生热烈勇敢，和刻苦的精神，抵抗日本，抵制日货，唤醒了全国工农商各界，有了觉悟。所以国家的存亡、进退和兴衰都靠青年，有那时爱国思想的发展，才能获得今日的胜利。我主张学生要预闻政治，现在外敌已除，今后国内的革新是要发扬民主精神，但是人民要用法定的方式，推翻贪官污吏，这就是人民对民主所负的责任和权利。中国在国际上已有宝贵的自由独立，但中国国内必须要有集会、思想、言论、宗教、信仰等的自由。中国要有民主的政府，民主是以人民为主，因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今日中国在实业、商业、交通等都需要建设，人民的心理更需要建设，中国今后的革新任务就是中国这一代青年的贡献。我希望诸位共同为中国努力，建立和平、统一、自由、独立、康乐的新中国。

演讲完毕，已为正午。按照既定的安排，中国国民外交协会浙江分会等浙江省和杭州市的28个民众团体及相关大中学校，在西湖边膺白路（今南山路）举行欢迎午宴。中国国民外交协会虽属民间团体，影响却很大。协会于1938年1月在武汉成立，随着战局的发展，于8月迁至陪都重庆。陈铭枢、陈立夫、陈公博、邵力子、方振武等为协会主席团成员，陈铭枢为常务主席。协会在国内及海外重要城市均设有分部。其宗旨为：“本国民立场，联合一切反侵略之民族与国家共同奋斗，以促进世界和平，保障正义，并发扬中国文化。”协会出版编辑了刊物《外交季刊》（后改名为《国民外交》月刊）及丛书等。其他团体包括钱业公会、银业行公会、社会行政协会、地方行政协会、社会教育研究会、社会事业协进会、会计师公会、律师公会、力余学社、作者协会、总工会、船联会、农会、商会、教育会、妇女会、记者公会、中学校长联谊会，以及国立浙江大学、国立英士大学、私立之江大学等校的代表。

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宴会主持人、之江大学校长李培恩致欢迎词后，司徒雷登即兴用杭州话致答词，轻松、幽默甚至带点诙谐。他回忆起自己幼时在西湖南、北高峰及城隍山游览的情景，引得各界人士忍俊不禁。

对于司徒雷登的来杭，杭州市民表示了很大的热忱。在这次公宴上，1924年发起重建西湖钱王祠的外交界耆宿、钱镠第三十二世孙钱士青宣读了呈司徒雷登的杭州市各人民团体六条《国是意见书》，而《大同日报》上发表的散文诗或可说明一切：

司徒大使，在西子欢颜、吴山招手的秋尽江南草木稀的当儿，莅临了。

杭州是司徒大使的故乡，我们觉得他的来杭，不但要以欢迎中国的嘉宾，来尽外交上的礼节；另一面，我们要以欢迎杭州的同乡、浙江的先进的态度，来欢迎他。

我们不愿在司徒的私事期中打扰他，谨希望他老人家多在杭州住几天，休息休息。这里我们谨祝：司徒大使健康！

五、参加杭州基督教

青年会复会典礼

在基督教的世界中，有一个基督教性质的社会服务团体叫基督教青年会（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s）。青年会于1844年创立于英国，1851年传到美国。1854年，美国与加拿大联合成立了基督教青年会北美协会（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YMCA in USA and Canada）。1876年，即司徒雷登出生的这一年，基督教青年会传入中国，对中国青年会影响最大的就是北美协会。而司徒雷登对青年会也是很熟悉的，早在1894年，他就担任了汉普顿——悉尼学院的青年会会长，并且一干就是三年。也正是在那里，他接受了美国历史上著名的“学生志愿赴海外传教运动”的思想，成了一名传教士，并且重回其出生地——中国杭州。

青年会传入中国后，在不少城市建立了市会组织，最早的是天津青年会，成立于1895年。1900年，上海基督教青年会正式组成。1902年，又在上海组建了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是美国人巴乐满（Feltcher Sims Brockman）。1911年春，全国协会派干事、美国人鲍乃德（Eugene Epperson Barnett，1888—1970）来杭筹备杭州基督教青年会，筹备工作得到了司徒雷登的父亲老司徒牧师的热心帮助，并得到了浙江省民政长屈映光的赞助，杭州青年会于1914年元旦正式成立。后来又得到美国实业家兼慈善家葛士佩的巨款捐助，在青年路修建了新会所，并于1919年迁入新址。其间，鲍乃德功不可没。

