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径中径又径》这个题目是我从清末张师诚居士（？－1892）那里借用来的。张居士曾编有一本题为《径中径又径》（四卷）的书，收在《卍续藏经》第62册。那么，张师诚究竟是何许人也？其所编的书名听起来挺奇怪挺神秘的《径中径又径》又是什么秘籍呀？且听他的同乡许净中对其人其书的介绍：

吾乡张兰渚先生，字心友，讳师诚，居湖州归安县。父梦日轮照窗，寤而生师。母早故，事父以孝闻。少年登科第，历任封疆，为江苏巡抚。见苏城杀业甚伙，屡出示劝戒；遇放生河等处，必严捕鱼之禁。署中不晏客，不杀生。已而长斋奉佛，栖心净土，自号“一西居士”。择前贤净土论说，辑《径中径又径》一书，后附“净土歌咏”，其自作数十首，最为警切。

可见张师诚是个虔诚的佛教徒，且崇信净土法门，而为了更好地总结和宣扬净土法门，他乃“择前贤净土论说，辑《径中径又径》，并自为之序”，并在这个自序中介绍了为什么要把这么一本可以看做是净土法门佛法大全的书取名为《径中径又径》，他说：

莲池大师有曰：“持名一法，是为径路之中径而又径。”谨取以改编名，仍付剞劂，用作法施。

原来，这“径中径又径”也不是张师诚居士发明的，而是明末高僧莲池大师（1535－1615）的说法。莲池大师乃是“净土宗八祖”，在他看来，净土宗的持名念佛，作为佛教的一种修行方法，“是为径路之中径而又径”，意思就是最为简便直截的。如果想要进一步了解其中的细意，不妨看一下下面这段解释：

莲池大师说，所谓径路修行，路小而捷就称为“径”。“小”是比喻念一句佛号极简易，“捷”是比喻念佛成功之迅速。善导大师有偈说：“唯有径路修行，但念阿弥陀佛。”所以说，通过其他的法门学道，称为“竖出三界”。念佛往生，称为“横出三界”。比如虫子在竹中，竖出要节节打通，很难。横出则可在短时间内，从旁咬破得出。其他法门比起念佛一法，则念佛要快速多了！念佛又有多门，如“实相念佛”等四种，乃至“万行”“回向”等。实相之佛，虽说人人本来具有，然而众生业障深重，能解能悟的人极少。下面的几种方法也有一些弊病，例如，“观像”：一旦没有了像，也就什么都没有了，因而形成间断。“观想”：人们的心很粗糙而境界却非常精细，妙观很不容易形成。“万行”：则所作繁多，重处偏坠。只有持名一法，简要直捷。只要能念念相续，就得往生，即是古人所说的“但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这样虽然不追求实相，而与实相契合！所以念佛是修行径路，而持名念佛又是径路中的径路。

“径”在汉语中的原意是“小路”，并引申出“直捷”之义，如“径直”“捷径”等。我们都知道，在现代，开车在大路尤其是高速路上走比较快捷，有时甚至宁愿绕远一点上高速也要比走路程相对较短的普通公路能够更快地到达目的地。然而，在主要靠步行的古代，小路往往因为在几何上比较直所以是到达目的地最短的路，我们通常所谓的“抄近路”实际上就是“走小路”，也就是说走小路比较快捷，从而作为“小路”的“径”也就有了“直捷”的含义。以“小路”和“直捷”这两个含义为切入点，慧眼独具在佛言佛的莲池大师又赋予“径”以佛教的含义，即“所谓径路修行，路小而捷就称为‘径’。‘小’是比喻念一句佛号极简易，‘捷’是比喻念佛成功之迅速”——有一代佛学大师的这么一个解释为依托，杭州的径山也就俨然可以称为“佛山”了。虽然莲池大师对“径”的佛学解读是基于特定的净土宗语境，但是处处讲求圆融的中国佛教乃是“有宗无派”的，因为反正都是佛，又何必要分那么清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对照着莲池大师对“径”的佛学解读，杭州的径山自然也就显示出了“佛山”的含义，尽管此山的佛教传统是禅宗而不是莲池大师据以解释“径”的净土宗。

