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利用文集、方志研究南宋史的省思 文 / 黄宽重 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兼任研究员 摘 要：南宋史事复杂多变，可资利用的典籍为数浩繁，其中士人文集及地方志即为重要研究资源，但从早期受典藏条件之限，到现今已转为丰富泛滥，如何有效掌握利用，增益研究成果与质量，愿提供个人利用心得，供学界参考。其一是认识士人文集的文体性质及掌握版本信息，善用珍善精校文集，并理解不同版本《四库全书》的优劣，择善而用，以确保研究质量；在讨论人物、事件时，宜关注南宋政治变动中触及敏感与忌讳的议题，多方比较、考订，尤须注意时空环境的影响与改变，避免仅以少数史料评价人物。其二，关注方志的特点与不足。方志保存了丰富地方史料，如保留主导编纂的长官丰富的文字记录，并有助于掌握列入方志人物的人际关系；其内容偏于制度及静态的记述，需与文集参照，始能掌握地方社会的发展与变化。 关键词： 士人文集；地方志；版本；点校整理；典籍数字化 前言 学界鉴于《宋史》记南宋史事过于简略且多偏失，因此研究南宋史多倚赖资料繁多的《宋会要辑稿》、士人文集、地方志、笔记小说、各种石刻及文物为重要史料。其中，文集和地方志尤为本人多年来研究南宋史的重要资源，深知这两类史料的重要性；但历时既久，除搜集史事外，本人对其性质及涉及的议题亦多所关注，也曾撰文探讨。谨综合整理个人与学界同道利用文集、方志的经验，提供若干观察意见，敬请同道指教；惟限于篇幅，谨举例简单说明。 一、 南宋的重要性与研究的困境 南宋是赵宋在江南重建的政权，虽然仅历152年，却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很重要的时代，而且由于雕版印刷兴盛，众多士人官僚均记录所历生平事迹、家国要务及其学术思想等，内容极为丰硕而且多样，深具研究价值；但受到两项内外因素的影响，以致学界的研究成果仍难呈现其重要性。 其一是政治因素影响学界对历史的认知，这是海峡两岸宋史同道共同经历且熟知的，其中尤其明显影响对南宋史的全面、深入且客观的了解。同样，宋代史籍庞杂、版本歧异，梳理不易，也是影响研究成果的重要因素。《宋史》篇幅虽多，但仓促成篇，内容简略，论述亦有偏失，非第一手重要史料，尤其缺乏像《续资治通鉴长编》般叙事有序之编年史籍。至于为数极夥的《宋会要》及士人文集、方志、笔记小说、金石文物，则内容繁杂、零散，且重要珍善典籍均藏于各图书馆，不易搜集、整理。受这两项因素影响，南宋史的研究发展成果颇为受限。 但近三十年来，受惠于政治、经济整体环境的改变，顺畅的学术文化交流，搜集整理传统典籍成为风潮，加以政府大力推动，宋代典籍文献的出版成果尤为显著，如《全宋诗》《全宋词》《全宋笔记》《全宋文》等的整理点校，乃至宋元方志等汇集出版，都让原本窘困的研究资源与环境明显获得改善，尤其数字科技引进并飞跃发展之后，更极大地改变了资料保存、流传的方式。纸本与数字资源所形成的新环境，让研究条件大为改善，且其利用方式，势将扭转现有的研究方式。因此，目前的问题，是面对过多的研究资料，如何进一步深入认识传统史籍的内涵，以免流于仅靠“检索”词汇成为研究主流的危险。 当前正逢研究资源极大丰富，研究方法与辅助工具发展神速，为南宋史蓬勃发展的转型时刻，本人愿就长期利用宋代典籍研究南宋史的经验，以对南宋史研究较重要且个人接触、使用较多的文集与方志为例，提供几点不成熟的观察心得，供同道参考。 