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范蠡有着“神”一样的存在：他早年和文种等辅佐越王勾践，称霸天下，是著名的智慧之士；当政治生涯达到巅峰之时，功成身退，辞官经商，“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号称“陶朱公”，成为天下财富的化身，商人的典范。范蠡何许人也？何以能在纷繁复杂的人生旅途中予取予求，成就如此盛名？相关的研究多注重于范蠡的智慧，而忽视了司马迁的“功劳”。笔者以为，这是《史记》对范蠡形象的“塑造”所致，体现了司马迁的财富观和商业思想，与真实的历史事实有所出入。

▲范蠡

 一、《史记》之前文献中所见的范蠡形象

范蠡，字少伯，春秋时徐人。有关范蠡的传记材料，主要见于《国语》。《国语·吴语》中关于范蠡的史料出现过两次：一次为吴王夫差杀伍子胥之后，起师北征，“越王勾践乃命范蠡、舌庸率师沿海溯淮以绝吴路，败王子友于姑熊夷”；一次为勾践询问五大夫败吴之策，范蠡作为五大夫之一，在舌庸、若成、大夫种之后进对曰：“审备则可以战乎？”王曰：“巧。”

比《吴语》更加详细记载范蠡事迹的，是《国语·越语下》。《国语·越语下》共八篇，全部与范蠡有关：

1.越王勾践即位三年而欲伐吴，范蠡劝以“持盈”“定倾”“节事”。先是，越王不听劝，最终不胜，栖于会稽。既而，听范蠡之劝，“令大夫种守于国，与范蠡入宦于吴”

2.鲁哀公九年，即越王勾践自吴返国四年，召范蠡问“谋吴”，范蠡答曰：“未可也。蠡闻之：‘上帝不考，时反是守。’强索者不详。得时不成，反受其殃。失德灭名，流走死亡。有夺，有予，有不予，王无蚤图。”

3.返国第五年，越王勾践再召范蠡问“谋吴”事，范蠡答曰：“人事至矣，天应未也，王姑待之。”

4.返国第六年，越王勾践三召范蠡问“谋吴”事，范蠡对曰：“逆节萌生，天地未形，而先为之征，其事是以不成，杂受其刑。王姑待之。”

5.返国第七年，越王勾践四召范蠡问“谋吴”事，范蠡对曰：“天应至也，人事未尽也。王姑待之。”“夫人事必将与天地相参，然后乃可以成功。”

6.鲁哀公十六年九月，越王勾践五召范蠡问“谋吴”事，范蠡对曰：“微君王之言，臣固将谒之。臣闻从时者，犹救火、追亡人也。蹶而趋之，唯恐弗及。”“遂兴师伐吴，至于五湖。”当“吴人闻之，出而挑战，一日五反”时，越王弗忍，欲与之战，范蠡以“得时勿怠，时不再来，天予不取，反为之灾。赢缩转化，后将悔之。天节固然，唯谋不迁”为由，劝越王勿与之战。

7.双方相持了三年，吴王派大夫王孙洛抵会稽求和，范蠡以“臣闻之，圣人之功，时为之庸。得时弗成，天有还形。天节不远，五年复返，小凶则近，大凶则远”等语，力谏越王弗许。最终，越王勾践灭吴。

8.越灭吴，返至五湖，范蠡向越王勾践辞行，“遂乘轻舟以浮于五湖，莫知其所终极”。越王“命工以良金写范蠡之状而朝礼之，环会稽三百里者以为范蠡地。曰：‘后世子孙，有敢侵蠡之地者，使无终没于越国，皇天后土、四乡地主正之。’”

无怪乎王子今先生说：《国语·越语下》简直可以看作一部《范蠡传》，或者《范蠡图吴伐吴灭吴本事》。

《国语》之外，言及范蠡事迹较多的先秦典籍尚有《墨子》《韩非子》《战国策》《吕氏春秋》诸书。

《墨子·所染》篇记载：“越勾践染于范蠡、大夫种。此五君者所染当，故霸诸侯，功名传于后世。”《墨子·非儒下》云：“孔子乃恚，怒于景公与晏子，乃树鸱夷子皮于田常之门。”后来一般认为“鸱夷子皮”是范蠡经商时所用的号。成书于战国后期的《韩非子·解老》记载：“夫弃道理而妄举动者，虽上有天子诸侯之势尊，而天下有猗顿、陶朱、卜祝之富，犹失其民人而亡其财资也。”《战国策·秦策三·蔡泽见逐于赵》也记载：“范蠡知之，超然避世，长为陶朱。”