杭州的径山

位于杭州城西北约50公里处的径山确实是一座在中国佛教史上久负盛名的佛教名山，而其之所以会成为一座佛教名山，皆源于唐代法钦禅师（714－792）在山上所建的径山寺。径山寺虽然在佛教极度繁荣的唐代名不见经传，但是到了偏隅一方的南宋，先是宋孝宗赐额“径山兴圣万寿禅寺”，继而又被列为江南禅宗官寺“五山十刹”之首，大有“江南第一禅林”甚至“天下第一禅林”的意思，若套用现在大学等级制的话语，就是985大学中的北大清华，其厉害可想而知。既有官方给予如此崇高地位，再加上据传茶圣陆羽（733－804）曾在径山脚下隐居并写下千古名著《茶经》以及日本僧人纷至沓来继踵前来径山寺参学，径山想不出名都难，真所谓“径中径又径，名中名又名”，“径中之径，名中之名”，名气可大着呢！然而，这名也只是历史上之名，是过去之名，现在的径山及径山寺，也早已名存实亡，成了中国佛教大家庭中一个可怜巴巴的破落户。不过，还好，“山无绝人之径”，我们现在总算还能从明代流传下来的《径山志》中去领略径山和径山寺昔日的辉煌，这《径山志》就是我们当代人通往径山的“径中径又径”。现在，你要是开车从杭州出发上高速，走得最快也到不了那辉煌的径山，只有沿着《径山志》中的“径中径又径”才能到达那里。

▲《径山志》

明代《径山志》由李烨然删定，经徐文龙、陈懋德审订，最后由宋奎光辑录，共十四卷，每卷所收内容如下：

卷一：列祖开山起至第七代，十方主持一代起至十四代；卷二：列祖十五代起至四十代；卷三：列祖四十一代起至八十代，列祖补遗忘，附法侣；卷四：制敕，序文；卷五：序文；卷六：塔铭，塔铭补遗；卷七：碑记，游记；卷八：书启；卷九：偈咏；卷十：名什；卷十一：外护；卷十二：殿宇，静室；卷十三：名胜，下院；卷十四：古迹，寺产，纪事。

我们现在来看其中的卷七。卷七共收录“碑记”十六篇和“游记”十篇，这十篇“游记”依文中排列次序分别为：蔡襄的《记径山之游》、慎蒙的《游径山记》、王在晋的《游径山记》、张京元的《游径山记》、吴之鲸的《径山纪游》、李縠的《游径山记》、黄汝亨的《径山游记》、马用锡的《游大安寺记》、吴伯与的《游径山记》以及陶奭龄的《径山游记》。从这些游记中我们可以得知“径山”之名的由来，比如慎蒙的《游径山记》开宗明义曰：

尝读《武林志》，谓径山者，往天目则在所必由之径，古曰“径山”；又以此径于余杭、临安两县为会通，故以“径”名。

又，王在晋在《游径山记》中说：

武林之属多佳山水，而余杭之有径山称最胜。东西两天目，山高插天。水因山曲折，浸为巨源，若两目然，故曰“天目”。入两目以是山为径路，山遂以“径”名。

可见径山之所以名为“径山”，乃是因为这座山是从武林（今杭州）出发前往临安县（即今临安市）东西两天目山必由之捷径，这在黄汝亨的《径山游记》和张京元的《游径山记》中说得更为明确，其中前者曰：

径山在临安北三十里，东西天目通山之径也。

后者曰：

径山者，两天目之径也，在余杭西，比境去武林百里。

虽然就其原义而言，径山之“径”乃是通往东西天目山之径，但此径显然也是通往径山自身之径，这就好比我们现在从上海乘高铁到北京要经过济南，而到北京的高铁自然也就包括了到济南的高铁。当然，诚如前文所已言，径山之“径”并不是高铁，而是小路，这样的“小路”在主要靠步行的古代或农村比较常见，当然在现代城市里也不是没有，比如在街头绿化带以及校园的草坪上我们就可能会看到这样的“小路”。当然，现代城市里本是不应该有“小路”的，城市里的“小路”都是违规走出来的，因而毫无美感可言，但是乡间的“小路”可就不一样了，那可是一路风景，美不胜收。