二、 利用文集研究宜关注的议题 士人文集和方志，都是研究南宋史的重要史籍。在南宋朝廷政策鼓励和社会经济环境改善的有利条件下，通过举业争取仕进的士人激增，受惠于雕版印刷的蓬勃发展，不论任官与否，士人多有记录其亲历的成长、仕宦、参政、议政乃至旅游、生活事迹的习性，甚而整理成文集，进而出版。由于仕历、人际交流丰富多样，所记的文体类型也多，通过士人文集，我们得以更完整地获取个人生平事迹、家族、乡里乃至国家的实况，内容远远超越《宋史》列传所记。不过，文集所留存者多以撰者立场为主，知人论事不免有个人主观的价值判断，也受限于时代环境的局限，这点为学界所熟知，研究时应审慎利用。 除此之外，利用文集尚有两点值得关注。 一是形式性，即文集中不同文体类型的利用。目前南宋士人文集所留存的文体类型繁多，包括奏议、书札、制诰、记、序、表、疏、题跋、讲义、人物传记（墓志、行状、神道碑、圹志）、记文、杂著、诗、词、青词、稿、策问、致语、祝文、赋、铭、表笺、挽词等，类目众多，唯因作者仕历、参政、人际关系及学识经历不同，而有许多差异。目前史学界仍多利用诗、词、人物传记、奏议、书札乃至记、序、题跋作为研究史料，相对而言，制诰、启、疏等文体，其撰述较格式化，因而较少吸引学界注意与利用。但此一现象，近来颇有突破，如王瑞来利用书启讨论南宋荐举，即为显例。此外，“疏”除了佛道常用之外，亦见于请人捐助钱粮，如刘宰即有相关著作传世。而制诰除有助于裨补个人传记之外，其撰述内容亦涉及对个人的评价。可见文集中各类文体，均有研究利用价值，值得深入挖掘，扩大研究资源。 形式性方面，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是应掌握并妥慎利用版本讯息。南宋是士人刊行著作大兴的时代，也是版本较为复杂、成为议题的时期。其一是南宋士人的著作受多种环境变化的影响，其蒐藏、保存与流传情况变化复杂，昔日研究虽多通过收藏家掌握典籍流传，梳理典藏情况、比较版本优劣以为利用，现今则多有点校本可阅读，但亦受点校者掌握信息与学力制约，而有质量优劣之别。目前学界大多利用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费时整理的《全宋文》，此诚为嘉惠学界的重大功臣，但《全宋文》启动计划时，许多珍善版本尚未面世，因此仍有不少遗编或不足。最近不少重要典籍精校本的出版，可以补其缺，如《楼钥集》《洪咨夔集》《吴潜全集》《张浚集辑校》等均属佳作；加上李伟国费时15年补编的《宋文遗录》，对研究南宋史，尤其中晚期历史有极大帮助。 除上述点校本外，本人早期亦发现胡铨（1102—1180）的《澹庵集》和程珌（1164—1242）的《洺水集》也有多种不同版本流传，经由比勘及多方补辑，其内容较《四库全书》本增补甚多。如可补《洺水集》者计26篇，关于程珌生平事迹者达19篇；关于《澹庵集》，有《四库》的六卷本与道光年间刊的三十二卷本，本人在此之外尚辑得87篇，若将三者合辑，虽与本传所述百卷尚有距离，但已有助于掌握胡铨一生事历及高、孝两朝的政事。从这两个例子，可见南宋士人文集的增补工作，仍有发展空间。 其二是《四库》诸本之间的比较。在学界努力下，目前对于古籍整理已有重大成就，但似仍聚焦于增补、修订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其实就已刊布的《四库》诸本内容进行比较工作，仍有其学术意义。