吕不韦及其门客所编的《吕氏春秋》卷二《当染》篇中提到了范蠡“越王勾践染于范蠡、大夫种。此五君者所染当，故霸诸侯，功名传于后世”，与前引《墨子·所染》篇的记载一致。卷四《尊师》篇记载有“越王勾践师范蠡、大夫种”，或是沿袭《墨子》《国语》等书。卷十四《孝行览·长攻》中还记载越国发生了大饥荒，越王召范蠡谋，范蠡建议越王“重币卑辞以请籴于吴，则食可得也。食得，其卒越必有吴”。结果，吴王不听大臣伍子胥的劝谏，借给了越国粮食，丧失了一个灭越的好机会。再后来，“不出三年而吴亦饥，使人请食于越，越王弗与，乃攻之，夫差为禽”。这是文献中记载范蠡被称为“陶朱”的开始，说明范蠡富贾的形象在战国后期就已经开始出现了。

综合以上文献记载，我们不难发现，范蠡在先秦典籍里的形象主要是一位智谋之士：他同文仲（也作文种）等人一起，为越王勾践出谋划策，称霸天下，是越王勾践称霸天下的功臣；其前后言论表现出来的，也多是政治哲学和军事哲学色彩，并没有单独涉及商业方面，更没有关于经商的实践。《墨子》《韩非子》书中开始出现了“鸱夷子皮”“陶朱”的称呼，但并没有明说就是范蠡其人。

 二、司马迁对范蠡“富者”形象的塑造

继《国语》之后，更加翔实记载范蠡事迹的是西汉司马迁的名著《史记》。《史记》里有两篇写到了范蠡的生平事迹。其中，《越王勾践世家》是记叙越王勾践称霸事迹的专篇：“勾践困彼，乃用种、蠡。嘉勾践夷蛮，能修其德，灭强吴以尊周室，作越王勾践世家第十一。”范蠡是辅佐越王勾践称霸的功臣，自然是要浓墨重彩书写的。

《越王勾践世家》有关范蠡的记载分两个部分：一是范蠡辅佐越王称霸的事迹。这部分汲取了《国语》中的主要内容，较为完整地勾勒出了范蠡辅佐越王勾践灭吴的事迹。前引《国语·越语下》所记的八条内容，在《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中皆有体现，但比《国语》的记载更加丰富、形象。例如，记载范蠡去越一事，《越王勾践世家》作如下描述：

勾践已平吴……范蠡遂去，自齐遗大夫种书曰：“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种见书，称病不朝。

接着又记叙道：

范蠡事越王勾践，既苦身勠力，与勾践深谋二十余年，竟灭吴，报会稽之耻，北渡兵于淮以临齐、晋，号令中国，以尊周室，勾践以霸，而范蠡称上将军。还，反国，范蠡以为大名之下，难以久居，且勾践为人可与同患，难与处安，为书辞勾践曰：“臣闻主忧臣劳，主辱臣死。昔者君王辱于会稽，所以不死，为此事也。今既以雪耻，臣请从会稽之诛。”勾践曰：“孤将与子分国而有之。不然，将加诛于子。”范蠡曰：“君行令，臣行意。”乃装其轻宝珠玉，自与其私徒属乘舟浮海以行，终不反。于是勾践表会稽山以为范蠡奉邑。

这与《国语·越语下》的记载略有出入，虽然大意相同，但内容更加丰赡，范蠡的形象也更加丰满。接着，司马迁笔锋一转，写到了范蠡离开越国之后的事：

范蠡浮海出齐，变姓名，自谓鸱夷子皮，耕于海畔，苦身勠力，父子治产。居无几何，致产数十万。齐人闻其贤，以为相。范蠡喟然叹曰：“居家则致千金，居官则至卿相，此布衣之极也。久受尊名，不祥。”乃归相印，尽散其财，以分与知友乡党，而怀其重宝，间行以去，止于陶，以为此天下之中，交易有无之路通，为生可以致富矣。于是自谓“陶朱公”。复约要父子耕畜，废居，候时转物，逐什一之利。居无何，则致赀累巨万，天下称“陶朱公”。

这是《国语·越语下》所未见的关于范蠡后半生的人生轨迹。其中的“鸱夷子皮”，历代注释家一般认为即《墨子·非儒下》中的“鸱夷子皮”；“陶朱”亦即《韩非子·解老》《战国策·秦策三》中的“陶朱”。这段话告诉我们范蠡去越以后的后半生经商致富的经历，以及范蠡对于财富的态度。一个经商致富的范蠡形象跃然纸上。