径山的佛寺

《径山志》卷七所收录的那十篇游记，游主所记的除了径山优美的江南山水景致，便是“深山藏古寺”藏在径山中的一些佛寺，而“以山名寺”的径山寺则是其荦荦大者。关于这个荦荦大者径山寺，慎蒙在《游径山记》中说：“考其香火之所由建，则自唐和尚名法钦号国一者，问其师曰：‘吾欲建选佛场以卓锡，将何归？’答以‘遇径则止’。行至此山下，遇有樵者在山，问之，则以前坞为径坞，乃悟师昔所指授。少顷，又一素衣老人前而致拜：‘请师登山绝顶，入五峰之间，愿舍此地为师卓锡之所第。山有一大湫，吾家若去，此湫当洇，幸留一水穴，我将时至以卫师。’言讫，云雾晦冥，风雨骤作，及明既霁，湫水尽涸，惟一穴尚存至今。有龙井者，在本寺通道之左，其深无既，传言井泉，直通钱塘江，见于《禅家事类》。迨至宋孝宗敕赐‘径山兴圣万寿禅寺’，其额即上御书志载，楼阁几至三千，盖肇建于唐而尤显于宋也。”记得宋丹丹在小品中有句台词叫“没有绯闻的明星不是明星”，而我这里要说的是“没有传说的名寺不是名寺”，难道不是这样吗？天下佛寺，尤其是江南的佛寺，其物质层面的建筑风格及其所处的自然环境实际上都差不多，即使有差别，也只是量的差别而不可能是质的差别。在我看来，佛寺与佛寺之间的主要差别，或者说某个佛寺之所以有名，主要的不在物质而在人文，这人文就包括了与佛寺有关的传说。刚才提到的法钦和尚，也就是法钦禅师，其为建造径山寺而选址的过程就充满了神奇的宗教传说，而且这个传说既会让人联想起五祖弘忍（601－675）提醒得了他衣钵的六祖慧能（638－713）“汝须速去，恐人害汝”时所说的谶语“逢怀则止，遇会则藏”，还会让人联想起九华山有关地藏菩萨的传说，根据这个传说，唐朝时期，出家为僧、法名地藏比丘的新罗王子金乔觉（696－794）来到中国，入九华山苦修。当地人见地藏比丘住石洞茅棚，生活清苦，精神可嘉，便纷纷动员九华山山主闵公布施山地给地藏比丘建寺，这位闵公也是久闻地藏比丘之大名而心存敬仰，于是便跑去问后者需要多少山地，地藏比丘说：“一袈裟所覆盖地足矣。”闵公想一袈裟之地才有多少，就给你两袈裟三袈裟也无妨，于是就爽快地答应了。这时只见地藏比丘脱下袈裟，像撒网一样把袈裟往外一撒，谁知把整座九华山都盖住了。见地藏比丘有如此神通，再加上有言在先，闵公也只好将整座九华山都供养给地藏比丘建寺。寺建好后，有了道场，又有地藏比丘的精心引领下，九华山的佛教慢慢地就兴盛起来了。后来当地人把对九华山佛教作出巨大贡献的金乔觉地藏比丘看成是地藏菩萨的化身，慢慢地九华山也就成了地藏菩萨的道场。与金乔觉地藏比丘在九华山选址建寺的传说相比，法钦禅师在径山选址建寺的传说更具细节性，比如，王在晋的《游径山记》中就提到与此有关的一个细节，曰：

由墖崖而东为喝石岩，唐时僧法钦结庵，有白衣士求法，度为沙弥。钦指坐后石屏谓曰：“能开此乎？”叱之分为三片。代宗召法钦赴阙，赐号国一禅师。辞归杭，即其庵建寺，曰“径山”。宋开禧间，孝宗额赐“兴圣万寿禅寺”，东南胜道场，无逾此者。行过复岭，崇隆隐天，有斐绿猗，坎陷为池，方塘一鉴，湛洁如澄鲜漾碧，僧曰“放生池”。池边刻经工匠排列，雁行伏迎道左。已访铠公上人所寓静室，治蔬为供，清话移时，片语点悟，此不殊钦公三片石，恨不如白衣士立度为沙弥耳。