鲍乃德作为美国传教士及杭州青年会的创始人，他和他的家人对杭州有着很深的感情，他的三子一女都出生并成长于中国。抗战期间，鲍乃德以青年会北美协会总干事的身份再次来华。在重庆，他见到了周恩来，并与之比肩合影。鲍乃德的长子Robert William Barnett（鲍华伦）和次子Arthur Doak Barnett（鲍大可）后来都成了促进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先驱人物，女儿鲍金美（Engenia Barnett Schultheis）一直以“杭州人”自居，晚年，她写了一本名叫《杭州，我的家》（Hangzhou，My home）的书，透过一个生长在中国的美国女孩的经历，展示了20世纪初杭州及西湖的社会面貌和风土人情。

杭州青年会在抗战爆发杭州沦陷以后，会务陷入停顿，会所也被日伪特务机关占用。战后，经过各方努力，1946年7月终于收回会所。9月，召开基本会员大会，选出董事15人，并选雷法章为会长，李培恩、徐佑青为副会长，聘王揆生为总干事。王揆生为燕京大学毕业生，与司徒雷登有师生关系，即致函司徒雷登，请莅杭参加青年会复会典礼，司徒雷登复函表示允诺。

1946年10月19日16时，杭州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复会典礼在青年会四楼大礼堂举行。全体与会者在青年会会所一楼前合影留念。历经沧桑，原照片今日已不复得见，所幸的是青年会会刊《杭州青年》刊登了这张照片，题为《杭州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复会典礼暨欢迎司徒大使莅会摄影纪念》，虽然比原照清晰度要差，但是总算为历史保存了珍贵的影像记录。从照片上看，有100多人出现在照片之中，身着黑色西服的司徒雷登坐在第一排居中的位置。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原照片还会现身于世。

▲杭州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复会典礼暨欢迎司徒大使莅会摄影纪念

这次有300余人到场的杭州青年会的复会典礼在青年会的历史上可以说是盛况空前，除了特邀嘉宾司徒雷登外，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梁小初博士及浙江省、杭州市主要官员全部到场。

六、被授予杭州市荣誉公民

浙江省及杭州市主要官员沈鸿烈、雷法章、张强、胡维藩、周象贤、张衡等出席杭州青年会复会典礼是有原因的，原来这里还要举行一个授予司徒雷登“杭州市荣誉公民”称号的仪式。

“荣誉公民”的授予，在西方国家有着悠久的传统。比如某位尊贵的客人访问某个城市，就由那个城市的市长主持举行欢迎仪式，授予他“荣誉公民”的称号，并将象征该市的金钥匙赠给他。

司徒雷登此次来杭州，适值国民政府实行“宪政”时期，加上司徒雷登的“和平使者”形象，所以杭州市在市长周象贤的极力推动下，先前已由民意机构市参议会通过决议，决定授予司徒雷登“杭州市荣誉公民”的称号。

在青年会四楼会场，杭州市市长周象贤首先将授予司徒雷登“荣誉公民”的理由告知来宾，继由浙江省参议会议长张强和杭州市参议会议长张衡分别代表市民致辞，说明民意对授“荣誉公民”称号给司徒雷登的支持和决议经过。

司徒雷登致了答词。他说，他参加青年会复会典礼，深感荣幸。先父母本着耶稣基督爱人的精神，从美国来到杭州传教，最后葬于西湖。而他本人生于杭州，杭州是他的故乡。“我爱中国，不亚于中国人。中国要完整，必须统一；要强大，必须建国；要统一建国，必须民主。”

司徒雷登谈到了基督教青年会的使命。他说，世界上最伟大、最高超、最完美的思想是道义和人格，如基督教所提倡的爱人群与牺牲服务的精神，如青年会所倡导的德、智、体、群四育，就是以道义和人格为基本目标的，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去做，以创造一个美好和谐的社会。