1997年由杨讷、吴晓明编辑的《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遗——据文津阁四库全书补》，是世人第一次将两种《四库》阁本的集部进行比对、录异，并以实例说明文渊阁本与文津阁本的歧异及其价值。此书辑录118种文渊阁本文集所遗录的诗文共1160条，增补作者生平事迹共282条，其中以陈东（1086—1127）109条最多，余如吴儆（1125—1183）17条、李纲（1083—1140）48条、李昴英（1201—1257）20条等，均未见于文渊阁本。尤为重要的是所录宋祁（998—1061）《宋景文集》共481条为文渊阁本失收，亦较《全宋文》多394条。而汪元量（1241—1318）《湖山类稿》，文津阁本较文渊阁本多23首诗，这些诗虽亦收录于孔凡礼辑校的《增订湖山类稿》，但文津阁本仍具参校价值，凡此可见《四库》诸本的比较，对研究宋史仍然重要。 此外，尚可发现文渊阁本错简、脱漏之例，如王之道（1093—1169）《相山集》卷二一《故武节大夫陈文叟墓志》（第6下—9上页）应与《赠故太师王公神道碑》的脱误有关，此恐系抄录自《永乐大典》时失误所致。文渊阁本《慈湖遗书》卷一八（第29下—31上页）所录《宋杨公伯明封志》与《宋慈溪线孙孝子墓志铭》其实是由四篇墓志资料割裂而来。 此外，本人曾发现两本《四库全书》的底本，一是藏于台北图书馆的崇祯己巳刊本《洺水集》，为文渊阁本的底本；二是在傅斯年图书馆发现其所蒐藏的《可斋杂稿》为《四库全书》的底本。经比勘后，曾撰文举出《四库》本关于民族意识的篡改、抽换与补遗。 除了上述掌握、认识士人文集的文体性质，以扩展研究议题及掌握版本情况，寻找精良的点校本，以及了解学界引用频繁的《四库全书》的问题之后，选择珍善版本，以避免遗误，确保研究质量外，在研究南宋史时，更应了解南宋建立政权以致内外政情复杂且频繁变动，由此所形成的政争与人事纠葛，其影响极为重大。参与其事的官僚如何记录与评述所历事件，可谓极费苦心；他们或隐晦而言，甚至有所禁忌，为避免因言而招祸，不少人待事过境迁，才又见记事。这种因政治环境变动而影响知人论事评价的现象，虽然非常重要，却不易察觉，研究者往往径以一时之论为确论，以致有所遗误，甚至遭受误导而不自知。其实厘清南宋政治生态变化及其与文献记事的关系，是认识南宋政权特质的重要视角。 因政治敏感，时人习于采取忌避的因应策略，特别是为宰执重臣撰写行状、墓志的文字，在涉及宋金关系及高、孝二帝的敏感政治议题时，都避免具体触及，事例甚多。例如在金海陵王（1122—1161）南侵时，坚持高宗亲征并撰写亲征诏文的陈康伯（1097—1165），对稳定时局贡献最大，但他在乾道元年（1165）死后，仅获“文恭”的谥号，而且在神道碑中，对高宗的避战及康伯力主亲征的态度，都简略带过，到绍熙五年（1194）孝宗逝世、他配享孝宗后，朝廷才借题跋墓志，阐扬他抗金的主张；同时他所撰的亲征诏书重新问世，也才再度唤醒世人对他抗金事功的认识，直到嘉泰元年（1201）改谥“文正”，让他获得身后的哀荣。更显著的事例是朱熹（1130—1200）的好友魏掞之（1116—1173），他于乾道五年（1169）六月抗疏批判孝宗召回近侍曾觌（1109—1180），孝宗十分介意，到乾道九年（1173）魏掞之死，张栻（1133—1180）写墓表、朱熹写墓铭，二人对此事的过程均以“于是时事有安危治乱之机”的文字带过，22年后即庆元元年（1195）朱熹在《跋魏元履墓表》中说当时未能评述，是“时觌势方盛，熹窃过忧，恐贻异时丘陇之祸，故不欲察察言之，而敬夫复表其墓，亦放此意。故常私念，使吾亡友尽言之忠，不白于后世，其咎乃繇于我，每窃愧焉”，于是再写跋文，“因得追补志铭之阙，庶有以慰元履于地下，而自赎其顾望回隐之咎”。 