王在晋是独自一个人去看的“喝石岩”，而慎蒙则要幸运得多，由径山寺一个叫梅谷的和尚带着去参观了“喝石岩”。慎蒙是在隆庆二年（1568年）九月三日来到径山寺游览的，他说，他进入山门后，“有僧有号梅谷者，迎余入坐，饭毕导余由寺西而上，不数百步，则有喝石岩在焉。旧人题名尚存。‘喝石’者，盖为观音化身与开山和尚讲法，其辞颇诞，和尚微致讥诮，乃曰：‘随师指示。’祖师和尚云：‘此有顽石，汝能喝之使下乎？’乃大声喝之，其石随而下；复命喝之使上，石之随而上者如前。遂裂为三，其纹象川字。游者以丝线彻底经之，与石座无毫发沽挂，即其所语，法师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之明证也。今地名‘前喝界’，儿童妇女皆能言之，始知幻化之事，殆以神通，难以执一论也。岩之石有灵鸡冢，高可三尺许，凡师升座讲法，鸡即伫立不动，倾耳听之，讲毕，随众以散，所谓伯牙鼓琴而游鱼出听，可以互照，非妄传也。”慎蒙这个版本的“喝石岩”远要比王在晋的来得更为神奇，不但能在白衣士的呵斥下“分为三片”或“遂裂为三”，而且还能按照他的指令滚上滚下，同时其所负载的宗教神迹也更多，比如这个呵斥“喝石岩”的白衣士在王在晋那里只是个前来向法钦禅师求法的俗人，而在慎蒙笔下则成了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同时，慎蒙还讲到“喝石岩”上还有个“灵鸡冢”，当年法钦禅师就曾坐在这个“灵鸡冢”上讲经说法，引得山鸡都纷纷前来伫立听法。另外，慎蒙还告诉我们，关于这个“喝石岩”，在连地名都跟这块石头有关的当地还流传着许多不同的说法，甚至“儿童妇女皆能言之”。虽然关于“喝石岩”本身依附于“喝石岩”的林林总总的神迹传说考之无据，但这些传说的广泛流传却是实实在在地提升了与“喝石岩”有着莫大之宗教关联的径山寺在当地乃至在历史上的知名度。我没有参访过径山寺，不知道“喝石岩”现在还在不在那儿，如果还在，那可是不可多得的一个旅游景点（如果径山寺不幸被规划进旅游区的话），当然这个景点只有配以导游相应的讲解，尤其是像慎蒙那样的讲解，才能展示其旅游价值，否则也就是一块其上有三道裂缝的大石头而已，就像现在我们去游都江堰，三分看七分讲，要是不听导游讲，所谓都江堰，就是青山脚下的一个人工水道，有啥子个看头？当然，径山寺应该是比都江堰更有看头，因为径山寺即使没有这块“喝石岩”，也还有“放生池”；即使没有导游的讲解，也还有无需讲解就能看明白的许多项目，要知道，中国佛寺及其周边环境的视觉艺术向来都是丰富多彩富丽堂皇的，而且有时甚至还寺连着寺，径山寺附近就有其他许多寺，比如大安寺。在前文所提到的《径山志》所收录的十篇游记中，有一篇就是马用锡写的《游大安寺记》，且看他的所游所闻：

莅余杭之三年，为天启甲子四月维夏，偕学博宋元实氏，寻所谓双径而登焉。过化城，稍折而西，访僧无从于荒畦败址中。余曰：“安取此而结庵也。”元实曰：“此故大安寺基。”自布衲禅师开山之后，为妙喜安禅究竟之所。宋治平间，钦赐寺额，故名蓝也。无从自九峰来礼径山，已而低徊于此，谓布衲高风，岂容一坠不振，慨然思所以恢复莲社。诸公因为捐资赎产若干亩，建室若干楹，栖禅于此，行还旧观，未可量也。嗟乎！佛法隆替，名胜升沉，信在人耶！云栖虎窟，瓶窑市缠，一经名宿，遂而佛日照耀。无从登东鲁之堂而直提西来之旨。云栖之后，学者推仰，顾于兹卓锡也，岂偶然哉？