这还不算完。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司马迁又写到：

范蠡既雪会稽之耻，乃喟然而叹曰：“计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于国，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于江湖，变名易姓，适齐为鸱夷子皮，之陶为朱公。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乃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故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后年衰老而听子孙，子孙修业而息之，遂至巨万。故言富者皆称陶朱公。

这段话不见于《越王勾践世家》。从文法上讲，这段话与上面的那段互相补充，体现了《史记》一贯的互文笔法。就范蠡研究的材料而言，这段话则体现了范蠡经商的指导思想——“计然之策”。在同篇中，司马迁还详细记载了“计然之策”的具体内容：

计然曰：“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故岁在金，穰；水，毁；木，饥；火，旱。早则资舟，水则资车，物之理也。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夫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未俱利，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积著之理，务完物，无息币。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

关于计然，《史记集解》引徐广曰：“计然者，范蠡之师也，名研。”“计然之策”因之成为后来学者研究范蠡商业思想或经济思想的重要依据。也就是说，通过司马迁笔下的《越王勾践世家》和《货殖列传》，范蠡富商的形象丰满了：既有丰富的从商经历，又有系统的商业思想；范蠡的智慧不仅体现在政治上，也体现在经商上。后世关于范蠡的“富者”形象，莫不根源于此。范蠡也因之成为中国历史上弃官从商、功成身退的典范，成为中国历史上商人的典型。

然而，《史记》中关于范蠡的材料来自何处？目前还没有合理的解释，就连《史记》中提到的“鸱夷子皮”“陶朱”，也还没有材料能说明司马迁是否因袭了《墨子》《韩非子》《战国策》中的记载。在诸多先秦典籍中，《左传》被认为是史料价值最为可靠的一种，其中记载了吴越间几十年的争斗，这是有关吴越史事的最早记录，但是《左传》中却并无范蠡其人。《国语·越语下》可以看作一部《范蠡传》，但《国语·越语上》却对范蠡只字未提。这不能不让人对《国语·越语下》和《史记》的记载产生疑问。清人梁玉绳就质疑《越王勾践世家》中“于是勾践表会稽山以为范蠡奉邑”一节“蠡已去越，何奉邑之有？”至于范蠡中子杀人一节，更是“必好事者为之，实非也”。清末大儒孙诒让也认为《货殖列传中》范蠡亡吴后，“变易姓名，适齐为鸱夷子皮”的记载从时间上推算，与史不合，与“庄周所言孔子见盗跖无异，真齐东野人之语也”。

20世纪70年代，随着马王堆帛书的出土和研究，《国语·越语下》的断代被定为战国中前期，并且把范蠡划归为黄老道家一派。基于此，有学者认为司马迁笔下的范蠡实际上是道家学派“借以宣传其理论主张的一个传声筒”，“《越语下》大约出自战国后期的黄老学派之手，是为了宣传黄老思想而塑造成的活标本，因此作品对范蠡充满赞颂之情，就如同《战国策》出于纵横家之手，所以其文章对张仪、苏秦、苏代等都一例加以鼓吹、颂扬一样。”换言之，范蠡的形象是被塑造出来的。近年来，又有学者在此基础上，把《国语·越语下》与《史记》做了对比研究，认为《史记》中的范蠡，“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后人的塑造，而非史实”，是一个“被塑造出来的理想人物”。我们以为这个结论是合理的。也就是说，范蠡的“富者”形象极有可能是被司马迁塑造出来的。

 三、范蠡的“富者”形象体现了司马迁的财富观和商业思想

司马迁为何要塑造一个“富者”范蠡的形象呢？以往学者往往着眼于其功成身退的典范作用，而忽略了其经商致富形象与司马迁本人经世致用思想的联系。事实上，司马迁撰《货殖列传》塑造一个“富者”范蠡形象，意在为商人树立一个典型，体现了其财富观和“富道”，是其“通古今之变”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古代的商人起源于何时，目前学术界尚没有一致的认定，但可以肯定的是，在春秋早期就有人以商贸为业了。春秋战国之交，社会变革剧烈，“工商食官”的局面被打破，一个崭新的商人群体——自由商人阶层开始形成。《史记·货殖列传》中的范蠡、子贡就是其中的代表。但无论是春秋时期，还是战国时期，商人的群体地位始终不高。秦商鞅变法时，为了抑制商人与国争利，还曾大力抑商，宣扬“农之用力最苦，不如商贾技巧之人。苟能令商贾技巧之人无繁，则欲国之无富，不可得也”。

