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落在梅登高桥东侧的杭州体育馆（原浙江省体育馆），也就是民间所称的“船形馆”，原本应该是杭州黄龙体育中心内的主要建筑，后来怎么会来到梅登高桥旁的呢？原始档案中留有如下记载——

省会杭州：没有一座体育馆

1950年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前，权威媒体发布毛主席“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题词，大大推升了人民群众参加体育运动的热情，群众性体育活动开始普及，各省各类竞技体育赛事日趋增多。

浙江当然也不例外，省会城市杭州年年都有大型体育赛事活动，如：1951年11月浙江省第一届人民体育运动大会、1952年9月浙江省民族形式体育大会、1953年杭州市首届工人体育运动大会，1954年浙江省第二届体育运动大会……

随着各类体育赛事的举办，杭城缺少体育场所的问题明显展露了出来。1956年5月，时任浙江省体育运动委员会（以下简称省体委）副主任、浙江师范学院体育科主任的舒鸿，在杭州市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呼吁：“我们杭州是国内闻名的城市，需要有一个像样的体育场所（包括体育馆和游泳池）。我希望市人民委员会立即着手规划与确定体育场的建设。体育场的地点要适当，交通要方便，还要考虑在各城区建立简易的田径场。”

在随后召开的浙江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蒋新代表也作了这方面的发言：“杭州是一个国际有名的风景名胜地，国际上许多人士和代表团体育队到中国的时候，就要来杭州一游，如苏联体操代表团、民主德国体操代表团、匈牙利足球队等都曾到过杭州，但限于设备条件，他们不能举行表演和比赛，这就是一种损失。最近天津市篮球队来杭州比赛，他们的技术很好，但亦限于座位少，不能容纳较多的观众，因此使许多人得不到观摩机会，群众就有意见，许多外来的体育队到杭州以后，都说杭州的体育运动场地设备这样少，还没有体育馆，倒是意料不到的，都感到这是美中不足。”

当时的实况是：省会杭州只有一个1949年接收的民国浙江省立体育场，面积仅为120余亩，里面并无像样的公共体育馆！

目标宏大：建造大型体育中心

那时，杭州洗马桥东侧有一座占地范围较大的民国时期屠宰场旧址，今天的武林门民航售票处、杭州剧院、杭州大厦A座等多座现代建筑都坐落在该屠宰场内。

省体委出手不凡，计划在屠宰场旧址一带征地750亩，建造一处大型的体育中心，其中包括体育馆、游泳馆、田径场、篮球场、排球场等等。

考虑到工程巨大，投资较多，省体委计划采取分年度、分阶段逐步建成这一项目。1956年10月，省体委打报告（浙体财字第43号）给国家体委，请求拨款120万元，先在屠宰场旧址东侧建造一座体育馆，以后再逐年申请其他场馆的建设资金。

不料，国家体委当年给出了这样的回复：“1956年10月31日浙体财字第43号要求拨款120万元建设杭州市体育馆的报告已悉，明年国家开支要紧缩，体育事业经费投资困难。如确有必要，你委可考虑用现有资金356000元，在取得省人民委员会同意后建设一个范围较小的体育馆。”

接到国家体委的回复后，省体委又于当年12月1日向浙江省人民委员会（以下简称“省人委”）打了专题报告，希望将建造体育馆的资金增加到50万元，在杭州屠宰场以东地区（现在武林广场一带）兴建一座能容纳2000名观众的小型体育馆，以解燃眉之急。

但此事后来出现了新情况。

曾担任省体委副主任的胡玉书，撰有如下一段三亲史料：

我1978年到浙江省体委后，听原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安羽讲过，上个世纪50年代，在时任浙江省委书记江华的陪同下，周恩来总理曾亲临黄龙洞一带。当时这里还是一片杂乱的农田与村庄。总理高瞻远瞩地表示，以后经济好了，城市变大了，这个区域最适合建设体育中心。（胡玉书《难忘在黄龙体育中心的那些年月》）

这大概就是浙江体育中心转到黄龙方向的重要原因吧！1957年12月6日，省人委以浙计字第2755号文“批准投资130万元在杭州市黄龙洞建体育馆”。省体委的同志在参观了长沙新建的体育馆后，认为：“在原定规模（3500观众）不变的情况下，初步设计时投资额可控制在60万元之内”。

省人委的这份文件表明：最迟在1957年12月底，建造浙江体育中心的大目标已被定在黄龙洞一带（那时叫黄龙体育公园），而首个建造项目仍是体育馆，建设资金“控制在60万元之内”。根据省人委文件精神，杭州市建委为省体育馆、省体育场预留了黄龙洞附近500余亩土地。

进入1958年，浙江省工业设计院拿出了采用新型圆顶薄壳的体育馆设计方案，建设费用的确可以控制在60万元。然而，好事多磨！由于这种新型圆顶薄壳的体育馆设计方案对地基的要求相当高，而黄龙洞预留的体育馆馆址地块难以承载这样的建筑，如果投资增强地基耐力，花费又颇巨大。