马用锡所看到的大安寺实际上是大安寺遗址，但是这个原本由布衲禅师创建后经无从禅师中兴现在又成了一片“荒畦败址”几经兴废的大安寺，也曾经辉煌一时，因为“宋治平间，钦赐寺额，故名蓝也”，也像径山寺一样是皇帝赐匾额的著名佛寺。不过，对于像马用锡及其同游宋元实这样的文化人来说，看佛寺遗址有时比看佛寺本身来得更有价值从而也更有兴趣，因为看佛寺遗址是看文化看历史，而看佛寺本身则是看佛像看宗教。说到看宗教，径山上最具宗教感最具佛教意蕴的佛寺应该就是化城寺了——马用锡前往大安寺遗址就“过化城（寺）”。当然，其他游主在自己的游记中也有提到化城寺的，如李縠在《游径山记》中就说“过双溪，抵化城（寺）”；黄汝亨在《径山游记》中说“九日晚宿化城寺”，这个化城寺，原本叫“接待寺”，后来叫“化城寺”或“化城接待寺”，“化城为故宋佛日禅师宣公所创，踞径山东麓。宋时栋宇宏丽，钦赐‘化城’二字。上创重屋，尊而阁之，殿寝门厢，庖廪湢浴，靡不备具”，可谓壮观。实际上，通观《径山志·游记》，径山上历代大大小小佛寺很多，除了径山寺、化城寺、大安寺，还有寂照寺、开化寺、承天寺、永兴寺等等，那么在这么多的佛寺中，我何以要说化城寺最具佛教意蕴呢？这与“化城”和“接待”这两个概念有关。

▲径山寺

化城接待

“化城”这个词出自于《法华经》，该经“化城喻品”讲了这么一个“化城”譬喻，或者说“化城”故事：

如五百由旬险难恶道，旷绝无人怖畏之处，若有多众欲过此道，至珍宝处。有一导师，聪慧明达，善知险道通塞之相，将导众人，欲过此难。所将人众，中路懈退，白导师言：“我等疲极而复怖畏，不能复进，前路犹远，今欲退还。”导师多诸方便而作是念：“此等可愍，云何舍大珍宝而欲退还？”作是念已，以方便力，于险道中，过三百由旬，化作一城，告众人言：“汝等勿怖，莫得退还。今此大城，可于中止，随意所作。若入是城，快得安隐；若能前至宝所，亦可得去。”是时疲极之众，心大欢喜，叹未曾有：“我等今者，免斯恶道，快得安隐。”于是众人前入化城，生已度想，生安隐想。尔时导师，知此人众，既得止息，无复疲倦，即灭化城，语众人言：“汝等去来，宝所在近。向者大城，我所化作，为止息耳。”

可见，《法华经·化城喻品》讲“化城故事”的目的乃是为了借这个故事来说明佛的方便教化（佛教是很擅长通过讲故事来阐发佛理的），其间的道理，限于篇幅又因为与本文的主旨无甚太大关系，兹不赘述，我们还是回到《径山志·游记》吧。从相关的游记中看，“踞径山东麓”位于径山脚下的化城寺乃是游人和香客佛教徒从杭州出发前往径山寺和径山上其他佛寺观光拜佛所必经的第一座佛寺。我们都知道，径山离杭州有五十公里左右的路，按当时的交通条件，人们从杭州启程走到径山脚下的化城寺，已是舟车劳顿，人困马乏，所以一般都会选择在这里歇个脚再往山上走，或者就像黄汝亨那样在此住上一宿“次日即欲朝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化城寺有点类似于现在许多景区在景区入口不远处所设立的“游客接待中心”，正因如此，所以化城寺原来就得其所哉地叫“接待寺”，而且正是起到了接待的作用，可谓名副其实，名至实归。后来，“钦赐‘化城’”，皇帝将寺名改成了“化城寺”，或“化城接待寺”，那么是哪个皇帝呢？且看下面这个比我刚才基于《径山寺·游记》对“化城寺”所作的描述更为周全的介绍：