司徒雷登和与会者合唱圣经赞美诗。在美妙的音乐声中，周象贤将荣誉公民证书和金钥匙授给了司徒雷登。

金钥匙装在长10.5厘米、宽6厘米、厚2.5厘米的锦盒内，正面用中文镌刻着“杭州市钥”四字，背景是西湖三潭印月的图案，背面镌刻中文“杭州市荣誉公民司徒雷登先生”和“市长周象贤赠”19字，下方镌“民国三十五年十月十九日”11字。

在所有有关司徒雷登的材料，包括他本人撰写的回忆录的译本中，都说司徒雷登被授予的是“杭州市荣誉市民”称号，而这把金钥匙却清楚地镌着中文“杭州市荣誉公民”的字样，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笔者经查《辞海》《现代汉语词典》等相关词语工具书，发现“市民”和“公民”的用法是有区别的。市民，是指某个城市的居民；公民，则指具有或取得某国国籍，并根据该国法律规定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人。一般而言，“荣誉公民”的授予主体是国家，而“荣誉市民”的授予主体是国家中的城市。近者，以色列政府授予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救了2000多名犹太人生命的中国前驻奥地利维也纳总领事何凤山为以色列国“荣誉公民”即为一例。

其实，在英文中，公民和市民两词的差别并不太大，均可以用citizen来表示。citizen的第一个释义是公民，第二个释义是市民（另有townsfolk也可作市民讲，司徒雷登在其回忆录的英文版中，用的是honorary citizenship）。看来，留美出身的周象贤市长向市参议会推荐授予司徒雷登为杭州市“荣誉公民”称号，似乎更具法律概念，可能也是该市在尝试进行“公民社会”教育的一种实践。

亲历授予仪式的汪坚心先生在其《杭州荣誉市民司徒雷登》一文中称金钥匙系纯金所制，长7.9厘米，厚1.5厘米，重8钱6分。实际上，据笔者近距离观察实物并测量，该金钥匙应为镀金之物，随着时光流逝，一小部分镀金的表面已经脱落，露出了里面的底色，它的正确尺寸应为长8厘米，厚1.5毫米。当然，汪先生之大作是多年以后依据亲历、亲见、亲闻所写的回忆性史料，没有实物的依托，出现微小的失误（亦可能是笔误或排字错误），本不足为奇，他的这篇文章文笔流畅，仍是很好的研究司徒雷登其人其事的参考资料。

与金钥匙匹配的杭州市“荣誉公民”证书纵39厘米，宽47.3厘米，纸本，隶书，装在咖啡色木盒内，外用隶体书“杭州市荣誉公民证”8字，证书内容如下：

兹由杭州市参议会公推司徒雷登先生为杭州市荣誉公民，此证。

杭州市市长 周象贤

杭州市参议会议长 张衡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十月十九日

铃“周象贤印”和“张衡”印，加盖方形“杭州市政府印”和长方形“浙江省杭州市参议会关防印”。

司徒雷登是国民党政执时期杭州市授予的第一位荣誉公民，对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此后的1947年与1948年，杭州又陆续授予白崇禧（健生，时任国防部长）、李宗仁（德邻，时任副总统）、黄绍竑（季宽，时任立法委员）、张群（岳军，时任总统府资政）为荣誉市民。此四人与杭州均结缘。广西人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为北伐名将。白是东路军克复杭州的主将，受到杭垣民众箪食壶浆的欢迎。黄二主浙政达十年之久，政绩颇著。对于这三位桂系将领，杭人以“湖山并美，政绩长留；杭市广西，因人得缘”赞之。而四川人张群，则在民国初年浙江军政府成立之时，即以参谋之职与杭州结缘。

七、传道与游湖

基督教传入杭州以后，传教士和信徒们建了很多教堂。与司徒雷登有关的，除了天水堂外，还有湖山堂和思澄堂。

1946年10月20日是礼拜日，也是司徒雷登来杭的第三日上午。他在下榻的招待所接待了一对信仰基督教的青年情侣，男的是之江大学学生钱润寰，女的是圣玛利亚中学学生薛沛莹，这次慕司徒雷登大名而来，是请司徒雷登作他们的证婚人。平时接触燕京大学众多年轻人的司徒，面对这对恋爱中青年男女的请求，当即允诺，并与两人一同驱车前往湖山堂。