▲圆顶薄壳的体育馆建筑模型图

体育馆是黄龙体育公园的主体建筑之一，所以，省体委曾提议将馆址移到靠近黄龙洞山麓旁（今天的浙江图书馆一带），同时，也曾考察了万松岭、红门局等地块，甚至一度还把目光投向民国时期留下的那个省立体育场内。然而，最终也没能让设计图纸中的新型圆顶薄壳体育馆，成为现实生活中的建筑实体。

从1959年到1961年，我国遭遇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国民经济比例关系遭到破坏，农业大幅度减产，市场供应紧张。为了战胜困难，1961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批准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适当调整国民经济各方面的比例关系，主要是调整农、轻、重之间的比例关系，压缩基本建设规模，很多工程都因此暂缓建设，浙江省体育馆项目也被就此叫停。

在建设工程暂停的岁月里，省体委创建体育中心的工作并没有停止，而是在纸面上继续推进：一方面调整深化黄龙洞体育公园的整体建设方案；另一方面继续邀请相关设计部门提供体育馆新的设计方案。

1965年，省工业设计院在原国家建委建筑科学研究院的协助下，又一次拿出了优化升级体育馆的设计方案，也就是后来被称为“船形馆”的方案。

这个方案的特点是：一、打破了当时国内已建比赛大厅主要是矩形和圆形的局面，首次选定了椭圆形平面比赛大厅。二、选用了能大大减少空间体积、充分利用场内空间较高的两端作为看台，从而降低造价的马鞍形悬索屋盖结构。三、采用了国产高强度钢绞线使承重杆件达到最省。四、解决了体育馆内部不出现一根柱子的难题。更重要的是：这个“船形馆”建筑对馆址的地基要求不高。

▲“船形馆”的建筑模型图

此时，省体委已经在连续3年中争取到了258万元的基建投资指标，于是，再次向省人委递交了建造体育馆的申请。1965年12月21日，省人委以民征字110号文件批准：“同意在黄龙洞征用旱地59亩建设省体育馆。”

至此，万事齐全，只欠东风——就等开工典礼的消息了。

十天之后：“船形馆”告别黄龙

1965年12年31日，即10天之后，省体委又收到省人委最新文件（委秘字第368号）。该文件说“经过再次研究，为了节约耕地，确定（省体育馆）建在杭州市体育场路外语学院西面操场”。

“外语学院西面操场”，全称应该是“杭州大学外语学院西面操场”即今天“船形馆”所在地块。可见，原先规划中的黄龙体育公园中的主要建筑——体育馆，正是由于这份文件的下发而告别黄龙。

显然，“同意在黄龙洞征用旱地59亩建设省体育馆”的文件下发后，省人委主要领导又专门开会研究了此事，并改变了原来的决定，作出了新的决定，理由只有简单的四个字“节约耕地”。

笔者是在阅读了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在1962年4月29日在全省人武会议和整编会议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后，才掂量到这四个字的真正分量。

江华在“讲话”中首先披露了如下数据：

从1958年以来，全省耕地面积减少300万亩，其中粮地面积减少200万亩；粮食总产量，1957年153亿斤左右，1961年130亿斤左右，减少23亿斤。经济作物也是减产的。棉花，1957年82.8万担，1961年77.2万担；络麻，1957年285万担，1961年168万担；油菜籽，1957年133万担，1961年63万担；蚕茧，1957年48.7万担，1961年22万担；茶叶，1957年46万担，1961年25万担。

……

由于粮食、经济作物减产，上调任务增加，城镇人口增加，就不能不影响人民的生活水平。光从吃的方面看，1957年以前，浙江每人每年平均口粮500斤，现在降到360——380——400斤；猪肉，从每人每年11斤下降到2.2斤；鱼，从每人每年26斤下降到20斤；食油，从每人每年2.5斤下降到1斤。穿的方面，棉布从每人每年2.8尺下降到2.6尺；针织品，从0.26尺下降到0.15尺。（《党的光辉照征程——为创建新浙江奋斗纪实》，浙江文史资料第六十九辑）

以上数据揭示了“三年困难时期”（1959—1961），浙江遭遇严重经济困难的实况。如何迎战困难，恢复农业生产？浙江当时确定的一个重要目标是：恢复到1957年粮食总产量153亿斤的标准（即在1961年130亿斤的基础上再增产20多亿斤粮食）。对此，江华当时曾作过这样的估计：“就全省来说，估计需要5年的时间。在5年中，并不是年年增产，起码打算两年平年，一年丰年，两年歉年，留有余地好。每年平均增产5亿斤粮食，那是大慈大悲、谢天谢地了。”

不过，在省人委的高度重视下，1963年和1964年，浙江农业的年总产粮都突破了1957年153亿斤的目标。显然，只有守住耕地，重视农业，才能保持住农业的恢复态势。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征用农田就成了领导心目中特别慎重的大事。

当年，黄龙洞一带的成片土地都属于基本农田，种植的是水稻、棉花、络麻。前后相隔仅仅10天，省人委再次下文，否决了原先“同意在黄龙洞征用旱地59亩”的批文。这份历史文件，尤其是文件中的四个大字“节约耕地”，见证的是：当年浙江主要领导对恢复农业生产的高度重视，对基本农田的特别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