汉兴，“天下初定，复驰商贾之律”，“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以至出现了“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的大商人。据说，汉武帝时，“富商大贾或滞财役贫，转毂百数，废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给”。此时商人群体的地位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但物极则必反，商人利益的过度膨胀必然导致其与政府争利，影响国家财政收入，进而加剧与政府间的矛盾。所以，当汉武帝抗击匈奴，维护国家统一，经费短缺时，就面临着如何破解商人与政府争利，增加政府收入，缓解财政困难的困局。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现实课题。司马迁著《史记》，旨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自然是不会忽略这一问题的。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说：“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作《货殖列传》第六十九。”这是他作《货殖列传》的目的。在《货殖列传》中，司马迁又重申：“请略道当世千里之中，贤人所以富者，令后世得以观择焉。”“采”也好，“观择”也好，都是为当政者提供借鉴的。也就是说，他撰《货殖列传》的目的，意在总结历代货殖之人（商人）的经验，为治国者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法。

但是，历代的商人何其多也，总不能把所有的商人都收入《货殖列传》吧？这就有一个如何取舍的问题。取舍的标准就是前引《太史公自序》中的“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按照这个标准，入选《货殖列传》的商人首先得是“布衣匹夫之人”而非贵族之辈；其次，在经商过程由不能“害于政”“妨百姓”；再次，还要懂得“取与以时而息财富”的经商谋略。

司马迁确定的这个标准，并非凭空想象，心血来潮，而是基于其财富观和“商道”的。在司马迁看来，人们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追求财富。“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也。”“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人富而仁义附焉。”财富可以使君子“好行其德”，可以使小人“以适其力”。但追求财富的途径是有上下之分的，农、工、商、贾都是求富益货，但层次上不同：“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司马迁《货殖列传》中所收录的商人，致富途径各有不同，但无一是“奸富”。其中的汉初商人，更是所谓的“当世千里之中”富起来的“贤人”，是“其章章尤异者也”。与之相对的，那些“有爵邑奉禄弄法犯奸而富”“为权利以成富”者，是司马迁所反对的，因而也不会出现在《货殖列传》中。正如李埏先生所说：司马迁作《货殖列传》是“为了表彰‘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又能‘取以与时，而息财富’的良贾，以风动激励商贾的智者，俾有所采择效法”。诚哉斯言！

仔细考察《史记》中所有的商人，我们会发现，范蠡的形象是最符合司马迁标准的：

第一，从社会身份上看，范蠡经商致富时是标准的“布衣匹夫之人”。范蠡在去越之前，曾是越王勾践的重要谋臣，但适齐之后，“变姓名，耕于海畔，苦身勠力”，已降身布衣匹夫，最终通过“父子治产，居无几何，致产数十万”。这不是典型的“布衣匹夫之人”致富吗？居陶期间，“居无何，则致赀累巨万”的范蠡，身份仍然是布衣。

第二，《越王勾践世家》两次记载了范蠡经商致富的事迹，一是去越迁齐，一是自齐迁于陶。前者“父子治产”而富，后者“父子耕畜，废居，候时转物，逐什一之利”而富，从经商行为上看，二者既没有“害于政”，也没有“妨百姓”，完全符合司马迁所说的“不害于政，不妨百姓”的原则。

第三，范蠡的经商谋略具备了“取与以时而息财富”的特点。所谓“时”，一是时势之“时”，即适宜经商的形势。范蠡居陶致富，“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此即取之“以时”。在齐致富，齐人闻其贤，拜之为相，范蠡认为“居家则致千金，居官则至卿相，此布衣之极也。久受尊名，不祥”，遂散尽家财，此乃“与以时”。二是时序之“时”。范蠡“乃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集解》引《汉书音义》曰：“逐时而居货。”《索隐》引韦昭云：“随时逐利也。”总之，范蠡无论在“取”还是“与”的过程中，都很好地把握了“时”。这也是他能“致产数十万”“致赀累巨万”的重要原因。

综观《货殖列传》中的其他商人，还有哪一位商人的形象比范蠡更符合司马迁的这三条标准？显然，在司马迁的笔下，范蠡扮演了一个商人典型的角色，具有示范的意义。这也正是司马迁称范蠡为“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的缘故。1928年冯开在为宁波商人董杏生所作五十寿序中说：“太史公传《货殖》，必归美于贤人之富。而所谓贤人者，必推本于好行其德。”可谓是对司马迁之意最为精到的诠释，亦可见司马迁撰《货殖列传》的历史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