此二例表明利用史料讨论南宋各朝敏感的政治问题及牵涉的人物、事件，都需要更为谨慎小心，多方考察，详细比较、考订，探询时间差与源流变化，才不至于陷入研究盲区。 在政局复杂多变的南宋，有不少士人官僚为避免影响仕途、确保其职位，广泛建立人际关系，也不免转身投向新执政者，以顺应时势，但在其个人传记中都被隐晦、简化或抹去处理。若缺乏相关史料，对照时空因素与人际关系，实难以仅凭个人传记作为评价人物地位的依据。这一点在探讨南宋中期兼涉学术与政治、经历多样且形象复杂的人物时尤须注意。举两例说明： 其一是被视为推动党禁的核心人物何澹。他于乾道二年（1166）中进士，此后五十余年间出入朝廷、地方，是南宋中期纵横捭阖于政坛的名宦，其中尤以弹劾赵汝愚（1140—1196）、惩治道学分量最重。李心传即认为他“主伪学之禁者凡六年”，但他却在韩侂冑（1152—1207）被杀、史弥远（1164—1233）掌政后，先后任知建康府、知江陵府等要职，且得与被禁的叶适（1150—1223）、楼钥（1137—1213）、卫泾（1159—1226）等人往来密切，显示其转变关系之复杂。其二是曾列名党籍的项安世（1153—1208），他曾为道学门徒，及卷入党禁风波之后，先回避与师友的联系，既而赞成韩侂冑北伐，对恢复抱持乐观，投身在新执政团队中。这些转变的轨迹，在《宋史·项安世传》或其个人著作中，所记均甚为简略。这两个案例显示，研究南宋史事时，不宜只靠个人传记或少量资料即评断其成败功过。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南宋朝廷对象征荣誉的谥号的颁赐过程，也能看到时空环境和人物评价的密切关系。宋代赐谥程序和级别，在《宋会要辑稿》礼五八和《宋史·礼志》中都有规定，凡有具体事迹、有功朝政的高官名儒，都获谥号，以示尊荣；在其传记中，则特别标列。由于极少说明赐谥时间，因此多以为传主死后即获荣衔。但细考相关资料，可以发现许多名宦是在死后数年甚或数十年之后才获谥号，显然与政局即人事纠葛有关。这类例子很多，在此仅举三例说明： 一是从韩侂冑执政时受到禁锢到史弥远执政后得到推扬，原本无法达到赐号标准，甚至遭罢的道学家，如朱熹、吕祖谦（1137—1181）、张栻、沈焕（1139—1191）、舒璘（1136—1198）、陆九渊（1139—1192）等人，在政局改变后随之获谥，此余风甚至及于周敦颐（1017—1073）和二程（程颢，1032—1085；程颐，1033—1107），此外也包括黄榦（1152—1211）、陈亮（1143—1194）、尤袤（1127—1194）。二是官职虽未达赐谥标准，但因曾任皇太子的老师而受谥，如胡沂（1106—1174）、陈良翰（1108—1172）。三是宰执大臣因受政治变化而延迟获谥，例子极多，如李纲死于绍兴十年（1140），至淳熙十六年（1189）高宗死后一年才获“忠定”谥号，相距50年；王伦（1084—1144）死于绍兴十四年（1144），到绍熙元年（1190）才获“节愍”谥号，前后间隔46年；虞允文（1110—1174）死于淳熙元年（1174），到绍熙元年（1190）才获谥“忠肃”；赵雄（1129—1194）死于绍熙四年（1193），到嘉定二年（1204）获谥“文定”；辛弃疾（1140—1207）死于开禧三年（1207），至德祐元年（1276）获谥“忠敏”；史弥坚（1166—1232）死于绍定五年（1232），到淳祐二年（1242）才获“忠宣”谥号。