化城寺是南宋时期（大约公元1215年），由石桥禅师建造的，是径山寺的接待寺，凡是到径山寺朝拜的香客和达官贵人，都要在这里住一夜，第二天早上步行上径山，傍晚下山又到这里住一夜再回程。化城寺名气蛮大，是佛教经典《径山藏》的刊刻所在地，黄汝享撰写的《化城寺记》，徐文长写有《化城寺》诗词，“化城”两个字是南宋宁宗皇帝题写的，由于石桥禅师经营化城寺有方，推荐为径山寺的第三十一代主持，宁宗皇帝赐封石桥禅师为“佛日禅师”。

啊呀！这个“化城寺”原来还是南宋宁宗皇帝（1168－1224）钦赐。看来宁宗皇帝对佛教尤其是对《法华经》或《法华经·化城喻品》还是很了解甚至颇有研究的，难道不是这样吗？《法华经·化城喻品》中的那个“化城”不也和径山脚下的接待寺一样，或者倒过来，径山脚下的接待寺不也像《法华经·化城喻品》中的那个“化城”一样，都是供行人歇脚休息的地方吗？既然是歇脚休息的地方，那就不是最终的目的地———“化城”不是目的地，目的地是前方的“珍宝所”；同样的，接待寺也不是目的地，目的地是山上的径山寺，但是只要你入了“化城”到了接待寺，那就如《法华经·化城喻品》所说的“宝所在近”离目的地不远了。这里话赶话我又不由得想起湖南南岳衡山的广济寺。我曾在广济寺附近看到过一块山石，这块山石上就清清楚楚地刻着“宝所在近”这四个字。听该寺住持宗显师说，这个石刻乃是明朝时候的作品。当然，我不是考古学家，我所关心的不是石刻的年代，而是石刻中反映出来的广济寺和《法华经》的关联。

广济寺位于衡山北麓（也许是西北麓，我不能很确定，反正是衡山的后山或背面），始建于明朝万历年间，后废毁，现在的广济寺乃是宗显法师在原来的遗址上重建。有一条蜿蜒曲折的乡间小道自北向南朝广济寺延伸过来，到了寺旁忽然来了个九十度大拐弯——“宝所在近”这个石刻就斜躺在此拐弯处——变成一条登山歩道直往衡山山顶祝融峰而去。当时我看到“宝所在近”这四个字的时候，就隐约觉得广济寺在历史上跟《法华经》可能有些什么关系，也许这个寺原来是弘扬《法华经》的。后来向宗显法师讨教，才知道寺旁这条九十度拐弯道乃是从湘潭方向来的香客到祝融佛拜佛的必经之路，据说当年毛泽东的母亲、虔诚信佛的毛氏夫人来衡山拜佛就曾走的这条道，说不定毛泽东本人小时候也曾跟着来过呢？根据这个信息，我基本上可以断定，衡山北麓的广济寺，其功能就像径山东麓的接待寺一样，都具有《法华经》中“化城”的功能，也就是说，都是用来供朝山拜佛的信众以及一般的游人行至于此在这里歇脚休息以便“补充能量”继续登山。对于广济寺来说，“宝所在近”的意思是说，到了广济寺，离祝融峰就很近了，大家在这里稍作休息，休息够了，待会继续出发，很快就到祝融峰，就像到了接待寺很快就到径山寺一样。实际上，在我看来，如果我们把眼界扩大，在佛寺不卖门票的中国古代，不但接待寺和广济寺，而且所有的佛寺都具有“化城”的功能，这正如清朝的张潮（1650－？）在《幽梦影》中所说的：

予尝谓二氏不可废，非袭夫大养济院之陈言也。盖名山胜境，我辈每思褰裳就之。使非琳宫梵刹，则倦时无可驻足，饥时谁与授餐？忽有疾风暴雨，五大夫果真足恃乎？又或丘壑深邃，非一日可了，岂能露宿以待明日乎？虎豹蛇虺，能保其不为人患乎？又或为士大夫所有，果能不问主人，任我之登陟凭吊而莫之禁乎？不特此也，甲之所有，乙思起而夺之，是启争端也。祖父之所创建，子孙贫，力不能修葺，其倾颓之状反足令山川减色矣。然此特就名山胜境言之耳。即城市之内，与夫四达之衢，亦不可少此一种。客游可作居停，一也；长途可以稍憩，二也；夏之茗，冬之姜汤，复可以济役夫负戴之困，三也，凡此皆就事理言之，非二氏福报之说也。