湖山堂位于法院路1号，为美国基督教南长老会牧师贝恩德为纪念其友司徒尔牧师捐款所造，于1920年建成开放，由属于美国基督教南长老会的中华基督教浙江大会管理。在此举行的堂会活动甚多，影响也日趋扩大，成为当时杭州基督教徒活动的中心。抗战爆发后，湖山堂被日军占作健身房，堂会活动被迫中止。抗战胜利后才恢复活动。

在湖山堂，司徒雷登登上圣坛讲道，他引用了孔子在《论语》中所讲的话：“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拉近了和大家的距离。

在与众信徒共进圣餐后，他为两位新人证婚，祝他们白头偕老，幸福美满。13时30分，他又由青年会总干事王揆生陪同，来到了迎紫路（今解放路）丰乐桥畔的思澄堂。

思澄堂是1924年为纪念基督教牧师张澄斋而修建的，张澄斋之子张宝庆率先捐款一万银圆，募捐五万银圆，1927年建成。这是一座三层砖木结构的中西合璧式建筑，建筑外观具有中国特色的屋檐翘角和门窗，而内部却呈西洋风格，从二楼、三楼任何角度都可看见一楼的布道台，从高处俯看思澄堂，整体建筑平面呈一个巨大的十字架，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思澄堂一度成为人们躲避日军迫害的避难所。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思澄堂为日军所占，改作所谓的“中日文化馆”。直至抗战胜利，才回归教会。

司徒雷登在思澄堂与教友们进行了餐聚活动。

10月20日下午，司徒雷登在稍事休息后，与他的随员们从下榻的外宾招待所步行到西湖昭庆寺码头，他要在这里上船游西湖。

昭庆寺的堤边停着三只游船，中间的那只船舱额上书有“逸庐”二字，司徒雷登即乘坐这只船。杭州市市长周象贤以东道主的身份兼作导游，陪同司徒雷登一行泛舟湖上。同在一船舱内，陪同的还有经他证婚的那位薛沛莹小姐等女宾。

有了年轻人在旁，船舱内顿时欢笑声不断，有人唱起了燕京大学的校歌：“雄哉，壮哉，燕京大学，轮奂美且崇。人文荟萃中外交孚，声誉满寰中……”

船离岸了，向着湖中的湖心亭与三潭印月（小瀛洲）驶去。在“西湖十景”之一的三潭印月，司徒雷登信步来到“曲径通幽”门洞前，指着这四个字用中国话对周象贤说道：“康有为写的。”1898年康有为发动维新变法运动时，司徒雷登正在美国潘托普斯学校任教，维新变法的消息很快传到美国。康有为与他的弟子梁启超立即成了公众人物。晚年，康有为曾隐居西湖丁家山，并筑人天庐为居所。

游船在西湖的湖面上荡漾，此时已是夕阳西下，而司徒雷登少年时“耍子”过的雷峰塔塔影横空之景，已不复存现。面对雷峰塔遗址，他说了一句：“缺了这塔，西湖也变了样！”

关于雷峰塔及其倒塌，时人均有记载。燕京大学毕业生凌叔华1919年游西湖时，曾画过一幅雨后雷峰塔画作，胡适在塔倒次年（1925）作有《题凌叔华女士画的雨后西湖》的白话诗：“九百五十年的塔也坍了，八万四千卷的经也烂了。然而那苍凉的塔影，引起来的许多诗意和画意，却永远在人间了。”胡适自注：“塔倒时，砖中发现钱俶造的《陀罗尼经》，每卷首有题记，经数为八万四千，年代为乙亥。乙亥年为西历975年，距塔倒之年（1924）凡950年。”

天时渐渐暗了，华灯初上。游船停靠在西湖楼外楼菜馆的码头。楼外楼取自宋人诗句“山外青山楼外楼”，始建于清同治年间，地处孤山之阳，白堤之尾，与俞楼及西泠印社比邻而居。楼外楼又是周象贤最喜欢光临的地方，设宴招待宾客，他大多选在这里。楼外楼的名菜诸如西湖醋鱼、莼菜汤、东坡肉等都驰名中外。