其中李纲一生主战，是两宋之际重大政治事件的亲历者和决策者，死于和议弥漫的绍兴十年（1140），却无谥号，直到淳熙十四年（1187）十月高宗死后，宋廷才议谥，十六年（1189）孝宗内禅前定谥为“忠定”。因采石之役获孝宗赞赏的虞允文，曾独相两年，甚得信任，后请抚西师为入关中计，但入蜀后无所作为，孝宗甚为不满，直到四年后门人赵雄入相，才使他获得“忠肃”谥号。 三、 利用方志研究宜关注事项 地方志是认识中国州县事务的基础文献。它的起源甚早，但到宋代才将地理、制度、人物、风土结合成地方州县编纂的体例，同时兴起编纂风气，到南宋更盛，成为由官府与当地缙绅共同组织规划、合力撰述的地方文献。其内容除山川、制度沿革之外，尤着重于阐扬先民开辟本地的传统及其事迹，兼及风俗名胜、举业名录等，无不意在彰显乡里的荣光；而从税赋、财政、吏治，也体现中央治理的深入，兼及官、民协力折中解决地方纠纷，化解矛盾的各种努力与措施。在宋以前，仅能看到相关史书对地方政治社会的零散记述；可以说到宋代，地方志成为认识地方政治和社会最重要的一手史料。 朝廷重视地方志书，并有计划地编纂，虽然起于北宋，但到南宋才成为风气。各地相继展开编纂，文风甚盛，富裕的江南州县遂将修纂方志视为家邦盛事，如嘉定八年（1215）刘宰（1165—1239）即认为史弥坚编纂地方志，是“尽还承平文物之旧”的壮举，因此，企图心较强或雅号文教的地方长官，都在兴学或从事建设之余，组织地方士人致力于编纂地方志。江南富盛州县如明州（庆元府）、临安府、平江府、绍兴府、镇江府、建康府、福州，都曾相续修志，且内容多元、丰富，让学界对南宋的地方社会有较完整的认识，也可补正史或舆地纪事之不足，有助了解中央与地方间的互动关系。在地方志中，其活动的主体是低阶士人官僚、胥吏、地方豪绅及争取仕进的士人，以及一部分返乡待阙或引年致仕的乡居士人。他们共同建构乡里社会及推动的各项营建成果，是认识地方政治秩序运作的基础，更彰显本地的特色。 宋元方志数量不多，涉及的版本问题不似士人文集复杂。以目前情况，利用1989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宋元方志丛刊》8大册，另加《永乐大典》所辑，当已完备。但细看方志的内容，有三种情况值得留意： 首先是不少方志对推动编修方志的长官之各项施政建设皆留下记录文字，有的甚至篇幅极长，这些文字对了解当时地方建设有所帮助，也可补辑这些长官的著作，具有学术意义，但也可从中反映传统社会的官场文化，如《嘉定镇江志》之于史弥坚，《景定建康志》的马光祖（1200—?），《咸淳临安志》的潜说友（1216—1277），以及《开庆四明志》的吴潜（1195—1626）。特别是吴潜，他是晚宋重要宰执，历事繁多，但因得罪贾似道（1213—1275）而遭罢死，留存史料相当有限，仅见《履斋遗稿》四卷（文渊阁《四库全书》）及《许国公奏议》四卷（《十万卷楼丛书》本），但《开庆四明志》十二卷中几乎每卷都有他的文字，甚至诗文，这是了解他宝祐年间事迹极为重要的史料，足以补其文集之缺；可惜长久均未受重视，幸现由汤华泉编校之《吴潜全集》，已将上述诸书汇整刊行。 除当地长官的文献、事迹外，尚值得注意的是，地方人物因特殊的机缘而得以列名地方志的人物传中，更显示官场文化的巨大影响。这从《宝庆会稽续志》收录的人物传记，就可看到当地长官汪纲（?—1228）为迎合宰相史弥远，遂在人物传中增列其岳父潘畤（1126—1189）、老师孙应时（1154—1206），潘、孙其实是低阶士人官员。