在张潮看来，佛寺——当然也包括道观——在你的日常生活中并非是可有可无的，即使你不是佛教徒或道教徒，它们也可能成为你的一时之需甚至解你之所急，比如我们大家都喜欢到名山大川去旅游，而“天下名山僧占多”，到哪儿都能碰到佛寺，而这些佛寺，你如果肚子饿了，可以到那里吃个斋；渴了，可以到那里喝口水；不期而遇到暴风雨或虎豹蛇虺，还可以到里面躲一躲，甚至在那里挂单住一宿也没关系，总之，“客游可作居停，一也；长途可以稍憩，二也；夏之茗，冬之姜汤，复可以济役夫负戴之困，三也”，佛寺所提供的这三个方面的作用，并非是因果报应之类的宗教利益，而是实实在在的世俗方便。张京元在游径山时就深切感受到了这种方便，他说：

……渐入径山，又数里，饭西溪禅院。饭毕，度一石桥，溪流甚迅，过溪皆行竹中，密若芦苇。山益近，竹益深，度可三十里，至洞桥为径山寺界，两僧来迎。……至山半，舆人少歇，庵僧供茗，泉清茗香，洒然忘疲。数里抵寺……亟入僧房少憩。房前后皆古杉银杏，雨淅淅鸣叶间……夜卧枕上，雨达旦不休。

吃饭、喝茶、休息、住宿，这些就是径山上的佛寺为游径山的张京元所提供的方便，有了这些方便，或者说，有了佛寺的方便接待，张京元就可以不饿不渴不累不困精神抖擞地仙游径山了，像唐代诗人张祜（生卒不详）在《题径山大觉禅师影堂》一诗中所说的，成了一个“超然彼岸人，一径谢微尘；见相即非相，观身岂是身。空门性未灭，旧里化犹新；谩指堂中影，谁言影似真”，游来游去，最终游成了佛，哪像我们现在的旅游，游来游去，最终游成了累趴在宾馆床上的一条癞皮狗。

结语

历史上有许多著名的游记，世俗方面的比如《徐霞客游记》和《马可·波罗游记》，佛教方面的比如法显（337－422）的《佛国记》和玄奘（600－664）的《大唐西域记》，它们可都是穿越时空塑造文化的经典，《径山志·游记》在这方面的知名度根本无法与它们相提并论，实际上它压根儿就没有什么知名度，我也只是在查阅佛教资料的过程中偶然看到才借着这次会议的因缘才把它仔细读了一遍。我觉得《径山志·游记》的价值在于游主以旅游人类学的方式告诉我们，一座普普通通的青山，因为山上有了佛寺而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发生了他们所期望的影响，这种影响显然不是刘禹锡（约772－约842）“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之类精神性或宗教性的感召，而是实实在在地接待路过此地的人并力所能及地为他们提供日常所需的帮助和方便，也就是说，佛寺或者说佛山除了有神圣的宗教性还有世俗的接待性，这种接待性使得佛寺不但具有前文所已说过的《法华经》“化城”的功能，而且还颇有点类似于旅店和古代的驿站，但却要比旅店和驿站更能给人以家的感觉，因为旅店要钱而驿站则只是个交换坐骑的地方；同时佛寺的分布密度在某个特定的地区有时也要比旅店和驿站大得多。实际上，我们读《徐霞客游记》，不难发现徐霞客（1587－1641）一路游来，少不了各地佛寺的温馨“接待”和免费“加油”，要不然，他哪能走那么多路爬那么多山？也许是为了感恩，虽然《徐霞客游记》主要是记载自然地理地貌的，但在游记的结尾处，徐霞客还是以云南鸡足山为例，列举了山上山下很多也许是接待过他的佛寺，这就好比在一个学术研讨会的闭幕式上，会议主持人对参加接待工作的会务组人员表示感谢，并提议他们站起来接受大家表示感谢的掌声和注目。在徐霞客所提到的这些佛寺中，就有一个叫接待寺（看来接待寺不但径山有，全国各地其他地方也有）。鸡足山下的这个接待寺，乃是“嘉靖年间，天心和尚跪华首门，遥礼初祖迦叶为师，落发，乃创此寺于山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