司徒雷登三日行程中的最后一个晚上就是在这里赏美景、品肴馔中度过的。

八、离杭和感言

回到外宾招待所，司徒雷登接到蒋介石的急电，说要见他。

10月21日清晨，杭州市参议会议长张衡来招待所话别，并邀请司徒雷登于次年元旦或农历春节再来杭。张衡（1889—1970），字佑时，杭州人。毕业于私立浙江法政学校，是阮毅成嗣父阮性存的学生。曾任公职，后在杭州执律师业。1946年4月，由浙江省民政厅厅长阮毅成推荐为杭州市临时参议会议员；9月，当选为市参议会议长。西湖孤山之万菊亭，即为张氏及其兄倡导并参与建设。

见过张衡后，司徒雷登即驱车赴笕桥机场。沈鸿烈等在机场欢送。利用登机前的时间，司徒雷登应邀参观了空军军官学校，并即席对师生作了关于空军的重要性及和平仍需努力两个问题的演讲。

10月22日，杭州的《东南日报》、《大同日报》等报纸于头版刊登了“司徒雷登启事”：

鄙人此次来杭扫墓，承各位机关法团首长暨教友、士绅、民众竭诚欢迎招待，隆情高谊，靡深心感。兹已匆匆离杭，未克遍辞，特登报以申谢忱。

对于这短短的三日而行程却丰富多彩的“盘桓杭州”，后来司徒雷登满怀感情地写道：

值此时势艰难之际，杭州市长邀请我到我的出生地杭州市作了访问，那是一段饶有兴味和令人愉快的经历。我受到了官方的接待。他们按惯例设宴招待了我。更有甚者，政府、市民和教育机构，以及许多老朋友都给我以热忱的欢迎。我并不把这些看作是对我个人的恭维，而是把它们看作是对美国人民的深厚真挚的情谊。我相信，这种友谊不会因中美官方关系之间有一段误解和疏远而遭到破坏。访问结束时，杭州市市长授予我以该市荣誉市民称号，使我深为感动。

司徒雷登是热爱杭州这座城市的。他在这次访问杭州以后，曾经计划在1949年春天中国的清明节之际再访杭州。但是，最终却未能成为现实。为此，他在1949年4月8日这天的手记中说：

原本计划好上午离南京赴杭州，可是终于因为中共的最后通牒而打消原意，显然通牒上的言词不克到达市长方面（引者按：陈礼颂的案语谓市长指周象贤有误，据记载，周已于1948年11月辞市长职，中经陈仪主浙时的杭州市长任显群，时继任市长为周喦主浙时的俞济民）。因为他刚摇来电话告知傅泾波说，他们全体官员都已齐集机场候机待发了。

九、余论

1946年10月的杭州之行，是司徒雷登担任美国驻华大使后，继北平、上海等国民政府行政院直辖市后访问的第一个省会城市（第二个省会城市是台湾省台北市）。从行程上看，这是一次公私兼顾的访问，在三天的时间里，他马不停蹄地到过许多地方，见过许多人，出席过八场欢迎会，发表过七次演讲。而这一切，都是在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的制宪和国共两大政党的和谈大背景下进行的。

同理，杭州市暨浙江省地方当局也出于制宪大背景的考量，利用举行授予司徒雷登为杭州市荣誉公民称号的契机，来昭示他们的执政理念，而这同司徒雷登竭力主张的“美式民主”可谓是不谋而合。

当然，我们从这次访问相关媒体的报道中，也可以看到在经历八年抗战后广大中国民众对战后和平生活的祈盼。尽管，杭城欢迎司徒雷登的民众集会有不少是出于官方的组织，但其中的不少人特别是知识分子是把司徒作为调停国共争持的最佳人选来寄予希望的。事与愿违的是，历史的进程最终却是，随着国民党军攻克中共华社根据地的中心城市张家口，国共内战重开，而战端一启，隆隆的炮火声中也同时将和平的愿望彻底粉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