孙应时的后人在这个机缘下，又获官员协助，编纂三十二卷《烛湖集》出版，让这位仅任低阶官员、事功不显却笃志实践的道学追随者的一生事迹得以被保留下来，而为世人所知。此外，在汪纲的影响下，南宋初年名宦李光（1078—1159）的事迹更获得改述。李光因反对秦桧（1091—1155）主和而被贬死海南岛，他的事迹在《嘉泰会稽志》中约有800字，但《宝庆会稽续志》则主张前志中“李光事迹尤多舛误”，因此大力更正，增加他和秦桧角力的细节，全文增至2000字；李光正是潘畤的岳父。这类记载于《宝庆会稽续志》实所多见，这种现象即反映了政治环境与官场文化的密切关系。 方志固然是研究南宋地方社会的重要典籍，不过方志的撰述内容偏于制度性或静态的记录，而且纳入记录的人物层级，虽不及列入正史本传者所具有的全国知名度，但仍有事迹可稽，或位居官职，或是豪富之人，由此显示方志对地方事务难有动态的掌握，对众多庶民家族也较难观照，显现其内容的局限性。为弥补此一不足，需要借助该地乡居士人或曾履职官员的文集来对照、印证，才能对基层社会的环境、生态和结构有更完整的认识。如从晚宋乡居士人刘宰记录并反映边区镇江受到政治变动的冲击及庶民社会生态，与两本《镇江志》结合观察，就能更贴切且生动地反映地区社会与国家政务的紧密关系。 结 论 南宋的典籍文献非常丰富，但版本繁多，又分藏于不同单位，早期研究者在搜集史料之余，尤需费心辨析版本，以免影响学术质量；台湾的出版界虽然刊印了若干典籍，但数量不足，加以早年海峡两岸隔绝，这些因素皆让早期研究者在利用时极为不便。及至90年代，受惠于中国自80年代起所推动的古籍整理计划，情况有明显改善；加上两岸交流频繁，书籍流通更为便捷，版本更为多样。到2000年以后大规模集体性点校成果陆续推出，名家精校个别士人文集及补遗工作也陆续完成，既大为丰富研究资源，也避免了版本影响质量的弊病。再辅以数字科技的发达，各类资料库广泛流传，两相配合，研究南宋的史料数量从贫瘠趋于丰富，质量亦大有提升，是研究上的一大改变。这是南宋史研究发展的一大契机，对研究者而言也带来挑战。面对此巨大转变，相信同道都有思索与应对之道；本人既不谙电脑技术，又已退出职场，对此议题不敢多赞一词。 不过，鉴于近十年来，北京大学历史系苗润博教授致力发掘宋代重要典籍，细致探索其源流，梳理其版本，推动文献内涵的深度研究，加上《文献》等古籍整理学刊，通过严谨的审查，刊登优秀考索论文，让文献研究蔚然成风，成果十分显著，已然引领坚实治史学风的成长，是可喜的现象。笔者拟从个人以传统治史技艺研究南宋史的经验，追随同道之后，总结上述观察，简述几点浅见，作为本文的结论，敬请不吝指教： 一、 充分认识文集中不同文体的性质与内涵，及其对不同历史议题研究的价值，善加阐扬，以开发新的研究议题与视野。 二、 南宋内外政治环境复杂多变，政局变动迅速，执政、人事更迭频繁，尤其因受时局变动的影响，在利用史料、讨论相关人物的关系与评价时，应注意时序，多方参考，避免过信单一记录。 三、 方志是丰富吾人了解南宋地方发展及与中央互动的重要资料，但也要认识编纂背后的政治因素、人际关系及其静态描述等不足。 四、 南宋时代的中国，时局复杂，变化多端，文集、方志、笔记小说及石刻出土文物，对各层面均有涉及，宜充分检视、结合利用，不宜偏废。 五、 正视数字科技对人文研究的冲击与影响，关注其发展趋势，筹思应对之道，唯宜充分掌握文献精确意涵，勿全靠检索所得词汇研究议题，以免丧失人文研究的主体性。 感谢原文作者及发布媒体为此文付出的辛劳，如有版权或其他方面的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杭州文史网观点 | 
